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宋元话本的语料

一、何为话本

（一）“话”“话本（文）”

什么是“话本”？一般认为是说话人讲演故事的底本，是说话人作为备忘和师徒传授之用的。说话艺人们在说话的过程中，“话本”不断得以增补、润色，最后才被写定、传抄出来。随着宋代印刷业的发展，这些底本被大量刊印问世。后世学者如施蛰存[1]、胡士莹[2]、萧欣桥[3]、程毅中[4]等都赞同此论。笔者则以为，如此理解“话本”的含义，有以偏概全之嫌。因为这种理解忽视了其含义的历时发展，“话本”的含义在历时的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

1.宋元之前的“话”

“话本”早期称作“话”，说“话”可远溯至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但那时文字尚未产生，神话及传说主要靠口耳相传。以听众为对象的说“话”艺术，至迟在唐代就已出现，如：

（1）白在散官，隶属杨素，爱其能剧谈。每上番日，即令谈戏弄，或从旦至晚，始得归。才出省门，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玄感说一个好话。”［《太平广记》卷二四八“侯白”条（出《启颜录》）］

（2）“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自注云：“……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

（3）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说郛》卷一一一载《高力士外传》）

例（1）中的“一个好话”即“一个好故事”；例（2）中的“新昌宅”是指白居易长安的住宅，“一枝花”是长安名伎李娃的别名，“说一枝花话”即讲述关于李娃的故事；例（3）则说明唐代宫中已有说“话”的活动。可见，唐代的“话”是“故事”。

敦煌变文中有“话”和“画本”，敦煌写本S.2073号《庐山远公话》是讲述庐山远公的故事，故标题中的“话”亦指故事。S.2144号《韩擒虎话本》篇末云：“画本既终，并无抄略。”[5]叶昶认为“画本”一词在唐宋时代为图画之意，某些早期的话本小说在演出时由于受到变文演出习惯的影响，也是配图的，后来说唱小说不再配图，因而“画本”一词就转化为“话本”[6]。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刊刻于元代的《全相》就是配图的话本小说，“所谓全相平话，是就形式和内容的概括称呼。全书每页上面三分之一的篇幅为图像，下面三分之二为文字。图的右上角有小字画题，画题与下面或前后的文字内容大体相一致。这种自始至终以图像和文字并出为形式的话本，称之为全相平话”[7]。

黄征、张涌泉认为“画本”即“话本”，“画”“话”是同音替代[8]，王庆菽以为“画”“话”乃同音假借所致[9]，张锡厚认为“画本”是“话本”之抄误[10]，但笔者以为此“画本”与宋元之“话本”并不同义。理由有二：第一，如认为“画本”乃“话本”之替代、假借或误抄，那么这种结论的前提是至少在变文之前已有“话本”一词，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宋元之前的文献中未见“话本”一词；第二，敦煌变文中“画本”中“画”显然是因变文中有图画，故曰“画”。如P.4524号的《降魔变文》，正面六幅图画，背面则写着与画图内容相应的唱词六段，“画”指的是“图画”，这与唐代的“话”指“故事”之义有别。

2.宋元明清时期“话本”“话文”

“话本”一词首见于宋人耐得翁《都城纪胜》和吴自牧《梦粱录》：

（1）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如巨灵神、朱姬大仙之类是也。影戏，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簇，后用彩色装皮为之，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与之丑貌，盖亦寓衰贬于市俗之眼戏也。（《都城纪胜·瓦舍众伎》）

（2）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铁骑、会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11]，或作杂剧，或如崖词。（《梦粱录·百戏伎艺》）

例（2）中的“话本”似乎可以理解为“故事的底本”，但是根据例（1）“话本”的含义来看，耐得翁认为“话本”的内容“大抵真假相半”，又与杂剧、讲史、崖词（一种以韵文为主的说唱文学）同义，可见，这个“话本”与唐代的“话”义同，是“故事”之意，这与后世学者认为“话本”是说话人故事底本的意义明显不同。元代文献亦多见“话本”一词，如：

