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解民倒悬中 济国富强路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党的恩情是我感受最深的恩情。
我是一个新中国成立后翻身农民的儿子，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服务于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我的一生，经历了新旧社会时代的更迭，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各个历史阶段的改革和发展，深深地感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新中国的繁荣富强。党的恩情牢牢地扎根在脑海，铭记在心中。
（一）
我的老家遂川县是红军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我的家庭在旧社会是世代生活在底层的贫苦农民之家。红军撤离井冈山后，那里的人们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盼望红军早点回来。
抗日战争期间，遂川军用机场建成，中日空军常在那里开战。我家离机场只有三里。为了避乱，祖父和母亲携我在离老家约十里的小山村下陂租种耕地、油茶山，一个十余人的大家庭分居两地。
抗战结束后，内战接着发生。
1949年夏秋之交，家住两地的亲人都忙于避乱，我随祖父、母亲、叔叔躲在离下陂四五里的深山老林磨担洞。
一个乌云密布的上午，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早就在山坡上放牛草的祖父赶紧往回走。
“啪！啪！”枪声划破山林的寂静，随着大山的回音重叠在一起，既刺耳又惊心。
“不好！打仗了！”祖父早就听说八路军要来了，以为是中央军同八路军在开战。
离磨担洞不远处的一座高山顶有个前两天开设的哨所，可以瞭望老家遂川江两岸的平地，国民党部队就驻扎在那里。
祖父抬头望见那哨所的两个士兵用枪瞄准自己，心里才明白刚才那两枪就是他们对准自己开的，幸亏他们枪法不准。祖父赶紧匍匐在地。
“啪！啪”，又是两声枪响，接着便是阵阵惊雷和闪电，暴雨倾盆而下。祖父被惊呆了，清醒后才发现自己完好无损。
母亲担心祖父的安危，顶着狂风暴雨下山，一路寻找，通过林间的缝隙，看到祖父牵着牛的身影，惊喜地喊道：“爸爸，你没事吧？”
“我差点被中央军打死了！”
“那是老天有眼，救了好人！”
母亲眼尖，发现高山顶的哨所没有了，两个国民党士兵横卧山中丝毫不动，顶峰的树木焦了一片。
祖父、母亲高兴地说：“中央军的哨所和两个士兵遭雷打火烧了！天打了恶人，救了好人！”
由于信息闭塞，当年8月2日，遂川虽然已经解放了，可是我们一家尚未知道，心里总盼着解放的日子。
初秋，我们一家人仍躲在深山，心中充满恐惧与疑虑。
我当时已12岁，多少会想点问题，母亲和我都感到情况有些微妙，想去打探消息。
我们走出山林，小心翼翼回到下陂。走上下陂桥时，我和母亲四处张望，只见并无人迹，那些栖息在山中的鸟儿，却飞出了林子，时而停留在枝头，时而在河边和坝上长着绿油油晚稻的田坵中觅食。桥下小河清澈而平缓，河中的鱼儿红石斑、棍子鱼，黄丫头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地自由游动。
走过小桥，母亲发现一户人家屋顶有炊烟，高兴地说：“王锦梁家里有人！”
我们放心走进他家，他家也早已发现了我们。虽然分别没几天，却有如久别重逢。
“这下我们可以过太平日子了！”王锦梁说。
王锦梁原是遂川江东边的大村子东塘人，前天就大胆去打听过消息。
他告诉我们：“八路军前几天就解放了遂川，很多人还驻扎在河西一带的村子里，听说你老家田心坊也驻了军队。”
八路军早改名为解放军了，但当时江南农村仍这样称呼。
他又补充说：“看见过八路军的人说，这个部队的人很和气，对老百姓很好，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们还是回老家去看看，可以知道是真是假。”。
近几年，母亲和我也隐隐约约听说，当年的朱德、毛泽东要坐天下了，红军要回来了，听王锦梁一说，我们放心了许多。
