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物种的进化

第一天
从无主之地到万众之地

在本书开始前，让我们先扪心自问，历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迄今为止发生的一切，是否纯属偶然，只是一系列巧合事件的集合，既没有明确的规律，也不存在任何既定的发展方向？我们可讲述的历史到底是多种多样的，还是说，其本质只有一个？（我们也可以就本书真正的议题——进化提出同样的问题：生物进化的历史是有许多同等重要的版本呢，还是说其实所有版本都可简化为唯一一个统括一切的进化史？）在本章节的最后，我们还将探讨科学的极限——科学至何处结束，神学自何处开始？

公元前334年5月，亚历山大大帝在格拉尼库斯河战役中险些命丧沙场。如果他在这场战斗中真的阵亡了，历史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整个世界在此之后的发展是否都会发生变数？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其他各大帝国的奠基者。如果成吉思汗或恺撒在军旅生涯刚起步时便败于敌手甚至丧命，历史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受伤[1]，如果他当时就因此阵亡，历史会变得如何？我们能因此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吗？还有，如果当年谋杀奥匈帝国皇储的阴谋能被成功挫败的话（这场谋杀当时能够成功多少也是因为皇储运气不好），我们是否也能因此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自然也就同时回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人类或者至少说现代文明，是否真的到了危机边缘？

至于那些宗教或精神领袖，如佛祖、孔子、琐罗亚斯德、摩西、耶稣、穆罕穆德、马丁·路德等，如果缺了他们，历史是否也会变得与现在完全不同？如果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缺了像圣雄甘地或曼德拉这样的人物，又会怎样？

在这场辩论中，可能很多人都会赞成不用将艺术家考虑在内，无论是音乐家（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瓦格纳、威尔第），还是画家或雕塑家（米开朗琪罗、戈雅、维拉斯凯斯、凡·高、毕加索），又或是作家（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狄更斯、洛尔迦），因为他们的贡献不足以改变历史进程（我们对于这方面的理解也有可能是大错特错的）。可能哲学家相对也没那么重要（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卢克莱修、托马斯·阿奎那、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或尼采），不足以撼动历史。但也许那些政治、社会和经济学领域的思想家应该被列入考虑范围内（孟德斯鸠、伏尔泰、马尔萨斯、亚当·斯密、马克思），因为当他们在世时，其学术理论曾深刻影响人类历史上的众多决策。

而那些科学家们呢？如维萨里[2]、哥白尼、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范·列文虎克、达尔文、孟德尔、洪堡[3]、巴斯德、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拉蒙-卡哈尔[4]、弗莱明[5]、沃森或克里克[6]这样的科学家们，是否永久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如果说在1953年时，沃森与克里克没有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那么有没有可能就在此后不久，也许就在他们完成这一发现的剑桥实验室，迟早也会有其他研究者发现这一秘密？对于最后这个问题，任何科学家都会给出肯定的回答，原因就在于DNA结构毫无疑问地确实存在。换句话说，DNA的存在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它是真实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它就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自身的细胞之中），因此分子生物科学家迟早会发现它。而贝多芬的交响曲原本并不存在，所以它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同样的理论也适用于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发现的神经系统（当然这丝毫无损这位西班牙天才科学家的伟大贡献）。

微积分科学（大家都知道，就是积分和导数之类的），是由两位伟大的天才科学家艾萨克·牛顿和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分别独立发现的。如今我们还发现，古巴比伦人似乎早就知道了毕达哥拉斯定理，比毕达哥拉斯本人发现这一定理要早十余个世纪[2]。也许是这些古巴比伦人把这一知识流传后世，由希腊人发扬光大；但毕达哥拉斯也有可能是靠自己独立地发现了这个古巴比伦人之前已经掌握的定理。这是否能够证明，微积分以及毕达哥拉斯定理也是确实存在的[3]？但是，数学的世界具体在哪儿呢？

当年柏拉图的学院门口有一块标牌，上书“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在柏拉图的世界中，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也就是说，在所有事物中，除了其最本质的“真理”之外，还缺不了几何学与数学的存在。只有智者和哲人才能看到它们，而按照柏拉图的理论，这些真理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亘古不变。

