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各原始部落的发展既体现了原始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又呈现出差异性与多样性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各原始部落的运行轨迹基本体现了原始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即以物质生产的进步为根本动力，由低级阶段不断向更高级阶段发展。一般而言，各原始部落是按照“物质生产→社会进步”的普遍规律发展的，其发展的先后顺序具有确定性（蒙昧社会→野蛮社会→文明社会），不能跳跃历史发展的基本阶段。对于人类各原始部落发展的统一性、规律性，马克思是持肯定态度的。另一方面，他敏锐地意识到了各原始部落发展的差异性、多样性，不赞成将所有原始部落的发展不加分析地统统纳入一种抽象的“普遍模式”“统一模式”，主张对各部落的发展状况进行具体分析。对各原始部落发展的“差异性”“多样性”的重视是马克思的原始社会发展观的一个鲜明特点，甚至是一个“亮点”。各原始部落发展的“差异性”“多样性”，在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发展观中并不是一个核心问题、主要问题，而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众所周知，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发展观所关注的首先是人类原始部落进化的统一模式、普遍道路，他耗费大量笔墨，不厌其烦地阐明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在他看来，“人类是出于同源，因此具有同一的智力原理、同一的物质形式”[42]。客观、公允地讲，摩尔根的人类史观并不是无视不同部落、民族运动轨迹“多样性”的、带有“机械论”色彩的“单线进化论”[43]。他确实意识到了各原始部落在运行、发展轨迹上的某些重要差异[44]，但因后者不是其关注的重点，他未做详尽、深入的探讨。这或许是摩尔根的代表作《古代社会》的一大缺憾，也招致了后人极大的误会及责难。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中为数不多的谈及人类各分支运动轨迹“多样性”的言论予以极大的重视，对相关内容做了摘录，表露了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鲜明立场，展示了自己作为“辩证法学者”[45]的学术品格。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摩尔根笔记”与《古代社会》一书的比较中找到证据。摩尔根在《古代社会》的第一编第一章“人类文化的几个发展阶段”中详细阐明了自己关于原始社会的历史分期、人类进化的统一模式与普遍道路、人类同源论的看法。马克思在摘录这一章时，略去了摩尔根原著中阐述人类进化的统一模式、普遍道路的内容[46]，却对后者提及“各原始部落发展的差异性”的少数内容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做了摘录，还加了一个独立的标题：“不同的部落和族系的发展道路”。[47]借助于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科学资料，马克思发现，各原始部落在发展上的差异性、多样性，至少包括这几种情形。

第一，各原始部落在社会发展速度上的显著差异。他注意到，一些原始部落（比如某些澳洲部落[48]）由于特定原因（比如地理位置上的与世隔绝），其社会发展极其缓慢，以致到了现代社会还基本处于蒙昧社会状态，完整地保留着与这一社会状态相适应的各种制度；一些原始部落（比如闪米特部落、雅利安部落）则借助于一些有利条件，并通过自身的努力使自己的社会发展速度远远超越了其他部落，率先进入“文明状态”。第二，各部落由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所导致的发展道路的不同。例如，如前所述，由于自然地理资源的巨大差异，东半球的原始部落采取了以畜牧业为主的发展道路，西半球的原始部落则采取以种植业为主的发展道路。第三，各部落受外部影响的程度各不相同。有些部落（比如一些澳洲部落）没有受到其他部落的影响，独自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些部落（比如布列吞部落）在发展过程中则受到其他部落的深刻影响，吸取了后者的一些发展成果，促进了自身的发展。[49]就历史发展轨迹而言，绝大多数部落都在不同程度上借助了一些外力的作用才最终达到文明状态，只有闪米特部落与雅利安部落除外。[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