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杜弗莱斯恩可以做得更好
杜弗莱斯恩，七岁，婴儿般的面颊，鬈曲的头发，第三次请求“站到小角落”里去。老师拒绝了。这个小时够沉重的：今天讲解的是“带进位的加法”，小学生预备班第三学期的练习。有五十个孩子。老师开始了。
开始的时候老师放了一些小木块，然后又拿开了一些。五十个孩子中，有三十个搞明白了。大家停留在形象理解的阶段，纯粹而简单。
老师继续下去。他搁下了小木块，转身到了黑板前，过渡到了数字。他试着从理解跳跃到运算机制，到抽象思维。开始时的那三十个学生，这会儿只有十个跟得上了。
杜弗莱斯恩没有看黑板。他在玩一支圆珠笔，就一支。
“他们就是能这样，”老师说，“尽管无聊，但他们真的能在整个一小时里就玩一支圆珠笔，就一支。”
塔维尼埃倒是看着黑板，双臂交抱，眼睛一动不动，但是他什么也没有看在眼里。
“你从来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老师说，“塔维尼埃是最糟糕的。简直不知道他有多懒，那懒是骨子里的，无法控制。”
又瘦又小的富尔尼埃却是智力超前，他也不很乖，不过他什么都懂了，小木块，数字，他于其中感受到无穷的乐趣。
“富尔尼埃，”老师说，“他处在快乐中，他的这种状态比我们想象的要多，有时在整个学习阶段都是如此。他觉得理解是件有趣的事情。这并不代表他比杜弗莱斯恩要聪明，只是他学得很快乐。”
“为什么呢？”
“要说的话，那是一种感觉，好像进了一条没有尽头的隧道，隧道一直在不断地变宽，变宽……”老师说。可是这样的征途，为什么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人才能到达终点呢？
我们并不想走入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的迷宫，不过我们还是请老师为我们讲一讲杜弗莱斯恩和富尔尼埃（塔维尼埃的情况比较特殊），而且从班级出发来谈谈。
杜弗莱斯恩的父母是知识分子、艺术家。与工人家庭或公务员家庭出身的孩子相比，知识分子家庭或艺术家家庭出身的孩子往往会出现一种智力发育迟缓的现象[1]。
杜弗莱斯恩基本上没有什么责任感，可以说，对于他责任感的培养，父母表现出的不仅是一种忽视，更甚是放纵。杜弗莱斯恩很有名，他生活在自己的名声中。他吵闹起来简直是惊天动地。尽管得了坏分数，父母仍然不以为然地冲着他笑。到了一定的年龄，别的孩子都在数立方体了，他却在卢森堡公园。也许他的脸颊比别的孩子都要大。就是这样，而他自己也想这样，想做一个七岁的婴儿。因为害怕在街区幼儿园染上麻疹，他是跟着私人教师和他母亲学认字的。对于杜弗莱斯恩来说，最坏的事情就是把他送进了学校。杜弗莱斯恩恨透了学校。他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学校摧毁了他迄今为止仍然秩序井然的世界。他在家一点也不觉得厌烦——很多人都到他家里去，教他一大堆东西，各个方面的都有。他知道（一直知道）毕加索的名字。他看过他的画儿。也许大家还问他有何感想。他周游列国。听音乐，也许还看电视。他读书，读报纸。换句话说，七岁，杜弗莱斯恩就有了自己的想法，更甚于此，这简直是一种目前他觉得可以为之自满的文化。他的父母什么都不在乎，甚至有点轻率冒失。看上去杜弗莱斯恩的念头非常奇特，其实这并不是他的念头，而是他父母的。他的早熟完全是虚幻的。理所当然地，他便有可能“缺少”一种判断性的思考，就算大家鼓励他发表意见，为他鼓掌，他也总能够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是真正属于他的念头却被周围的那些人的念头给淹没了，这不啻一种悲剧。于是，尽管我们相信他懂得很多，其实他懂得很少，比别人少。比在饭桌上总是一言不发的富尔尼埃懂的要少，杜弗莱斯恩会有自己的想法的，当然，但是得假以时日，并且一定得等他碰壁之后。