第二天，祖父和叔叔也都回到了下陂，家里的事有人管了。母亲便对祖父说：“我准备明天回老家去看看妈妈、大哥和你二崽在那里过得怎么样。”
祖父说：“你要看看那些八路军是不是前二十年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的红军。”
祖父经过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时期，知道朱德、毛泽东是红军的头，是有钱人的死对头，但当时红军并未到过我们村，大家对朱毛红军并没有实质上的了解，只是依稀知道他们是穷人的军队。
第二天一早，母亲带着我吃了点糙米粥和南瓜，拿着一包换洗衣物向老家走去。天气炎热，山路崎岖，挡不住我们的迫切心情。
家乡解放不久，社会尚不稳定，人们一般没有大事也不敢出门，一路行人很少。我们走到还是崇山峻岭的毛栗坪村时，有个熟人对母亲说：“听说你家一带住了军队，你还敢大胆回家吗？”
当我们走出大山，进入第一个村子有福仙脚下时，有人说：“你们家和我们家都姓郭，算是一家人，现在你们回老家，我们真担心。你家里住了八路军啊！”
看来不少人对新军队还不了解，出于好心，怕我们母子会有不测。我和母亲带着几分高兴几分疑虑，穿过山外一片平地，走到遂川江边。
渡口停着渡船，我们准备上船过江。
遂川江水春夏之时丰满盈江，汹涌澎湃，此时则水流平缓，两边的沙滩也更加宽阔。
我的老家离江对面只有两三里。我抬头举目望向对岸，发现有两个士兵架着一挺机关枪对着这边渡口。母亲也看见了这一幕。我们有些胆怯了，不敢上船。
看到我们犹豫不决的样子，一个熟悉的船工对我们说：“江这边还没有驻八路军，江对岸的许多村子都驻满了八路军。他们都是好人，从不打骂老百姓，还为老百姓担水，扫地。对面是两个哨兵，不会为难过路的老百姓，是提防敌人和破坏分子的。”
听他一说，我们放心地上了船。
船儿在微风和清清江水中把我们带向彼岸。下船后，我们穿过沙滩，沿着通向老家的田间小路走，我和母亲不敢目视哨兵，低着头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却对我们微笑地挥了挥手，善意地让我们通过哨卡。
（二）
走近家门口，有两个士兵从屋里出来，带着疑虑的目光打量我们。
这时，堂兄登晶在面前出现了。他指着那两个士兵对我们说：“这是解放军，是以前的红军，都是好人，天天给我们家扫地，还会给我们饺子吃。”
祖母也出来了，指着我们对两个士兵说：“这是我的大儿媳妇和第二个孙子。”
接着，又有几个解放军战士出现了，其中一个年纪大一点的说：“我叫刘伯川，是班长。我们部队借你们的房子住一段时间。”
这些士兵刚出完上午操回来休息，他们都拿着毛巾准备在门外洗脸，擦身上的汗水，准备开饭了。
我同母亲看了一下我们的房间，完好如故。我们把换洗衣物放在父母结婚时做的老木床上。期间，传来了短促有力的“立正”“向右看齐”“向左转”“齐步走”的口令声。
原来是班长在整理全班队伍，准备到设在村里的祠堂“誉武堂”的伙房开午饭。战士唱起了雄浑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趁着战士们开午饭，我和母亲才发现，厅堂里摆了一排长长的铺位，被子枕头排列整齐有序，靠在墙边十支型号不一的步枪分别标有持枪士兵的名字，虽然比较老旧，但每支枪筒都闪闪发光，一尘不染。西头原来无人住的小房间里有一张老木床，可供两个士兵共用，是受伤或者生病战士的病号床，子弹袋整齐地叠在那张床的床头。每个士兵还有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的是换洗衣物和日用品。为了方便全班战士的日常活动，我家那张老旧的八仙桌由原来厅堂中间近神台的位置移到父母住房的外墙边。
我家里虽然有十名战士居住，但摆放合理，挤而不乱。
我和母亲刚看完屋内的新老摆设，随着几声“立正”“稍息”“解散”的口令声，战士开饭完毕返回了营房。
一个年轻的战士端着搪瓷碗装着的白米饭，上面铺了几块红烧肉，向我走来，满脸笑意地说：“小鬼，你赶了一上午的路，也饿了，累了，把饭菜吃了吧！”
我犹豫片刻，高兴地接过这碗象征着军民一家亲的饭菜，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从没见过这样亲近老百姓的军队。
在我的记忆中，我之前有两次接触过兵，都是国民党的兵。
