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数字化治理：迈向城市治理的范式创新

熊易寒

国家治理体系如何回应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社会的变迁和数字技术的迭代，是一个全球性的重大课题。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以数字化生产力为主要标志的全新历史阶段。随着智能终端、传感器等设备的广泛部署应用，大量数据资源被有效采集、挖掘和利用，渗透到人类社会活动的全过程、全领域。数据要素正在驱动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的高效利用，驱动实体经济生产主体、生产对象、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随着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进程的持续加快，数据要素将对经济运行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跃升发挥更大作用，注入新的强劲动能。最近十年，经济数字化、生活数字化突飞猛进，这对我们的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

2022年4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6月2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引领驱动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社会建设、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加快数字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工程，是创新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形成数字治理新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意义重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局出发，准确把握全球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和特点，围绕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大数据战略等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顶层设计，各地政府在数字化治理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改革，“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协同”“接诉即办”等创新实践不断涌现。

2019年年初，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提出“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的建设愿景，率先开展“一网统管”建设。2020年为了加快推进“一网统管”建设，上海专门成立了上海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并发布了《上海市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2021年，国内首个“实时、动态、鲜活”的超大城市运行数字体征系统“上海城市运行数字体征1.0版”正式上线。“一网统管”已经接入全市50多个部门的198个系统、1 000多个应用。2022年5月，上海市人大表决通过“一网统管”建设最新决定，要求将“一网统管”和数字治理的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最终是要迈向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线上线下一体化政府。

本书以上海市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的治理实践为主要案例，揭示了为什么城市治理需要数字化转型、什么是数字化治理的运行机制、为什么“一网统管”可以做到“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一网统管”如何实现城市治理的流程再造，以及超大城市治理向何处去等问题。

作为世界级难题的超大城市治理

据统计，上海目前有超过2 488万的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流动人口，24米以上的高层建筑7万多幢，100米以上的高层建筑约1 022幢，电梯27万多台，机动车月活量超过765万辆（每月出行3天以上），轨道交通里程达831千米，工作日地铁客流量1 100万人次以上，地下管线达12万千米，市场主体321.6万家，其中危险化学品相关企业1万多家（加油站854家）。自疫情防控以来，上海口岸最高峰时期承担了全国62%的入境航班、53%的航空入境旅客、46%的进口冷链货物，为疫情条件下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和人员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1]上海被人们戏称为“魔都”，因为这座城市仿佛具有某种特殊的魔法，尽管人多车多、楼多企多，但它们都被纳入一个快速而有序运行的世界里。然而，即便是优雅淡定的“魔都”，依然需要面对超大城市治理这样一个世界级难题。这不仅是公共管理领域的学术议题，也是与每位市民息息相关的公共话题。

超大城市治理之所以是一个世界级难题，主要源于超大城市与生俱来的“基因”特质：

超大规模。超大城市是一个超大规模社会，有着巨大的市场、复杂的社会、多元的组织、海量的建筑，常住人口超过千万，还有众多的流动人口。这些都给城市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超高密度。超大城市是一个超高密度的空间，其人口密度、建筑密度、资本密度都很高。超高密度使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互动异常频繁。频繁的互动创造了新的机遇，孕育了新的可能性，但也增加了冲突的概率。

超高速率。超大城市是一个高速运转的有机体、生命体。超大城市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都呈现流量大、流速快的特点。从宏观视角看，超大城市是一个生命体，也有大脑、血管、细胞、神经网络、肌肉、骨骼，有呼吸体温，会新陈代谢；从微观视角看，超大城市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有经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等多个子系统，各个部分在分工的基础上相互关联协调，形成密不可分的统一性。

高复杂性。超大城市是一个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包括产业多样性、阶层多样性、职业多样性、利益多样性、组织多样性。多样性有助于创新，有利于跨界合作与兼并，但多样性也带来了高复杂性，譬如安全生产风险、利益分化、偏好多元。高复杂性使得超大城市治理经常面临各种各样棘手的公共问题。爱德华·韦伯等将棘手的公共问题描述为一种动态、复杂和多变的社会问题，具有非结构化（unstructured）、跨界性（cross-cutting）和顽固性（relentless）的特征。这三个特征在超大城市治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中非结构化源于超高速率的变迁，跨界性、顽固性则源于多样性和高复杂性。