总之，我们给杜弗莱斯恩的空间太小。迄今为止他所拥有的自由都是动物性的。他的精神自由却被异化了。我们用成人的标准去衡量他的智力。一直到现在，大家教他东西还总是任由着他性子来，而且尽量避免让他自己付出努力。
于是，课堂使他感到灰心，因为课堂是如此严格，并且有一种平均主义的功能，以至于才开始的那段时间，他每天晚上都要哭。多么残酷啊！为了和课堂作斗争，他总是从家里带点什么来，哪怕是一支圆珠笔。这支笔就象征着他家，他的妈妈。一支护身圆珠笔。有这支笔在，我就不再孤零零的了，不再孤零零地待在这种恐怖之中。
富尔尼埃，他，是公务员的孩子。我们发现较之其他家庭的孩子，公务员和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智力发育得往往比较正常。
富尔尼埃完全具有一种学习责任心。他根本不会想到自己可以不做作业，哪怕不是规定必须做的作业。家里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时刻表。检查他的作业也属于其中的一项内容。如果他生病了，他的母亲就会到学校门口来要作业，就算在患咽喉炎的时候，他也照样念完了课程，做完了作业。富尔尼埃可没什么名气。如果他过于吵闹，他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得了坏分数更是这样。他的父亲不是老鹰，但他知道生活不是那么宽裕，知道要抚养孩子，他没有钱，也没有时间好浪费。三岁的时候富尔尼埃就开始数立方体了。所以上小学前他已经读了三年的幼儿园。他熟悉学校就像熟悉自己家一样，生过麻疹就是证明。学校对他来说，就像吃饭和睡觉，是生存中不可避免的一桩事情。这完全是个七岁的孩子，完全与他的年龄相当。也许，谁也不知道，他在家里有点厌烦——日常生活缺少的正是学校的这份神奇和弹性，真遗憾，杜弗莱斯恩不能够领略。于是，对于富尔尼埃来说，学校不仅是“必须”去的，更重要的是他喜欢学校。如果说他也会产生一些想法，并且有时也会说出来，这些想法可不怎么让人感兴趣，还是他的学习成绩更引人注意。因此富尔尼埃显得比杜弗莱斯恩要孤独。他有自己的空间，他能够听凭自己的意愿去填满自己的空间，但是那是由自己独立填满的。从富尔尼埃嘴里出来的都真正属于富尔尼埃自己。他在学校方面的早熟是真实的。在生活中，他享有恰到好处的孤独，虽然不乏痛苦，然而他正好可以用这份痛苦来发明解药：努力。他已经完全习惯自己努力，努力已经成为他自觉的行动。小木块和运算之类的东西就从他自己的努力中落下来，他自己尚未觉察。理解的过程让他感到有趣，努力也一样。这种和谐使得富尔尼埃成了一个幸福的学生。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了这份幸福，尤其是他从来不想家，在家里也没有任何人会过分关注他的“情况”。也许他没有极其聪明的父母，富尔尼埃，但在智力上他与杜弗莱斯恩是平等的，在学校里甚至发展得更快。
课堂的严格性和平均主义让富尔尼埃得到了满足。这种残酷，他已经有所了解。他不带圆珠笔来。虽然自己未必知道，他在小木块和黑板上的数字里已经得到了无穷乐趣。
“上了预备班以后，只要看他们写的字，”老师对我们说，“你就会知道他们来自什么样的家庭。其他的一切随之而来……”
当然，总是有特例的。但是生活中绝非仅仅有特例存在。相信这种出身决定论已经不太好了，然而要不相信真是困难。
富尔尼埃会跳级的。而老师得再教杜弗莱斯恩，不管这次用不用小木块。他将要求杜弗莱斯恩做出巨大努力：把圆珠笔放在一边，他的那截小木头，让他坚持十分钟。也许他在几个星期里都会看着他，用别的东西引诱他，直至他忘了他的圆珠笔，但是不会像他家里的人那样，恰恰相反，概括地说，学校是要让他体会到已经离开他很远的努力之“魅力”，让这份努力重新回到他的身上。
《法兰西观察家》，1957年
[1]但是在中学，这种现象不再发生。——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