大约在1946年秋，我初入遂川雩溪小学，离学校不远的雩溪墟场旁有一块宽阔的草坪，人称牛墟坪，是交易耕牛和猪崽的场所。抗战胜利之初，国民党在附近村庄设有一处临时军营，士兵每天都进行军事训练。我目睹了两件令我寒心丧胆的事。
第一件，一辆载货汽车行驶在通往赣南的公路上，经过那块草坪边时，被一排士兵拦住，拉下一位商人打扮的人，不容分说就是一顿毒打，并把他关到军营里，结果也不知道怎样了。
第二件，是一个排长在几名士兵的簇拥下，用手枪枪毙一名企图逃跑的士兵，那位士兵在“饶了我吧！我家有老父老母”的哭喊声中，倒在血泊中。
第二次是在下陂村时，一名国民党军官在众目睽睽之下强奸一位逃难的孕妇。
真是：两个社会两重天，两种士兵两样人。我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穷苦人的军队这一点，深信无疑了。
吃了解放军那碗带有红烧肉的白米饭，我便想进一步去了解这支新队伍。
我同住在家里的战士逐渐熟悉起来了。有个战士是国民党部队投诚过来的，他说：“我在樟树当国民党兵时，经常吃不饱，一点可怜的军饷也常常拿不到手，而那些官太太却是穿绸戴金，得意扬扬地进出军营。有的老兵对我指点说，我们的钱被这些当官的人扣下来去养姨太太了。”
有个士兵是从河北来的，他说：“我六七岁就为有钱人放羊放牛了，后来我们那里成了解放区，我16岁时，父母把我送去参加了八路军，要我跟共产党、毛主席打天下。”
老班长说：“我是山西人，家中下无寸土，上无片瓦。解放战争开始时，我们那里已是解放区了，我刚结婚，我老婆带头送我参军。我当兵有几年了，在大军渡长江时，首先随军解放了九江。”
我还想了解我吃的那碗饭的秘密。
驻军开饭前，我去“誉武堂”转了一下，发现有几个小脸盆，几个大脸盘。小脸盆装菜，大脸盆装饭，每个班各一盆。
我告诉了母亲，母亲告诉我，他们给我吃的饭是住我家的几个战士嘴里省下来的。我还不太相信，向一位战士打听，证实了这个情况。
老班长单独提前回军营的一天，我认真地对他说：“班长，以后你一定不要给我端饭菜了。”
他有些不解地说：“你怎的给我提起意见来了？”
我诚恳地对他说：“班长，解放军为人民，我们全家都看到了。”
刚说完，母亲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们身边，接过我的话题说：“我们乡下人俗话说‘两好合一好’，相互之间好，大家在一起都会好。解放军对老百姓好，老百姓也应对解放军好才对呀！”
老班长连连点头，接着问：“那为什么你孩子提出今后不吃我们给他的饭呢？”
母亲用肺腑之言回答他：“解放军要为人民打国民党，要天天训练，比我们种稻子、挑大粪都苦。你们要有好的身体才能打胜仗。我们看到解放军的饭菜也不会比一般老百姓的好多少，要很久才能吃上几块肉。你们省下嘴里的饭菜给老百姓吃，你们就吃不饱，吃不饱饭，怎么能有力气和国民党的部队拼呢？我们分吃了你们的伙食，心里不安啦！”
老班长听了我母亲的话，眼眶湿润了。他看到新解放区的老百姓在短暂的时间就有这样高的觉悟，非常开心。
这支部队在我们村休整训练了一个月之后，便开赴南方，担负起了解放祖国其他待解放地区的重任。
离开之前，老班长带领全班战士和我们家开了个座谈会，倾诉了军民鱼水之情。最后，老班长充满信心地说：“等我们打了胜仗再回来看你们！”
母亲也表达了一家人的心愿：“祝你们常打胜仗，你们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紧接着，战士们忙着给每家每户送回借用的门板、凳子、水桶，把每家每户打扫得干干净净，对损坏的东西给予赔偿。当晚，所有的战士都以地为床。
第二天，阳光普照着我们古老的村落和长满稻子的田野，万里无云，风和日丽。
解放军在“立正”“向前看齐”“向左转”“齐步走”的口令声和嘹亮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声中，沿着阡陌小路，齐齐汇聚在通往赣南的公路上。
全村人都站在大门口，目送亲人解放军开赴新的疆场。
临行时，老班长拍了拍我的脑袋，把一小包全班人早餐舍不得吃的花生米放在我手里。这包花生米，我放在餐桌上数天也舍不得吃。母亲见此，把花生米分给家中每人共享。
