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 “我们”的事情

“我”也被卷入状况之中

首先，我想向本书的各位读者说一说，我们是以何种姿态面对这份工作的，并对一些关于我们个人的情况作出解释。

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展开采访和写作的三个人中，我和横川曾短暂地担任过跑文部省条线的记者。虽说我们曾逐字逐句解读过文部省和中教审(1)等机构发布的政策及改革方案，也曾根据从日教组(2)领导们处听来的间接信息，满脸得意地解说过教育“现状”，然而，我们从未踏足过真正的教育现场。换言之，我们三个人，是从未目睹过教育议题本身的门外汉。因此，即使我们经常写相关报道，也无法从自己的文字中体会到真实感。我们一直想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不再依赖于从“上面”来的间接信息，而是用自己的手去触摸那种与具体的形状、颜色和声音一起运转的，有真实的人存在的教育。

对于我们来说，仅有的能够切身体会什么是教育的机会，便是通过自己的孩子，以及从孩子出发，观察学校和老师们。刚开始采访的时候，我有三个正在读初中、高中的孩子，横川则是三个小学生和一个幼儿园孩子的父亲。

横川有个儿子，这个儿子属于常说的“差生组”。在他四年级的时候，横川看到他拿回家的算术考卷，吃了一惊。儿子把“100+3”算成了“1003”，被老师批了×号，却很无所谓。怎么会这样呢？作为性格温和的长男，想必在班上被当成了“来做客的”学生——与其向学校老师发一顿火，做父亲的还不如自己给孩子上算术课。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儿子却在早上要去上学的时候突然吐了起来，于是家长向学校请了假，那天很快便恢复了平静。第二天的同一时间，儿子又突然说肚子痛、想吐，但只要决定不去上学了，他的身体便立刻恢复健康，随后的一天也是如此。这种像拒绝上学症一样的状态持续了一周之后，谜底终于被揭开了。

原来，横川的儿子一直因为自己在音乐课上不会吹竖笛而烦恼。只要能吹出声音，老师就会在笛子上缠一圈红胶带，但班上只有他和另外一名同学还没有得到这个红标记。意识到是这个原因之后，这位父亲便陪着孩子一起练习，可就连大人也很难把竖笛吹出声音。父子俩经过一番“苦战”练习，儿子终于吹出了声音，第二天，他便健健康康地去上学了。

听了这件事，我也想起了我的孩子小时候的事情。我儿子小的时候，格外少言寡语。他无法与别的孩子成为朋友，让做父亲的我很是烦恼。那是我因工作调动到关西，儿子升入小学后第一学期结束时的事情。对于因为这种烦恼而谨小慎微的父母来说，学校的老师是能够帮助我们解放孩子内心的唯一依靠，但是，身为班主任的单身中年女教师却非常冷淡：

“别的班上的老师对我说：‘你班上有那样的孩子，可真不容易呀。’这孩子在游泳池里也是独自默默地站着。市里面有教育咨询处，你们去那儿试试吧。”

从老师的话中，我丝毫没有感受到她想要与家长一起帮孩子克服障碍的意思。我们抱着等待台风结束的心情度过了两年时光，那位老师终于调走了。而在她新调任小学的班上，正好有我熟人家的小孩。有一天，这位熟人找我聊天，说到这位女教师总是会对没有吃完学校配餐的小孩严加斥责，他的小孩因为这位老师的强迫，吃完了配餐却吐了，还开始变得讨厌去上学，父母因此大为苦恼。因为我是过来人，这位熟人便想问问我，到底怎样才能既不惹老师生气，又能跟老师进行有效的沟通。

终于，我再次因为工作的调动而回到了东京，于是又结识了一位与众不同的老师。因转学造成的心理负担，让内心本就脆弱的孩子更加消沉。这次的女班主任N老师，能够非常体贴地关注到孩子的这种状态：

“要是我能早点做他的班主任就好了。这孩子既能认真地思考问题，又能耐心地进行观察，身上有很多的优点，不能因为孩子不开口说话就批评他。如果能让孩子把优点发挥出来，那他一定比现在更积极。”N老师这样说道。

秋天的运动会结束后不久，我在老师分发下来的油印版学校通信上，看到了儿子写的关于运动会的作文。后来我才知道，并不是因为这篇作文写得特别棒，而是老师为了鼓励孩子，期待他能振作起来才这样做的。然而，令孩子非常难过的是，因为父母的工作调动，他随后又转校到了第三所小学。就这样，突然有一天早上，他不去上学了。

那时候，“拒绝上学”(3)这个词语还没有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我只是一味地认为，不能让孩子这么脆弱，便心急如焚，甚至会拉着他的衣领把他拽到家门口。从来没有高声说过话的孩子，紧紧抓着家门大声哀号。我并不知道孩子拒绝上学的原因，连着好几天早上都这样对他施暴，自己也内疚不已。我至今不能忘记孩子哭喊的声音和像在乞求饶命一样悲哀的眼神。

