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装版前言

本书是在20多年前规划和编写的。这篇前言所增补的导言则是1956年在多少有点仓促的情况下写成的。[1]倘若这篇导言写于1975年，它将会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不消说，就连此书本身也会有所改变。波特教授的写作班子是当时他所能罗致的那一批人，此外，倘有可能，无疑还有一些他极愿延揽的作者。[2]但是我认为本卷的编年上的局限性及其在其他有关丛书中的地位，对于可以延揽的人选造成了严重的限制。乔治·克拉克爵士在后面（见xxxiv页[3]）写道，阿克顿勋爵提出了关于《剑桥近代史》的精心擘划，同一出版社又有《中世纪史》（1911—1936年）问世，然后不妨说是由于追本溯源，又出版了《古代史》（1923—1939年），此外，还有关于不列颠帝国及其他地区的著作。因此，就有必要对《剑桥近代史》重新加以剪裁，以配合已有的模式。这部著作的头两卷就势必要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作为题名了。

近年来，在震撼历史研究领域的各种变革中，抛弃旧时的“中世纪”与“近代”之间硬性划分的愿望可以被认为占有首要的地位。由于人们采用“文艺复兴”这一名词来主要表示一个时期，而并不指贯穿某一时期的一次文化转折点，因此这种愿望时常能得到满足。在美国，“文艺复兴”确实很合宜地包括了从彼特拉克到维科的几个世纪；在本卷中，“文艺复兴”这一标题概括了如标题所精确表明的由1493年到1520年这一时期内对欧洲历史许多方面主要发展的评述。按这个意义使用这个名词来说明一个时期，姑且不论这个时期长短如何，则使这个名词失去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意义。在这段时间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加上“文艺复兴”的标签，正如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所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加上“维多利亚时代”的标签一样。只要这个名词的两种解释不致混淆，这倒是解决困难的一个十分合适的办法。正如下文所述（见第2页），稍后被尊为理科的那些科学的先驱者，就其旨趣来说也不是人文主义的。作为“文艺复兴”重大改革的学校新课程中（美术方面同时也有平行的发展），数学这门温文尔雅的学科自然只准占有一席卑微的地位。但是，课程表上占压倒优势的却是拉丁文。拉丁文之所以必要，不再是因为人们要用它来诵习圣经和祈祷书，而是因为拉丁文是西塞罗和维吉尔的语言，它本身就代表真和美。凭借拉丁文，人们可以获得最高级的能力——交往的能力。当然，这种交往也常常不用拉丁文，虽然使用拉丁文的场合毕竟多得惊人。即使人们说的和写的是意大利语、法语或其他国语，那些粗通文墨而地位显赫的人们却全都上过同一类的文法学校，全都熟悉基本的拉丁文典籍。甚至那些对学术毫无兴趣而只想在社会上找个适当位置的人们，也强迫自己把拉丁语法中的夺格独立句灌输到自己的头脑中去，并往往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即后来阿谢姆所谓的“暌违本性”的代价。

而且，使用“文艺复兴”这一名词来表示一个时期，将会促使我们超越历史学家们为方便起见而用来作为历史分期的暂时界线，而现时的研究者们更不得不如此。正是由于抛弃了这种人为的界线，我们才能对托马斯·莫尔和路德这样的人物有了许多新的见解。从埃尔顿教授给《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二卷平装本所写的前言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当代的宗教改革研究已经在什么程度上开始强调中世纪对16世纪主要宗教思想所提供的前例和所产生的影响。

对“文艺复兴”的研究（对古典学术和中世纪的研究更不待言）确有影响的一个变化，就是至少在英语国家的学校中，拉丁文教学量的急剧下降。不能否认这个过程由来已久，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许多准备日后在大学攻读文科各系的青少年，都得接受某种拉丁文训练。在过去25年的时间内，在英国和英联邦，这种情况已经起了剧烈的变化；在北美国家中下降的情况并不那么显著，但那只是因为那里的中等学校没有普遍推行拉丁文教学的缘故。这种变化的后果是多方面的。后果之一是学生在阅读较古的典范著作时遇到了困难，这些著作虽用他们的本国语言写成，但有相当数量的引文和引喻采用了“晦涩费解的学究语言”。教科书甚至专门著作现在都必须提供译文，至少也要给这种材料作出详尽的诠释。这有所失，也必有所得。让一位学者断定他的引文究竟含义何在，有时也并非坏事。同时，现有的“文艺复兴”典籍的翻译作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相当显著的增加。例如莫尔和伊拉斯谟这样的作家，就他们最流行的作品来说，在他们生前当然大体上都有了译文。但是“都铎时期译本”是出名的不可靠，处处涉及对古词古语或废词废语的理解问题。后来的译文，尤其是19世纪出版的译文，往往粗制滥造，是早期误译本的低级“现代化”，既无文采，也不求具有学术价值。（典型的例子是普拉蒂纳《教皇列传》的英译本）但在近20年来，这方面却达到了一个新的标准。有两项充满雄心和引人注目的事业必须作为例子提出[4]。1963年，耶鲁大学编辑的《托马斯·莫尔全集》第二卷（系全集中最先出版的一本）《英王理查三世史》问世。莫尔曾出版过一个英文版本，这次则被耶鲁大学的编者R.S.西尔威斯特印在该书的对照页上。接着出版的第二本是《乌托邦》（全集的第四卷，1965年），本文经过耶稣会的爱德华·苏尔茨的认真校订并附有他的译文，此外还有J.H.赫克斯特的权威性的长篇序文。全集正在继续出版。同时在多伦多发起了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计划：将伊拉斯谟的著作全部译成英文。出版的全集第一卷收集了他早年的书信（按P.S.艾伦的编号是1—141号）：这一部分由R.A.B.迈纳斯和D.F.S.汤姆森翻译的《书信集》，由华莱士·K.弗格森编辑，1974年出版。编辑部谨慎地避免说明，按这一规划最后还需要出版多少卷。