回到关于历史的议题（为便于区分，我将用“人文历史”表示人类这种物种拥有的文化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历史，并用“生物历史”表示生命本身的历史，包括我们人类自身的进化，也包括地球的进化）。假设亚历山大大帝在格拉尼库斯河战役中阵亡，波斯帝国仍将迟早被马其顿王国的某个王位继承人打败，甚至这一命运可能会来得更早。也有可能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二世会亲自征服波斯——如果他没有被谋杀的话。当时他的死很可能是波斯国王一手策划的（至少亚历山大大帝日后是这么宣称的，这也是他借此攻打波斯帝国的借口）。

因为不管怎么说，当时的波斯帝国虽然庞大，但根基并不稳固，而且它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却都由一群唯利是图的雇佣兵军团组成，这些人在战斗时毫无道德底线可言。马其顿和波斯曾竞相争夺书写历史的权力，最终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了[4]。

因此，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如果这些在各自的时代如此强势的英雄人物并未出现，当今的世界还会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一个吗？

假设当年是迦太基人战胜了罗马人，那么现在作者在写作本书（或是与本书极其类似的某本书）时，是否就将使用某种现代腓尼基语，而不是用源自拉丁语的罗马语系的现代分支来写作了？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这不就是一个欧洲地中海帝国（罗马）与一个同样源自地中海的非洲沿海帝国（腓尼基）的最本质差别吗？还是说，如果由迦太基人掌权，世界会因此变得与现在完全不同——有可能会好得多，也有可能会糟糕得多？首先，在那样一个世界里，还会有蒸汽机的发明引发的工业革命、信息革命、通信革命，并最终抵达我们目前已经开始的生物科学技术革命吗？（我们至今还不知道21世纪开始的这场革命最后将把我们带向何方[5]。）所有这些都是科技活动导致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真正要问的应该是——迦太基人能够发展科技吗？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参考加拿大作家罗纳德·赖特在2004年出版的著作《极简进步史》中的部分段落：

16世纪初发生的这一切确实非同寻常，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两种文明在长达150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毫无交流，各自发展，而在此时最终相遇。令人震惊的是，经历了那么长时间各自的发展路径之后，两大文明依然能够相互理解对方的机构。当埃尔南·科尔特斯登陆墨西哥时，他发现在这里的文明世界中同样存在马路、运河、宫殿、学校、法庭、市场、水渠、国王、神职人员、寺庙、农民、手工艺人、军队、天文学家、商人、运动、剧院、艺术、音乐、书籍等等概念。在地球的两端，两种文明独立发展，成果虽然在细节上有所差异，但本质却如此相似。

通过美洲的文明交汇经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人类是非常相似的生物，不管我们在何处生活，我们都会被同样的需求、欲望、期待与疯狂所支配。其他地区某些更小型文明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些文明虽然没有达到美洲文明的复杂程度，但在许多地方也表现出类似的倾向性。

自旧石器时代美洲原住民的祖先越过白令海峡以来，欧洲社会与美洲社会（如阿兹特克文明或印加文明）在足足15000年的漫长时间中从未互相交流过，但却有着如此程度的文化及社会相似性，这个发现十分重要，它证明了人文历史的发展是可以预测的。其进化有着既定的方向，过去发生的历史无论如何注定会发生。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细节都注定不变，但整体的“脚本”是注定的。历史的大剧本不会记录你我的出生等细节，但确实已预告了整个世界发展的大趋势。

人文历史的发展就像一支箭，朝着既定目标射去。

另一位赖特——这次是一位美国作家罗伯特·赖特，在他1999年出版的著作《非零和博弈：人类命运的逻辑》中表示，人文历史毫无疑问存在发展的既定方向。人文历史的发展只有一个结局——随着社会的扩张，社会与科技的复杂程度也会同步提升。

在罗伯特·赖特看来，不同的人类文明只不过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必经的不同阶段罢了，不管是原始文明还是发达文明，随着文明的演化，最终多少都会发展成同样复杂的社会形态。我们的社会发展至今，经济基础最早都是植根于狩猎、采摘、农业或畜牧业，这些初始社会形态可说是文明的活化石，时至今日，我们的社会仍源自这些初始社会形态，并未发生本质上的改变。当然，我们可以把人类文明的发展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根据人口密度、科技发展及社会结构等参数划分），但这完全不等于说，经济发展上落后的社会，在生物学或文明程度上也低人一等。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并非人种，而是文明体系。