我另一个儿子所在的公立初中，把严格管理学生的发型和服饰当作理所应当的事情。值周生会揭发同伴的违规行为，违规三次的同学就会在晨会(4)上被点名批评，还要在全校师生面前做自我检讨。我儿子的同伴们对这种形式的管理方式习以为常，被指责了就说一声“对不起”，糊弄着道个歉。我儿子平时就对他们这种行为很是恼火。有一天，他在晨会上做自我检讨的时候，竟然呼吁大家“不要盲从，要想想什么才是适合我们的规则”，就这样，他的班主任立刻把我们叫到学校去了。时间正好卡在了临近三年级第二学期期末考试的节骨眼上，而这次考试又将决定孩子们在中招时会获得怎样的调查书(5)。班主任老师说完早上这件事之后又说道：

“今天，教员室的同事们说：‘那家伙是个愣头青，就算他考了一百分，我也不会给他打五分(6)的。’我能理解您家孩子的心情，甚至觉得他可真敢言呀，但是，的确是有会因此而打低分的老师呀。现在是紧要关头，希望您能让孩子谨言慎行一些。”

竟然有老师因为孩子提出质疑、想要自己制定规则，想到了用“分数”的手段进行报复，这让我大为吃惊。

这个初中的PTA(7)财政预算里，每年都有一笔支出，专门用于购买一份我从未听说过名字的当地报纸。得知此事的一位家长对教导主任说“从来没见到过这份报纸”，谁料教导主任竟低声说道：“学校里也没人读过，可要是不订这份报纸的话，万一学生们惹出点什么事情，就会被他们添油加醋地乱写一通，所以……”教导主任用一种“没办法”的语气，扯开了话题。

我还遇到过一次因为父母们写的PTA报纸稿件里出现了批评学校的内容，老师们就把内容改掉的情况。虽然家长们都对此颇为不满，但又怕孩子被老师们报复，或是早就对老师们失望透顶，所以没人出来反抗。这个恶性循环也波及了我家，孩子母亲的烦躁也使我这个做父亲的烦躁了起来。

对于在外工作的男人们来说，关于孩子的情况很让人揪心。但是，这种微小的、令人感到拘束的“教育体验”累积起来，大概也间接地让很多父亲开始默默地对学校和教师们产生了疑问和不信任的感觉吧。在成为一名记者之前，我们首先成为了一名体验者，对教育议题进行着近距离的观察。

回响于我心中的事情

作为记者，我们也想从个人体验的视角来讨论教育议题。

不同于小说或者评论这样的个人署名稿件，大部分刊登在报纸上的报道虽然也经由一名名记者之手，但是为了证明报道的“客观性”，并不会标注记者姓名，记者的身影被隐藏在了报纸背后，读者则只能听到“某某新闻”这样空洞无物的“法人”的声音。实际上，“法人”看似客观讲述的新闻报道，也是每一名记者综合运用自己的感觉、知识和判断力，从诸多事实中选取能展现事物本质的部分而创作出来的，其实也算是主观感受的产物。

在撰写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将试着强调这种主观感受。一般来说，为了体现客观性，记者们会克制想要呈现个人情感的欲望，但我们打破了这种通常的习惯，将“我”或者“我们”呈现在报道中。我们试着将采访过程中映入内心的东西，转化为反映报道主题的素材，呈现在读者面前。

当今日本的教育现状不是以所谓的客观报道的方式就能描绘出来。换言之，这样的状况迫使我们作为活生生的现代人，而非记者来作出反应。之所以会采取这种报道方式，是因为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紧迫感。这种个人感情很强的表达方式是否符合当今大众传媒的标准？对此，我们并没有确切的理论可以参考。或许可以说，正因为与众多孩子每时每刻的成长相关联，所以我们才没有犹豫不决。

但是，直到真的由“我”开始讲述故事之时，我才明白，这比将自己藏在报道背后要难得多。只要“我”出场，就需要更加严密的现实感来支撑起论述中的客观基调，也要时刻警惕会损害现实感的感伤情怀。不仅如此，大概是因为早已经习惯了为了“客观”而克制自己的欲望，我发现，在向人们讲述的时候，我总是要尽量减少自己的身影，这甚至会让我有些许寒意。

就这样，我又是担心这个，又是顾虑那个。起初，我一腔热血想要把“我”的故事生动地讲出来，却迟迟也不能动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抱着会出丑的觉悟，保持住了那一份率直。

从清理死亡的周边开始

我们并非专业做教育报道的记者，但有一件事引起了我们对教育问题的强烈关注。那就是，最近这些年，我们时不时地在日常工作中遇到儿童自杀的情况。国会要求对此进行调查，文部省于一九七二年（昭和四十七年）开始通过全国都道府县的教育委员会统计自杀案件的总数。统计发现，在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四年的五年间，仅公立初中、高中所上报的自杀人数，就达到了一千二百二十九人，平均每年都有超过二百四十名儿童死亡。这到底在暗示着什么呢？

一九七五年春天，我们决定开始正式采访。早在一月，就已经传来了孩子们死亡的信息。曾经，中小学生的自杀事件会成为大新闻，但渐渐地，新闻报道也变得不起眼了，因为这已不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

