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白马庙

母亲

嘉庆四年（1799），母亲褚氏沿着二十五里塘河坐船来到白马庙，将九岁的六舟（图1.1）“舍俗为佛弟子”，师松溪，“即住庙中”[1]。

“六舟”应是其皈依佛门后的法名，他在自己编撰的《白马神庙小志》中言“字达受”[2]。他书画落款常呈“六舟达受”顺序，以中国古人名在前、字在后的落款规矩，也当如此。

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791年12月22日）亥时，六舟出生于海昌秧田村的一户姚姓家庭，村近石井[3]。石井村的地名沿用至今，其东南尚有北秧田庙。石井村位于白马庙的西北，相距约五公里左右，两地由二十五里塘运河相连。

六舟有同胞兄弟九人，他是幼子，而诸兄中早亡者却有五位[4]。汉语中，早夭与早亡的意思是有区别的：早夭乃未成年而死，早亡所指死亡年龄则要相对晚些，但肯定不在正常死亡年龄之列。六舟使用了“早亡”一说，因属事后记述，又多不记岁月，故不清楚确切含义。唯有一则，六舟十七岁时二十九岁的胞兄姚德荣又突然辞世，遗孤姚甫四才刚刚满月，以至于此年已“薙染为僧”的他不由得发出了“姚氏一脉之传在此一线，不亦悲哉”的感慨[5]，可知胞兄姚德荣属于早亡范畴。除此之外，无法判断姚氏一门其他子嗣过早去世的时间是否都在六舟九岁之前，但十七岁之前的可能性很大。

嘉庆元年（1796），六舟六岁时，四十八岁的父亲姚茂高离开了人世[6]。六舟称其父“隐于耕”[7]，显然是农者的美称。清代土地的收益是非常微薄的，张仲礼对18世纪后期中国土地投资回报率有过精彩的估算，“假定能收到全部地租并能排除歧视性税收的因素”，“土地的税前回报率便是10%”，而19世纪土地投资回报率还呈现一直下降的趋势，曾出现减少到4%，甚至不足2%的情况[8]。可见，实际的收入还要低得多。如果再仔细区分有功名身份的地主和普通地主，则会发现前者从每亩土地上获得的实际收入高于后者，原因是他们可利用特权身份相对地交纳较少的国税，收取更多的地租[9]。至于姚茂高的身份究竟是佃户、自耕农还是某类地主，抑或还有别的经营，均不得而知。从现存地方文献中，无法获得姚家的丝毫线索，明显不在本地有影响家庭之列。

对于清代江浙一带平均寿命的估计，多倾向于六十岁左右，且男性略高于女性[10]。早夭人口当不可能被全部记录在册，故不清楚这个结论是否将此因素考虑在内。由于数据的不完整性，因而无法知道某个区域、某个阶段实际上的平均年龄究竟是多少，但这些统计资料仍然具有宏观上的意义，实际情况当距此不远。如此看来，这个家庭实在是非常不幸，姚茂高的过早离世，对于失去了一家之主的姚家而言不仅仅是情感上的沉重打击。

失去了丈夫的褚氏可能需要承受更多的压力。从经济上看，对于生育了九个子嗣而又中年丧夫的褚氏而言，即使有宗族的帮助，以务农为主的姚家，家境也当不会太宽裕。另一方面，亲人离去的厄运对褚氏心理的影响更应考虑在内。

更重要的是，卜正民认为在明代虔诚信仰佛教的女性要比男性为多[11]，这同样适合用来描述清代的情况，褚氏便属此类女性。六舟在拜松溪为师时，褚氏有一段叩谒语：“此子幼年多病，五行似犯华盖，频遭闵凶，愿舍俗为佛弟子。”[12]可知六舟从小体弱，常常遭受病患。褚氏在寻找原因时，将其归咎于六舟命中触犯了华盖，这是一种很流行的迷信说法。华盖是中国古代的星官名，俗称“扫帚星”，民间认为遇上扫帚星便是行了霉运。迷信的处理方法便是拜和尚或道士为师，即皈依佛门或道门。褚氏本就笃信佛教，当生命之无常时不时地在眼前晃动时，畏惧之心油然而生。对于一位18世纪无助而焦虑的母亲而言，按通行的办法求助神灵护佑可能是她能够选择的最好办法。

向寺院捐赠的方式，主要在于财物，如捐赠土地、钱财、图书，捐建寺舍，也有以诗文等文学的方式来增强寺院文化气氛和弘扬寺院知名度的捐赠行为[13]。其实，将自己或他人舍入佛门，也可视为一种捐赠方式。男性捐赠更多地具有文化性，即往往是一种期望得到回报的交易，而不是作为没有私利的礼物；女性捐赠则更多地具有宗教性，尽管这种宗教性的捐赠也不一定完全纯粹。

褚氏如此决绝，当然包含了期待佛祖佑护幼子及全家的愿望。而母亲的这个决定，将改变六舟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