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由来

(一) 蓟城的起源

1996年, 在北京王府井新东方广场的工地上发现了原始人用火的遗迹。说起来, 这些原始人也要算是“北京人”了。可这些人生活在两万五千年以前, 离北京城的出现还早得很呢。学术界公认的说法告诉我们, 北京城的出现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那么,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呢?

关于北京城建城之始, 古人留下的文献中有两条记载。第一条出自《礼记·乐记》: “武王克殷反商, 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周武王推翻商朝建立周朝, 采用分封制度, 将亲族、功臣等人分封到全国各地。而将轩辕黄帝的后人分封到了蓟这个地方。这里提到的蓟并非今天的天津蓟县, 这个蓟城就在今日的广安门附近。具体一些, 就是西城区的南部以及丰台区的一部分。

第二条记载出自《史记·燕召公世家》: “周武王之灭纣, 封召公于北燕。”讲的还是周武王在灭商之后, 将召公这个人分封到北燕。召公是何许人呢? 召公姓姬, 名奭, 也是周文王的儿子, 武王姬发的弟弟。他跟着武王一起征战, 功勋卓著, 武王就把北燕这块地方封给他了。召公的封地不止北燕一处, 他最早的分封地在“召”这个地方, “召”就在今天陕西岐山的西南。古人往往用他们的采邑作名字, 所以一般叫他召公或者召公奭。

传世文献只有以上两条极为简略的记载。那么除了这两句话之外, 还有别的证据吗? 这就要依赖于考古发掘了。 20世纪70年代初期, 北京有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 在今天的房山区琉璃河镇发现了一处商周时期的古城遗址, 考古部门在那里展开了大规模发掘,出土了很多文物。其中有几件重要的青铜器, 铸有“郾侯”铭文。考古学家认为, 早在周武王伐纣之前, 这座古城就已经存在于此了, 当时属于一个叫作“郾”的古老部族。西周初年, 此地成了燕国的封地, 古城就成了燕国的都城。

周武王灭纣发生在哪一年呢? 20世纪90年代, 国家启动了一项多学科联合交叉攻关的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天文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 精确测定年限, 认为周武王伐纣成功建立周朝是在公元前1046年, 正好是3000多年前。青铜器铭文上的记载与现代的推算结果也是大体相符的。青铜器铭文里最初的“燕”字, 写作“”。这个字与“燕”同音不同义。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有些史学家在考据之后提出一种假说, 认为这块土地在武王分封之前, 并不是一块无人居住的荒地, 而是已经有部落居住在这里。召公作为一个外来者被分封到这里, 虽然有强大的军事后盾, 能够立足于此, 但仍然需要处理好与原住民的关系, 作为一种政治手段, 仍然采用了这个部落的名称, 之后逐步改为了与之同音的“燕”。

刚刚提到, 周武王还将黄帝的后代分封到了蓟。蓟这个地名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北魏时期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他的《水经注》中记录道: “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 也就是说, 郦道元注意到当时蓟城的西北角有一个叫作“蓟”的小山丘。那么什么是“蓟”呢?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指出, “蓟”是一种可以入药的草本植物, 而蓟丘就是一座长满了蓟草的小山丘。郦道元讲: “因丘以名邑也”。他认为这座城市的名字是因为蓟丘而来的, 所以叫蓟城。这种解释也得到了考古发掘的印证。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 北京的考古工作者在广安门一带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 证实了这里就是当年蓟城的遗址, 在这片区域的西北, 大概在白云观的西边也找到了蓟丘。

为什么可以断定这片区域就是3000年前的蓟城呢? 主要的依据有两个: 一是瓦当, 二是井圈。考古工作者在广安门外的护城河一带发现了不少春秋战国时期宫殿上的瓦当, 它们并不是民用的,说明这片区域在当时建有宫殿。另外, 我们还在今天的西城区和丰台区发现了不少陶制井圈。古代打井, 需要用井圈来分隔并固定井筒四周的土, 至于井圈的材料, 有砖石、有树枝, 在战国时期一般是陶土。这片区域发掘出的陶制井圈, 分布密度很高, 这说明战国时期, 这里的人口密度相当高, 应当是一座不小的城市。