（3）他须是赵氏门中一命根。直等待他年长进，才说与从前话本，是必教报仇人，休忘了我这大恩人。（《赵氏孤儿大报仇》）

（4）千古兴亡费讨论，总一段渔樵话本。（《沉醉东风·归田》）

例（3）“说与从前话本”乃叙说从前故事，例（4）“总一段渔樵话本”乃编写一段渔樵故事，故此二例中的“话本”也是故事之意。

可见，宋元代文献中的“话本”均为“故事”义，并无“故事底本”之义。宋元文献亦见“话文”，与“话本”同义，如：

（5）你们休得闲争论，被傍人闻知作话文。（《白兔记》）

（6）似恁唱说诸宫调，何如把此话文敷演。（《张协状元》）

明代“三言”“二拍”中屡见“话本”“话文”：

（7）这话本是京师老郎流传。若按欧阳文忠公所编的《五代史》正传上载道……（《喻世明言》）

（8）这段话文，叫做“三生相会”。如今再说个两世相逢的故事……（《喻世明言》）

（9）这段话文不比曹丕忌刻，也没子建风流……听着在下讲这节故事，都要学好起来。（《醒世恒言》）

（10）这话本也出在本朝宣德年间，有一老者……（《醒世恒言》）

（11）他聪明了一世，懵懂在一时，留下花锦般一段话文，传与后生小子恃才夸己的看样。（《警世通言》）

（12）有分教才人把笔，编成一本风流话本。（《警世通言》）

（13）而今更有一段话文，只因一句戏言，致得两边错认，得了一个老婆，全始全终，比前话更为完美。（《拍案惊奇》）

（14）从来说鬼神难欺，无如此一段话本最为真实骇听。（《拍案惊奇》）

（15）这段话文，乃是四川新都县，有一乡宦，姓杨，是本朝甲科，后来没收煞，不好说得他名讳。（《二刻拍案惊奇》）

（16）而今说一个做夫妻的被折散了，死后精灵还归一处，到底不磨灭的话本。（《二刻拍案惊奇》）

例（8）、例（9）中“话文”明显和例中后面的“故事”同义；例（13）“话文”与后面的“话”含义相同。故从上面“三言”“二拍”中“话本（文）”的用例来看，“话本（文）”与宋元时代含义一样，都是指故事。清代由于“拟话本”[12]创作的衰落，文献中“话本（文）”的用例很少，如：

（17）这是那作恶的下场，完了这个畜生的话本。（《醒世姻缘传》）

（18）这段话文，出在松江府华亭县，有一人姓赵……（《珍珠舶》）

此二例“话本（文）”也是指故事。

3.现代意义的“话本”

现代意义的“话本”指说话人的底本，为一种文学体裁，是鲁迅先生首次提出的：“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是为‘话本’。”[13]后世学者常常讨论的所谓“话本”其实是指一种文学体裁，与古人所谓“话本”意义不同。

综上所述，从唐代到明清文献中的“话”“话本（文）”的含义均指“故事”，并无“故事底本”之义。古人所谓的“话本”一词意义与现代的“话本”意义有差别，“话本”指“说话人的故事底本”是现代才发展出来的意义。本书后文所用“话本”概念是现代意义的“话本”。

（二）宋元话本的分类

宋元时期的“说话”有“四家”之说：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扑刀杆捧及发迹变态之事[14]，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都城纪胜·瓦舍众伎》）

由此可见，所谓说话的家数，是以故事题材作为划分标准的：小说家以讲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等故事为主；说经家以演说佛经故事为主；讲史家以讲前代兴废和战争故事为主；合生指的是艺人当场指物赋诗，其内容滑稽并含讽劝意味，也叫乔合生。宋洪迈《夷坚志·支乙·合生诗词》：“江浙间路岐伶女，有慧黠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其滑稽含玩讽者，谓之乔合生。”目前，大多数学者也是从故事题材角度对宋元话本进行分类的，如程毅中[15]、欧阳健、萧相恺[16]、李钊平[17]等。由于“合生”的内容后世文献不载，学者们一般把现存的宋元话本分为3类：小说话本、说经话本、讲史话本。我们这里介绍宋元话本也采取这种分类方法。

1.小说话本

据宋罗烨《醉翁谈录》和清钱曾《也是园书目》《述古堂书目》等文献的记载，当时的小说话本篇目较多，但“现存的小说家话本，除了元刻本《红白蜘蛛》残页，都只有明刻本”[18]。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宋元小说话本。虽有程毅中辑注的《宋元小说家话本集》，然而其中部分内容有明人改过的痕迹，故不能作为宋元小说话本的确凿语料。

2.讲经话本

讲经话本的内容主要是演说佛经故事。今存的宋元讲经话本，有无名氏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3卷和《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二者实乃同书异名，原书均藏于日本。《取经诗话》主要是叙述唐僧师徒前往西天寻求大乘佛法的故事，它可能是后来《西游记》故事的雏形。除此之外，还有《〈华严经〉感应故事》《花灯轿莲女成佛记》两篇[19]。

3.讲史话本——“平话”

讲史话本又称“平话”。学术界对“平话”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是只用口语讲述而不加弹唱，如丁锡根认为：“所谓平话，大概是艺人用口语讲述而不加弹唱之故；其中穿插诗词，也只用于念诵，而不用于歌唱。”[20]另一种认为“平”即“评”，“平话”即“评话”，“讲说历史故事而加以评论”[21]。