罗伯特·赖特的这套理论不涉及任何种族主义，只为确认文明的进化只有一个最终方向，而没有多种不同的结局，而社会在发展演化的过程中，将始终朝着这唯一的方向前进。按照罗伯特·赖特的说法，无论是北美的印第安肖肖尼人、因纽特人，甚至是澳大利亚的土著（他们至今保留着当时的土著文化），这些文明在被发现时，都正在向着更复杂的形态进化，然而欧洲人踏上他们的土地，打断了这些文明的发展。当时，太平洋沿岸的北美印第安人事实上已经发展出了相当发达的社会结构，已不再需要仰赖农业和畜牧业生活（他们只开采自然资源，而在美洲大陆的西北部有相当丰富的天然资源）。

如果用图形说明的话，这种向着既定方向发展的理论可以用一根直线来表示，而非一棵有着多个分支的生命树（即古埃及人的理论）。

这两位赖特的人文历史进化理论的关键都在于趋同性，请记住这个重要的词。正是由于这种趋同性的存在，西班牙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各自社会中的许多机构才会如此相似，他们才能互相识别。如果在人文历史的发展中，趋同性占据主导地位的话，那么不管每件事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都会有着某种趋势性，最终都是为同一个目标而服务的。而相反，如果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少了趋同性的存在，那就意味着万事皆有可能，每种情况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文明都将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一套形态。那样的话由于变数太多，人文历史的发展趋势将变得不可预知。

1997年，鸟类学家和生物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他影响力深远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历史的命运》中指出，他相信人文历史的发展并不取决于那些伟大的历史人物的存在，也不在于驱动他们行动的某种内因，而是在合适的外部环境条件（如气候条件、种群发展、某种有利的植物或地理环境）的推动下，社会技术的进步才到达了今日的这个程度。

戴蒙德相信，在此过程（整整13000年的时光）中，存在某种发展倾向，但事实上他并没有花很多精力去展示这种倾向性，不过他在书中解释了为何有些社会没能成功地沿着这条发展路径，从简单的社会形态——集体狩猎、从森林的植物中采集果实——发展到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形态，从部落制、领主制[6]逐渐进化到国家制度。在所有案例中，都是因为有某种与该社会本身无关的外来环境变化阻碍了这种文明进化的实现。

推动文明朝着一致方向进化的原因如下——“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时，其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如果条件允许，将倾向于向着更进一步的、更复杂的社会形态演化”。在所有情况中，进化的压力都来源于各种程度的竞争。在戴蒙德看来，从考古学和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说，较小的文明消失，以便为更大的文明让路，是一种必然趋势。

但戴蒙德也说了，在探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时，也要重视偶然因素的作用——还要将纯粹的人为干预和意外因素考虑在内，这些因素在很多情况下都与具有长期效应的客观事实——如地理、气候及生物环境条件无关。伟大的领袖人物、偶像和宗教同样也多多少少会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但在戴蒙德看来，没有人敢说整个人文历史的发展主要就是这些具有影响力的伟人一手打造的成果，这与前文所述的思路整体一致。

贾雷德·戴蒙德的作品在当年曾经轰动一时，因为他试图在书中阐述人文历史发展的本质。他忽略了既有及现存的众多文明中的不同之处，提炼出所有这些文明共同具备的本质。戴蒙德尝试在一本书中概括总结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使读者能够理解其本质，并了解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弄清过去发生的一切之所以会发生的原因。近年来，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对他的理论做了最大程度的总结。赫拉利的理论我们稍后会另行讨论。

旧世界与新世界文明之间的相似之处十分引人入胜，也值得令人深思，但与此同时，它们也驱使人们提出了另一个没那么吸引人的命题，即两者之间依然存在差别。如果文明进化的趋同性来源于人类生物学上的天性特点（这也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那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则可归因于不同的人文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外部环境条件的区别，也就是说，是由于生态、地理、地质及气候条件的不同所导致。作家彼得·沃森曾在其2011年出版的著作《大分离：旧大陆与新大陆的历史与人性》中分析过这种差异导致的历史演化区别。一言以蔽之，彼得·沃森解释说这种文化差异是外部环境的差别导致的结果（比如，哪些动物适合在这个环境下饲养，哪些却只适合在另一种环境）。由于外部环境的不同，两地文明对于自然的解读也不同，并因此诞生出了不同的偶像与宗教，并随之影响了各自不同的历史发展。