此后，我知道了这支部队是解放军四十八军的英雄部队，也就是涌现了杨子荣、董存瑞等英雄人物的部队！军长是陕北名将贺晋年。之后数十年，直至今日，我写这部带有回忆录性质的文艺作品时，仍在思念刘伯川老班长的一班解放军战士。我想，他们有的也许成了国之栋梁，有的也许早已倒在枪林弹雨之中，有的也许已是儿孙满堂，安度晚年，有的也许因为老病缠身，带着美好的回忆离开了人世。
（三）
新中国成立后，华夏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政权从上到下土崩瓦解，那些保长、甲长们销声匿迹，农村新的基层组织变成了农会。
农会一出现，就是一副开天辟地的新面貌，泥腿子当家了，有的成为基层农村组织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有的成了国家干部。
农会是以村为单位组成的。我们居住的田心坊属堂镜村的一个自然村，堂镜村的农民郭兴伯当了农会主席，田心坊的郭基泩成为副主席。
农会的首要任务，就是组织农民控诉地主恶霸的罪行，减税减息，把农民的心凝聚起来。母亲作为妇女代表，进入了村农会的领导行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晚饭前，母亲兴冲冲回到家中，对全家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当上了村农会的代表。”
全家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母亲说：“村农会就是要管全村的事，过去的保长、甲长都下台了，今后农村的事由农会做主。我们村农会归雩田区委、区政府管。区里还派人到村农会讲了话，要我们组织受苦深的人诉苦，控诉地主恶霸。还要减租减息，穷人租富人田的租谷不能交原来那么多了。”。
祖父、祖母听了可以少交租谷，心里特别高兴：“家里今年要交三担稻谷，减租一半，也可以少交一百多斤米哟！”
母亲说：“是啊，全家人可以少喝一两个月的稀饭了！”
听说以后可以多吃到些米饭，我同堂兄和弟弟更是高兴，拍手说：“以后有饭吃了！”
我还靠在母亲身边说：“有了粮食，我也用不着吃糠了，我的大便也可以拉得出来了。”
当年由于农村收成比往年好，加上又减了租，我家比上年多收了三担谷，那就是两百斤糙米，全家平均每人每年多有二十多斤米吃了。
更使老百姓高兴的是，全县最大的土匪恶霸肖家璧、罗普全被枪毙了。
母亲是村农会代表，她同其他代表出席了全县人民公审那两个恶霸的大会。
1949年11月11日，冬天刚到，开始有些初霜。一大早，母亲就同区里的一两百人作为代表，在雩田区政府边的牛墟坪集合，由区农会领导带队，熙熙攘攘地沿着公路向二十多里外的县城走去。
由于翻身解放的高涨的政治热情和减租减息得到的经济上的利益，参会群众的兴奋心情一路溢于言表。大家虽然多数是第一次见面，却好像是久别相逢的熟人，不是谈论各村穷人诉苦大会的气氛，就是谈论今年多收了几担稻谷，减少了多少租金。有的人更热衷于谈论老解放区斗地主、分田地的事。当然，更少不了谈论当天公审全县两个大恶霸的事。
初解放的遂川农村，到处充满喜气。一路上母亲不时会见到农民手提肩挑，或者推着独轮车，把稻谷、豆子、花生、芋头、禽蛋、蔬菜挑到县城去卖；不时看到学生娃儿背着五花八门的书包赶到县城或区、乡学校上学，顽皮一点的学生，有的边走边踢飞路上的小石块，有的唱着刚学会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土地改革到了每个村”。
母亲看见公路两边的田地里大部分种上了越冬的作物。农民喜欢种的油菜，已是一片绿油油了；荞麦和芝麻早已开花结籽。有的农户门前还在晾晒新收的果实，荞麦和芝麻秆铺满村头村尾。一些老人还在村边、地头或沿公路的小山坡上悠闲地一边放牛，一边用烟斗装上土生烟丝，边吸边聊。还有些农家仍在忙着晒红薯丝和芋头丝。鸡鸭也比往年多了，这些家禽对多数农户来说并不是出售的，而是准备过年自家食用、招待客人或生蛋的。鸡啼狗吠之声不断从村中传出来。
虽然路途不近，参会代表们不知不觉就到了目的地。
公审大会会场设在遂川中学宽阔的大操场上，约有一两万人。会场上红旗飘扬，人声鼎沸，“打到土匪恶霸罗普全！”“打到土匪恶霸肖家璧！”“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会场上时而也会响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和陕北“绣金匾”等歌颂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歌曲。那些歌是学生队伍中传出来的，他们是参加大会的主力。