笔者赞同后者的观点：其一，平话在叙述中常常引用诗词，如“有诗为证”的情况比较普遍，平话的语言常常是韵文、散文兼用，所以平话艺人在讲故事的时候应该是以说为主，说唱并用；其二，平话之“平”，当含有评论、评议的意思。《说文》未收“评”字，《说文·言部》：“订，平议也。”《玉篇·言部》云：“评，平言也。”故“平”即“评”也。“平话”当是既要讲述故事，又要进行评论，罗烨《醉翁谈录》曰：“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万余言，讲论古今。”其《小说开辟》云：“说征战有《刘项争雄》，论机谋有《孙庞斗智》，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此例中“新话”与“史书”对举，可见“讲论古今”是讲史目的之所在，同时也说明说书人在讲史的过程中注重对历史人物、事件进行评述。《全相》在讲述历史故事的时候，就经常插入一些诗句对故事或者人物进行评赞，《秦并》中使用诗赞最为频繁，“而插入进去用它来抒情、写景，藉以增加听众兴趣的”[22]。后世讲述历史小说的艺术称为评书，“评”亦含“评论”之意。

“宋刊话本今已无从见到。目前所见元刊话本，以讲史居多。”[23]宋元时期的讲史话本主要有《九谏》《宣和遗事》《五代史》《全相》4种。《九谏》是讲史话本的早期作品，主要内容是叙述唐狄梁公（仁杰）九次进谏，反对武则天立武三思为储君的故事，此话本语言整齐，文辞古朴，叙事简单扼要；《宣和遗事》分元、亨、利、贞四集，记述了北宋衰亡、金人入侵和南宋建都临安的经过，其中还夹杂有梁山泊英雄的故事，像杨志卖刀、晁盖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梁山聚义、宋江受招安、征方腊等故事，基本上具备了后来《水浒传》的雏形，然其叙事简略，类似纲要；《五代史》分梁、唐、晋、汉、周5个部分断代编述，它以《资治通鉴》为主要依据，吸收新、旧《五代史》的某些内容，并掺和了一些民间传说故事。

（三）宋元话本语言研究语料的判定

研究话本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就是话本的断代问题。现存的宋元话本，除极少数是流传下来的单行本（如《宣和遗事》《九谏》）外，大多数皆散见于明人汇辑的《清平山堂话本》（原名《六十家小说》）、《熊龙峰小说四种》、《古今小说》（又称《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书中。张兵先生在其《宋辽金元小说史》中综合前辈学者判定小说话本著作年代的方法，提出了判定小说话本著作年代的依据，具体有：

（1）根据现存话本的刻印年代。

（2）参考各种书目著录和其他文献记载。

（3）考察小说话本本身的艺术体制、语言风格和涉及的名物制度、社会风俗、地理、职官及典章制度等。

（4）比较同时代、同题材的戏曲故事或民间传说、野史笔记，从故事情节的演变中判断它的时代先后。

（5）依据宋戏文、金院本、元杂剧等来证明小说话本中的故事在当时的表现情形，并依据小说话本所反映的时代背景来探讨作品的著作年代。

（6）分析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阶层的思想意识。

（7）从同一内容的话本在不同时期的演变作相互比勘。

（8）参照流行于世的时代方言、俗语等。

（9）参考近人研究所得的见解。

我们认为，由于很多所谓宋元话本都是明代稍加整理的，从整体上进行断代还是比较切实可行的，但对细节上的不和谐因素（明人修改的部分）应如何处理，我们还是持谨慎态度，如果明人改动较多的话，最后只能作为参考语料。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在宋元话本语料的选材上，根据前辈学者以及时人的研究者认为目前问题比较少、证据比较确切、能作为研究语料的有6篇，即《全相平话五种》《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梁公九谏》《薛仁贵征辽事略》。其他的例如《清平山堂话本》中的《简帖和尚》《西湖三塔记》《合同文字记》《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4种﹐钱曾《述古堂书目》（抄本）曾列入“宋人词话”，我们认为只能作为参考语料，不能作为主要语料。再比如《京本通俗小说》，虽然题为宋元旧作，但实乃明人制作；“三言”“二拍”中的一些作品比如《三现身包龙图断冤》《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等，虽被学界疑为宋元旧作，但我们也只能作为参考语料。

二、宋元话本研究语料介绍

（一）《全相平话五种》

1.刊刻

元至治年间（1321—1323），福建建安虞氏务本堂刻印了《新刊全相平话五种》：《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3卷、《新刊全相平话秦并六国》3卷、《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3卷、《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3卷、《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3卷。其中，从后两种书名“后集”“续集”上看，当还有前集，所以整个平话可能是7种21卷，这样，从春秋战国到前汉、三国，就是一个完整的系列讲史话本。只可惜，另两种“前集”至今未曾看到，可能已经亡佚。