刚刚讲到的周武王的两次分封, 一是“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 二是“封召公于北燕”, 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事。此后, 燕国发展得日愈强大, 蓟的国力则比较弱, 春秋时代, 弱肉强食, 很快蓟就被燕国兼并掉了, 燕国则把自己的都城迁到了蓟城。此后,从春秋、战国历经秦汉、三国、西晋、北朝直到隋唐, 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 尽管此地行政区划的名字屡有变化, 但蓟城的位置几乎没有发生改变, 而且连城市的规模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二) 隋唐时期的幽州城

隋唐时期, 蓟城所在的行政区叫作幽州。评书《隋唐演义》里, 小将罗成的父亲老罗艺就是幽州总管。罗艺这个人在历史上确实存在, 而且确实就是割据幽州、称雄一方的地方军阀。

到了唐代的时候, 幽州城里的坊巷制度已经很成熟了, 整个幽城里被划分为26个坊, 坊的概念跟现在街道不太一样。每个坊的四周都围有高墙, 高墙四面开有坊门, 像一个个各自封闭的城中之城。除了坊外的公共街道以外, 坊内也有一两条大路, 路旁有巷,巷内就是居民的住宅了。在房山区云居寺有个藏经洞, 封藏了从隋朝开始一直到清朝期间的几万方石刻佛经, 有些石经的题记里记载了捐赠者、镌刻者的一些信息。其中有一方石经叫《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在它的题记里就记载着一个捐赠者的家庭住址: “大唐幽州蓟县界蓟北坊檀州街西店”, 说明这个里坊、这条街和这个街名至迟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经过考证, 史学家们的意见基本一致, 认为檀州街就是今日长椿街附近的三庙前街。

唐朝贞观十九年 (645), 幽州城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唐太宗率领大军远征辽东, 与高句丽开战。当时的幽州是很重要的兵站, 先要从内地把军械、被服、粮食调集到幽州, 然后再从幽州运往辽东前线。这场战争打了很久, 唐军的消耗也很大。为了稳定军心, 唐太宗在幽州城里建起了一座悯忠台, 做法事超度阵亡将士的亡灵, 以表达皇帝对于从征将士们的悯恤之意。此后, 便在悯忠台的基础上发展成了悯忠寺, 千年以下, 代代修葺, 延续至今, 只是寺名已改为了法源寺。这座寺庙对于北京历史非常重要, 它见证了发生在北京的很多历史事件, 比如安史之乱, 安禄山就是在这里起兵的。古人常在文献中以悯忠寺作为表述方位的参照, 所以学者们从文献中看到某地位于悯忠寺“东二里”, 就马上可以找到对应的位置。

唐末五代时期, 军阀混战, 藩镇割据。后晋国主石敬瑭为了获得政治、军事上的支持, 把包括幽州在内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北方少数民族契丹人, 也就是后来的辽国。燕云十六州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北京、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 从后晋开始直到明代初期的400多年间, 北京地区一直处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控制之下。

(三) 辽南京与金中都

契丹是马背上的民族, 就连辽国的皇帝也保持着游牧生活的习俗, 春夏秋冬, 各有行在之所, 称为“捺钵”制度, 而不像农业民族的皇帝, 总是居处在固定的都城之中。辽国有五座都城, 除辽上京 (今巴林左旗林东镇) 外, 其余四座是陪都。按方位幽州位居最南, 再往南走就到宋辽边界了, 于是被称为南京, 是与北宋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城市, 也是辽五京中最大的一座城市。

