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湘南
2020年8月，海天出版社推出“深圳新文学大系”系列书籍，包括李扬主编的《深圳新文学大系“新都市文学”卷》《深圳新文学大系“打工文学”卷》，孙民乐主编的《深圳新文学大系“非虚构写作”卷》《深圳新文学大系“底层文学”卷》，以及邓一光主编的《我的深南大道——深圳诗歌四十年》《我的光辉岁月——深圳散文四十年》，这套书对深圳特区四十年的文学书写做了大致的梳理。从具体的作品到理论架构，这套书对深圳文学研究者是一个很好的线索。
在此之前，“南方叙事丛书”于2019年4月出版第一辑，这套丛书包括四本诗集（谢湘南《深圳诗章》、余文浩《早晨在植物园》、吕布布《幽灵飞机》、何招鑫《北面的山》），六本散文集（赵倚平《深夜记》、叶明镜《走过这片田野》、倪海兰《风从晒布路吹过》、罗松生《笔下山川》、蓝运彰《深圳情浓》、梅玉文《遥远的童话》），一本小说集（西西《阳光正好》）。这套丛书获得罗湖区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支持，由罗湖区作家协会推出，这些作品充分展现了一群生活在深圳的作家、诗人当下的创作状态。
十一位写作者多数住在罗湖，他们的写作与深圳的城市生活与城市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正是此时此地的火热生活体验，形成了他们各自的叙事轨迹与写作风格。正如吴亚丁所言：“关于‘南方叙事’，我们其实是想表达一个梦想，一个关于深圳文学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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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叙事”这一概念于2014年，由时任深圳市作协副主席、罗湖区作协主席的吴亚丁与深圳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汤奇云提出。吴亚丁在“南方叙事丛书 第一辑”的总序中曾有详细描述：“作为深圳文学的参与者，同时，也作为《罗湖文艺》的主编，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2014年那个秋天，我们首次在《罗湖文艺》提出‘南方叙事’或‘南方写作’的概念。不，岂止是概念呢？事实上，那一年，我们正急切地期待一种全新的命名，来概括和诠释当代深圳文学的写作。”
他们认为，“深圳当代文学，经过数十年的创新与发展，正在步入一个更具宽度与深度的活跃期。作为受惠于改革开放、日益繁荣发展的深圳文学，理应得到世人更多的关注与重视。在这充满希望之地，在这最具活力的南方经济之城，深圳的文学，更加迫切地需要寻找到自己的发展坐标与路径，需要认清自己的未来与使命。我们共同认为，深圳文学应该赓续和弘扬自屈原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融合和发展源远流长的南方文化基因，在理想的旗帜下，承继古老而新锐的文学梦想。基于此，我们想给深圳文学的旗帜，写上这样的大字：‘南方叙事’，或者‘南方写作’。”
关于“南方写作”，近年来国内文学理论界、批评界多有热议。《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一文，杨庆祥提出“新南方写作”这一概念，他从阅读海外华人作家作品切入，所指认的“南方”更为宽阔，包括广东、广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在此文中，他列举了几位关注到的作家，包括身处广东的王威廉、陈崇正，海南的林森，广西的朱山坡，香港的葛亮等。他从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经典性四个维度，对“新南方写作”的理想特质做出界定。
在2022年1月5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诗人冯娜对话陈崇正，谈及“新南方写作”的自觉。冯娜认为，一批“新南方作家”的文本为人们展示了诸多关于南方的独特地理、文化和精神想象的“新南方经验”。
可以说，“新南方写作”概念与从深圳罗湖发端的“南方叙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南方叙事”提出之初，更是立足深圳的写作实践，是基于深圳文学现状与发展的一种思考与呼唤。其时，以《罗湖文艺》等文学期刊为平台，推出了一系列深圳作家、诗人的作品与评论专辑，形成了一定的文学声场。