上述5种平话均分为上、中、下3卷，共15卷，为蝴蝶装版式。每本平话扉页上有“至治新刊”或“建安虞氏新刊”字样。《全相》的刻版一般是上图下文，全书有图42幅。笔者经过比对发现，上图和下文内容并不一定相合，笔者认为这种小说插图更多的是为了装帧效果，读者可以边看文字边欣赏精美的图画。从《全相》插图故事的主题来看，多是故事情节的核心内容，所以插图还起到类似故事提纲的作用，读者即使不通读全书，仅通过浏览插图就可以了解全书的大致内容。“观其简率之处，颇足疑为说话人所用之话本，由此推演，大加波澜，即可愉悦听者，然页必有图，则仍亦供人阅览之书也。”[24]因此，《全相》有可能是话本刚刚脱离口头文学而走上书面文学阶段的产物。

此外，《全相》中一幅图画一般有一个画题，画题统摄的内容可能是艺人说书时每次一个小节的内容，画题文字一般是对一个相对完整的小情节的概括。话本的画题文字可长可短，一般只有一句，语言简朴。《全相》中最短的画题只有3个字，如《三国》卷上“黄巾叛”“破黄巾”；最长的12字，如《前汉》卷中“韩信下六将为主报仇射吕后”。虽然画题文字长短不一，但画题的体例直接影响到明清章回小说的体例，明清章回小说每回前面整齐的回目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只不过后来章回小说的回目已经较为成熟，一般要求语句对偶和押韵，讲求一定的文采和修辞效果。如《三国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全相》每种平话首页的上半部图像右下角都有刻工的名字，如《武王》《七国》《前汉》卷上首页图像右下角有“樵川吴俊甫刊”，《三国》卷上首页图像右下角有“古□吴俊甫刊”，《秦并》卷上首页图像右下角有“黄叔安刊”。根据笔者的考察发现：几种平话前后字体风格不一，甚至同一种平话如《秦并》卷上和卷中、《三国》卷上和卷中前后字体风格也不一样。五种本《三国》卷中（第438页）的“诸葛”均错作“朱葛”，字体和前面不一致。“诸葛亮”是《三国》中着重刻画的角色，也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一般人应该不会把他的名字写错，可见刻工的文化水平较低，此页前后文字当出自不同人之手。《全相》原文除了正文之外，还有画题和小标题。有的画题与小标题对同一个人的称呼不一样，如画题中多称呼诸葛亮为“孔明”，下面小标题中则一般称作“诸葛”。另外，按照刻版的惯例，一般小标题应用阴文刻版以示和正文相区别，但《武王》《秦并》《前汉》中的小标题都没有用阴文刻版，只有诗赞中的“诗曰”二字是用阴文刻版，《前汉》中甚至大部分的“诗曰”二字都没有用阴文刻版。《七国》《三国》中“诗曰”和小标题一般是阴文刻版。综合以上这些刻版特征，我们以为，五种平话不会仅仅出自“吴俊甫”“黄叔安”二人之手，在刊刻过程中可能有多人参与刻写。

总的来说，《全相》刊刻粗糙，语言较为粗疏，其间讹误较多，史实和常识错误比比皆是，说明作者的文化修养不高。纪德君认为：“宋元平话读本也很可能就是他们在其讲史走俏的情况下，应书贾之请，将其所据的史料和口头演说的成果，删繁就简，略加缀辑，交付书贾刊行的。”[25]

2.主要内容

《全相》主要是讲历史故事，《秦并》卷首云：“世代茫茫几聚尘，闲将史记细铺陈。”《全相》中很多故事来自前代史书，其间也杂采野史、传说，并结合说话人自己的一些虚构，这使得《全相》中的一些故事富有传奇色彩，如《武王》中姜太公与千里眼离娄、顺风耳师旷斗法的故事，《三国》中“死诸葛走生仲达”的故事等。有的故事则充满迷信色彩，如《武王》中姜皇后显灵、姜太公用障眼法救武吉、三日血雨淋城等故事。这五种平话的主要内容简要介绍如下：

《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又称《吕望兴周》，亦称《武王伐纣平话》。上卷故事有：纣王行香、妲己入宫、毒害姜皇后、计谋太子；中卷故事有：囚西伯于羑里、烹杀伯邑考、黄飞虎造反、比干剖腹；下卷故事有：姜尚拜将、武王伐纣、受刑台斩妲己。其故事多来自《史记》。