据传，抓肖家璧是毛泽东的指示，由时任江西省委一把手陈正人书记亲自布置。
公审大会由遂川县人民政府主持，吉安地委书记李立首先讲话，遂川县党政负责人分别讲话。大会还给剿匪有功的解放军四十八军一四二师四二五团有功人员授奖。
此后，一些区、乡先后召开了公审大会。
雩溪区的公审大会召开较早，在遂川江边的一块当时群众称为“荒败洲”的遂川江冲击洲上，由区政府召开了公审恶霸彭砥平等人的群众大会。
凡被公审的大恶霸，一般都在公审后当场枪毙。
剿匪反霸、减租减息、诉苦运动，使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调动，树立了拥护共产党，永远跟着共产党的信念。
（四）
所有制的革命，是农村的重大革命。
摧垮国民党政权之后，广大农民最迫切的希望就是获得土地。
1950年冬，遂川各地的贫苦农民迎来了开天辟地以来的一个重大喜讯：土地改革就要开始了。
土改工作队进了我们村。有田有地，特别是多田多地的人心里发慌了；无地或少地的人则喜气洋洋，盼望得到土地。
母亲是积极分子，工作队常请她去协助工作。
最早的工作，是摸清全村每家每户的土地占有情况，接着在此基础上划清阶级成分，依据不同情况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等。
我们那个村，人多田少，有两石田即六亩以上的人家就算富裕。划分的结果，堂镜村田心坊只有一户为工商兼地主，竹山村也有一户工商兼地主，富农则相对多一些。
由于长期以来农村家族、宗派观念作祟，有的农民维护同族人的利益，出现了一些瞒报少报土地的现象。这些情况引起了那些无地、少地农民的极大不满，特别是不同宗姓的无地、少地农民的不满。
“刘义秀，你敢不敢去查清瞒报的土地？”工作队长用期待的目光望着母亲。
“敢！只要对大家有利的事情，我都敢去做！”母亲坚定地回答。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解决一些人的宗族观念，工作队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母亲成了积极分子的带头骨干。
母亲的积极带头作用，首先表现在对我家和田心坊出租的那些人的土地和借的高利息租谷的情况作了清理，包括本族和亲戚、外族人的情况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工作队的人在群众大会上，宣读了母亲提供的土地和高利贷稻谷租用的数字和户名，接着说：“你们要向刘义秀同志学习，尤其要学习她如实说明租用家族、亲戚朋友田地和高利贷租谷的情况”
有些人说：“刘义秀在土改中不讲情面，算得上呱呱叫。”
也有些人说：“刘义秀不讲亲情、友情，有点过分。”
工作队在召开的又一次群众大会上说：“讲面子，讲情义，要看是对什么人，什么事。对广大群众有利的事，谁要违背，就不要讲情面。
“我们共产党，对敌人、坏人坏事，从不讲面子。共产党许多领导人背叛自己反动、富有的家庭也是不讲面子，但对广大人民群众就是全心全意服务。”
为了进一步打破宗族观念对土改工作的障碍，工作组还组织积极分子到不同村庄互查。许多瞒报、少报、漏报出租田地和稻谷、钱币的情况，也基本弄清了。
土改结束，我家定为贫农，分得了地主富农的一石即三亩稻田，从此大翻身，有田种，有饭吃了。
土改后，紧接着又进行了土改复查工作。我读初二时有幸跟随谢屋村雇农出身的区乡干部谢大封参加了这项工作，曾在我的同学郭亚平及其兄郭诗禄家住了十多天，得到他们母亲无微不至的关照，感受到了党的政策威力，也学到了一点搞调查研究的知识。
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我们全家围坐在门前的空地上，畅谈得到土地后的喜悦。
祖父说：“土地是共产党、毛主席给的，我们全家人不要忘记。”
母亲说：“我们全家幸福的日子来了！”
“我要好好读书，学会做事的本领！”我也情不自禁地说。
当晚一轮满月，我发现月儿好像比以前更加明亮，把我们村里的几棵古樟树照得也特别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