不确定性。超大城市的超高速率和高复杂性带来了高度的不确定性，而超大规模会进一步放大不确定性，增加城市生活的风险。当今世界是一个风险社会，超大城市治理需要在接纳和应对不确定性的同时，对城市运行中的风险进行有效管理。然而，当人们试图对超大城市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加以干预时，往往又会产生新的不确定性，即非预期后果。

交互效应。对于城市社会而言，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变量，千万级人口之间的交互效应会带来创造性、复杂性、不确定性的指数级增长。人与人、人与事、事与事的交互带来了新的创意、新的机遇，提供了创新的可能性。交互性也加剧了社会问题和城市治理的复杂性，因为交互效应首先是一种化学反应，会产生新的变数；其次是一种连锁反应，会带来难以预测的后果。城市作为复杂巨系统所带来的系统效应往往超出了人类的预知和应对能力。

面对超大城市治理的难题，上海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理风格和治理模式，似乎各种风险都在“有意”绕开上海，上海总能“逢凶化吉”“大事化小”，人们将这一现象戏称为“魔都结界”。

但是，2022年3月的新冠肺炎疫情让“魔都结界”破防了。这是不是意味着让上海人引以为傲的城市治理模式失败了？

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方面，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力远超之前的毒株，客观上增加了防控难度。一般而言，组织对环境的适应性越高，当环境发生巨变的时候，组织往往越会猝不及防，来不及应对环境的改变。原因很简单，对环境的适应性高，会让组织处于舒适区，组织的惰性也会相应增加。

另一方面，“魔都结界”的破防也暴露了当前国内城市治理中的普遍深层次问题。一是平战转换机制存在问题，战时扁平化指挥体系亟待建立健全。面对奥密克戎疫情，部门化的单兵作战、专业权威必须让位于跨部门的协同作战，通过系统治理实现对疫情的敏捷治理。

二是“一网统管”放弃部门的“傲慢与偏见”，往往是改革中最大的难题。未得到充分使用，线上线下协同有待强化。静态管理期间，职能部门、街镇层面对数字技术应用不足。在线上发现和识别的问题后，线下快速决策与处置不足。数字化治理不是对线下治理的替代，而是对线下治理的补强。面对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总体性应急管理事件时，数字化治理如何“让决策更聪明，让处置更敏捷”，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三是执行层行政依赖较强，对社会资源、市场资源的整合能力不足。在市场机制无法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基层政府和居委会无法填补市场停摆留下的真空。在静态管理期间，上海有不少小区充分发动业主、居民的力量，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三方通力合作，保障了小区的正常运转。居委会更多发挥向上与政府部门沟通接洽的职能，业委会则通过动员和宣传来发挥业主自治的积极性，物业为社区人员出入和物资配送、垃圾处理等事务提供支持。居民运用办公软件和项目管理软件，实现精细化团购，对接市场以维持物资供应；居民还通过微信等线上渠道，在以物换物和守望相助的过程中快速“熟人化”。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和市场资源，小区有序组织核酸检测，保障医疗需求、照顾特殊人群、采购应急物资等各项工作有条不紊。疫情对于基层治理既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也是一次促进其成长的机会。

“魔都结界”的破防不是数字化治理的问题，也不是“一网统管”的问题，此后上海城市的有序运行和经济快速恢复，恰恰说明“一网统管”具有巨大生命力。只有不断推进数字化治理，推进“一网统管”，以市民为中心、“应用为王”，“魔都结界”才能臻于至善。归根结底，“魔都结界”不是魔术，更不是障眼法，而是制度、技术、责任心、使命感和专业能力共同造就的“魔法”，是城市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综合体现，是每一个市民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和敬业精神创造的超大城市治理奇迹，也是数字化治理赋能百业、服务人民的创新红利。一言以蔽之，“魔都结界”的背后是上海城市治理的范式创新，长期以来，其巨大的生命和敏锐的前瞻性值得城市管理者们高度关注。

有温度和精度的数字化治理

2021年上海外滩光影秀期间，防汛大堤上峰值客流高达11.7万人。在这样一个狭长的空间里，短时间聚集如此庞大的客流，该如何兼顾城市安全运行与游客的观景体验？

传统的人海战术已经力有不逮，必须在城市治理中引入大数据和高科技的力量。为了光影秀的顺利举行，大客流系统每天24小时监测滨江客流量；气象部门提供精准的天气预报；交通部门对地铁交通和公交进行统一调度；外滩治安派出所负责一线指挥，公安民警在现场维持秩序。“魔都结界”是哪里来的？就是各区、多部门在线上的数据共享，在线下的高效协同处置，使城市运行管理既有灵敏度和精细度，又有品质和温度。