据我了解，近年来，深圳市作协以及各区作协，包括海天出版社、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都在组织关于深圳文学作品的出版及研究，推出过一系列文丛，如“深圳当代短小说8大家”、“深圳网络文学拉力赛精品文库”、“新城市文学理论丛书”、“深圳新锐小说文库”、“我们深圳”文丛、“深圳文学研究文献系列”丛书等。
这些作品、文本以及理论的梳理与建构，从不同角度与层面，展现出南方叙事与南方写作的特质，呈现深圳作为文学现场的写作景观。以“南方叙事丛书 第一辑”为例，这里面有个体写作者清晰的面貌，也很好地呈现了一组写作者群像。这一群像是深圳作家扎根于此进行文学创作实践的缩影——也是在时代的巨变中，在城市化背景下，为现实写作、为梦想写作、为生命写作的一个可供观察的典型样本。这一样本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可做个人化微观言说的逐一分析，也可放大至讲好中国故事的南方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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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为，“南方叙事”首先代表了一种写作立场与价值取向，这一立场，源自中国改革开放的精神谱系，扎根于现实生活土壤的文学想象与真理探寻，它根植在深圳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我们甚至可以将这种精神立场溯源至邓小平南方谈话。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等政治思想话语，个人认为这些思想资源，不仅是深圳搞活经济的指南针，它也是一种文学话语，是“南方叙事”生动形象、直接有力的精准表述，是生活与工作在这块土地上的写作者的创作原动力。
“南方叙事”就是基于改革开放精神资源的文学实践，是一种探寻各种可能性的写作价值立场的展现，从母语出发，从火热的现实与生活现场出发，从时代性出发，从文学的本质出发，从活生生的人出发，去建构我们时代的文学景观与精神图谱。它是城市的，也是超越城市的；它是地域的，也是超越地域的；它是当下的，也是连接过去与指向未来的。吴亚丁所言，“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南方叙事’，并不单纯是一个地域或方位的概念，而是一个突出人与文学的双重自觉的文化概念。我们心目中的‘南方叙事’，尤为关注它的世界意识和现代价值”，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判断。
当然，一定意义上，“南方叙事”也是一种方法论，尤其是当它与叙事学联系起来时。首先它明确了一个写作主体；再者它树立了一个言说空间；第三它创造或者说预设了一种表达氛围；第四它有源自民间的活力与结构（移民城市与开放性社会强大的流动性）；第五它将写作行动转化为媒介与符号，本身是对写作的激活。写作主体、言说空间、表达氛围、民间活力、媒介属性五者糅合，形成了“南方叙事”的写作向度与方法指引。
汤奇云在《移民文化与南方叙事的诞生》（《罗湖文艺》2019年第5期）中曾探讨过“南方叙事”的逻辑起点与传统文学叙事的差异：“深圳文学叙事对新兴市民社会的伦理（既包括了家庭伦理，也包括了职业伦理）建构，既是对‘五四’启蒙文学的超越，也是对90年代盛行的新写实文学的超越。仔细想来，这双重超越的背后，恰恰是基于深圳作家对传统情义叙事的继承与捡拾。他们在应对现代城市生活中的孤独病症时，本能性地将传统情义审视与现代理性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得他们的文学叙事，既顺利完成了对当下都市人生的写实，又表达了他们对新的社会人伦关系的期盼。如此说来，深圳作家所声称的‘南方叙事’，就不仅仅是他们所倡导的一种创作方法论，更是一种嫁接了现代理性文明而形成的新的人学思维方式。他们力图通过这种新的人学思维方式，重新定义自我，并进而重新定义他们的文学意义。”
这是从写作主体上去思考写作向度与文学意义的崭新呈现。当然，界定“南方叙事”的写作特质，还有更多的向度与更广的文本。纵观现有的深圳作家的作品，展现出“南方叙事”特质的作品众多，如邓一光、南翔、吴君、蔡东、曹征路、盛可以、丁力、吴亚丁、郭建勋、钟二毛、薛忆沩、谢宏、厚圃、旧海棠、陈再见、孙向学、戴斌、林棹等人的小说；李兰妮、黄灯、慕容雪村、萧相风、南兆旭、王国华、涂俏、张黎明、聂雄前、秦锦屏、虞霄、钟芳、廖虹雷等人的非虚构作品与散文；王小妮、吕贵品、黄灿然、孙文波、从容、何鸣、谢湘南、阿翔、远人、莱耳、谷雪儿、桥、张尔、樊子、太阿、赵目珍、远洋、孙夜、宝蘭、一回、余丛、余文浩、吕布布、阮雪芳、兰浅、陈末、赵俊、程鹏、郭金牛、李晃、何招鑫、李双鱼、居一、不亦、叶耳、刘郎、姜二嫚等人的诗歌，等等。