总而言之，这就是这种历史分析的本质：解释不同的文明因何而一致，又因何而有所区别，它们的趋同性（模式和共通的标准）和趋异性（各自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在进化生物学中，趋向一致的进化叫作“趋同演化”——在进化过程中大致适应性一致；而进化中的差异则被称为“趋异演化”。然而，古生物学与人文历史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在这另一段时间远远更长的生物的历史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从中又能学到些什么？

随着文明进化理论的发展如今越来越受社会认可，人们自然会因此回忆起传统的生物学进化论，并将文明发展与进化论中生物从简单向复杂个体演化的过程相提并论，但两者之间有一个显著的差别，物种之间不像社会之间那样能够互相合并以形成另一个更为复杂的物种（或者说偶尔也会发生这种物种合并的情况，我们之后可以看到，某个复杂生物的细胞结构的起源有时会和与之相距甚远的另一个物种之间有所联系，发生这种现象的意义非常重要。再之后，我们还将看到，事实上，各种生物内部的组织结构就和一个社会的分工十分类似。最后，我们还将谈到一个终极话题：真正的动物和人类的社会结构）。

但我们慢慢来吧。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进化论本身是如何进化的。

达尔文发现进化论被认为是足以推动历史改变的标志性事件。自此之后，进化论的演化也始终推动着生物学的发展。这种理论被称为“自然选择论”，自1859年11月24日，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当时全名为《物种通过自然选择或在生存竞争中占优势的种族得以存活的方式的起源》）以来，这个理论已广为人知。

其实，在达尔文的时代，还有一位来自布尔诺（摩拉维亚，今捷克共和国）的名叫格雷戈尔·孟德尔的奥古斯丁教派修士，也曾发表过关于生物遗传学的重要解读，可惜的是，他的理论没有得到同时代的进化学研究者的重视。但在20世纪初，人们重新发现了孟德尔遗传定律的重要性，尽管这一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完全匹配，也很难通过对生物物种的外形观察和测量来验证其结论。

让我们来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个体或者其中的任意一个部分中所有可测量的参数，如重量、长度、颜色等等，都只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发生具有连续性的变量改动。一个物体可能重达7.625克或7.626克，抑或7.627克（如果我们使用十进位小数，也可以再精确到7.6251克或7.6252克，等等，而只要测量得足够精准，我们甚至能继续细化到两个、三个甚至四个十进位小数之后）。而与此相反，孟德尔定律中的遗传内容（日后才被称为基因）是固定且不连续的，而且其中一个特质可以通过不止一种方式来呈现，然而不同的方式之间又没有关联。回想孟德尔的豌豆遗传学实验，我们会发现，豌豆的质地要么是光滑的，要么是粗糙的（也就是说，只有这两种呈现方式）；在颜色上则只会呈现黄色或绿色（只有两种颜色）。也就是说，生物统计学要求可测量、有连续性，而遗传学则没有体现这种数值上的连续性。

单从结果来看，基因在遗传过程中时不时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即基因突变，通常这种突变会引起产生异常的个体的死亡。但是，我们是否因此可以说，新物种的出现都是突然之间发生基因突变的结果，而不是在漫长的时间里，由自然在各种不同的物种变体中自然选择、慢慢演化的结果呢？

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孟德尔的遗传学理论之间这种明显的冲突，直到20世纪才通过第三套理论得以解决。当时，新达尔文主义诞生了，并很快在学术界成为最广泛流传的进化理论，它的出现整合了所有与之相关的生物学命题。遗传学家（或称遗传理论的研究者）发现，单个基因中携带的生物学特征（比如孟德尔豌豆遗传学实验中的颜色或粗糙度等特征）是很稀少的，而大部分生命体都是由不止一个基因组成的（即多基因生命体），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个物种中会出现各种特征的变量（例如人类的身高各有不同），但这些特征是可持续的，而非不连续的。用生物学的术语来讲，大部分的遗传特征具有连续性，而非分离性（这个词等同于“不同的”“独特的”）。遗传学家在对果蝇的遗传实验研究中发现，它们在遗传过程中会发生基因突变，但影响力一般都比较微弱，不至于会杀死携带基因的个体，反而会因此增加族群的多样性。有了这些遗传学上的最新数据，自然选择论才再次成为进化论的主流学说。

