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籍的外传与文明的对话[1]

袁行霈教授和北大国学院国际汉学家培养基地提供这样一个讲坛，使我有机会把自己关于这一领域的一些思考提出来向各位请教。

今天的话题，我想说的是：汉籍的外传与文明的对话。

我国的汉文典籍，自上古以来就开始在域外流布。这里说的“域外”，当然是一个在特定时空中具有能动性的范畴。大约从北宋的时候，中国的文人开始获得一些在日本留存的前代汉籍的信息；18世纪后期开始，出现了专门性的域外汉籍的报告；一直到当代，域外关于汉籍的信息已经为学术界高度瞩目。

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域外汉籍范畴中“汉籍”概念的界定，有多种表述，作为学者个人，仁者智者，皆可以自以为学，不必也不可能有一个“法定”的界定。我今天在这里说的域外汉籍，指的是自上古以来由中华作者运用汉字汉文撰写的文献典籍，无论在流布层面上还是在调查研究层面上，它们事实上构成域外汉籍的主体。

近30多年来，随着中国人文学术的发展与繁荣，域外汉籍的调研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由于国际汉学或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发达，从事域外汉籍的调查研究工作者，不管自己的状态如何，几乎都把自己的工作归入到国际汉学或国际中国学的学术中。

我个人对于国际汉学和国际中国学研究价值的理解在于两个层面。一个是关于基础性研究的层面，一个是关于终极性研究的层面。

从基础性研究的层面来说，我们的研究在于希望通过对这一学术的阐释，展现世界学者对于中国文化所表现出的理解和智慧，把握这些文化学术智慧可以使我们集思广益，更加深入地推进对自身民族文化的理解和研究。从学术的广谱意义上说，这一价值的追求多少带有工具论的性质。这些年主要是由上海学者提出的“批判的中国学”研究，以及由厦门学者提出的所谓“汉学主义”的感叹等，其实都是在这一层意义上展开的。

第二层面是，我们这个学术，我个人认为还应该具有终极性的价值追求。中国文化作为人类总体文明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组成成分，它不仅仅以自己整体的形态展现于世界文明之中，而且也在于它在域外以多元形态的流布，介入相关区域各个不同族群和各个不同民族在“特定时空”中的“他们”的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我们现在完全有信心、有把握地说，在人类总体的文明中，我们事实上已经可以在若干主要的文明形态中解析出其中所包含的中华文化成分。揭示中华文化自古以来走向世界的文化踪迹与它们在特定时空中表现出的价值意义，在世界人类总体文明中的相应部位中阐述其中内含的中华文化的各种因素，从而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展示中华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价值，还原人们认识不清楚的，特别是被不少欧美学者及其在世界各处的追随者们搅乱的世界文明史的事实本相，我以为这就是我们国际汉学和国际中国学所承担的终极性的学术目标。域外汉籍的调研必须紧紧地扣住这一学术本质性的要求，这就是域外汉籍的调研必须紧紧地在世界文明的发展中与相应的文明对话连接在一起。否则就会失去域外汉籍调研的本体性文化学术意义。

我们确认这样的学术追求，是因为在数十年的这一学术研讨中，我们逐步地开始意识到，并且在世界文明中已经捕捉到国际汉学或国际中国学这一学术形成的基本价值。所以，确认这一学术目标，不过是还原这一学术的本质而已。域外汉籍正是自古以来担当着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中间桥梁的价值作用。

国际汉学或国际中国学的形成，当然是以中华文化的域外流布作为基础的。从世界文明史考察，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化流动，至少存在三种基本形态，一种是人种的流动，一种是器物的流动，一种是文献典籍的流动。这三种形态，它们可能是“共生”的，也可能是“单独”的。它们进入域外，与域外本土文本化之间的多元形态的碰撞、接触、分解、融合等等，都可以称之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无数文明的对话构成中华文化透入世界文明的桥梁，在多个层面中造就了世界文明史辉煌的成就。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可以获知，在各种文明的对话中，由文献典籍的流布所创造的文明的对话，最为广泛、最为深入、最为持久，由此而在世界相关地区、民族和国家中，参与创建人类文明的价值力量，也最为丰厚。基于这样最基本的文化体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尝试进行日藏汉籍的调研，在相对意义上说，20余年中这一域外汉籍的调研获得了关于中华文化透入日本文明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我国东亚学著名学者王勇教授十数年来一直创导研究“书籍之路”，其文化学的价值也在于此。

