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关系

找到学科发展的基点和起点，在内涵、对象等方面勘划自身的学科范围，并不意味着古代文体学的自我封闭，恰恰相反，强调古代文体学的学科意识、学科独立，正是要在建设古代文体学学科的相对完整性的同时，保持对其他相关学科的开放性，实现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在疆域上的“比邻而居”和“通家之好”。如果说，我们前面所讨论的“辨体”作为古代文体学中贯通其他相关问题的核心问题，处理的是古代文体之间的分疆划界以及疆域之间的跨越与渗透，那么，我们这里所说的古代文体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互动，处理的则是现代学科之间的分疆划界以及学科疆域之间的跨越与渗透。

虽然涉及的问题十分繁杂，但大致说来，古代文体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分成以下两类：一是与现有的古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关系，一是与现代文体学特别是现代西方文体学的关系。

我们首先讨论第一类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古代文体是古人审美地感受世界、把握世界的方式。对此，现有的古代文学研究学科，如古代文学理论、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批评史尽管对文体都有所研究和涉及，但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又不能不受到各自学科的范围和性质的限制。古代文体学看起来是归属于多种古代文学研究学科的交叉地带，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多种研究学科的不管地带。因此，建设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古代文体学，不仅有古代丰富的文体理论与实践的客观基础，同时也是构建完善的古代文学研究学术结构的需要，并有利于在多种学科的合理互动中推进古代文学理论、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批评史和古代文体学的互动发展。

从古代文体学与古代文学理论的学科互动中我们看到，一定的文体形态总是和特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息息相关。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古代许多重要的文体形态是“非文学”的文体形态，但是在中国古代，实用文体形态与文学文体形态是浑然一体的，因此我们就需要突破现代文学观念的局限，从古代特有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出发，对古代文体的丰富实践进行符合实际的理解、研究。另一方面，有不少古代的文学理论是在特定的古代文体的基础上提出的，和该文体自身的具体实践与源流正变紧密相连，对于其他的文体可能并不适用，更不能看成是普遍适用的古代文学理论。如萧绎《金楼子·立言篇》所说的“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47]，这里的“文”就有齐梁时代特定的文体所指，不能不假思索地把这些特点看成是可以适用于当时所有文体的共同性质，更不能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将其看成是可以古今通用的文学理论。

从古代文体学与古代文学史的学科互动中可以看到，文体具有特定的文化上的指向，文体指向一般说来与特定时代的文化精神是同一的。文体产生与演变也同样指向时代的审美选择与社会心态，所以文体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也有共通之处。从文体演变来研究文学发展，也是传统文学史的主流方式。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而钟嵘《诗品》也是从体制的角度研究作家的继承关系及其流派的。文体形态的不断新创、完善及其受到遵奉、挑战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整个文学史发展的一个侧面；对特定阶段的文体形态，甚至是个别文体形态的深入研究，也有利于推进文学史的新发现。但是，文体学研究在理论、方法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因此与一般文学史研究也应该有所区别。比如，虽然文体史与文学史研究都离不开对于作家作品的研究，但是文体史研究的目的却主要是为了研究各种文体形态总体的规范及其发展演变，因而文体史发展和文学史发展的规律也必然不尽相同，文体史的分期与文学史的分期也不会完全重叠。文体学与文学史的视角有所不同，还影响到价值判断上的差异。有些作品在艺术方面水平并不高，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不高，但也许在文体形态方面有独到之处，在文体学上就有独特的地位。同样，在文学史上影响很大的作品，未必在文体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谈到该书编录文章时说：“是编所录，唯假文以辩体，非立体而选文，故所取容有未尽者。”[48]虽然“唯”和“非”的说法有失绝对，但他实际的意思当是要表明自己主要是从“辨体”的角度选取在文体上有代表性的作品，一些以艺术见长的好文章未必全入选，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是“所取容有未尽”，这可以作为文体学与文学史相关而不同的例子。