辽南京人口众多, 经济文化都很发达。 《契丹国志》记载:“户口三十万, 大内壮丽, 城北有市, 陆海百货, 聚于其中。僧居佛寺, 冠于北方, 锦绣组绮, 精绝天下。”当时商品流通的速度很快。北宋使臣苏辙来到辽南京时, 发现他哥哥苏轼在南方刚刚刊行不久的《眉山集》在这里的市上题为《大苏小集》, 已经在翻刻出售了。所以他在《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其十三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的诗中写下了“谁家将集过幽都, 每被行人问大苏”的句子, 反映了当时的辽人对于苏轼的关注和对北宋文化的向往。

辽南京四面城墙上每面开有两座城门。东为安东、迎春, 西为显西、清晋, 南为开阳、丹凤, 北为通天、拱辰。城内西南方向为子城, 又称内城或皇城, 很整齐地占据了大约四分之一的南京城。皇城四面各开一门, 东门称宣和门, 北门称子北门。南门称南端门(又称启夏门), 两侧各有小门, 称左掖门和右掖门。而西门是与大城共用的, 也就是南京城西城墙上的显西门。子城以外分布着里坊。辽南京沿袭了唐幽州城的里坊制, 共划分为26 坊, 有些里坊依然沿用了唐幽州旧有的坊名, 如厨宾、肃慎、棠阴、显忠、卢龙等坊。

保留至今的山西应县木塔是一座著名的辽代建筑。 1974年,在整修塔内塑像时发现了一批辽代刻经、写经和木版套色绢质佛像画等珍贵文物。其中一件刻经上写着“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印造”, 这些文字正是辽南京城内里坊制度的一个见证。今日的广安门地区有一组地名叫北线阁和南线阁, 这组地名也是从辽代的地名演化而来的。辽南京皇城东北角上原有一组建筑叫作燕角楼, “燕角”二字的古代读音和现在不一样, 读作“烟稿”。历代的地理文献中都记载了这个地名, 尽管字形不一, 读音却是一致的。明代中叶的文献记作“燕角儿”。清末文献上仍写作南、北燕角, 民间却呼其为南北“烟阁”, 或是南北“线阁”。燕角楼的附近有一个大天王寺, 它的规模不下于悯忠寺。当年的天王寺现在已经湮没了, 但却留下了一座宝塔, 就是今天广安门外护城河边的天宁寺宝塔。

公元1122年, 女真人的大军攻入南京。按照事前与北宋之间的盟约, 经过劫掠的南京空城被交付与北宋, 并更名为燕京。但不过数年之间, 金兵大举南下, 不费吹灰之力, 重新收回燕京。北宋靖康元年 (1126), 金人攻陷汴京, 俘获了宋朝的徽宗和钦宗皇帝,并将他们和后宫嫔妃、文武百官以及国家重器押解北上, 北宋至此灭亡。北上途中路经燕京, 徽钦二帝就曾被囚居在悯忠寺及其东南方位的延寿寺。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周石鼓, 是华夏悠久文化的象征之一。石鼓上用古籀文字镌刻的四言诗, 记述了周秦时代贵族田猎的浩大场面。自唐代出土以来, 一直为历代皇室所珍藏, 这次也被金兵押回了燕京。

贞元元年 (1153), 金海陵王完颜亮为了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正式将金国的首都从上京会宁府 (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 迁到了燕京, 改名为中都。我们说北京有800余年的建都史, 就是从这里算起的。此举不但为金朝的兴盛打下了基础, 也奠定了元、明、清历代以燕京为首都的根基。从北京城市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 具有重要的意义。

海陵王学习模仿北宋汴京的都城规划模式, 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大兴土木。

辽南京原有子城 (皇城) 偏于城市的西南一角。要想改造成北宋汴京一样以宫城为中心的中轴对称环套模式, 需要做出很大的改变。金中都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向东、西、南三个方向大幅度扩建。扩建后的金中都城周三十五里余, 方形, 城门十三座。南面居中为丰宜门, 右为景风, 左为端礼; 东为阳春、宣耀、施仁; 西为丽泽、灏华、彰义; 北有通玄、会城、崇智、光泰诸门。全城由外郭城、内城、皇城和宫城四重城墙套合而成。此时的皇城与宫城已约略处于都城的中央位置。在原南京旧城的范围内, 按照北宋汴京的格局, 对宫城进行了大规模改建。一条南北大道经皇朝正殿大安殿、宫城正门应天门、皇城正门宣阳门与郭城正门丰宜门相连, 突出了皇权的至高无上。而皇城的西部是大面积的皇家苑囿, 今日的青年湖, 就是皇宫内苑鱼藻池的一部分。