《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别题《乐毅图齐》，又称《七国春秋平话》。上卷故事有：孟子至齐、孙子伐燕、四国困齐、孙子出山、乐毅伐齐；中卷故事有：乐毅破齐、田单火牛阵破燕、孙子游说乐毅；下卷故事有：孙子战乐毅、鬼谷下山、七国混战、众仙归山。全书以孙膑、乐毅为主要人物，讲述他们如何利用神仙、道术斗法的故事，其中斗法的情节神怪色彩颇浓。

《新刊全相平话秦并六国》，又称《秦始皇传》，亦称《秦并六国平话》，叙述了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上卷故事主要有：六国伐秦、王翦灭韩伐赵；中卷故事有：荆轲刺秦王、王翦伐燕灭魏、秦国伐楚；下卷故事有：统一六国、始皇泰山遇鬼、焚书坑儒、赵高篡权、楚汉相争。这本平话特别是下卷多依正史，如荆轲刺秦王故事基本上复述《史记·刺客列传》，还引用了杜牧《阿房宫赋》、李斯《谏逐客书》、贾谊《过秦论》及唐代胡曾《咏史诗》等作品，其故事多来自《史记》和《战国策》等史书，虚构的故事情节较少。

《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又称《吕后斩韩信》，亦称《前汉书平话续集》。上卷主要故事有：刘邦计夺韩信兵权、陈豨造反、吕后诱斩韩信；中卷故事有：陈平计赚彭越、英布造反、高祖驾崩；下卷故事有：诸吕作乱、田子春计夺兵权、刘泽平乱、文帝登位。其故事多来自《汉书》。

《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又称《三国志平话》，是《全相》中字数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一种。上卷主要故事有：桃园三结义、刘备破黄巾、董卓专权、虎牢关三英战吕布；中卷故事有：关羽千里走单骑、古城聚义、三顾茅庐、新野之战、赤壁鏖兵、三气周瑜；下卷故事有：刘备平定西川、关羽大意失荆州、白帝城托孤、诸葛七擒孟获、六出岐山、命丧五丈原、司马立晋。该书已经初具《三国演义》的雏形，只是叙事比《三国演义》简略，有的地方语气不连贯，有的故事不够完整。不过，书中已有不少作者自己虚构的故事情节，如张飞杀定州太守、三兄弟太行山落草、张飞捽杀袁襄、刘备黄鹤楼逃宴等，这些故事情节皆前不见于《三国志》，后不见于《三国演义》。郑振铎认为：“虞氏刊的三国，与宋人传本的《五代史平话》，其气韵与结构之间，实迥乎不同，辞语的写作也完全歧异。在取材一方面，更足以见出他们不是一条道路上的伙伴。《五代史平话》似出于通人之手，采用俚俗之说，极为小心，且不大敢十分大胆的超出于历史的真实的范围之外。虞氏刊的《三国志平话》则完全不同。她的取材是十分任意的。历史只有三分，采之传说和作者自己的想象的创作倒有七分。所谓‘满纸荒唐言’者是也。”[26]全书以张飞、关羽和诸葛亮三个人物的描写最为成功，笔者发现各卷描写人物似乎各有侧重：上卷侧重刻画张飞，如拳打段珪、刺杀元峤、鞭打督邮、捽杀袁襄、鞭挞曹豹等；中卷主要表现关羽，如斩颜良、诛文丑、千里走单骑、斩蔡阳、袭车胄等；下卷主要描写诸葛亮，如收魏延、降黄忠、两败曹操、七擒孟获、六出岐山、造木牛流马、死诸葛走生仲达等。书中已鲜明体现出作者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

3.流传

《全相》原书在国内早已亡佚，今日本内阁文库有藏本，后为日本学者盐谷节山发现[27]，方被世人重视，可谓弥足珍贵。另有《三分事略》，实为《三国》的异名刻本，仅藏于日本天理图书馆。20世纪以来，这五种讲史平话曾经几次影印：1926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据原刻本首次影印《三国》；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据原刻本首次影印了另外四种平话；1929年，上海涵芬楼翻印东京帝国大学影印本《三国志平话》，收入《古佚小说丛刊》初集校印刊行；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翻印仓石武四郎影印本四种平话，并重翻涵芬楼本，合为一集，称作《全相平话五种》；1955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以竖行繁体分册出版了这五种平话的校点本；1990年巴蜀书社出版了钟兆华的校注本；1999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陈翔华编校的《元刻讲史平话集》，它包括《全相》和《三分事略》，共6种。

4.对作者的推测

《全相》不著撰人。五种为一人所著还是不同作者的合集？笔者试图从词语上寻找答案。我们对其中的一些常用词进行了考察，发现有些词语只为某种平话所独有，如“殿使（帝王派出的使者）”在《全相》中出现11次，均出自《武王》：