光影秀中有几个感人的细节：7月3日那天下着雨，观众不可能像晴天那样肩并肩，如果按照晴天的标准控制客流，那么看完光影秀，观众身上也湿透了，因为别人雨伞上的水会滴到旁边人的身上。考虑到这个问题，有关部门在调度的时候为每个观众预留了雨伞的距离，将大堤上的瞬时客流控制在6万人以下。

地铁出站口共享单车的配置也令人暖心。如果天气好，乘客通常会选择离目的地最近的出站口。但如果碰到滂沱大雨，人们一定会选择少淋雨的出站口。因此出站口共享单车的投放量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光影秀期间，上海根据天气和乘客人数对共享单车投放量进行了动态调整。气象、公安、交通和共享单车企业通过数据共享、精准计算，更好地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

这就是上海的数字化治理，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化治理。城市治理努力让市民感觉不到生硬管理的存在，但市民对城市的精准化服务是有感的，对美好生活的舒适度、安心度是有感的。这就是“有感服务，无感管理”。

面对超大规模、超高密度、超高速率、高复杂性、不确定性和交互效应，传统的人海战术已经力有不逮，必须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用数字化治理来提升城市治理能力，这就是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所谓“一网统管”建设，就是以“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为目标，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整合数据资源，构建系统完善的城市运行管理体系，建设城市运行数字体征系统，实现数字化呈现、智能化管理、智慧化预防，聚焦高效处置一件事，线上线下联动，部门互相赋能，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研判、早处置，在最低层级、最早时间，以相对最小成本，解决最突出问题，取得最佳综合效应。

上海市聚焦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群众需求和城市治理突出问题出发，紧紧抓牢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两项“牛鼻子”工作，坚持用改革与技术创新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破解发展难题，整体驱动城市治理模式变革、治理方式重塑、治理体系重构、治理能力升级，全力打造城市“数治”新范式。

上海市“一网统管”的建设，起步于上海市精细化管理的探索与实践。2017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要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上海城市治理寄予了厚望。2017年9月，上海市浦东新区成立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建设浦东新区“城市大脑”系统，提升城市智能化治理水平。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浦东新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要求上海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管理新路子。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浦东新区探索实践的基础上，上海市委、市政府要求在全市层面开展“一网统管”建设工作，并提出“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的治理愿景。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考察上海，指出上海要抓一些“牛鼻子”工作，抓好“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习近平总书记将“一网统管”定位为“牛鼻子”工作，这为上海城市治理指明了前进的方向。2020年1月，为更好推进全市的“一网统管”建设工作，上海市委批复同意组建上海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2020年4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工作推进大会，对推进“两张网”建设提出明确要求。2020年5月，《上海市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正式发布。2020年9月，上海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指挥大厅正式投入使用，“一网统管”城运系统也实现了迭代升级，并在疫情防控、防汛防台、防范应对低温雨雪天气、应对大客流等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2020年底，上海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提出要统筹推进城市经济、生活、治理的全面数字化转型，深化“一网统管”建设。

上海市首创的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建设实践，生动地彰显了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上海方案，并正在从上海走向全国。2021年3月，“城市运行一网统管”被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2021年4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提出要全面推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拓展丰富智慧城市应用场景。同时，各地也在密集推进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建设，北京、广东、无锡、襄阳等省市都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一网统管”建设。

上海市“一网统管”的建设，是运用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重要抓手。正如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指出的，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把治理数字化作为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路径，以完善和用好城市运行数字体征体系为重点，全面提高治理数字化水平，努力打造更具活力、更有竞争力的数字生态系统，实现高效能治理、彰显善治效能，谱写新时代“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新篇章。

“一网统管”背后的治理哲学

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基于城市是有机体、生命体的理念，力图回答好如何“高效处置一件事”这个城市治理的“元问题”。现代城市治理最大的痛点和难点，就是事与权的不匹配，事件往往不是按照部门职能分工的分类逻辑发生的，一个事件可能横跨多部门、多区域、多层级，让碎片化的城市治理体系无从应对，这就需要围绕事件进行高效的协同处置，城市治理迫切需要从部门化运作迈向平台化运作。