新达尔文主义的出现，使得学界争议就此平息，但这种和平会是永恒的吗？

事实并非如此。自1959年起（这一年也正好是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100周年），一套源自新达尔文主义的全新理论诞生了，该理论极度强调基因的重要性，古生物学家尼尔斯·艾崔奇将之称为“超达尔文主义”[7]。这并不是说发明这套理论的人认为自己多么超越常人，事实正好相反，在他们看来，超达尔文主义是新达尔文主义更完善的版本，是新达尔文主义必然的发展方向。尽管如此，我们接下来还是会用超达尔文主义者来指代这些在进化理论中应用基因学概念的研究者。他们的主要观点是，进化的源头是从分子级别的进化发源的。

我觉得能够形容这种理论的最恰当的比喻，就是“基因之河”，这一理论来自高产的英国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1995年出版的同名代表作《基因之河》。

该理论将生命的历史类比为一条基因之河，这条“河”就像真正的河流一样，随着时间流逝在世界中流淌。基因本身并不会消失，尽管它们只存在于生物体内的细胞之中，但却能通过不断地自我复制实现永存。当然，我们这里说的并不是单个的具体基因——那些和所有的有机物一样，终究会逐渐衰退直至消失——而是指基因上携带的遗传信息。

根据这个理论，每一个单个的基因就像是河中的一滴水，而一个物种的所有基因信息的总和构筑了这条基因之河的水位和宽度。物种会在不知不觉中缓慢进化，部分基因会消失（由于物竞天择），另一部分基因会出现（由于突变），然而它们构筑的这条基因之河却始终如一地流淌，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说这个物种变成了另一个。事实上，从这种观点来看，“物种”这个概念其实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世代遗传的生物谱系，也就是所谓的“基因之河”。

有时，这条河也会分流，于是一个新的物种出现了，它可归为某种大生物体系内的新的分支。如果这两条基因之河沿着完全不同的方向继续发展，最终诞生的生命形态将会变得截然不同，令人完全看不出两者之间曾经有过关联之处。但在走到这一步之前，两条基因之河势必已经沿着不同的方向流淌了很久了。

从一条河流中生出多种分支的基因之河是从水平的视角对进化进行类比，而从垂直的视角来看，“生命之树”理论与之异曲同工。因此，达尔文的“生命之树”就是道金斯的“基因之河”。从基因之河的主河道中诞生的支流有时还没有到达海洋，就已在沙漠中枯竭。同理，在生命之树的进化过程中，有些分支也没有一直存活至今（事实上，大部分都没有），而是掉落到地面。

根据这套理论，进化学单纯只关乎物种的基因发展，这种生物学理论形成了一套数学模型——一系列关于突变概率和自然选择概率的方程式计算——来解释随着时间的流逝，基因是如何演化的。

那么，那些化石、古生物学研究等，在生物历史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难道它们对于进化论的研究就没有任何贡献吗？

根据某些生物进化学的研究者来看（如超达尔文主义者），化石中记载的信息，就是地球留下的历史档案，而古生物学家的工作仅仅在于：1.展示进化的证据；2.讲述这段历史。

或者说是这些历史，因为无论过去还是当下，都有那么多的物种曾经存在，有些甚至存在至今。然而考虑到所有已经灭绝的物种的总数，至今仍存活的物种相比之下不过是沧海一粟。例如，一百多万年前，曾有多种哺乳动物在阿塔普埃尔卡山一带定居，如今它们的存在却已湮灭殆尽。生命的历史就是这样由数百万种不同生物各自的历史统合而成的，其中不存在规律，也没有统一的结构。

古生物学家通常会被视为历史的见证人，或是这本庞大的进化画册中的纪念画收集者，他们无需钻研探索，只需描述自己看见的东西就好。尽管如此，有些古生物学家依然发出了自己的呼声，包括上文曾提到的尼尔斯·艾崔奇，著名的科普作家斯蒂芬·杰·古尔德，或是同为古生物学家的伊丽莎白·弗巴等。当然，讲述历史是一件很美好的事，而我们古生物学家还有幸能收获众多听众的聆听，但一位真正的科学家势必更加致力于从探索历史中获得启发。

因此，对于进化机制（或曰其中的原理）的探索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式。部分专家埋首于实验室（或田野调查）中，研究迄今仍存活的生命，调查它们当下的状态，从而得出结论；而另一批专家则专注挖掘骨架、牙齿、贝壳、甲壳、珊瑚、种子、树根、琥珀等化石文物，以期调查早在那个还没有科学的年代，当时的世界发生过什么。

