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总集类要籍

集部著作尤其总集是研究文体和文体学必不可少的文献。总集为研究文体学提供了各种体裁的具体作品，也体现了最直观的文体分类观念。自《文选》确立分体编次的传统后，总集成为考察文体分类的基本史料。宋代以后，总集编纂兴起撰写文体序题之风，总集又兼有了文体论性质。这些特征，都决定了文章总集具有重要的文体学意义。本章介绍的总集，主要指兼收众体的著作。单收一种文体的总集，除了个别文体论内容极其丰富的著作如《古赋辩体》等，限于篇幅，暂不列入。别集虽也有文体学价值，但因仅为一家之作，文体的丰富性、全面性不如总集，本章也暂付阙如。

《文选》六十卷。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章总集，选录先秦至梁代各体文章，确立了总集分体编次的传统，计有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檄、难、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39体（又有37体、38体之说）。同一文体的作品，以时代先后为序。其中赋、诗等重要文体之下，又据题材分小类，形成了二级类目，如赋有京都、郊祀、畋猎等15目，诗有补亡、述德、公宴等23类。《文选序》对各种重要文体演变的论述亦颇有价值。

《文苑英华》一千卷。宋李昉等编，有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此书有意接踵《文选》，选文上起萧梁，下迄晚唐五代，分体编次，计有赋、诗、歌行、杂文、策、判、表等38类。每类之下，又据题材或体裁不同而细分子目。其体例和文体分类大致沿袭《文选》，但有所增减变化，透露了从六朝至唐宋文体盛衰消长的信息，如《文选》有七体，此书未录，说明唐宋时期七体已逐渐边缘化；又《文选》无判文，而《文苑英华》立此体，反映了唐代以后判文的盛行及其文体地位的确立。

《唐文粹》一百卷。宋姚铉编，有四部丛刊本、《四库全书》本等。专录唐代诗文，崇尚古雅，反对雕琢，故特别推重韩柳之文，不取律赋、近体诗、四六等。所录文体有古赋、古调、颂、赞、表奏书疏、檄文、露布、古文等22大类。大类之下，又据题材细分小类，如古赋分盛德类、失道类、京都类等18种；颂分神武类、时政类、祥应类等15种。其中古文类下分原、规、书、时议、言语对答、经旨、读、辨、解、说、评、录命、论兵、析微、毁誉、时事、变化等类，对研究宋人的古文观念颇有价值。

《宋文鉴》一百五十卷。原名《皇朝文鉴》，宋吕祖谦编，有四部丛刊本、中华书局1992年排印本、2018年重印本等。仿《文选》《唐文粹》体例，选录北宋诗文，分赋、骚、诏、敕、表、箴等61体。其文体分类比前代总集更为细密，如诗分四言古诗、乐府歌行、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六言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等，体现了古代诗歌至宋而众体兼备的实况及宋人辨体意识的增强。又录上梁文、乐语、说书、经义等新兴文体，反映了宋代文体的孳生和演变。

《文章正宗》正、续集各二十卷。宋真德秀编，有《四库全书》本。首次明确采用文体功能标准，将各体文章归入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类，以简驭繁，打破了《文选》以来总集分体序次的模式，开创了以类序次的总集编纂新传统。这种分类以文体归类为基础，重在归纳出相近文体的共性，迥异于详尽把握个性差异的细分文体，反映出全新的文体分类观。每大类各有小序，论述这一类文体的起源、功用、体制特征、代表作家作品和写作要求等。又，此书将叙事类文体与辞命、议论、诗赋类并列，并大量收录史著中的叙事文章，体现了对文章叙事功能的重视，也有别于以抒情、言志、载道为主的传统文章观。

《元文类》七十卷。元苏天爵编，有四部丛刊本、《四库全书》本等。收录元代诗文，分为辞赋类、乐章诗类、诏册制命类、奏议表笺类、箴铭颂赞类、碑类、记序类、书启类、杂说题跋类、杂著类、策问类、杂文类、哀辞谥议类、行状类、墓志碑碣表传类等15大类。大类之下又分小类，如乐章诗类分乐章（宗庙雅乐）、四言诗、五言古诗、乐府歌行、七言古诗、杂言、杂体（集句、联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等；墓志碑碣表传类分墓志、墓碣、墓表、神道碑、传等。总计二级类目有43种文体。与《文选》等总集的二级类目以题材分不同，此书的二级分类纯粹以体裁分，相近的体裁归为一大类。因此，其文体分类实际综合了分体与归类两种不同的路向。

《古赋辩体》八卷、外集二卷。元祝尧编，有《四库全书》本。此书既是辞赋总集，又是第一部在书名中明确揭橥“辨体”宗旨的文体学专著，开启明代总集标榜“辨体”之风气。根据辞赋的发展历史，将古赋分为楚辞体、两汉体、三国六朝体、唐体、宋体；每体之前各有一序，论述其源流演变及体制特征，再举例文以证之。选文多有题解和评注，借以开展辨体批评，反映出作者的赋体观念。又据文体形态提出古赋、俳赋、律赋、文赋四种文体概念，对后世赋体分类产生较大影响。