“一网统管”的核心功能是“高效处置一件事”，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打造一个标准化、集成化的数字底座。在这个共同的底座上，以大数据为燃料，以数字化技术为发动机，驱动城市资源和要素的高效运营。这样一来，城市治理就是以事件为牵引、以数据为驱动，也就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和职能缝隙。需要强调的是，“一网统管”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治理，其背后还有一整套治理哲学。

1.整体主义的数字化治理。“一网统管”要实现整体政府的目标，即政府的平台化运作。而政府的平台化运作，是人才、组织、信息与技术不断碰撞交融的结果。“一网统管”不仅推动了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推动了公共管理人才的迭代，一批批既懂技术又懂治理的“跨界人才”不断涌现。在平台和技术的加持下，城市治理问题发现率不断上升，事件处置率不断提升。需要指出的是，“一网统管”的数字化治理是基于专业主义的整体主义，不包办、不代替职能部门的工作，充分尊重公共管理的专业性。

2. 风险预警的数字化治理。城市治理理念的整体变革，不再是单向管理，而是进化为政府与市民共同完成的风险管理，实现态势感知，预防风险，减少危机管理需求。譬如，虹口区北外滩街道云舫小区采用无人机对岚桥大厦进行“体检”，通过红外感知系统检测外墙是否存在空鼓。一旦发现问题，立即把数据传输至相关部门，相关部门随即开展修复工作，排除高坠隐患。除无人机外，该小区一共安装了19个类别1 000多个物联感知设备，包括门禁、红外传感器等，社区管理者通过一屏就能直观了解小区各项“生命体征”。

3. 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化治理。坚持价值判断优先，而不是技术判断优先。上海市市长龚正提出：持续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迭代升级，是为了“积极回应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促进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全面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如果按照技术判断，99%或者99.9%的用户满意度就已经接近尽善尽美了；而依据价值判断，数字化治理不是只服务大多数人，而是关注每一个人，每一个少数群体。“一网统管”就是one net for all，即为了所有的市民，这就是人民城市的理念。硬实力能够让城市变得强大，而只有软实力才会让一个城市变得伟大。人民至上不仅强调“服务人民”，也同样强调“人民之力”；人民至上不仅需要坚持包容性，也需要坚持参与性，让市民更加深入、广泛、便捷地参与城市治理。譬如，城市运行数字体征系统除了依靠近1.8亿个智能传感器的数据外，也离不开12345热线、“随申拍”等市民广泛参与的渠道。这些数据从后台汇聚到数字体征中，形成了强大的发现和处置机制。

4. 基于韧性城市的数字化治理。上海力图从源头上打造城市韧性，在机器学习的基础之上，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赋能，更好地预测城市要发生什么，从而更好地对资源进行整合，防患于未然。譬如台风等极端天气情况下，轮渡无法航行，非机动车无法过江，上海会启动应急预案，在过江隧道实施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分时段通行，两辆警车在非机动车车流前后护航，形成封闭的安全空间，护送非机动车过江。

5. 法治导向的数字化治理。现代治理是规则之治，数字化治理是法治规则下的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结合。“一网统管”旨在以数字化治理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全面提升，需要兼顾城市的安全与韧性，打造国际数字之都，引领城市治理的潮流。一方面，城市安全需要韧性的支撑，需要灵活性与敏捷性；另一方面，城市安全需要筑牢法治的底线，这离不开每一位公职人员、专业人员和普通市民的规则意识。譬如，数字化治理需要数据共享，但同时也必须保障数据安全，在为广大市民创造最大便利的同时，也需要切实保护他们的个人隐私。

当下，上海已经初步建成一个涵盖政府、企业、市民、科研院所的开放数字化生态系统，为广大市民提供普惠性和定制化的公共服务，实现了城市治理体系“可编程”，治理模式“可计算”，治理效能“可感知”，让市民感觉更安全，城市运行更有序，城市生态更健康，城市共同体更有温度。

以“一网统管”为代表的治理数字化本质上是政府的数字化转型，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不断推动城市治理迈向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需要指出的是，“一网统管”并不是基于技术理性，而是由“人民城市”价值引领与“智慧城市”技术迭代双轮驱动的结果。