随着都市面积的扩大, 中都城的里坊已从辽南京时代的26个增加到62个。为适应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都城的里坊制度兼有辽南京和北宋汴京二者的特点, 中心的内城部分保持了原辽南京相对封闭的坊制, 而向东、南、西三面扩建的新区, 已不再有封闭的坊墙围绕, 开始了从隋唐封闭式里坊制向宋元开放式街巷制的转型。每一个坊的概念, 不过是几条相邻的街道及其周边小巷的组合罢了。

为模仿汴京的皇家园林金明池, 又在中都城外东北方向的湖沼地区建起了一座大型的离宫大宁宫, 又称万宁宫, 就是今天北海公园的前身。今日琼华岛上那些玲珑剔透的太湖石, 原来都是宋徽宗耗尽天下民脂民膏搜集到手的“花石纲”, 原本都叠砌在汴京御苑里的“艮岳”之上。金兵打破汴京后, 强迫百姓用小车把一块块的湖石全部运往幽州, 每运一石, 可折税粮若干, 所以这些湖石又被称作折粮石。

(四) 元大都

13世纪初, 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挥师南下, 经过了一番又一番的艰苦战争, 中都城终于陷落了。当时战争进行得非常残酷, 城市遭到了几乎是毁灭性的破坏。所以到了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准备在这里建都的时候, 看着残破的南城, 几番踟蹰, 难于取舍。蒙古人世代逐水草而居, 忽必烈也难于抵御中都城外那丰茂水草的诱惑, 几经斟酌, 终于决定放弃中都旧城, 而在旧城东北方的平原沼泽之间, 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大城, 这就是举世无双的大都城。关于大都城的宏伟、壮观和美丽,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曾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 极大地激发了西方探险家对东方世界的向往。

提到元大都, 就不能不提起大都城的规划设计者刘秉忠。刘秉忠兼通释、道、儒之学, 是蒙元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学者之一, 对元代的政治体制、典章制度的奠定发挥了重大作用。刘秉忠还是一个古代城市的规划和设计专家, 早在忽必烈的幕府时期便受命在漠南金莲川草原上设计建造了开平府城, 历时三年建成。忽必烈在此登上皇位, 建立了元朝, 开平府也被升为上都。从至元三年(1266) 开始, 刘秉忠奉命在中都城东北方向规划设计并开始营建大都城。他的规划设计因地制宜, 兼收并蓄, 富于创新特色, 成为古代都城建设的杰作。

由于是在平原上择地新建, 就像是在一张白纸上画一幅新画,元大都的营建可以完全不受中都城旧格局的约束, 能够尽可能地遵循儒家经典中关于天子之都的理想模式, 尽可能吸收和传承历代都城的规划成果, 充分体现中华传统的都市文化理想, 就此也奠定了今日北京城最初的城市雏形。

元大都规划营建之前, 首先通过勘测在全城的几何中心建立了“中心台”, 这在中国城市建筑史上尚属首创。中心台附近建齐政楼, 设置钟鼓, 晨昏报时, 满城皆闻。对于大都的中轴线, 元代《析津志》记载, “世祖建都之时问于刘太保秉忠, 定大内方向。秉忠以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向以对。”由此定下了中轴线的南端。而史料中关于中轴线北端的记载则有含混之处, 一说在中心阁, 即全城的几何中心位置; 一说在鼓楼, 在中心阁之西。但是中轴线的长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元大都城的平面布局继承了金中都、北宋汴京, 以及隋唐长安、北魏洛阳等古代名都, 实现了宫城、皇城、郭城三重环套的“回”字形布局。