《文章辨体》五十卷、外集五卷。明吴讷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本。采辑前代至明初诗文，分为内、外集。选文标准深受《文章正宗》等宋代理学家的影响，区分文体之正变，推崇古雅之体。在文体分类、文体论上颇有开拓。内集录文章50体，分别为古歌谣辞、古赋、乐府、古诗、谕告、玺书、批答、诏、册、制、诰、制策、表、露布、论谏、奏疏、议、弹文、檄、书、记、序、论、说、解、辨、原、戒、题跋、杂著、箴、铭、颂、赞、七体、问对、传、行状、谥法、谥议、碑、墓碑、墓碣、墓表、墓志、墓记、埋铭、诔辞、哀辞、祭文等。外集收录连珠、判、律赋、律诗、排律、绝句、联句诗、杂体诗、近代曲词等9体，全书共录文体59种。每体之前各有一篇论述文体性质、功用、体性特征及其产生、发展、演变等的文字。吴讷首次将这类辨析文体的体式明确命名为“序题”，确立了一种新的文体批评样式。

《六艺流别》二十卷。明黄佐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从文本于经的观念出发，首次以选本形式将古代的基本文体形态分系于《诗》《书》《礼》《乐》《春秋》《易》六艺之下，形成六大文体类别，重新建构了中国古代文体庞大的谱系。在这个谱系中，儒家经典的源和后代文体之流的关系是分级分支衍生的，一方面肯定六艺的渊源作用，另一方面认为后代文体虽承六艺之绪，但也出现了分流现象，文体本质实际上已有所演变，具有新的因素并各有独立的意义。六大文类，共辖文体152种，类目之繁多，超出此前任何一部总集；其中许多是对先秦文体形态甚至口头形态的总结、发掘，对于早期文体研究作用尤大。每种文体的选文之前采用序题的方式，对各文体及相互关系作简要说明，并解释选文标准，具有较高的文体学史料价值。

《文体明辨》八十四卷。明徐师曾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在吴讷《文章辨体》的基础上编纂而成，但又有一些明显的推进与变化。《文体明辨》明确提出总集“假文以辨体”的功能和编纂宗旨，以辨体作为文章总集的目标，选文只是手段。《文体明辨》和《文章辨体》相较，受理学影响较少，它不限于古雅正变之见，尽可能多地收集各种文体，所录文体127种，就其选文而言，不如《文章辨体》精当，而在文体史料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方面，则远超于《文章辨体》。其中有些是文体细分，如《文章辨体》古诗类，《文体明辨》析为五言古诗、七言古诗、杂言古诗；序类，《文体明辨》析为序、小序、引等；有些是新生文体，尤其是宋代以后上层社会与民间流行的各种俗文体、宗教文体，如致辞、帖子辞、上梁文、乐语、右语、道场榜、道场疏、功德疏、青词、募缘疏、法堂疏等，均为《文章辨体》所未录。每种文体之前，各有序题，多出己见，对前人文体理论有所辨正和发展，极具理论价值。

《四六法海》十二卷。明王志坚编，有《四库全书》本、辽海出版社2010年版于景祥点校本。选魏晋至元代骈体之文，分敕、诏、册文、赦文、制、论、铭、赞等40体。与其他文体研究重在追溯各体文章的起始之作不同，此书更关注各种文体最早出现骈俪化倾向的作品，如敕体以宋武帝《与臧焘敕》为始，诏体以沈约《劝农访民所疾苦诏》为始，表体以陆机《谢平原内史表》为始，此皆以骈化为标准。所录文章多有笺注或评论，颇涉辨体内容。又卷首自序一篇，勾勒出四六文的发展流变史，认为文体由散而骈，由单而偶，是“天地间不得不变之势”。这是对唐宋以来的古文家反对骈俪，甚至主张废除骈文的偏激观点的反击，可谓清代骈文复兴和骈散之争的先声。

《文章辨体汇选》七百八十卷。明末清初贺复徵编，有《四库全书》本。在《文章辨体》《文体明辨》基础上扩展成书，而规模之巨大，甄录之广博，分体之细密，为历来总集所罕见。此前的总集，如《文选》《文章正宗》《文章辨体》等，虽以“文”命名，实际都兼收诗赋，且诗赋的分量往往很大。此书不收诗赋，可见其文章内涵，是以叙事、说理、议论为主的实用性文体，不包括以缘情体物为主的诗赋。这在明清总集中颇为独特。尽管不含诗赋，所录文体也多达132类，类目之繁，鲜有其匹。每体之前，各有序题，详细阐述此类文体的名称、功用、体性、源流变化等，并征引前人文论资料作为佐证。征引范围极为广博，而以《文心雕龙》《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最多。如与前人观点有异，则在序题中加以按语，阐发己意。