在古代文体学与古代文学批评史之间，也同样可以看到学科的互动现象。王瑶先生说过：“中国的文学批评，从它开始起，主要是沿着两条线发展的——论作者与论文体，一直到后来的诗文评或评点本的集子，也还是这样：一面是‘读其文而不知其人可乎’的以作者为中心的评语，一面是‘体有万殊’而‘能之者偏’的各种文体体性风格的辨析。一切的观点与理论，都是通过两方面来表现和暗示的。”[49]所言甚是。从这个角度看，文体学与文学批评关系密切，而且占了其半壁江山。不过，从学科角度来看，文体学研究有不同于一般文学批评的独立性。比如从文学批评来看，明代格调派的复古理论价值不高，而且与性灵派相对立，但是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明代格调派复古理论的辨体批评却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格调派与性灵派也未必没有共同的话题。明代批评家特别强调“辨体”，对于诗、词、文乃至小说、戏曲之文体都有相当精到细致的研究。明人受严羽影响最大。严羽《沧浪诗话》标举“第一义”，论辨各家体制，自负“辨家数如辨苍白”。而“辨体”也就成为明代诗文创作与批评的第一要义，对诗文体制规范及其源流正变的探讨成了明代文学批评的中心议题，正如公安派袁宗道所说：“吾姑置庖牺以前弗论，论章章较著者，则莫如《诗》《书》。乃骚、赋、乐府、古歌行、近体之类，则源于《诗》；诏、檄、笺、疏、状、志之类，则源于《书》。源于《诗》者，不得类《书》；源于《书》者，不得类《诗》。此犹庙之异寝，寝之异堂，其体相离，尚易辨也。至于骚、赋不得类乐府，歌行不得类近体，诏不得类檄，笺不得类疏，状不得类志，此犹桷之异榱，棁之异节也。其体相离亦相近，不可不辨也。至若诸体之中，尊卑殊分，禧祲殊情，朝野殊态，遐迩殊用，疏数烦简异宜，此犹榱桷节棁之因时修短狭广也。其体最相近，最易失真，不可不辨也。”[50]虽然这是为人写序，不免有应酬之意在，但至少是赞同辨体的。“辨体”的确是明人比较普遍的意识，不仅性灵一派，还有七子，不仅有大量的诗话、词话、曲话以及笔记，还有大量的诗文总集，如吴讷的《文章辨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贺复徵的《文章辨体汇选》都是兼选本和文体学著作于一身的总集[51]。可以说从文体学史来看，明代是继六朝之后另一个文体学极盛的时代。

其次，我们要讨论古代文体学与现代文体学特别是现代西方文体学之间的互动关系。

人们常说古代文体学研究要借鉴西方文体研究尤其是作为语言学研究的文体学的合理因素。其实，从学科建设、学科互动的角度看，现代西方文体学给予我们古代文体学的启示，也许远远超出了一般所说的“借鉴”这个层面。以下结合对于现代西方文体学的粗浅了解略加考察：

现代语言学的高度发展给现代西方文体学带来“语言学转向”，也引发了“文体学到底属于文学还是语言学”的激烈争论，主流的看法认为文体学属于文学，语言学应当作为适当的文学批评方法加以运用。但是何谓“适当”？此问题又被转化为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与作品的主题意义、美学效果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对此大体上又有三种解决方案：第一种强调语言文本形式的所谓“客观性”，主张对文本进行细读，以作品本身的文字结构作为阐释和批评的惟一根据；第二种偏重于主题意义、美学效果的“主观性”，提出“感受文体学”的美国理论家费什（Stanley Fish）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第三种方案则在主、客观之间进行折中，如“文学文体学之父”斯皮泽（Leo Spitzer）提出所谓“语言循环”（Philological circle），即先找出作品中偏离常规的语言特征，然后借助批评家以往的阐释经验对此偏离作出作者心理根源上的解释，之后再回到作品细节中通过考察相关因素予以证实和修正[52]。

三种解决方案都有部分合理之处，但也同时在它们解决问题的地方产生了更多的问题。因为作者、阐释者及与之相关的作品的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决不是文本——即使是处于先进的现代语言学探究手段之下的文本——本身所能穷尽的，从而也为“话语文体学”“社会历史和社会文化文体学”及其形形色色的变体（如“政治文体学”“女性主义文体学”“语境文体学”等）留下了探索的缺口。在他们眼里，文学是社会话语、政治现象、意识形态的作用物，阐释者和作者也都是历史语境的一部分，任何阐释和分析都应该在一个由社会意识形态和语言建构出来的现实或理论框架中进行[53]。

基于以上概述，我们认为可以在三个层面上考虑古代文体学与现代西方文体学之间的学科互动：

第一个层面，面对内涵、对象、范围等自身的学科性质问题，现代西方文体学也没有一劳永逸的定义、一成不变的答案，因此，无论是古代文体学还是现代西方文体学都共同面对着各自学科的基本性质问题，不断追寻又不断突破可能的学科界限。

第二个层面，现代西方文体学不仅涉及与现代语言学学科之间的问题，也涉及“话语文体学”“社会历史和社会文化文体学”“女性主义文体学”等研究手段和二级学科，因此，古代文体学对现代西方文体学的“借鉴”不应该仅仅停留于“语言学研究的合理因素”上，也不应该仅仅停留于所谓“形式主义文体学”这一家一派，而应该进一步拓展更广阔的互动、借鉴的空间。

第三个层面，即使是对现代西方文体学“语言学研究的合理因素”的“借鉴”，也需要充分意识到这种“借鉴”的限度。《文心雕龙·附会》说：“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54]可见，古代文体学将“体制”与“情志”“事义”“辞采”“宫商”等结合起来，要求最终达到整体把握文体、解会文学的境界。因此，在中国古代文体学之中虽然也不乏用字、句法、篇法和韵律等方面的研究资源，但和现代西方文体学条分缕析的语言学研究手段如何对接、是否可能对接，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和古代文体学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的问题。

总结全文，我们以“辨体”的辨证思考和“文体”的含义疏解为基本起点，进而从两个方面展开论题：一方面，通过对基本内涵与对象的探讨，尝试勘划古代文体学自身大致的学科范围和性质；另一方面，通过古代文体学与古代文学研究学术结构内部各学科及现代西方文体学之间的学科互动，尝试推动学科之间的跨越与渗透。本章只是一份粗陋的学科草图。我们不能奢望获得一个简要而准确且一劳永逸的关于“古代文体学”的标准定义，但在不断的探索中可以加深对它的了解，启发更多的研究者加入到对此问题进一步思考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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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第3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64页。

