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寻找古埃及

21世纪初的我们有关记忆和失忆的很多看法，往往可以追溯到1个世纪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mund Freud）的著作。在维也纳寓所的那间心理咨询室中，弗洛伊德提出了很多深刻改变我们对人类意识的观点。他认为，人类思维大致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种模式。很多看似被遗忘的东西并非真的已经被我们忘记，只不过是深深埋藏在潜意识中而已，而潜意识依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言谈举止。这种影响是不自觉的，只有当我们察觉到某种潜意识的存在时，才能有意识地加以克服。

“埋藏”（buried）这个词用在这里非常恰当，因为弗洛伊德终其一生还是位狂热的业余考古学家，他在心理咨询室里堆满了来自古希腊、罗马和埃及的雕塑等各类古董1。曾经供包括诗人杜利特尔[1]在内的诸多病人半躺半靠的那把著名躺椅[2]，就摆在一幅描绘月色掩映中的拉美西斯二世的阿布辛波（Abu simbel）神庙[3]的版画下方。他的书桌上足足摆了36尊来自不同古代文明的雕塑，其中主要是古埃及的青铜和石头雕像，比如象征托特神（Thoth）的狒狒，这位神灵在古埃及是主管书写、智慧和记录历史的神。据弗洛伊德的房东回忆，他经常会用手轻轻拍打石头狒狒光滑的脑袋，就好像对心爱的宠物那样。

本书主要以古埃及为题，从弗洛伊德的生活和著作入手似乎显得文不对题，然而他提出的很多关于记忆遗失的观点不但适用于个人，同时也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贯穿20世纪，众多学者、哲学家和作家不断构建着名为“文化记忆”的理论，认为不同的文化记忆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相应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观、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2以美国为例，这个国家的文化记忆可以体现为包括感恩节在内的众多国家节日，体现为美国文学、艺术、建筑、音乐等领域的独特准则，体现为奴隶制的惨痛记忆和长期影响。时光流逝，这些东西演化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记忆，有了约定俗成的说法，可是它们最初的形成背景却并没有那么简单。这里不妨详细说说。

多数美国人认为过感恩节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7世纪新英格兰[4]殖民时期，然而这个节日其实是在1863年由林肯总统（president Lincoln）提议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内战时期[5]的国家团结。至于艺术领域的种种规范，其实自这些规范诞生以来，应该墨守成规还是突破创新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经常引发激烈的争论。奴隶制对美国社会而言则属于被有意遗忘的历史。直到2016年美国国家非洲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6]成立前，美国都没有为那些数以百万计因奴隶制而失去生命或遭受苦难的人设立的博物馆或纪念碑，联邦一级或州一级的政府甚至从未对这段历史作过官方认可。公众也没有普遍意识到曾经的奴隶制对今天的美国社会余波犹在。

借助弗洛伊德理论，我们可以像解读个人意识那样，解读这种社会心理。埋藏记忆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有意忘记奴隶制这种悲惨往事，掩饰欧洲殖民时代的侵略行径，或者干脆是为了压制那些与主流话语存在差异的不同声音。这些记忆以及由此引发的焦虑可以被埋藏，却不会被遗忘。某些突发事件，比如白人警察枪杀手无寸铁的黑人等，可能会像在伤口上撒盐那样重新唤醒它们，让这些悲惨往事得以改头换面，故事新编。

如果说某些文化记忆是为了埋藏那些艰难困苦的历史时刻，那又应该怎样理解那些引发我们庆贺甚至狂欢的共同历史和记忆呢？在西方主流文化中，古埃及通常扮演着正面形象，被认为是已经被西方（“west”这个词如果仅按字面去简单理解是有问题的[7]）历史和文化部分招安了的失落文明。实际的情况是，身在西方的我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通过书籍、电视节目和博物馆展览，建构并重新“发现”了那个“古埃及”，大家也往往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理解那个所谓的“古埃及”。例如巴黎协和广场（the Place de la Concorde）取代原先的断头台而竖立起来的方尖碑[8]，还有拉斯维加斯金字塔形的卢克索（Luxor）酒店3和赌场等，这些东西归根结底都是西方人打着“埃及”名号的自说自话。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修建成金字塔模样仅仅是为了开个有益无害的玩笑吗？欧洲各地纷纷竖立起方尖碑仅仅是出于西方现代科学为人类共同利益而保护和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高尚动机吗？答案正如本书将要展现的那样，回忆并非一个简单的过程，当我们试图以回忆的方式重建“过去”时，“过去”就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

关于法国人对古埃及的热情，还有拉斯维加斯的金字塔形赌场，本书后面将有专门介绍，这里还是继续谈谈弗洛伊德的话题。作为狂热的业余考古爱好者，弗洛伊德对人类意识演化的历史性认知其实是与同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成果相匹配的。弗洛伊德理论虽然吸收了很多古希腊神话元素，而且他本人一生除了从维也纳前往雅典和罗马游历过一趟，就再没有参观过其他古代遗迹，可是这位心理学家晚年的思想却大量吸收、借鉴了古埃及元素。他神游古埃及的方式是坐在书桌前，同那些古埃及神像四目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