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纪传体史书形成前史

第一节　先秦文体与《史记》

一、司马迁对《春秋》的模拟

司马迁首开“纪传体”史书撰述先河，被前人视作《史记》一大创举。传、记均为当时文体，两者合称通常代表了解释经典的文本。如《汉书·元后传》有“《五经》传记，师所诵说，咸以日蚀之咎在于大臣非其人”(1)。刘知幾以为司马迁设立列传以释本纪，他说：“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2)章学诚以为：“史之有列传也，犹《春秋》之有《左氏》也……”(3)在上述学者那里，《史记》纪传体裁的模仿对象是《春秋》经传。

一般认为汉代《春秋》经、传本是分开传播，直至杜预将《左传》与《春秋》本经合刊注解，此后才有《春秋左传》之名。据《隶释》载熹平石经残存《公羊传》，亦是独立于本经之外(4)。再看《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儒家典籍，均是经、传分开著录。比如经有“《春秋古经》十二篇”和“《经》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传则分别有《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邹氏传》《夹氏传》，还有《虞氏微传》《公羊外传》《穀梁外传》等等(5)。然而，今日能见到的马王堆帛书《五行》篇，即经传合一传世(6)。所以司马迁创立纪传体未必没有受到经传合一的文本影响，只不过单纯将《史记》纪传合一的体例与《春秋》经传的关系相比拟，略有不妥。当然，在司马谈、迁父子心中，《春秋》确实有独特的地位。

汉人写作有模拟之风(7)。《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称自己模拟的主要对象是《春秋》。在他看来，先秦典籍以《春秋》的价值最大。所谓“《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8)。《春秋》有如此意义，故深为司马谈、迁父子尊崇。司马谈对司马迁说道：“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而后壶遂对司马迁称言：“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司马迁本人更强调“《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9)。宁可冒着“刺讥”当代的风险，司马迁也要申明《史记》是比拟《春秋》的作品。凡此所举，都表明在学术追求上，司马谈、迁父子将《史记》定位于等同《春秋》的作品。

今人认为《春秋》是儒家的经典，此特指鲁国《春秋》。先秦各国都有史书记录。张政烺认为《铎氏微》即是楚国《春秋》的节录本(10)。吴荣曾认为“战国时儒家研治或评说《春秋》已成为一种风气”(11)。而且当时模拟、利用《春秋》的学者，不局限于儒家。

其时有两类可以命名为《春秋》的作品。一是取《春秋》包举众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的功用，出现了众多名为“春秋”，却与《春秋》形式不同的作品。如《史通·六家》所谓“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各家《春秋》。因为“其书篇第，本无年月”，只可以看作在写作目的上模拟《春秋》。二是取《春秋》经传相传，代系相系，编年叙事者，即同篇中提到的“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的作品(12)。它们非但在写作目的上与《春秋》接近，更在写作形式上与《春秋》相同。

在学术品质、学术境界、学术追求上向《春秋》看齐，是战国秦汉之际的一种潮流。《汉书·艺文志》除“六艺略·春秋家”下的《楚汉春秋》外，尚有“诸子略·儒家”下的《李氏春秋》《虞氏春秋》以及“诸子略·杂家”的《吕氏春秋》。诸书内容不同，在书目中的分类亦不同。如《虞氏春秋》“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13)。《吕氏春秋》“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14)，其书篇目“八览”为《有始》《孝行》《慎大》《先识》《审分》《审应》《离俗》《恃君》，“六论”为《开春》《慎行》《贵直》《不苟》《似顺》《士容》(15)。吴荣曾称战国《春秋》之学形成起来并获得了发展的特点是“诸子学和史学的合流”(16)。战国时期以“春秋”为名的众多著作，反映了时人对《春秋》价值观念和批判意识的重视与模拟。司马迁的观点与之一脉相承。

先秦各国史书采用“以事系日，以日系月”的叙事形态，都可以称作《春秋》。除上文提到的楚国《春秋》外，《墨子·明鬼篇》中有周、燕、宋、齐各国《春秋》，《隋书·李德林传》引作“百国《春秋》”(17)。各国史书在《墨子》中被称为“春秋”，未必真名为“春秋”。只是说，先秦时倾向以“春秋”命名编年类文献(18)。入汉则以《楚汉春秋》为代表。《楚汉春秋》被归入“六艺略·春秋”。据其佚文，似以时间为序记录史事为主。与此类似的还有《太古以来年纪》《汉著记》《汉大年纪》。这些文献与《虞氏春秋》《吕氏春秋》分类论述的形式完全不一致。《汉书·艺文志》将诸书区别对待，应该就是从写作形式上来区分的。

司马迁对这两类与《春秋》有关的作品都有所关注，并将其与《春秋》的关系做了梳理。他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称：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呜呼，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19)

而后他又说道：

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20)

上述文献的创作者将自己作品命名为“春秋”，当然并不都将自己的学说归属于“儒家”。吕不韦、韩非姑且不论，即令司马迁自己所谓的“驰说者”“历人”“谱牒”和“数家”，都取资于《春秋》，也不应完全统一在儒家的旗帜下(21)。也就是说，《春秋》可以为先秦以来各家各派因袭、利用。司马迁模仿《春秋》的作品，亦未必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而是有着自己的学术追求。

二、《世本》《穆天子传》及“语”类文献

先秦史学的遗产并非仅有《春秋》。司马迁创作《史记》也曾博采众家体裁。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涌现，今人对于传统史籍的分类，未必拘执于《史通》的标准。如李零将先秦史籍分作纪年类、谱牒类等等，便很可作为借鉴。就《史记》而言，司马迁所创“纪传体”，本纪的部分自然是仿效纪年类史书，与《春秋》以及清华简《系年》之类文献大有关联。此外，《史记》恐怕也在相当程度上关照了谱牒类史书。

谱牒类史书传世文献的代表即是《世本》。《世本》记录了传说中的上古帝王以及历史上的诸侯谱系(22)，这在《史记》的本纪和世家中都有所体现。谱牒类史书关注的重点是家族血缘关系，归根结底重视的是人。《世本》之类的谱牒类史书，对《史记》的影响恐怕不仅仅在于提供了哪几个诸侯的传承情况，而是提出了新的看待历史的方式，即将人作为历史的主体(23)。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与西周以降以血缘作为宗法封建基础的社会现实有关(24)。不过人物在文本上的反复呈现，也形成了某种文献传统，成为后世效法的先声。

先秦时期值得关注的文献还有《穆天子传》(25)。此书大致以周穆王为核心，叙述其经行天下之事。其内容为众所知，此不赘述。虽与后代规格严整的人物传记不同，《穆天子传》毕竟也突出了人物的核心地位。

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出土文献中存在的大量“语”类（故事类）文献，如《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之类，基本上以人物为中心，叙述某事经过。类似的被学者称为当时的“公共素材”的文献(26)，也多是以人物为核心的。如上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27)、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等篇(28)，有明确的主人公与对话内容(29)。司马迁能够在《史记》中创立以人物为中心的列传，与先秦时期相关材料的大量出现，恐怕也不无关系。

目前看来，先秦时期的谱牒类及“语”类文献的大量出现及发展成熟，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提供了文体和材料上的准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谱牒类文献还是“语”类文献，记载的核心都是人。最新关于简帛材料的研究提示：与“语”类文献类似的“书”类文献还有按人物为中心编次的情况存在(30)。撰述主体的不断重复，反映了当时社会心态的改变，影响到《史记》的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