从这样的文化学视野来认识中华文化的世界性历史价值意义，在研究中我们可以以“器物文明对话”为主体的“丝绸之路”与以“典籍文明对话”为主体的“书籍之路”作为经典形态的“标准件”进行一些形而上的比较，由此大致可以考察它们承载的文化能量所表述的成果。“丝绸之路”承载的中华文化史是极为辉煌的，经由中亚一直到达欧洲。但是如果与“汉籍之路”对亚洲东部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中南半岛的东部区域所产生的文化价值相比较而言，则东亚的这些区域，它们各自以自身生存的哲学精神为本体，在与汉字为基础、以汉籍为载体中华文化的对话中创生了“东亚古代文明共同体”，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体中一直具有生命力的唯一经典，成为世界文明史上无与伦比的景观。“书籍之路”在世界文化史和文明史上所生成的价值成果更是透入相关区域的相关层面的骨髓之中。这当然是在极端的意义上作出的判断，但它对于我们认知文献典籍的世界性流动在世界文化与文明构建与发展中的价值具有相当的思考意义。

到目前为止的各种研究，揭示出中华文化参与欧洲文明的创建，大约起始于16世纪大航海之后，这是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后许多年才展现的欧洲文明进程中的新现象。欧洲文明史进程中这一重大时期的到来，则是通过来华的商人、探险家，特别是传教士逐步向欧洲传递了中华文化特别是以儒学为核心的汉籍文典，并经由它们作为“言说”之后才得以实现的。这里说的“参与欧洲文明的创建”指的是现在可以在欧洲文明中揭示出其中内含的若干文化元素是与中华文化密切相关联的，并且依照跨文化研究中的文化发生学的途径可以大致还原出这些元素的中华文化的本相。例如我们可以在欧洲多形态的启蒙思想中，揭示并还原出若干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成分参与构建当时欧洲反对神学的理性精神的建设。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之所以可能参与欧洲启蒙思想的建设，其主要的文化通道则在于通过相应的汉籍在欧洲的传递，并通过一系列的中间言说而与当时的欧洲思想家进行对话而得以实现。

这样的比较可能很形而上，也有许多学者不同意，但文明史进程的事实却对我们从事sinology研究，特别是对域外汉籍的调研提供了这样极为生动的启示和提示——汉籍的域外流布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具有何等重大的价值意义！

同样的启示与提示也存在于东亚和东南亚的宗教文化构建中。佛教在东亚的传递，是以汉传佛教为主体的，也就是说，佛教经典文本是以汉文译本为绝对媒介进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因而，它们在6-8世纪开始就构成古代东亚文明共同体的一个要素层面。但我们还观察到一个极有启示意义的现象，各位知道，东南亚地区的族群，包括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族群，他们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事实上也是通过中国，例如以泉州地区为中心的传播而逐步确立的，但是，几乎所有这些伊斯兰教地区，它们都没有能够与中华文化构成更加深入的文化对话，追究其原因，我认为只是因为经由中国传递的伊斯兰教经典文献并不是汉文文本。这种失落了典籍文本的文化传递就不大可能构成有效的文化对话，更不能构筑长效的文化连接。同样文化状态也发生在菲律宾的基督教传播中。我们已经知道，菲律宾的基督教信仰最早是经由在中国的来自南欧的传教士传播的，中国是菲律宾接受基督教的主要中转区，在初始意义上与佛教的布教有相似之处，但它与佛教经由中国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传播不同的是，菲律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对话，事实上极为微弱，这是因为被传递的基督教经典也不是汉文文本。揭示这样的文化状态，或许是对我们关于域外汉籍的调研事实上提供了又一层面的启示与提示。

