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1989年9月，我第一次走进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的资料室。面积不大的两间屋里满满当当挤满了工具书、著作、期刊，几乎全部是外文书。其中有很多是复印后装订起来的，还有很多未及装订的复印件散落在各处。我发现了一排红色的书，它们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有几部是完整的一卷，更多的是一章一章的抽印本。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剑桥古代史》，在高低、厚薄、大小不一的图书中，整齐排列的《剑桥古代史》格外醒目。在后来的学习中，《剑桥古代史》成为我获知古代西亚、埃及、希腊、罗马历史知识的重要参考书。

20年之后，2009年11月，在鼓楼西大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会议室里，《剑桥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翻译工作被提上日程。2010年，“《剑桥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翻译工程”正式启动。作为一个青年学者，我有幸参与其中，接受了《剑桥古代史》第一卷第二册的翻译任务。近十年时间里，《剑桥古代史》翻译工程伴着我从青年走向中年，历时两年半的文字翻译，超过六次的整体修改，我感到自己在不断地成长，对于学术翻译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

记得在翻译工程启动大会上，与会学者们就提出学术翻译也是深入研究的过程。确实，《剑桥古代史》是一部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古代文明史，包含古代西亚北非、希腊罗马等不同文明，时间跨度大、区域广阔，涉及研究领域繁多。以我所承担的第一卷第二册为例，尽管以“中东地区早期历史”命名，实际上是包含了埃及早王朝至中王国、古代两河流域早王朝至乌尔第三王朝、古亚述时期、史前安纳托利亚、史前叙利亚、史前波斯，以及早期青铜时代的希腊半岛、克里特岛、爱琴海岛屿和塞浦路斯岛等不同时段、不同区域的专题。其中包含的学科领域十分庞杂，且有些领域和问题目前在国内尚无深入研究。因此，这次翻译经历成为我拓展研究领域、巩固知识、学习新知的一个绝好的机会。

剑桥史的通史框架、知识体系和资料体系久为学界称道。《剑桥古代史》依年代、区域设置章节，兼顾重要专题的做法值得借鉴；详细列举各种学术观点，穷尽式的收录所有研究资料的做法使其成为不同专业领域学者、学生最重要的案头工具书。这次翻译工作让我有机会思考世界历史的框架体系，特别是古代西亚史的叙述体系，思考朝代阶段体系、文明体系以及长时段体系历史叙述的优劣。翻译过程中，我系统梳理和总结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古代两河流域、安纳托利亚、叙利亚、波斯地区史前史及历史时代早期研究的状况，对于文明和国家起源问题、史前文明之间的交往等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除西亚地区外，中王国之前的古代埃及史在本册中也占据主要篇幅。为了能够更好地把握这部分内容，借2010—2011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的机会，我旁听了Josef Wegner教授的“古代埃及史”课程，受益良多。翻译工程成为自我充实、学习新知的过程。

这次翻译工作也是一个痛苦的认识并接受自己的浅薄的过程。翻译是什么？是逐字逐句的对应吗？是理解原意后的组织语言吗？实际上，翻译界已经有明确的回答：信达雅。这也是这个翻译工程从启动开始就一直强调的原则。但是，在真正进入翻译工作，特别是在反复的修改过程中，我才发现，自己对于翻译，特别是学术翻译的认识过于浅薄了。原来自信于可以把握的专业知识，自认为能够驾驭的英语语言，在遭遇各种各样的问题，在面对审稿时被指出的讹漏，在修改中发现自己犯下的可笑的错误后，才认识到，翻译终究是一门学问，有它的一定之规，不可轻易忽视不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翻译工作帮助我开始迈入学术翻译的大门。

学术翻译也是挑战自我、乐趣横生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史学翻译是十分枯燥的。特别是研究资料极度匮乏的史前时期和历史时代的初期，学者们往往利用极为有限的资料进行繁杂的串联和阐释。复杂的人名地名，不断出现的专有名词，各种类型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对译者绝对是巨大的挑战。不同作者的文字风格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平淡如水，有的娓娓道来；有的平铺直叙，有的恣意豪放；有的文辞严谨优美，有的枯燥无味，甚至佶屈聱牙。学术性著作的翻译自是不需忠实地译出不同作者的写作风格，但仍需有所关照。各种情绪不时出现在翻译过程中：翻译顺利时，文思如泉涌，大有指点江山的豪气；理解作者使用的成语、习语、俗语的含义，并找到恰当的中文表述时，有直上云霄的快感；在发现原著错误，并找到正确答案时，有一丝小窃喜；后知后觉发现前文翻译错误，需要一一回头修改时，有沮丧、有泄气；发现重大错误，但尚能及时修改时，有后怕、有庆幸；面对批评时，有自我怀疑，有自我否定。这一切在历时近10年的翻译工作中伴着我，推动我前行。

“《剑桥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翻译工程”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有很多人参与到组织、管理、翻译、审校、编辑和服务工作中。在译著即将出版之际，我要感谢翻译工程专家组给我机会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感谢武寅、于沛、郭小凌、徐建新老师审校我的译稿，并提出修改意见；感谢汪连兴、拱玉书、张强、李政、胡玉娟等老师在互校过程中提出的批评和修建意见；感谢魏凤莲、孙泓、郭子林、邢颖帮助我通读译稿，修正了译文中的多处错误。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刘志兵、张湉、安芳编辑，感谢他们在译稿的反复修改中所做的耐心、细致的工作。还有其他许多人默默付出，感谢你们。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对我工作的支持和理解。

由于个人水平有限，译稿中必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诚挚期待读者们批评指正。

刘健

201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