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碳管理行业的来龙去脉

202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发布了一个新的职业——碳排放管理员，对于这个职业，人社部的官方定义是，从事企事业单位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统计核算、核查、交易和咨询等工作的人员。碳排放管理员的主要工作包括监测企事业单位碳排放现状，统计核算企事业单位碳排放数据，核查企事业单位碳排放情况，购买、出售、抵押企事业单位碳排放权和提供企事业单位碳排放咨询服务等。对于初次接触碳管理这个概念的人来说，这些工作内容非常陌生，他们甚至无法想象这些工作内容具体要在什么样的工作场景下完成。

虽然碳排放管理员正式被人社部列为一种职业是在2021年，但国内开展相关业务最早要追溯到2005年。2005年《京都议定书》的正式生效，标志着碳排放量正式成为可交易的资产。《京都议定书》的核心内容可以总结为发达国家[1]有强制碳减排义务，如果不履行这个义务，那么将面临高额罚款。为了实现减排目标，这些国家可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各种技术和市场手段使自己国内的碳排放量降到目标值；另一种是通过技术或者资金手段帮助其他国家实现减排，产生的减排量可以算作本国的减排量。

采用第二种方法可降低这些义务减排国家的减排成本。因为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和能源效率相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要高不少，这就导致它们在这个高起点上想要再实施减排就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而发展中国家因为技术比较落后，还有很大的减排空间，减排成本相对要低很多。同样的100元钱，在发达国家只能减少1吨的碳排放量，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可能减少10吨的碳排放量。因为温室气体的减排在全球任何一个角落实现对缓解全球变暖的效果基本都是一样的，所以《京都议定书》里提出了这样一个跨国的减排机制，这个机制叫作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

不难想象，像中国这样大体量的发展中国家，自然是有很多减排空间的，所以很多国家把减排项目开发的重心放到了中国。2005年，我国国内出现了第一批碳排放管理员。

那时的碳排放管理员是非常风光的职业，因为当时在中国开发出的碳减排价值是直接对标欧盟碳市场的，所以非常赚钱，行业薪酬水平高于绝大多数其他行业。但因为那时大部分的从业者都是冲着CDM这个跨国减排机制去的，对CDM翻来覆去研究得烂熟于心，而对碳核算和碳管理的一些基本概念却不清楚，所以那时的碳排放管理员的知识面和业务面都非常窄，基本只进行CDM开发相关工作。

因CDM诞生于《京都议定书》，而《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发达国家减排义务并非永久有效，最早签订的有效期是到2012年年底截止。如果不能续期，那么CDM将在2012年走向终结。在确定减排义务是否延期的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主要西方国家都持否定态度，最终的结果是2012年后只允许最不发达国家的CDM项目用于义务减排国履约。中国不是最不发达国家，所以基本确定2012年后中国的CDM开发失去意义。中国的碳管理行业在CDM开发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之后，才开始慢慢停下脚步，回过头来审视碳管理这个行业的意义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从2010年起，就有部分CDM开发企业开始转型做企业的碳核算和减碳咨询业务。2011年，我国发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宣布我国将建立属于自己的碳排放交易市场。2012年，我国发布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宣布我国将建立属于自己的清洁发展机制，也就是CCER（China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机制。于是碳管理行业的业务开始丰富起来，从企业的碳核算到碳资产管理，从一级市场的CCER开发到二级市场的碳交易，甚至碳抵押、碳回购等碳金融业务也逐渐开展起来。但总体来说，这些业务在我国提出“双碳”目标之前体量都较小，相较CDM时期的赚钱能力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在2012—2020年这8年时间里，很多早期从事CDM项目开发的企业都选择了转型或者直接解散，那些仍在这个行业坚守的企业，也基本都在温饱线上挣扎，勉强靠着政府的碳核查业务活下来。

在我国宣布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标后，碳管理行业突然爆发出了一个新的业务需求——碳达峰、碳中和规划及实施方案。这项业务不光政府需要，许多头部企业也开始布局。同时，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以下简称碳市场）。这两个里程碑事件直接推动了碳管理人才需求的激增。于是人社部新增了“碳排放管理员”这一职业，各大媒体持续跟进报道。至此，碳管理行业真正走进了大众视野，成为一项令人向往的新兴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