最外层称京城, 是一个南北略长的长方形, 大都城的南墙在今天的长安街一线。东、西城墙沿着今天的东西二环路向北延伸。北面的城墙和西城墙的北段, 至今还保留有相对完好的遗迹。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 为了防止夏季雨水的冲刷, 每年都要使用大量的芦苇, 成排地编织起来, 把整个土城层层遮起, 叫作“蓑城”。有研究认为, 东城区南部的几条芦草园胡同, 应该就是当年堆放收藏芦苇的地方。京城四面开有11 座城门: 正南丽正门, 东侧文明门,西侧顺承门; 东城墙正中崇仁门, 南侧齐化门, 北侧光熙门; 西城墙正中和义门, 南侧平则门, 北侧肃清门; 北城墙东侧安贞门, 西侧健德门。

第二层称外周垣, 也叫萧墙、红门阑马墙, 位于京城的南半部中间偏西, 它的周长几乎与北宋汴京皇城相同, 相当于明清两代的皇城。正南门为灵星门, 东、西、北墙各开若干红门, 正北门叫厚载红门。萧墙的正门灵星门与京城的正门丽正门距离很近, 仅隔一段千步廊。而棂星门前后的“千步廊”和“周桥”, 也都是从北宋汴京的建制中演化而来的。

然而, 大都城内皇家宫城的位置及其布局, 却并没有承继唐、宋时期位于都城中部、北部的传统, 而是建在了城市的南部。而且皇城内的布局也不是前朝后寝的标准格局, 而是以太液池为中心,大内、兴圣宫和隆福宫三足鼎立。其原因应在于蒙古民族世代逐水草而居, 即便是在皇家宫城的布局上, 也未能放弃这一传统。蒙古帝王根据具体的地理环境和实际需要, 在元大都的规划建设中留下了自己的民族印记。

元大都的宫城也称大内, 其平面布局与大都的城市中轴线严密契合。大内的两组主要建筑大明殿和延春阁的主殿、柱廊和后殿都建立在这条中轴线上。中轴线向南北两个方向延伸, 向南穿过宫门崇天门 (午门)、灵星门和丽正门; 向北穿过厚载红门、海子桥,直达中心阁。

皇城以外是居民区和商业区。当时皇城北面的海子沿岸和中心台一带, 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码头, 也是大都城的中心。当年这一带舳舻蔽水, 桅樯如林, 是大都城内最繁华的商业区。皇城东面的齐化门内, 今天的朝内大街北侧, 有祭祀皇族祖先的太庙。皇城西面的和义门内, 今天的西直门大街路南, 有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的社稷坛。每座城门以内都有一条笔直的干道, 两座城门之间, 一般也都要开辟一条干道。中心台向西, 沿着积水潭的东北岸, 开辟了全城最长的一条斜街, 这就是今天的鼓楼西大街。

大都全城共分为50个坊, 坊与坊之间由街巷贯通。沿着大街的两侧, 小街和胡同均作东西方向平行排列。胡同里的居民住宅,也都是坐北朝南, 东西排列。城市初建时, 胡同里的宅基地被官方划分成八亩一区的若干等分, 两条胡同之间的平均距离是70 米。建房人根据自己的财力认建一份到几份, 规划十分规整。至今, 东城区南锣鼓巷一带的胡同还比较好地保存着元代街巷布局的遗制,是北京市很重要的一处城市风貌保护区。

大都建成后, 国家机关和勋戚权贵纷纷迁往新城。中都旧城虽然久已残破不堪, 然而, 直到明朝中叶修筑北京外城, 这里始终都有人居住。与新城、北城相对应, 这里被称作旧城、南城。百余年来, 南北城之间, 车马行人络绎不绝。南城旧有街巷的布局虽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但东部和北部朝向新城的街巷, 却在行人的足下渐渐地变成了东北、西南方向的斜街。这也就是今日西城区南部那几组斜街的来历。上、下斜街原在中都城内, 是取道顺承门的行人用双脚、马蹄和车轮踩压在废墟上, 强行改变了街道的走向。铁树斜街、大栅栏西街、棕树斜街、樱桃斜街、杨梅竹斜街、炭儿胡同、取灯胡同等本在中都城外, 行人出中都宣曜门, 直取大都丽正门, 先有斜路, 后有街坊。