《唐宋八大家类选》十四卷。清储欣编，有光绪元年（1875）湖北崇文书局刻本。此书打破选辑八家古文多以人编次的常规，以类编次八家之文，计六类30体，分别是奏疏类，有书、疏、札子、状、表、四六表6体；论著类，有原、论、议、辨、说、解、题、策8体；书状类，有状、启、书3体；序记类，有序、记、引3体；传志类，有传、碑、志、铭、墓表5体；词章类，有箴、铭、哀辞、祭文、赋5体。这种分类，是分体与归类的结合，而从书名、吴振乾序都可看出编者对文体分类的这两种逆向方法已有理论的自觉。卷首有引言，介绍此书分体、归类的标准及内容，并简论各类文体的主要特征、功用等。其分类方法对《古文辞类纂》或有影响。

《古文辞类纂》七十五卷。清姚鼐编，有《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整理本等。桐城派标举古文理论，传授古文义法的重要选本。以《战国策》《史记》等为古文正统，大量选录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文。又以韩愈文为最善学古者，故选韩文130余篇，居全书之冠。对于六朝古文，则因其浸润骈俪之风而摒弃殆尽。分所录文章为论辩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等13大类，每类又分若干体。这种从文体功用出发的分类法，既不流于琐碎，又不过于简略，与此前的文体分类相较，具有更大的合理性，故对后来的文体分类产生了较大影响。卷首“序目”把自序、序题、目录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学形式。自序是全书纲领，揭示全书的体例与主旨。序题阐发文体分类思想，是对主旨的展开。目录则是序目的主体，是对主旨和序题的具体化。

《骈体文钞》三十一卷。清李兆洛编，有《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殷海国等校点本。清代骈散之争中产生的骈文选本，主张骈、散同源，如奇偶、方圆并生于阴阳，不能须臾相离，更不必强分轩轾，故在选骈文的同时，也兼收散体文。全书700多篇文章中，秦汉文即占150余篇，较好贯彻了骈散合一的文体观。所录之文分为三编，上编为“庙堂之制，奏进之篇”，包括铭刻、颂、诏书、策命等文体；中编为“指事叙意之作”，包括书、论、序、碑志等文体；下编为“缘情托兴之作”，包括设辞、七、连珠等文体。三编实即三大文体门类，各编之首有序题。卷首序及选文评语从多层面阐发其文体观。

《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清曾国藩编，有中华书局2013年版。另有熊宪光、蓝锡麟注《经史百家杂钞今注》，上海书店2015年版。确立了文体的门、类、体三级分类法。首先把文章分为著述、告语、记载三门，其分类标准是文体功能特征，如著述门主要为议论、抒情文体，告语门为官、私应用文书，记载门为史传类叙事文体。门下分若干类，如著述门分论著类、词赋类、序跋类，告语门分诏令类、奏议类、书牍类、哀祭类，记载门分传志类、叙记类、典志类、杂记类，总计11类。此为第二层级的分类，吸收了《古文辞类纂》的13类分法而略有调整。类下统若干体，如论著类有论、辨、议、说、解等体；词赋类有赋、辞、骚、七、颂、赞等体。体统于类，类归于门，分门别类，纲举目张，构建了一个体系完整、逻辑严密、层次清晰，既简明扼要，又多姿多彩的文体谱系。卷首序例阐发其文体分类思想。

《涵芬楼古今文钞》一百卷。近人吴曾祺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再版。选录上古至清代同光时期的文章，分为十三类213体。分别为论辨类，含论、驳、难、辨、说等体；序跋类，含序、跋、引、书后、题词等体；奏议类，含奏、议、疏、章、表等体；书牍类，含书、简、札、笺、启等体；传状类，含传、家传、小传、别传、外传等体；碑志类，含碑、碑记、神道碑、墓表、碣等体；杂记类，含记、后记、书事、志、述等体；箴铭类，含箴、铭、戒、训、规等体；颂赞类，含颂、赞、雅、符命、乐语体；辞赋类，有赋、辞、骚、操、七等体；哀祭类，有告天文、玉牒文、祭文、哀词、诔等体。其十三类依《古文辞类纂》，而次序稍有调整，个别类别名称略有变化，如“书说”，改为“书牍”。卷首《序例》《文体刍言》和卷末所附《涵芬楼文谈》等，集中体现作者的文体学思想。

《古今文综》四十册（不分卷）。近人张相编，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版。辑录先秦至民国时期各体文章近2300篇，按文体分为六部，以部统编，以编统章，每章之下又分若干层次，体系完整严密。六部即文体的六大门类：论著序录部、书牍赠序部、碑文墓铭部、传状志记部、诏令表奏部、辞赋杂文部。部下分编，如辞赋杂文部分第一编辞赋类、第二编杂文类。编下分章，如辞赋类分为辞赋、颂赞、箴铭、祭吊哀诔，形成三级分类。章下之文体往往还有细分，甚至形成第六、第七级的类目。如辞赋章分为（甲）辞（乙）骚（丙）赋，赋又分为古赋、律赋，古赋析为赋理、赋物、赋事、赋意，赋理又析为诠理、论文两种。全书六部12类，涉及400多种文体，在文体分类学上，颇有集成之功。部、类之下各有序题，简论文体性质功用、体式特征、源流演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