“再这样下去，也许会像交通事故一样，有些案子将会连报纸都登不上了吧……”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拜托共同通信社在全国的分社，将当年一月至三月底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儿童自杀案件全部汇总起来。数日后，各地分社纷纷送来报告。不出所料，虽然有些案子已经被东京发行的报纸报道了，但也有未被报道的，还有只在当地报纸上报道过、没有被东京的报纸报道的案子，我们又一次被这种不断扩大的事态所震惊。因为只收集了最简单的数据，我们并不了解自杀案件背后的情况。同时，大部分数据都是基于警方提供的材料得出，孩子内心复杂的想法都变成了诸如“苦于学业不佳”或者“有精神疾患的倾向”等大同小异的文字。然而，即便如此，孩子们死去的事实仍然沉甸甸地留在我们的手上。在我们当时收集的资料里，小学生和中学生的死亡案件有以下这些：

★一月六日 大阪市的初中三年级男生（十五岁），因被父母训斥，要求他终止与女性朋友的交往、努力准备升学，开煤气自杀。

★一月七日 大阪市的初中三年级男生（十五岁），疲于备考学习，开煤气自杀。

★一月八日 新县中颈城郡的小学五年级女生（十岁），在自家屋后的树上用塑料绳上吊自杀。之前，她因弄丢了寒假作业而苦恼。

★二月六日 和歌山市的小学六年级女生（十一岁），因为忘带作业版画的底图，在美术课时从校舍四楼跳下，自杀未遂（受重伤）。该生是儿童会(8)的副会长，成绩优异。

★二月七日玉县朝霞市的初中三年级男生（十五岁），苦于中考而在仓库中触电自杀。

★二月二十八日 富山市的初中三年级男生（十五岁），深夜在自家将尖锐物刺入心脏而自杀。此前，他因转校后交不到朋友且成绩下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志愿学校。

★三月六日 秋田县仙北郡的小学六年级男生（十二岁），因常常不想去上学而被父亲训斥，上吊自杀。该生学习成绩糟糕。

★三月八日 大阪府门真市的小学六年级男生（十二岁），因没能考上私立初中，上吊自杀。其母非常热衷于育儿。

★三月十日 新县五泉市的初中三年级男生（十五岁），因需休息一年治疗肾脏疾病而颇为苦恼，开煤气自杀。

★三月二十二日 岐阜市的初中二年级女生（十四岁），在市内的山上上吊自杀。生前她的成绩是班上第一名，却在期末考试中获得第二名，为此颇为苦恼。

★三月二十六日 福井县大野市的初中三年级女生（十五岁），成功升入高中，却被分到了家政科(9)，因此颇为苦恼，自焚身亡。

★三月二十七日 冲绳县那霸市的初中三年级女生（十五岁），因在中考中失利、遭受母亲训斥而上吊自杀。

★三月三十日 大阪市的小学六年级男生（十二岁），疲于升学学习，上吊自杀。

仅仅三个月时间，就有十三名小学生和初中生，算上高中、预科(10)学生的话则有四十个孩子都选择了死亡。除此之外，还有被家长带着一起、全家自杀而亡的孩子们的故事。面对这样的数据，我们试着先从一名普通的社会部新闻记者的视角，对事件进行全面的探讨。孩子们选择死亡，或者被父母亲诱导走向死亡，这种异常事件，也许是反映所谓“现代”整体面貌的底片。我们认为，在这幅底片里，或许隐藏着辨明当今教育问题现状的线索。

通过事前采访、收集资料，并听取了数位专家的意见，我们现学现用，化身教育记者。随着新学期的开始，我们立刻分头行动，向全国各地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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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中央教育审议会，是设立于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审议会，文部科学大臣的咨询机构。

(2) 即日本教职员组合，成立于一九四七年，成员多为公立学校教职员。除了关心教育问题，该团体经常参与政治活动，如主张罢工、反战、环保等。

(3) 日文是“登校拒否”，指日本的中小学生因为心理原因（在学校受欺负等）而拒绝上学的行为。这一现象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成了日本的社会问题。

(4) 日文是“朝礼”，日本的大部分中小学都会在每周一举行晨会，全校师生一同参加。晨会的目的是发布通知、对学生进行训诫和鼓励，以此来构建学生们的集体意识。

(5) 日文为“内申点”，也称作“内申书”或者“调查书”。在日本，学生参加中考时需上交一封由初中学校老师提供的调查书，内容包括学生在初中的成绩和日常表现等，一般分为“知识”“技能”“思考·判断·表达”“态度”四个部分。考生本人无法知晓调查书的内容。

(6) 指调查书上的打分。调查书上不仅有文字内容，还需将文字内容分数化。其中，定期考试的分数在九十五分以上，才能在调查书上获得五分。

(7) ParentTeacherAssociation的首字母缩写，也叫“家长教师联合会”。

(8) 日本小学里由儿童们自发组织的自治团体，旨在督促学习、丰富校园生活。

(9) 日文为“家庭科”，是中小学的科目，主要学习与衣食住行等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加深学生对家庭生活意义的理解。

(10) 日文为“予備校”，是针对各类考试的辅导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