还有许多次要的实例，如以各种现代语言出版了与原文对照的译文，有的译本妥善贴切，可以使读者信赖，有的还附以渊博的评注，竭力想免除学者翻阅原文之劳。这当然绝不是说，不附译文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原著审定本的编辑出版工作现已停止。伊拉斯谟再一次成为一个例子。一支由各国学者组成的队伍已经着手出版他的1703—1706年莱顿版全集的新修订本。1969年第一分册已在阿姆斯特丹问世。

另一个新的发展是围绕某一题目组织出版不同作者的文集。这在文艺复兴研究方面虽不是独特的，却是最显著的现象。三种这类著作证明影响很大：E.F.雅各布主编的《文艺复兴研究》（1960年）、N.鲁宾斯坦主编的《佛罗伦萨研究》（1969年）和约翰·黑尔主编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威尼斯（论文集）》（1973年）。从这些书名即可看出重视对于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研究，这相当公正地反映出大多数关于意大利的研究的方向，至少就英、美学者来说，情况如此；其他大城市相对地受到漠视，尽管（举例说）特雷卡尼·德利·阿尔菲耶里所著的《米兰史》有关各卷描绘了令人兴奋的图景。文艺复兴早期的罗马还有待于历史学家着笔，虽然在城市建设和美术方面现在已有一些优秀的著述；我们不妨举出T.马格纳森的《罗马十五世纪建筑研究》（1958年）和L.D.埃特林格的《米开朗琪罗以前的西斯廷小教堂》（1965年）。上述研究集中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方面（尤其是英文著作），这反映了相沿成习的非学术性的研究倾向，也反映了它们的图书馆设备大大超过了意大利的一般水平。当然，这两个城市也都拥有十分可观的文献，目前时常被那些渴望填平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鸿沟的学者们所利用。电子计算机的影子正笼罩着文艺复兴时期。

直到作为本卷正式结尾时期的16世纪20年代为止，意大利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积极地倡导新的人文学科和新的艺术。当时只有伊拉斯谟、比代和莫尔达到了比较伟大的意大利学者和文人的地位，所以他们近年来已经获得了应得的承认。其他问题还没有得到答案，对于其他作家仅作出一些不完整的评价。15世纪时北方对意大利的文化影响至今还很少引人注目，而意大利对于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前人文主义”的贡献也仍有很多问题尚未阐明。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我们的知识确实仍然如1/4世纪以前一样贫乏。但是，法国是一个进行研究较多的国家。弗朗哥·西蒙娜的努力产生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法兰西文艺复兴》（1961年）；最近尤金·F.赖斯又在他审订的重要版本《增加序文的雅克·勒费弗尔·戴塔普信函集及有关文选》中向我们提出：“在1490—1510年间勒费弗尔及其集团为改革文科教育而做的一切努力，标志着使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文化纲领适应于巴黎大学教育传统的最重要的阶段。”勒费弗尔显然是旧事物即中世纪事物和新思想相交融的一个实例。德意志的修道院长约翰内斯·特里特米乌斯又是一个这种有趣的结合的实例。克劳斯·阿诺德为他写下了一本值得欢迎的专著（1971年）。研究这个时期的专家们即便在许多方面尚须探索，但是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年刊《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世界书目》，1966年在日内瓦发刊，内有一篇关于1965年出版的著作的评介。

本卷《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以“文艺复兴”作为题名，并在前面几段叙述中约略地谈到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变化以及所做的新贡献。在这一方面，本来还有许多话可说。譬如，人们对于修辞学产生了新的和活跃的兴趣。如果我们要适当地理解当时人文主义者企图说些什么，就必须掌握从古代和中世纪修辞学理论中引申出来的种种假设。对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的传记和成就的研究，现在也有一种新的活跃气氛。就本卷所涉及的时期来说，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的著作《马基雅弗利和圭恰迪尼》提出了新颖的见解，而以前自兰克以来，凡是解释这一时期意大利和欧洲的背景，都以上述两位史学家的论述为依归。关于在法律与历史之间这时刚刚开始的一种丰富的相互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著作。例如可以参阅：唐纳德·K.凯利的《近代历史学术研究的基础》（1970年），并和下面xx页富有洞察力的评论进行比较。

