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教育思想产生于“人类的童年”

恩格斯将人的形成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攀树的猿群、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形成的人。其中，第二阶段是从猿转变到人的漫长的过渡时期。恩格斯称这种过渡时期的生物为正在形成中的人。正在形成中的人既已不同于猿类，又还不完全同于人类。正在形成中的人的特点是它的过渡性，但是，无论从两足行走，还是从脑量体积的大小和牙齿的结构形态来看，他们都已经具备人的特征，而不是猿。从攀树的猿群转变到正在形成中的人，分界点是猿从生活在树上下到地上，开始用后肢直立行走而使前肢解放成为双手；从正在形成中的人转变到已经形成的人的分界点是制造和使用工具。

史学界认定正在形成中的人这一发展阶段就是摩尔根所称的蒙昧社会的低级阶段，恩格斯则称这一阶段为“人类的童年”。

考古发掘的新发现和古人类学、古生物学乃至分子遗传学的新成就，不断改写人类起源史，更新人类起源史的原有结论。考古学家们曾经普遍认可，最早的正在形成中的人是产生于约1400万年前的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个结论又遭到一致否定。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一致认定，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的发展水平都还是猿，而不是人。考古学家们的新的认识是，最早的人科物种出现于距今700万年前，而工具制造出现于距今250万年前。这里所说的人科物种的特征就是两足行走。利基说：“我所说的‘人’最基本的，就只是指能够直立行走。”[6]

考古学的新结论证明恩格斯在100多年前的科学论断是正确的，并具体化了三个阶段的年代。根据考古学的发展，“正在形成中的人”，即“人类的童年”或“蒙昧时期低级阶段”，应是距今700万年前至250万年前这段历史时期，长约450万年，占那一阶段人类历史的约2/3，而制造工具以后的历史略过1/3。

在“人类的童年”，既已出现了对教育的需要，又已具备了进行教育的可能。

正在形成中的人虽然还不能制造工具，但已知道利用天然的工具木棒和石块从事简单的“劳动”，正是这种简单的、不完全意义上的“劳动”，成为了从猿发展到人的推动力量，推动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手、各种身体器官、脑、思维、语言和社会性的发展，为了个体生命的维持和群体生命的延续，必须将已积累的原始劳动经验、群体的相互关系、简单的行为规范传授给年青一代，这就需要进行教育。

教育对于正在形成中的人的必要性，不仅决定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更决定于早期人类的生物学上的特征。科学家们发现，人区别于猿和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类的初生婴儿是软弱而不能自助的，有一个较长的婴幼儿时期，由成年人加以照料、教育，而大多数哺乳动物，包括猿在内，都是从婴儿期几乎直接进入成年期。科学家们发现，人类婴幼儿时期较长，与人脑的体积远远大于猿脑的体积有关。生物学家指出，脑子的大小影响着断奶的年龄、达到性成熟的年龄、妊娠期和寿命。在脑子大的动物物种中，这些因素趋于延长。因此，人类增大的脑量决定了人类婴幼儿的软弱和无力自助，决定了婴幼儿时期的延长和向成人过渡的缓慢，这就使对婴幼儿的照料和教育成为必要，否则人类就无法延续。利基说：“在婴儿期无自助能力的一段较长的时期中，需要父母的悉心照料。”[7]

要使教育得以实现，需要有最起码、最必要的交流思想和传递信息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语言。夏威夷大学语言学家德里克·比克顿（Derrick Bicherton）说：“只有语言能够冲破锁住一切其他生物的直接经验的牢笼，把我们解放出来，获得无限的空间和时间的自由。”[8]语言使可以传递的信息量无限扩大，为对年青一代的教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仅凭手势和单音节的简单发音谈不上真正的教育。

人类何时具有了语言能力，这是人类起源史上争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多种学科的科学家、考古学家们根据人类脑量的体积大小、左脑和右脑的大小是否对称、牙齿的构造、头盖骨内与语言能力有关的布罗卡区（Broca）的存在与否、喉的位置、人的劳动活动对语言的需要以及艺术的产生等各种因素，探索最初的语言能力的出现，结论各不相同。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人认为，人类的语言能力起源很早，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另一类人则认为语言是在较晚的时期突然产生的。这种争论还会继续下去。但是，后一种意见甚至将语言的产生推迟到35000年以前，从而使人类在数百万年中成为“哑口动物”，这是令人沮丧的。[9]正如比克顿所说：“我们几乎无法记起一个没有语言的时代。”利基也说：“作为一个个体，我们依靠语言在世界上生存，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语言的世界。”[10]

持第一类意见的科学家通过不同的研究，得出了大致接近的论断。纽约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迪安·福尔克（Dean Falk）写道：“如果人科成员不使用和改进语言，我想知道他们用他们的自然增长着的脑子在干什么。”[11]马萨诸塞州贝尔蒙特医院的神经学家特伦斯·迪肯（Terrence Deacon）说：“语言能力是在一个由脑——语言互相作用所决定的持续选择的漫长时期（至少200万年）中进化的。”[12]利基也认为：“如果脑量与语言能力有关，那么脑量在过去的200万年左右的时间里的增加，表明了我们祖先的语言能力的逐步发展。”[13]拉尔夫·霍洛韦（Ralph Holloway）研究非洲特卡纳湖东岸发现的200万年前的头骨，发现头骨内有布罗卡区，而且脑的左右两边不对称，这是已具有语言能力的标志。[14]

虽然语言起源的具体时间难以确定，但有不少科学家都提到“200万年”“至少200万年”“200多万年”“200万年左右”这个大致的数字，这些数字并不排除语言的起源早于距今200万年前的可能。

我国古人类学家认为意识和语言起源于人类制造工具之前，也就是说，人类先具有意识和语言能力，然后才开始制造工具，这就意味着语言起源于正在形成中的人，即起源于“人类的童年”。这一观点和摩尔根、恩格斯的结论是吻合的，和“200多万年”“至少200万年”“200万年左右”的观点并不绝对相互排斥。

摩尔根认为，音节分明的语言产生于低级蒙昧社会，[15]即“人类的童年”。

恩格斯指出，蒙昧时代低级阶段，“这是人类的童年……音节清晰的语言的产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16]。恩格斯又说：“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群居的动物……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支配，在每一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一句话，这些正在生成中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发出一个接一个的清晰的音节。”[17]

按照摩尔根、恩格斯和我国古人类学家的论断，人类在制造出第一把粗笨的石刀以前，语言已经有了漫长的历史，它是正在形成中的人为人类的文明准备的一份厚礼。语言起源于距今700万年前至250万年前这段历史时期，它不可能是在某一个早上由上帝或某一位神仙突然创造出来的，它只能是长期逐渐演进的产物。摩尔根说：“人类的语言似乎是由最粗糙、最简单的表达形式发展起来的。必然是先有思想而后才有语言；同样，必然是先用姿态或手势表达语意而后才有音节分明的语言……单音节先于多音节，而多音节又先于具体词汇。人类的性灵不自觉地利用喉头发音而发展出清晰的语言。”[18]

如果语言是教育的必要条件，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语言的历史就是教育的历史，也就是教育思想的历史。教育和教育思想必然产生于“人类的童年”。随着制造工具的新进展，语言和教育、教育思想也进一步复杂化了。人类没有必要等到能够制造工具以后才开口交流思想，才对年幼一代进行教育。制造工具的历史才250万年，而语言、教育和教育思想的历史长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