“一网统管”不仅仅是对政府运行的技术性变革，还是以数字化技术倒逼体制机制改革，倒逼体系重构和流程再造，推动整体性转变、革命性重塑、全方位赋能，实现城市治理由人力密集型向人机交互型转变，由经验判断型向数据分析型转变，由被动处置型向主动发现型转变，努力绘就数字孪生无处不在、生命体征无所不知、智能监管无时不有、精准服务无处不享的城市治理新蓝图。

“一网统管”背后的治理哲学，就是将城市视为生命体、有机体。超大城市治理不再是经验主义的，而是基于城市的生命体征，建立一套城市体征指标体系，及时发现病灶、找出病因、对症施治，致力于把影响城市生命体健康的风险隐患察觉于酝酿之中、发现在萌芽之时、化解于成灾之前。

建设线上线下整体性政府

上海“一网统管”的实践启示我们：数字化治理离不开线下治理的支撑，“一网统管”需要线上政府与线下政府的有机整合、良性互动。虽然“一网统管”作为新生事物，依然处在探索和起步阶段，离人们对于数字化治理的期望还存在一定差距，但是，数字化治理代表了城市治理的未来样式。要顺利推进“一网统管”，使其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网统管”需要有一个综合性、专业化的机构作为牵头单位。“一网统管”实质上是对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变革以及管理流程的重塑，实际工作中推进阻力大、困难多。尤其是作为应用场景建设的主体，目前仍有部分委办局、单位对此项工作认识不深、重视不够，对本条线应用场景开发、数据归集、业务流程优化等工作缺乏主动性、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网统管”的建设进程。如何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有效激发职能部门参与“一网统管”建设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构建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统筹推进和有机衔接的治理体系，成为当前深化“一网统管”工作的主要难题。

第二，“一网统管”本质上是对政府职能的系统集成与整体优化。数字化治理和“一网统管”不是部门职能，而是对部门职能进行有机整合，打造一个用户友好的整体性政府。“一网统管”的顶层设计尤为重要，需要制定城市运行智能化管理战略和发展规划，研究制定标准规范，加强对城市运行状态的监测、分析和预警，健全分层分类指挥处置体系，统筹协调重大突发事件应急联动处置。

第三，“一网统管”需要形成协同治理的平台组织。城市运行管理中心的设立，旨在实现政府的平台化运作。城市治理涉及大量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事项，在条块分割的体系下无法实现高效处置一件事，为此就需要由平台组织打破传统的职能分工，围绕“高效处置一件事”进行流程再造，使部门化运作与平台化运作相得益彰。

第四，“一网统管”需要高效的基层治理作为基础。“基层不稳，地动山摇。”无论是日常的社会治理，还是疫情防控等应急管理，都离不开有效的基层治理。当前的城市基层社会正在经历重大的变化：一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市民的素质越来越高，眼界越来越宽，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公职人员个人素质与社会资源通常高于管理对象的局面，见多识广、信息灵通、人脉发达的市民对城市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基层治理中，市民既可能是主张私人领域自主性的“个体主义者”，也可以是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提供志愿服务的“社群主义者”，关键在于畅通基层治理的参与机制。二是治理资源的社会化与分散化。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治理的资源不再集中于政府，而是广泛分布在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家庭中，基层治理不能仅仅依靠公共资源，也要善于动员市场的力量、社会的力量、家庭的力量，将工作对象转化为工作力量。三是小区的形态向社群的形态转变。小区形态中的邻里关系是疏离的，是基于产权的陌生人集合体；而社群形态中的邻里关系是亲密的，是基于情感和认同的熟人/半熟人共同体。在应急管理中，居委会等基层组织掌握的资源是有限的，但通过业主群、志愿者群等网络社交平台，社群可以被迅速动员起来。“一网统管”的良好运行，既需要数字技术为基层减负赋能，提高基层的应急处突能力，也需要基层为“一网统管”平台提供一手的鲜活数据，敏捷的现场处置。

“一网统管”不是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而是以超大城市为情境来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城市治理打开更大的可能性；“一网统管”不是简单地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政府治理，而是以技术应用为契机推动政府职能优化和流程再造，让每一个市民有更大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超大城市是有机体、生命体，是一个复杂巨系统，这就决定了“一网统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无论是从学术研究还是从政府创新的角度看，上海都为数字化治理提供了一个内容鲜活、层次丰富的案例，我们期待在其中发现超大城市治理的内在规律，让数字化治理与我们的城市一同进化，共同成长！

[1] 资料来源：2022年3月上海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统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