自从本书最初问世以来，与后面各章有关的一切学科都出现了许多对我们的知识大有裨益的著作，即使列举其中最重要的几本，也就超过了本文作者的能力，同时亦非这篇增补性的简短前言的篇幅所能容纳。如要这样做，也只能开出一张甚至比上面举的几本文化史方面的书籍更具特色的书单。最后只能提一下我们在从原编问世到新编本问世之间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总的设想可能已经改变的一两个方面。

我们所有的人现在都面临的一种空前规模的严重的经验是通货膨胀。这一情况今天对于讨论过去被称为“16世纪物价革命”的问题来说，产生了显著的限制作用。经济学家如今坦然承认他们既不能解释，更不能控制我们的困境。同样，经济史学家对于16世纪中期比较温和的波动都比较缄默，本书下面将要谈到在国外探险和开发方面这种波动的开始出现。

1962年，已故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召开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时，另一个已告结束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也就是说，以前被认为不得翻案的背离罗马天主教学说和实践的一整套主张和行动又作为可行的方案重新出现。全基督教公会议的作用和权威问题便是一个例子。研究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教会的历史学家都承认，在康斯坦茨和巴塞尔会议上，公会议至上主义者所做的努力被特兰托会议所挫败，而最后则被把宣布教皇永无谬误当作信条的卑屈的第一次梵蒂冈会议（1869—1870年）破坏无遗。主教在教会行政中所处的位置可以用历史的眼光重新审查，“首脑和肢体”又重新与实际情况符合。此外，教士结婚问题、罗马教会受赠财产和财务监督（甚至在“官定”的地区）问题、俗人信徒领“圣杯”问题（当胡斯被囚在康斯坦茨时早已在波希米亚成为一个争端）——这一切热烈争论的问题如今都可以听任研究罗马天主教的历史学家们自由辩论，而对其他人来说，则解除了忏悔的痛苦，他们赞同罗马教会圣餐礼的简化并在圣餐礼上采用本国语言（这对于拉丁文则是进一步的打击）。从这些方面和其他方面看来，原来似乎作为结束语的话反而可以成为新章节的开场白了。

欧洲在宗教改革以前的宗教生活是本卷多少予以忽视的另一领域，因为除了研究德意志神秘主义和共同生活弟兄会的学者以外，专门研究这一方面的历史学家还没有发表他们的著作。甚至教区的圣职人员，尽管在下面的论述中对他们较为严厉，但在当时的许多社团和行会中往往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他们本人在许多方面，从广义上来说才是进行“宗教活动的”。施舍和善行在各地平民百姓的生与死中占有重要地位，如W.K.乔丹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指出了英国当时的这种情况，而布赖恩·普兰则指出了威尼斯当时的情况。阿尔贝托·泰嫩蒂的杰出著作《文艺复兴时代生活中死与爱的面面观》（1957年）精心研究了这种心灵生活的图像。

许多政治问题不久前似乎早已有了固定不变的解决办法，但如今看来也是同样地十分暧昧。我们的世界将会变得面目全非，这个事实现在很难加以漠视。旧的道理似乎减少了说服力：例如说1503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由于联姻而结合起来，就必然导致后来的联合王国；而更加著名的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的婚姻最后产生了西班牙王国。（笔者不禁惭愧地指出，在本书第5页我曾写过“国际关系的一种模式终于出现了”）25年前，看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造成的混乱局面迟早会被消除，比方说德国仍将是一个德国，正如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始终没有变化一样。在我们的时代里，退化之说到处都有权威的鼓吹者，而且不论哪个大国或小国都不能肯定它的过去将决定它的未来。“任何事物在未发生前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公共事件的后果都是无法估量的。所有这些情况更加说明，尽管《剑桥史》各种著作有其权威性的面貌和悠久的生命力，但是“权威性的历史”已不再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了（见后面xxiv—xxvi页）。

丹尼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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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波特教授就任驻德文化参赞之际，本文作者即受托撰写导言并负责本卷出版事宜。

[2] 波特教授曾经写道：“本卷的计划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乔治·克拉克爵士明智的编辑‘方针’和两位著名作者不能撰写原来分给他们的章节。1950年初次约稿时，关于‘文艺复兴’的学术研究正处于不寻常的转变状态。”

[3] 全书括号中的页码均指原书页码。——译者

[4] 公正地说，在中世纪史方面早就迈出了第一步的是《法国中世纪史文献》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化史料》。《纳尔逊中世纪史料》始于1949年，现改名《牛津中世纪史料》继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