在本章的标题中，我采用了“无主之地”这样一个说法，因为它指出了分隔这两个世界的不可逾越的宽阔鸿沟：一边是分子生物学的世界，基因的世界；另一边则是古生物学家通过历史和具体叙事构成的世界，其中充斥着早已死亡多时的生物残骸和化石。这是一个宽广的世界，其中没有任何能给出方向指导的地图或指南，只有极少数学者敢于一头扎入这样的世界中，而且他们有可能会就此迷失其中，再也找不到出口。

这个世界是如此广阔，包罗万象，任何学派都可介入其中，无论是科学的理念还是历史学的理念——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包括神学理念。因此，在这片广阔的无主之地中，建立起了多个“城市”（学派），从每个“城市”中出发的探索者秉承着不同的理念，一头扎入未知的领域。他们有时会与从其他“城市”来的远征队擦肩而过，而有时则是孤军奋战。

尽管掉书袋非我所好，但确实，古往今来，古生物学家们普遍热衷理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包括法国古生物学家、耶稣会士德日进，此人当年在法国和西班牙曾大受追捧[8]。时至今日，德日进的理论依然尚未灭绝，因为就像其他这类理论一样，他的学说势必会得到热衷神秘学的受众的支持。

时至今日，我仍然会时不时地遇到一个德日进的新的追随者，这常令我感到不可思议。最近的一次是在杂志上看到的一篇对西班牙语作家、学者卡门·里埃拉的采访。当问到“你是否相信来世”时，她回答：“我可以给大家分享德日进的理论，根据该理论，我们共同构成了某种‘存在’的一部分，而这种‘存在’是永恒的，因此我们也能从中获得永恒。我这里说的‘我们’不只是指我自己的子孙后代，还包括一切重要的事物。”在那本杂志上，“一切”一词还用斜体来强调这个词是她的回答的核心，即她感受到了某种比我们任何人都伟大得多的存在，这种存在与时光的流逝共存。

相反，对于新达尔文主义者而言，唯一的永恒恰恰只存在于活着的生物体内，具体地说，永恒通过它们的子孙后代延续。更准确地说，是它们不断复制、向后代传递的基因，仅仅是一些分子构成而已。

那么，在这个无主之地中，神学是否能占有一席之地呢？

如今有一种新鲜出炉的理论正试图将进化与创世（代表上帝的神迹）联系在一起。这一理论同样来自一位古生物学家——英国人西蒙·康威·莫里斯。鉴于该理论的根基并非全然谬误，也就是说，与通常那些冠以“创造科学”或“科学创世论”的拙劣学说不能相提并论，在此值得展开一番深入探讨。在传统的“科学创世论”中往往充斥着神创理论和其他歪门邪道；更有甚者，还包含许多封建迷信的内容。而康威·莫里斯则是一位新达尔文主义者，事实上，他与我本人以及大多数（就算不是全部）当代进化生物学家共属同一学派。

康威·莫里斯的理论中包括引人入胜的纯粹生物学领域的内容，值得仔细探讨。关于这些部分，我认同他的观点，也会从一个古生物学家的角度分析他的学说，尤其是我所专长的人类进化理论的部分。和对史前动物的研究一样，人类进化也是康威·莫里斯的科普作品的核心主题，尽管他钻研的那些物种的存在时间远早于人类（但同样能对进化理论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在钻研生命的历史，从一个古生物学家的角度进行分析时，康威·莫里斯还引入了神学理论。我将以尽量客观的立场介绍这一理论，就这些神学理论是否足以构成坚实的科学基础给出我最不失偏颇的结论。然而，当一个人——不管是为了正式的理论研究，还是仅仅出于求知欲而探索——带着先入为主的宗教观念去研究进化史时，他一定能从这些古生物学领域中找到足以支持其论调的资源和相关的论据。对他们来说，引入神学的理论势必将比其他古生物学家（例如我）基于纯自然科学、否认神学作用来研究的方法更好用。