（1）殿使将圣旨，行经数日，到岐州至近，令人先去报国主姬昌。（《武王》）

（2）纣王大怒，把耿氏醢为酱，封之一合，令殿使送与柘城县南燕王。（《武王》）

（3）殿使不敢隐匿，实说此肉是大王夫人之肉也。飞虎闻言大怒，骂纣王不仁无道之君。（《武王》）

同样是指“帝王派出的使者”，其他四种平话多作“使命”（129次），少数作“使者”（6次），如：

（4）王无兵将，发使命前去即墨，宣田单去。（《七国》）

（5）当有一大臣司马欣出班奏曰：“陛下若论七国，则国势均平；若论气力，则秦为上国。何不发使命，赍国书，威伏六国……”（《秦并》）

（6）陈平于相府院才坐，忽有使命至，奉帝诏陈平。（《前汉》）

（7）正饮酒，一小校报曰：“有大王使命至。”巩固出与使命相见。（《三国》）

（8）王闻之大悦。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秦并》）

（9）（始皇）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在赵高所，未授使者。（《秦并》）

这类只见于一种平话的词语还有如“阴书”（兵书），共出现20次，均出自《七国》；“提备”（6次）、“已毕”（9次）、“经图”（13次）均出自《秦并》；“作患”5次均出自《三国》等，我们认为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体现了不同作者的用词习惯，五种平话可能分别出自不同人之手。

另外，笔者推测《全相》的作者可能为福建人。其理由有三：首先，《全相》在福建刊刻，可能这五种平话即为当地说书艺人所作。其次，李宜涯分析了《全相》中反映道教文化的情节之后认为：“平话所描述的道教法术为南方正一教和玄教的特色，其中道教法术特别强调的是正一教中的符箓派和五雷派的特色，而此二派系在福建、广东地区特别盛行，极有可能平话作者为当地人士，受到本地道教的影响，而在该地著作。”[28]最后，《全相》中多次用到敬辞“贤”，而今天的福建方言中仍有此用法（详见本章第三节）。

（二）《新编五代史平话》

1.刊刻与成书年代

《新编五代史平话》，又称《五代史平话》。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曹元忠游杭州时于常熟人张敦伯家得到的。清宣统三年（1911）董氏（董康）诵芬室借以影印，编入其《诵芬室丛刊》二编，称《景宋残本五代平话》，后附有曹元忠的跋。现存《五代史》可能系众多版本或抄本中幸存者之一，《五代史》全书包含《梁史平话》《唐史平话》《晋史平话》《汉史平话》《周史平话》5种，各分为上下两卷，共10卷。其中《唐史平话》《周史平话》正文有缺页，《梁史平话》目录及下卷、《汉史平话》下卷俱缺失，现存影印版与“曹跋”所述的情况一致。本书研究所选用的版本是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之《新编五代史平话》，此本根据董氏诵芬室影印本影印。另有1925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和1959年中华书局排印本作为本书研究重要的参考版本。

《五代史》的成书年代，迄今为止还存在诸多争议，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五代史》成书于宋代：最早发现者曹元忠在其跋中称之为“宋巾箱本”，“或出南渡小说家所为”；翻刻者董康认为“其为宋椠无疑”；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也认为是“宋人旧编”，但经过元人修订刊印[29]。第二种观点认为《五代史》成书于金亡前后。宁希元《〈五代史平话〉为金人所作考》认为成书于金亡前后[30]；吕叔湘在汉语史的研究过程认为《五代史》“观其用语，显出北方，时代为金元之际，使此假设近于事实，则曹跋所云‘每于宋讳，不能尽避’，亦即更易为说也”[31]；丁锡根在《〈五代史平话〉成书考述》中指出此书无法定论为宋代刻本[32]，认为此书成书于南宋以后的可能性更高。第三种观点认为《五代史》成书于元代：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要》中提到“……《新编五代史平话》历来认为是宋人所作，但实际上可能成书于元代”[33]；吴福祥《敦煌变文语法研究》附录的主要引用文献中也将《五代史》排在元代语料之列；日本学者太田辰夫在《中国语历史文法》书后的引书目录把《五代史》归入元语料。

2.内容

既然是讲述历史故事，平话很多内容来源于前代或同时期史书。学者一般认为平话主要内容来自《资治通鉴》。罗筱玉通过研究认为，该平话故事内容主要来源于《资治通鉴纲目》而非《资治通鉴》，为元代下层文人新编刊印，而非宋人旧编元人增益刊行；编刊时间不会早于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可能在元至大三年（1310）至元至治间。罗筱玉推测其可能是在元代文人学术上渐宗程朱理学、史学上更重《资治通鉴纲目》研究、文学上提倡“宗唐得古”的雅正风尚等几个方面的综合影响下编纂而成的[34]。