(五) 明清北京城

洪武元年 (1368), 朱元璋创立明朝, 建都南京。征虏大将军徐达奉命北伐, 大军摧枯拉朽, 攻占了大都城, 元朝灭亡。徐达攻占大都之后, 为了军事防卫上的需要, 废弃了大都城的北半部, 在大都北部城墙以南五里的地方又加筑了一道又高又宽的新城墙, 在新的北墙上开辟永定、德胜二门, 取代被废弃的安贞、健德二门,同时也废弃了东西城墙的北段及光熙、肃清二门。大都城失去了首都的地位, 就此改称北平府。

朱元璋去世以后, 他的儿子燕王朱棣发起“靖难之役”, 从北平一路打到南京, 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过了皇位, 在南京登基做了皇帝。但朱棣的政治根基在北京, 他肯定是要把首都迁回北京的。早在永乐元年 (1403), 朱棣便诏改北平为北京, 作为天子行銮驻跸的“行在” 。永乐四年 ( 1406) , 下诏以南京皇宫为蓝本, 兴建北平的皇宫和城垣。

这次营建北京, 虽然在不少地方继承了大都城的格局, 但也根据现实需要做出了许多新的创设和改动。为了在政治上表达自己的正统地位, 此次“北京营建, 规制悉如南京, 而高敞壮丽过之”。不仅城市格局、宫殿衙署悉如南京之制, 连重要建筑物的命名大都也是照抄南京。

为此, 首先将元大都的南墙向南扩展了800余米。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加长皇城正门到京城正门的距离, 将皇城和紫禁城的位置摆放在南北中轴线的中间部位。同时也突出了紫禁城的前奏空间,以便将太庙和社稷坛安排在皇城以内、紫禁城前, 并在延长了的千步廊两侧布置中央衙署。

将元代的萧墙改建为皇城。东、南方向有所拓展, 前方的大明门和后方的北安门 (清代改称地安门) 建在中轴线上, 东面有长安左门和东安门, 西面是长安右门和西安门。

对于宫城内的布局, 一改元朝以太液池为中心, 沿湖分布大内正朝与太子府、太后宫的格局, 而是将宫城的位置南移至午门, 在中轴线上建造了前三殿和后两宫。轴线两侧对称布置文华殿、武英殿和东西六宫, 严格恢复了汉族传统前朝后寝的形制。

调整皇城和宫城水系, 在元代太液池的南面开挖“下马闸海子”, 即今日西苑三海中的南海, 以扩大太液池的水面。把开挖南海、紫禁城护城河的土方在宫城的北门外堆成万岁山 (今景山),使城市中轴线得到了延续, 还增大了起伏的幅度, 使内容更加丰富。

将旧鼓楼大街上的钟、鼓二楼向东移到全城的几何轴线上, 从而使宫城与全城的中轴线完全重合。这次改造延续了元大都的中轴线, 向南延长了800米, 北端稍加延长至钟楼。

大规模建设坛庙, 包括紫禁城前与中轴线对称的左祖右社, 在丽正门外东建天地坛, 西建山川坛和先农坛。

永乐十八年 ( 1420 ) , 北平皇宫和城垣建成。永乐十九年(1421) 明朝中央政府正式迁都北京, 以北京顺天府作为京师, 但仍保留南京的留都地位, 形成了南北两京的局面。