[2] （宋）王应麟：《玉海》卷202引倪正父语，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3692页。

[3] （宋）严羽：《沧浪诗话·诗法》引王安石语；（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页。

[4] （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页。

[5] （明）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凡例》，《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9页。

[6] 明人陈洪谟语，转引自（明）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章纲领·总论》，《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80页。

[7] （唐）魏徵等编，沈锡麟整理：《群书治要》卷48，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53—854页。

[8] （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5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册，第2271页。

[9] （清）严可均：《全梁文》卷60，《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6624页。

[10] 关于文、诗、词、曲等的递降，参阅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原载《国风》半月刊第3卷第8期（1933）；关于诏、策、奏、启等的递降，参阅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檄移”一章“释义”，《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9页。

[11] 参阅本书第九章。

[12] （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页。

[13] 参考于迎春：《中国早期历史中文学、文人的形态和观念》，载《中国学术》2001年1月总第5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8页。

[14] 参考王运熙：《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见《当代学者自选文库·王运熙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22—733页；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第8章第5节《〈文心雕龙〉之“体论”》，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40—350页；钱志熙：《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92页；詹福瑞：《中古文学理论范畴》第三章“文体”，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35—160页。

[15] 《诗薮》内编卷1，第21页。

[16] （金）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12，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8页。

[17] （明）李东阳著，周寅宾编：《李东阳集》卷4《匏翁家藏集序》，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8页。

[18] （清）薛雪著，霍松林、杜维沫校注：《一瓢诗话》，见《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19] 《诗薮》内编卷5，第100页。

[20] 《诗薮》外编卷1，第125页。

[21] （明）李东阳著，李庆立校释：《怀麓堂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页。

[22] （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38页。

[23] （明）范应宾：《文章缘起注·题辞》，《历代文话》第3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5页。

[24] [美]宇文所安著，王柏华、陶庆梅译：《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导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不过，任何语言都有其复杂性，如英语里通常用来与我们所说的“文体”相对应的是Style一词（且不管所拟是否切当），其在英语里的含义刘世生就曾列举过31种，《文体学的理论、实践与探索》，《北京大学学报·英语语言文学专刊》1992年第2期，第98页。后来刘世生又列举该词另外几个含义，见胡壮麟、刘世生：《文体学研究在中国的进展》，载《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1页。

[25] （明）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辩体》卷3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页。

[26] 傅璇琮：《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总序》，《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傅璇琮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21页。

[27] 参考陈智超编注：《陈垣史源学杂文》前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页。

[28]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27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88页。

[29] （宋）晁公武著，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1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38—1039页。

[30] 《十三经注疏》，第1958页。

[31] （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0页。

[32] （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第222页。

[33] 《十三经注疏》，第2179页。

[34]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颂赞第九》，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8页。

[35] 罗宗强：《我国古代文体定名的若干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页。

[36] 《十三经注疏》，第817页。

[37] 《十三经注疏》，第818页。

[38] 《十三经注疏》，第820页。

[39] 《十三经注疏》，第820页。

[40] 《十三经注疏》，第880—881页。

[41] 《十三经注疏》，第881页。

[42] 参看欧阳修撰《新唐书》卷46《百官志》。

[43] 我们固然可以站在六朝的骈文之“实”和后起的骈文之“名”的立场上反思刘勰的有关处理，但是所有的反思又不得不首先从刘勰本身的实际语境出发。在刘勰的语境里，“丽辞”作为语体特征而不是文体分类，可以提请我们深入思考向来不太被重视的语体与文体的关系问题。

[44] 古文、骈文如果作为文体，和制敕诏册、表、章疏、启、颂等具体文体又并不处于同一个分类层次上，在传承发展上也有先后时序的问题，我们因此还可以考虑诸如古代文体分类学的结构与层次、古代文体发展史等问题。

[45] 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

[46] （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37《文辨》，《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89页。

[47]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40页。

[48] 《文体明辨序说》，第78页。

[49] 王瑶：《文体辨析与总集的成立》，见《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

[50] （明）袁宗道撰，钱伯城校点：《白苏斋类集》卷7《刻文章辨体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1页。

[51] “正体”或“辨体”一词就是当时不少著作的时髦名称。除上举例之外，又如杨慎有《绝句辨体》、许学夷《诗源辩体》、符观《唐宋元明诗正体诗集》等，可见时风之一斑。

[52] 有关主观性、客观性的纷争，可参阅钱佼汝：《英语文体学的范围、性质与方法》，《外语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2期，第1页。费什写过好几篇论文，特别是以《读者中的文学：感受文体学》一文阐发其观点，见《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190页。斯皮泽、费什等的理论观点及其所遭遇到的批评，可参阅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169页。

[53] 关于“话语文体学”“社会历史和社会文化文体学”等的概略介绍，可参阅前引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第105—119页。

[54] （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