当然，这一名单还可以相当长地开列下去，因为深圳作为一个写作现场，在四十多年的累积中，已逐渐呈现一个文学城市的储能，只是尚未有人能系统地发掘其内在书写与繁杂的文本，从而形成一种人类城市建设史上的奇迹般的文学脉络与文化景观。个人觉得已出版的“深圳新文学大系”，也只是呈现了深圳文学的一个侧面而已。而如果从“南方叙事”与“南方写作”的概念上去梳理，深圳文学亦将展现出全新的面貌。作为写作现场的深圳文学，明看是深圳的文学史，隐匿其中的其实是深圳的城市发展史与改革开放图景下风云变幻的精神图谱与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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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写作立场延伸到艺术特色，个人认为“南方叙事”正在构建的是一种新的家园感。如果我们的现实生活正被各种力量进行“解构”的话，那么文学书写或者说致力于写作这一行动，无疑是一种精神建构。尽管作家与诗人的写作是个人化的，却有物理空间与生活背景上的大致同一性，不管是以深圳为背景，还是以粤港澳大湾区为言说空间，还是像“新南方写作”概念所指认的更宽阔的南方。作为地域写作的模型建构（我更愿意将其看作是南方精神的语言与视觉呈现），它其实展现出了一种现代世界诞生以来，如何建构精神家园的深层叩问。
今天的时代，我们所生活的家园，在现代（观念）的冲击与洗刷下，已完成了无数次的改头换面。作为生活于斯的写作者，我们怎样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怎样展现对自身历史的理解？我们怎样呈现对周围世界的观察？我们是不是进入了一种文学生活，诗意的栖居距我们还有多远？还是只能在虚构中实现？这些都是摆在写作者面前的问题。这也就是我想要强调的“南方叙事”对建构我们自身的精神家园的重要性。
以林棹202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潮汐图》为例，这是一部具有典型南方叙事特质的小说。它以“我是虚构之物”展开叙事，以魔幻故事写岭南风物，以一场穿梭于东方与西方、历史图景与生活现实之间的旅行，展露出极为独特的书写视角与语言景观。她的叙事基调构筑了近、现代史上的珠江三角洲的开放图志，以巨蛙之眼观世界、话南方，呈现出光怪陆离的现代世界的神话原型。它自然也具有“新南方写作”所提的“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等特质，我们甚至也可以赋予它探究了时代精神、历史命运这样一些关键词。从阅读体验上讲，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虚构性的“历史写作”，它让南方、让广东的历史在一个奇幻故事里摇曳生姿。
从“历史写作”角度归纳，在“南方叙事丛书 第二辑”中，我们同样呈现了可供阅读的扎实文本，如有记述罗湖近代以来一百多年历史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大罗湖》（刘深著）、有写保障香港生命线的东深供水工程的《水向高处流——“东深供水工程”实录》（胡忠阳、李健辉著）、有讲述东江流域境内革命故事的《红色东江》（尤波、明勇著）。这三本书，从不同视角书写了罗湖的大历史，套用克劳福德对《到芬兰车站》“观念的旅行”的评语，从对罗湖历史的书写的阅读中，也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精神的宏大背景与起承转合，看到这一观念在我们时代的旅行轨迹。
“南方叙事丛书 第二辑”有历史的维度，更有当下的书写；有非虚构的真实展现，也有诗意的凝练与升华。如尹维颖的随笔集《生活在深圳》，作者以灵动的笔触呈现了深圳众多有趣的文化与艺术现场，描写了这个城市中那些着迷于艺术与艺术生活的人，是都市游牧者的心灵地图；欧阳德彬的小说集《我想去趟布拉格》，充满了对异文化的想象，他讲述的故事中洋溢着青春的骚动，透过一个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营造出南方的潮湿与氤氲氛围；程鹏的诗集《崇高的沉睡》是一曲献给母亲的颂歌，是诗人对精神故乡与成长过程的诗性回望；诗歌选本《春风写罗湖》（谢湘南主编）则有如一抹城市的精神剪影，突显春风的沐浴，是诗歌地理志，亦是深圳诗人对城市生活的诗意呈现，是想象力的集结，亦是语言飞翔之翼，其中不乏如惠特曼写布鲁克林大桥、桑德堡写芝加哥般的精彩文本。
从这套书中，同样可以读到我所强调与指认的新的家园感的建构过程，它是精神归旨，亦是艺术特色。在每天都在更新的深圳（或者再放大点，到粤港澳大湾区）作家的文学生产中，我们将其抽样与呈现出来，希望它能成为一个关注焦点，亦期待它承续与扩大“南方叙事”与“新南方写作”的精神图谱，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