鲁迅认为此书“大抵史上大事，即无发挥，一涉细故，便多增饰，状以骈俪，证以诗歌，又杂诨词，以博笑噱”。它采用编年叙述的体例，近似一部五代史的通俗讲话。这部书既反映了当时封建暴政、割据混战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也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历史观和对农民起义的偏见、诬蔑。书中对黄巢、刘知远、郭威、石敬瑭等历史人物发迹的故事，采撷了许多民间的传说佚闻，文笔生动活泼，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另外，书中对历代帝王的兴废，都有独特的议论，如说黄帝是“厮杀头脑”，成汤、周武王是“以臣杀君”，刘邦诛杀功臣韩信、彭越、陈豨，后来三人托生曹操、孙权、刘备，分了汉代的天下等。这些说法，既有说书人的标新立异，也反映了轮回报应的观点。

（三）《大宋宣和遗事》

1.刊刻与成书年代

《宣和遗事》二集，作者已佚，明郎瑛《七修类稿》云有刊本，明高儒《百川书志》有“《宣和遗事》二卷”，明周弘祖的《古今书刊》中载“福建书坊，《宣和遗事》”，清钱曾在《也是园书目》中著录“《宣和遗事》四卷”。主要刊本有璜川吴氏旧藏明本、《士礼居丛书》本、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本、涵芬楼翻刻金陵王氏本、商务印书馆据金陵王氏重刊排印本等。《士礼居丛书》本分两集，书前有300多条分节目录；商务印书馆据金陵王氏重刊排印本分元集、亨集、利集、贞集，内容相同。通行的还有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

关于《宣和遗事》的成书年代，学术界的主要意见有三：一为宋人旧刊；二为宋人旧编，元人增益刊行；三为元人编刊。持宋刊的多为明清人，如明高儒《百川书志》谓此书“宋人所记”，黄王烈也认为“当出宋刊”；钱曾《也是园书目》列于“宋人词话”中。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最早指出：“《大宋宣和遗事》，世多以为宋人作，而文中有吕省元宣和讲篇及南儒咏史诗，省元南儒皆元代语，则其书或出于元人，抑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皆不可知，口吻有大类宋人者，则以钞撮旧籍而然，非著者之本语也。”[35]胡士莹先生在其《话本小说概论》中考证书中四条有元人痕迹，认为是元人增益之作。[36]张兵认为是“南宋的下层文人，目睹南宋王朝的覆亡后痛心疾首而作”[37]，亦即出于南宋遗民中的下层文人之手笔。

2.内容

故事内容，依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元集记述宋宣和四年（1122）之前的故事。讲中国历代昏君，一直讲到宋徽宗；在后半部分，开始讲述梁山泊宋江等人的故事。亨集记述宣和四年到宣和六年的故事。在前半部分，继续讲述梁山泊宋江等人的故事。利集记述宣和六年到金天辅十一年（1127）的故事。宣和末年，金兵南下，靖康之变发生。贞集记述金天辅十四年到宋绍兴年间的故事。宋室南渡，赵构称帝，南宋建立。其中讲宋江36人聚义梁山泊、宋徽宗宠爱娼妓李师师、讲腊月预赏元宵和元宵放灯的盛况等段口语化程度较高，像是说话人的创作。其他部分文体较杂，如讲金兵掳徽、钦二帝北行即引自无名氏的《南烬纪闻录》《窃愤录》（清人题辛弃疾撰）、《窃愤续录》，文字基本相同，并未作重大修改。编者从各种书里摘录资料，作为说话的底本，刊行时也没有加工整理，实际上只是提纲式的讲稿。

（四）《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1.刊刻与成书年代

《取经诗话》现存有两个版本：

一为大字本，题《新雕三藏法师取经记》，分三卷，每一卷缺第一至三则，第二卷全缺。此本旧藏日本高山寺，后归德富苏峰成篑堂文库，罗振玉曾据以影印，收入《吉石庵丛书》初集。

一为巾箱本，题《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分上、中、下三卷，凡17节，中卷第七节结尾及第八节前半部分亦缺，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题款。此本原藏日本高山寺，后归大仓喜七郎，1916年罗振玉亦据以影印。罗振玉认为是宋刻本，其跋曰：“闻德富氏成篑堂文库中尚有别本，乃移书求观。书往不逾旬，苏峰翁果奇所藏本至。亟取以校巾箱本，称名虽异，而实是一书。惟巾箱本分卷为上中下。此则署一二三为不同耳。且皆为高山寺旧藏，而此刊刻为精。书中‘快’字作‘佚’，‘敬’字缺末笔，则此亦宋椠也。”王国维、鲁迅认为此本当为元刻本，鲁迅说：“所以倘无积极的确证，《唐三藏取经诗话》似乎还可怀疑为元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亦据此本影印，收入《古本小说集成》。今有李时人、蔡镜浩校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