因此，这片所谓的“无主之地”，也可成为所有学派皆可占据一席之地的“万众之地”。

我要先警告大家，这是一个沼泽遍布的世界，四周充满陷阱；但冒险者、前瞻者和那些想象力丰富、不甘现状的研究者将出于好奇和欲望，争先恐后地奔赴这个世界。其中有些人的学说并未在学术期刊上正式发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理念将通过内容丰富的科普作品等形式陆续问世。这片领域中比喻盛行，由于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科普作家们不得不大量使用类比的方式来解释他们的学说。其中，地理上的类比，如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基因之河”，对于曾在这片无主之地上漫游的探索者们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我们在未来还会看到更多。

最后，作为总结，在这片土地上，势必会出现一个重大问题——我们为何在此？

那么，如果有人想要寻求事物存在的意义，科学能够给他们合理的解释吗？

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我会在这里试着解释一下。人们常说，科学的任务是回答“什么”和“怎么”，比如：地球上有什么？它是由什么组成的？它是怎么运作的（即造成这些自然现象的科学规律有哪些，它们是怎么运作的）？

但科学不会为世界运行的意义寻找答案，因此，科学家不会去探索“为什么”支配事物运行的法则是这些而不是那些。事情就是如此，科学家只需总结出规律，调查清楚运行原理就可以了。就像我们开灯时不会去自问为什么会有电力，而只会关心如何用电力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当我们打开电闸或者搭乘飞机时，我们也不会进行任何哲学意义上的探索。

“为什么”的问题并非一个科学上的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真正与科学无关的那个问题应该是“为了什么目的”，即这些原理的目标是什么？它们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存在的？

在自然科学的探索中，科学家可以无视目的性，在物理、化学和地理的领域也一样，没有人会要求科学家对于他们研究的现象的“目的”作出说明。事实上，对于一位科学家来说，大海、山脉的存在不具备目的性。它们不是为了某个目的而在那里的，而只是单纯在过去由于某种地质结构变化而出现在那里的。

然而，在生物的研究中能够看出某种明显的目的性[12]的存在（终于谈到了意向性）。从生物结构上来看，很多进化很明显是为了某个目的（即古希腊人所说的“telos”）而发生的，不管是客观造成还是故意为之。眼睛是为了视物，翅膀的作用是飞行，爪子是用来狩猎，斑驳的皮毛是为了避免注意，肺的作用是为了呼吸空气，鳃的作用是在水里呼吸，胎盘素是给胎儿供给营养的，植物藏在土里的块茎能防止它被动物吃掉。以上所有案例中，每个器官都有自己的功能，甚至我们可以说实现这个功能就是它们的使命，而这个说法听起来更有目的性，更直奔主题。同样的模式在生理学领域也很常见。生长激素在发育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睡眠需要褪黑素，为了延续社会性则需要催产素（可说是它的使命之一），同理，人体必需的氧气需要一个个被称为血红蛋白的红色小球将其通过血液输送到体内的各个细胞。再看看行为学（伦理学）的领域。鹳鸟会用树枝搭建鸟巢；雄性鸨鸟在舞蹈时，只有一个目的——吸引雌性注意自己。

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目的论在生物学中的作用，这是他研究生物的基础。事实上，时至今日，现代生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在研究某个生物器官或机能时，依然会遇到这个问题：他们会自问，自己观察到的生物结构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存在的，它实现了（或曾经实现过，如果是研究某种化石的话）什么机能。

工程师设计的所有机械都是为了某个目的而创造出来的，每个机器都有其作用，具备一定的功能性。同理，我们也可以说，生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研究一个现存或已灭绝的生物的某个器官或机能时，原理就跟工程师研究一个机械没有什么不同。就像把工程研究颠倒一下，我们将这台名为生物的机器拆开，细细剖析其中每个零件的作用，即每个器官和它们所对应的功能。这就是生理学。

而这也就是达尔文当年面临的难题：如何解释这些进化（解剖发现的生物结构、机能或遗传行为都展现了明确的目的性）是在自然界的演化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被刻意设计成这样的。我们很快就能看到，达尔文是如何一剑切开了这个戈尔迪乌姆之结[7]，解决了前人从未成功解决的这个难题，将生物学变为一门科学。

在进化过程中，生物从先祖处继承下来的遗传信息不断改进，这是理解为何每种生物都以某个具体模式行动的关键——在于物种。比如说，地面上的所有脊椎动物的起源都来自某些鱼类，因此所有这些动物在外表上都保留了一部分鱼的特质的共性，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变化（成不同的物种）。根据该理论，我们也可以解释生物的结构特征，在被问到“为什么”时能根据历史的演化来回答。为什么我们的手上长着手指，脚上长着脚趾？为什么声音通过中耳的一串小骨头传递进耳中？为什么从一开始，我们的体内就有骨骼的存在？我们为何有大脑？人类为何在体内受精？答案来自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物种起源，可以用这种理论，解释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

