躲不过的培训骗局，一家能“提高专注力”的行为治疗中心

在家门口的幼儿园里随便上了几个月大班后，我进入了一所在朝阳区称得上区重点的小学。

2001年，为了能上这所小学，也是要颇费周章的。用Word排版，再送到打印店彩色印刷，装帧成册，这样的简历册子印了五十多份，我妈亲自跑了全北京最好的一批小学，挨个投了简历，才争取到了机会。

但这所小学里的其他孩子可跟我完全不一样。人家都是恨不得掌握的英文单词量超过1500个的学霸，各个都会背唐诗宋词三百首。跟这群“小孩精”在一起，我就更像一个“失了智”的灵长类动物了。我开始厌学。特别是，当发现上学居然还要遵守校规时，我就更不喜欢上学了。

自幼孤独成长的我，不擅长和同学们交往，没见过他们手里的水浒卡和戒指糖。我的穿着打扮不是很“城里小孩”。同学们瞧不上我，不屑与我为伍。

至于校规，我更是觉得那都是天方夜谭。我没有上过学前班，也没有在托儿所学习过上课时要把双手背到身后的意义。我总是叉着两条腿坐在椅子上，晃悠着脚，还目无旁人地哼着歌。钢筋水泥做的教学楼，在儿时的我眼中与爷爷奶奶家后面的小山头无异。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我的游乐场。我的班主任一直在忍耐，直到有一天，我违抗她的指令，大摇大摆地在上课时间从教室里走了出去……

我的班主任是个相貌清秀、语速飞快的语文老师。事情发生时，她正在教我们拼音。班里其他所有小孩都上过学前班，拼音这种简单的内容，他们早在学前班和课外补习班就学过了。因此，班主任无心认真讲解，只是快速地略讲了一遍，就开始考试。

考试的方法很简单：班主任把拼音写在黑板上，让我们念。谁念对了就可以出去跳皮筋、打篮球。我身边的小伙伴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只有我每次都念不对。我不停地站起来回答问题，期待着能撞上大运给蒙对了，但每一次我都失败了。听着窗外同学们的欢声笑语，我恼了，干脆站起身直接走出了教室。

那时候的我，仍旧没把奶奶多次强调的“规矩”放在心上。

班主任大喊着追出来，叫我回教室。我没有理睬她，抱着篮球往操场跑。班主任喊住我，说要叫我的家长了。我显然没听懂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我一想到“天呐，我可以见到妈妈了，她加班好几天没和我见面了”，赶忙开心地告诉她：“你叫啊！”

我的兴奋被班主任当成了挑衅。

那天下午，妈妈疲惫地从公司赶了过来。她听完班主任对我的控诉后，不但没有对我发火，还被我气笑了。

“你怎么不听老师的话啊？”她逗我说。

我义正词严地回答：“我要出去玩啊！”

“你把知识掌握了，才能出去玩。”班主任教育我。

“你没教啊！”我向妈妈告状，“她没教我！”

说实话，这事儿可能真不怪班主任。全班只有我一个没接受早教，她又怎么能只为了我而拖慢教学速度呢？如果她真的这么做了，那岂不是对其他孩子不公平？也许我上了早教班就没这么多问题了。

班主任气急了。她严厉地批评我妈妈，那些话具体我记不清了，但大意就是，她没见过我妈妈这么当家长的。她认为我上课搞小动作、说话、抖腿，是多动症的表现。

我妈妈，一个淳朴的“理工女”，一听到“多动症”这3个字，马上心慌了。这种心慌与当初我不会数10，她就带我去医院检查智力时的心慌相似。她认为我有病。我妈妈就像所有“鸡娃”的父母一样，相信“科学”、迷恋指标、爱好分数，而“多动症”则“科学”地为我妈妈建立起了一个疾病的“指标”，并且在班主任的暗示下，她坚信这会影响我的“分数”。

那天傍晚，我妈妈忐忑不安地拉着我走出校门，穿过一众在学校门口给焦虑的家长发补习班宣传单的人，正要骑上脚踏车载着我回家，她听见人群中有人吆喝：“提高孩子专注力，告别顽固多动症，每天都考双百分！”

这句话让我妈妈停下了脚步。她走过去和发宣传单的人聊了几句，低落地告诉对方我可能有多动症。一听到“多动症”这3个字，发传单的人马上激动了。他告诉我妈妈：“你女儿不服管，这就叫反社会！反社会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再不去治疗，她以后是要走弯路的！”