2.内容

《取经诗话》叙述唐玄奘僧行六人碰到白衣秀才（也就是猴行者），一行七人西去取经的故事，其中猴行者为主要人物，他为扶助三藏法师大显神通。途中经过香山寺、虵子国、狮子林、树人国、大蛇岭、火类坳、鬼子母国、女人国、沉香国、波罗国、优钵罗国、竺国等地方，故事情节都比较简单，无猪八戒、沙和尚等形象，但有些故事情节，如化作妇人的白虎精（似《西游记》中白骨精），女人国女王要玄奘留下做国王，猴行者前生在王母池偷蟠桃发配花果山等，略具明代小说《西游记》的雏形。

（五）《梁公九谏》

1.刊刻与成书年代

据陈桂声《话本叙录》记载：“《梁公九谏》存一卷，佚名撰。清钱曾《述古堂书目》卷三《疏谏》、《读书敏求记》卷四《总集》著录。”此书有明抄本，清乾嘉间黄丕烈刊入《士礼居丛书》，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即据《士礼居丛书》本排印。丁锡根收入《宋元平话集》。丁锡根先生将《九谏》收入其点校的《宋元平话集》，并声称它“是唐五代说唱文学向宋元平话过渡的产物，是讲史话本的早期作品”。陈汝衡也以为从其中“文字内容看，颇像敦煌写卷中的《唐太宗入冥记》。因此说《九谏》是南宋时编定，或者说更早一些，也不为过”。此书卷首载范仲淹《唐相梁公庙碑》，作于他贬官番阳时，其书当在明道二年（1033）之后。

2.内容

《九谏》讲述唐武则天在废黜太子李显于庐陵后，欲传位于其侄武三思，经梁国公狄仁杰的前后九次进谏劝阻后，复召庐陵王李显为太子，此事是有史实根据的，《旧唐书·狄仁杰传》说：“仁杰前后匡复奏对，凡数万言。开元中，北海太守李邕撰为《梁公别传》，备载其辞。”虽然此书有一定的史实依据，但转化为民间说唱文学时，已有了很大的虚构与扩展，《九谏》属于早期的讲史话本。罗筱玉对其成书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辨，认为现存《九谏》是从张仁亶或郭元振的《九谏书》嫁接增饰而来的，并考查了转嫁到狄仁杰身上的原因在于，张、郭二人与狄仁杰虽然同为唐代才兼文武的一代名相，但由于唐宋以来普遍地将返周归唐的功勋系于狄仁杰一身，狄仁杰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更为崇高，故民间艺人将张、郭二人的《九谏书》移植到他们所敬慕的狄梁公身上[38]。

（六）《薛仁贵征辽事略》

1.刊刻与成书年代

《征辽事略》，只有一卷，作者已佚。明《文渊阁书目》卷六杂史类最早有著录，注云：“一部一册，阙。”原书单刻本今已不存，幸赖《永乐大典》卷五千二百四十四（十三萧）的“辽”字韵全文收入，赵万里据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藏大典本摄影迻录校注，由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排印出版。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之《薛仁贵征辽事略》即据大典本影印。

赵万里从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所藏大典中所辑出《征辽事略》附有其后记，云：“此书文辞古朴简率之处，和至治新刊平话五种相似，当是宋元间说话人手笔。”其中涉及芙蓉城故事，赵氏据以推断：“可见此书写作时代，当在王子高故事流传正盛时。据此推断，知非南宋时或元初不可矣。”陈汝衡认为：“现在我把这一《征辽事略》话本作为南宋时代产物，是不会错的。”[39]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谭正璧《古本稀见小说汇考》认为约为元初人的话本作品。因为《征辽事略》本身的体制、语气风格均与元至治间刊《全相》十分接近。其开场诗云：“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三分吴魏刘，晋宋齐梁南北史，隋唐五代宋金收。”与《武王》开场诗全同，这首诗历叙各朝代至金止，显然是元人口吻。

2.内容

《征辽事略》以唐太宗发动的辽东战争为背景，以薛仁贵为中心，讲述薛仁贵在征辽战争中屡立大功，但屡次都被主将张士贵和副将刘君昴冒功受赏，二人甚至还企图谋害薛仁贵，意在杀人灭口，但中间变故迭起，直至最后真相大白，薛仁贵终于受到太宗的赏识，得以成就功名；张士贵、刘君昴也分别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是一种典型的中国俗文学的大团圆以及好人好报、恶人恶报的结尾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