换句话说，形态学家、胚胎学家、生理学家和民族学家研究的是影响生物演化的间接因素（某个个体的具体功能是什么，如何使用这些功能，它们如何推动族群的发展），而演化的终极起源（造成演化发生的原因），则需要从进化论中寻找答案。

事实上，古生物学家会建议将“物种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这个问题，改成“物种是如何演化到现在这个地步的”。可以想见，我们科学家不喜欢“为什么”这类的问题。

当我们自问“我们为何在此”时，真正令我们焦虑的不是科学上的解答，不是如何讲述生命的历史以及我们这个物种的起源，也不需要追溯至人类的第一个细胞。事实上，这是一个神学问题。

下面的篇章涉及本书的关键，我希望我能将我的观点阐述清楚：我认为，对于科学还不能解释的问题，基于已知事实来进行解答比基于未知事物来解答更好。而且我坚信，无论如何，寻找真理的过程不该与科学认知相冲突，相反，真理应该源自科学。

在这里很适合引用我在本书开头用过的引言。辛普森曾经吃惊地表示，（西方）宗教有一种恶劣的天赋，在每个有科学争议的议题上，它总能站在错误的一边，每次它支持的理论事后总能被证明是伪科学。尽管在辛普森看来，事情本不必如此的。

如果读者有兴趣知道，我可以告诉大家，本书的观点沿袭自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13]，并同样参考了雅克·莫诺、爱德华·O. 威尔森和斯蒂芬·霍金等科学家的哲学理论。但我对于神学和宗教的看法无关紧要，因为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要尽力说明，在“源于科学”的基础上，论辩双方的观点完全南辕北辙，根本没有可兼容性。双方的观点如下：

——其中的一个观点认为，一种像人类这样拥有思想和思考能力的高智能生物注定会出现，因为它源自自然本身，本身就属于自然的本质之一。

——而另一方的观点则认为，我们进化成现在这个样子，只不过是进化过程中出现的无数可能性中的一种，只不过是在过去无数选择的十字路口做出的既定选择带来的随机结果。

从这两个不同的起点出发，双方都可以得出各自的结论，但由于有些结论超出了科学的界限，我在此不予评价。我们每个人都问过自己这个“终极问题”，而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回答，而这也正是我们之所以是人类的理由——对于追寻“我们为何在此”的问题的执着。

为了回答这个“终极问题”，我们需要深入了解自然选择论的原理，不管听起来有多么的不可思议，事实上它的本质就是通过一种盲目的机制[14]，它创造出物种的结构及功能设计时不带有任何的目的性。只有理解了这种机制，我们才能理解现存生物的多样性，才能理解它们是多么完美地融入了各自所在地的生态圈。原因看似不可思议，但同时又很简单——而只有一位天才发现了它的存在。这位天才名叫查尔斯·达尔文。

由这个问题开始，我们将进入下一天的议题。物竞天择并非“终极问题”的直接解答，但其答案与进化论之间并无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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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希特勒志愿参加了德国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第16团，在西线与英法联军作战，先后参加了第一次伊普雷战役、索姆河战役、阿拉斯战役、巴斯青达战役。

[2]安德雷亚斯·维萨里（1514—1564），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家、医生，他编写的《人体构造》是人体解剖学的权威著作之一。他被认为是近代人体解剖学的创始人。

[3]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因里希·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德国自然科学家、地理学家，被誉为现代地理学之父。

[4]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1852—1934），西班牙病理学家、组织学家、神经学家，被誉为现代神经科学之父。

[5]亚历山大·弗莱明爵士（1881—1955），苏格兰生物学家、药学家、植物学家，因1928年发现青霉素而闻名于世。

[6]詹姆斯·杜威·沃森（1928— ），美国分子生物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1916—2004），英国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及神经科学家。1953年，二人共同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双螺旋结构，因此荣获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7]戈尔迪乌姆之结是亚历山大大帝在弗里吉亚首都戈尔迪乌姆时的传说故事，一般作为使用非常规方法解决不可解难题的隐喻，据说当时亚历山大用剑劈开了无人能解开的绳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