说罢，发宣传单的人给我妈妈递上了一份招生简章。

我妈妈当晚就拉着我坐上一辆小面包车，跟着这位发宣传单的人去了他们那家位于“宇宙补习中心”——海淀黄庄的培训基地。

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的我们真是愚昧。这个发宣传单的人没有任何医疗资质就敢对我妄下诊断，他的宣传词也夸大其词、毫无逻辑。这家治疗中心也没有任何医疗或培训的资质。我上初中后，就听闻这家治疗中心已经被查封停业了。然而，当今的线上和线下教育市场上，此类毫无资质的辅导班依然存在。蒙眼识字、量子波动速度、全脑培训……即使过了十几年，焦虑的家长们在网上随手一搜，还是可以发现不少教学方法违背教育常识，旨在通过套路骗钱的商家。

不过，有一说一，我去的这家治疗中心在当年装修得还是很高级的：到处都是擦得干干净净的玻璃门，地上铺着色彩斑斓的柔软地毯。治疗中心的工作人员穿上白大褂就成了“博士”，脱下白大褂居然还能给我们做“营养晚餐”。也不知道他们是工作能力比较全面，还是这家治疗中心不想花钱雇个专业的厨师。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博士们”给我做了一套长达3小时的，现在看来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系统性测试”。测试结果表明我有如下多种疾病：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我比其他孩子爱抖腿）、先天性行为规范障碍（被治疗中心的“博士们”形容成早期的反社会人格障碍）、青春型分裂症（我认为他们给我的小卡片上画的是树，但他们认为上面画的是鸟）。

这几个名词现在听来都觉得吓人，更何况是在信息“闭塞”的2001年。当天晚上，我爸爸就骑车跑到他大学母校的图书馆，疯狂查阅文献，想弄清楚这几个花里胡哨的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二天早上，他黑着眼圈回到家后，跟我妈妈说：“咱得救救孩子！”

我猜是图书馆里的弗洛伊德和荣格把我爸爸给吓坏了。

于是，我父母咬着牙给我报了这家中心的昂贵的行为治疗课程。每周五晚上，当别的小朋友都在外面愉快地滑轮滑、跳皮筋的时候，我却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从团结湖去海淀黄庄，参加儿童行为治疗……

现在想想，这家治疗中心八成是骗钱的。因为他们的治疗方法极其简单粗暴。6个小朋友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每个人面前摆着一堆乱七八糟的塑料小棍儿。“博士们”让我们拿着一根小棍儿把其他小棍儿一根根地挑开，再整齐地码列在桌面上。他们声称这可以练习我们的专注力。可问题是，不管得了啥病的孩子，都是在那儿挑小棍儿。

我就在那儿凄惨地挑了好几个学期的小棍儿。

有时候我还得把小棍儿带回家挑，当成作业。就连来我家看望我的奶奶，都忍不住摸摸我的头，对着我面前那堆小棍儿骂一声：“这倒霉孩子！”

在这家治疗中心里，我认识了不少和我一样被“博士们”判定为“有病”的小孩。印象比较深的是和我同桌的3个小朋友：一对被诊断为青春型分裂症的双胞胎姐妹和一个有抽动秽语综合征的男孩。

双胞胎姐妹的年纪比我大，得有十一二岁了。她俩学习成绩挺好的，也很受学校同学们的欢迎。只不过因为她俩总是在家里撒谎，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就被她们的父母送到了治疗中心。我问过这两位小姐姐，她们到底说了什么谎话，但她们坚称自己没有撒谎，只是父母不相信她们在学校失火的时候拯救了全校师生罢了。

不过她俩的学校真没失火。她俩是真需要更可靠的心理咨询和行为治疗。

这对双胞胎姐妹比我先从行为治疗中心结课。她们把挑小棍儿视为一种惩罚。我不认为她们的病治好了，她们只是不再把脑子里的幻想说出来而已。我高中时还通过人人网找到了这两个姑娘。那时候，她们已经大学毕业了，妹妹即将结婚，两人看似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但我不知道她们在未来会不会像自己的父母一样，把孩子送到这样并不可靠的行为治疗中心。

另一个男孩的症状比较严重，甚至影响到了我们这桌的所有人。我们挑小棍儿的时候，这个男孩就坐在桌子前一边挑一边骂脏话。每次他骂得都不同，还带着口音，估计是从家里长辈那里学来的。而且他不光骂，他的脸和右胳膊还在一个劲儿地抽抽。他一抽抽就会把那一堆小棍儿弄乱，然后“博士”就会走过来帮他重新堆好。一旦要重来，他就骂得更凶了。

孩子的模仿能力是极强的，尤其孩子很难分辨什么是应该模仿的，什么是不该模仿的。“看起来好玩”往往是最简单的衡量标准。于是我们每次上课都特别期待从他那里学几句新的脏话。他在那儿骂，我们整桌小孩就跟着起哄。搞到最后，“博士们”不得不让那个男孩单独坐一桌，以免他影响到其他小朋友。

直到我离开这家治疗中心，那个男孩都没能治好他的病。我想，这或许也是对病情的一种耽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