永乐皇帝刚刚迁都几个月, 就在当年的初夏, 紫禁城内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突遭雷击失火, 全部焚毁。紧接着第二年冬天乾清宫又遭火灾。一时间朝议汹汹, 很多朝臣都认为是强行迁都造成了天谴。虽然朝臣的议论被永乐帝强行压制下来, 但北京的营建工程也陷入了停顿。三年后, 明成祖辞世, 明仁宗即位。仁宗皇帝长期作为太子在南京监国, 即位后面对残破的北京皇宫, 立刻就有了还都南京的打算, 他下令修葺南京宫殿, 并在北京六部的印信上增刊“行在”二字, 等于废除了北平作为京师的地位。但仁宗登基未满一年即已驾崩, 还都南京的实际行动尚未来得及展开。尽管他在遗诏中强烈表明了希望还都的意愿, 但继位的明宣宗还是暂缓了还都的计划。直至12年后的正统元年 (1436), 明宣宗的儿子明英宗继位后, 正式确定北平为明朝京师, 首都的营建工程才又再次启动。

明英宗登基伊始, 就决定修建北京九门城楼。这是明朝立国以来首次全面整修元大都旧城, 建造起各城门和月城的城楼、箭楼,城墙四角建角楼; 疏浚城濠, 改建城门外的木桥为石桥。然后又在元代土城的内外两面包砌了城砖。

正统五年 (1440) 开始, 调集工匠军工开始重建焚毁于大火的三大殿和两宫。正统七年 (1442), 按照南京模式, 在大明门东建宗人府、吏部、户部等文职衙署; 在大明门西建五军都督府、锦衣卫等武职衙署。大理寺等三法司也建到城西。次年秋天, 又按照左庙右学的格局, 重建了元代遗留下来的孔庙。终于完成了永乐时期确定的首都北京的蓝图。这次营建北京经历了永乐和正统祖孙两个皇帝执政期间, 其土木营建的总量远远超过了后来的清朝, 即便在世界建筑史上也是一次罕见的大规模营造活动。

到了明代中期, 正阳、崇文、宣武三门之外的关厢地区经济发展繁荣, 但却经常面临北元残余势力的军事侵扰, 蒙古大军直逼京师城下, 城外的居民无处容身。嘉靖三十二年 (1553) 朝廷决心修建外城。本来的方案是按照古制建一圈罗城以包围京城四面, 但由于皇帝担心工期太长, 施工困难较大, 所以改为只建南面一面, 将计划中的口字形环套式外城变成了凸字形衔接式外城。工程当年完工, 将天坛和山川坛都囊括在外城范围内。外城开辟了7座城门,正门名永定门, 正当正阳门南的中轴线上, 两侧为左安门和右安门, 东西两侧的城墙上开辟广渠门和广宁门 (清代改为广安门),北面与内城衔接处的两侧, 各开辟有东便门和西便门。如今外城的城墙虽然已经没有了, 但护城河依然存在, 为我们标出了城墙确切的位置。这样一来, 明北京所沿用的元大都中轴线, 从正阳门南延至永定门, 总长增至7. 8千米。

公园1644年, 明朝灭亡, 北京成了清朝的首都。清代的北京完整地承袭了明代北京城的基本形态以及城市中轴线, 又经过多年的精雕细琢, 使其更加丰富与完善。

清代初年全面修缮了被战争破坏的皇宫和城楼。重修了紫禁城三大殿, 将明代嘉靖以来的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更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 重修了皇城正门承天门的城楼, 并将其改名为天安门, 皇城后门北安门改为地安门, 再加上东安门和西安门,奠定了皇城与紫禁城“外安内和”的文化定位。顺治十三年(1655), 将明代的万岁山正式改名景山。乾隆年间又在山前修建了绮望楼, 山后建了寿皇殿, 在山脊上对称地修建了五座亭子, 将中轴线的完美推向高峰。

然而, 清代北京内外城的功用发生重大的变化。顺治五年“谕户部等衙门: ……除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 凡汉官及商民人等, 尽徙南城居住”, 形成了满汉分城居住的双城制, 而内城则成为全国最大的“满城” (驻防旗营)。对北京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长远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