正是在这样基本的文明史考察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明确感知，国际汉学和国际中国学范畴中的域外汉籍，它们与被保存在我们自己国内的文献典籍的文化价值其实是不一样的。域外汉籍既是造就域外汉学家和中国学家的最根本性基础；又是中华文化透入世界文明中最基本的原材料。我们只有认识到域外汉籍是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连接的“生命活体”，它们是“活物”，我们才能把握调查与研究域外汉籍的最本质性价值。依据我本人数十年来对日本藏汉籍调研所获得的基础性体验，我觉得域外汉籍最主要的文化价值意义，并不在于盘点我们在域外保存的“祖传家产”，更不必通过调查把它们“运回故里”，域外汉籍调研的真正目的和价值在于通过把握域外汉籍与当地国家（民族）的文明的对话，以揭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轨迹。这一基本的学术目标应该成为域外汉籍调研工作的学术切入点与参与这一运作的调研者的基本学术心态。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意义上，域外汉籍调研应该与在传统意义上的目录学、版本学的调查报道有所区别——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具有文化价值要求本质性差别的层面。传统意义上的记账入册式的域外汉籍调研也是需要的，但这仅仅是域外汉籍调研的外围层面和表层运作，如果把它作为终极目标，那就好比是我们在位于北京白石桥的国家图书馆抄书与在北京北海的国家图书馆分馆抄书的价值等同，是谈不上与国际汉学或国际中国学的学术本体有什么联系的。

作为国际汉学或国际中国学的域外汉籍调查与研究，作为一个研究者应该确立的基本学术目标和追求的学术境界，则理应在于阐明汉籍进入域外的途径，理清在此途径上一系列的“言说者”（即以汉学家和中国学家为主体的汉籍文化的传递者和解说者）的文化功能和生存的实际形态，由此而进入对象国（民族）的文化史中阐明由汉籍承载的相关中华文化参与创生世界文明的真实状态，从而展现域外汉籍承载中华文化内蕴的生命力量的真正价值。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才真正体现了域外汉籍调研的学术生命力。

汉籍在域外传播的驱动力，从文明史的总体进程考察，事实上取决于两个基本层面，一个层面是汉籍自身所内聚的价值意义，一个层面是相关族群、民族和国家文化进展中内在的政治、精神文化的诸种需要。

假如以日本前近代社会的状况判断，在上古、中世与近世三个历史时期中，日本社会主体对汉籍文献的感知重点（也即是它们与汉籍承载的文化对话的兴奋点）是很不相同的。上古时期传入日本的汉籍主要是在王朝构架、皇室权威、政治伦理、汉传佛教、六朝与唐代文学等诸层面上展开；中世时期传入日本的汉籍主要是在禅宗信仰、程朱理学、易学、唐宋文学等诸层面上展开；前近代时期传入日本的汉籍主要是在程朱理学、阳明心学、古典儒学、说唱传奇话本文、历代兵学和书画琴棋等诸层面中展开。作为汉学和中国学的域外汉籍研究，其文化价值意义应该就在于此。

为达到我们现在可以预设的这一研究目标，域外汉籍研究理应在具备我国传统的目录文献学修养的基础上，建立世界文明史的大视野观念，在此大视野中逐步把握汉籍外传的途径；在装备自己具有外传对象国文化知识的基础上，把握对象国汉籍言说者的脉络，由此进入对于对象国文化的发生学层面的解读，从中钩沉出域外汉籍与对象国特定时空中的文化对话成分；在多元对话状态中还原出其中包含的中华文献典籍的原生态。

以上便是我个人在数十年中对域外汉籍从学术兴趣走向学术理性的一些非常个人化的体验，以此自我归纳为在国际汉学或国际中国学的学术中作为表述域外汉籍研究目的与价值的一种逻辑过程。

请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