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理与实用之双重目的

一切社会调查，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大致有认知型、服务型、改造型和综合型四类。所谓认知型，即纯粹学理的调查，以认识社会为目的，重在描述事实，提供详尽的田野报告，并做有限的理论分析；服务型调查，则以为某一设计目标的服务为目的，重在提供实现目标的依据；改造型调查，主要是从事实中发现问题，提出改革方案，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型调查，是以上几种类型的综合体。当然，所谓分类只是各有偏重，实际上纯为一种目的的调查极为少见，而是多有交叉和融合。

就清末民国时期的农村调查来看，纯粹认知型极少。国外学者强调学术研究，农学家卜凯主持的调查即是为了“汇集中国农业知识，俾为改良农业之借鉴，及决定全国农业政策之根据。俾世界各国关怀中国福利之人士，得知中国土地利用、食粮及人口之概况”(8)，但仍有其改良农村的意蕴，对农家经济的不少相关问题提出了改进看法。中国学者的调查，在认知基础上，更加偏向服务和改造的目的，甚至融入了强烈的民族情感。社会学家吴文藻就指出：“社会调查，是社会服务学家的观点，其主旨不在认识社会，而在改良社会，故着重社会问题的诊断。”(9)费孝通也坦言：“推动我去调查研究的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救亡问题，敌人已经踏上了我们的土地，我们怎么办？我们在寻求国家民族的出路，这也就决定了我们调查研究的题目。”(10)陈翰笙领导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目的更为直接，意在通过论证农村经济的崩溃及其原因，为中共革命提供事实依据(11)。

定县农村调查是一种综合性调查，兼具认知、改造和服务三种调查之特征，或可概括为学术和实用双重目的，而以后者为主。

第一，为了搞清国情而调查。

以往统计资料的缺乏、错误，是这一认识及实践的本源。以往中国在数量记载方面，尤为粗疏，不得要领，人口资料特别能说明这一问题。李景汉在美国留学时，老师与同学问他中国的人口、年龄、男女分布等情况，他回答不出，“作为一个研究社会学的人，对自己国情不知，使我深为内疚”(12)，因为“我国人口的数目直到现在没有弄清楚，并且常有令人莫名其妙的，甚至不可思议的报告，越发使人糊涂。记得我六岁入小学时，那句‘四万万同胞’表示爱国的口头禅，随时可以听见，到处可以看见，较比现在的‘三民主义’这个名词喊得还要起劲。出小学入中学的时期，仍然继续不断的高呼‘四万万同胞’。中学毕业以后，常帮助妹妹们读地理，我国人口的数目依然大书特书为四万万。光阴似箭，又过了几年在大学毕了业，拿起小侄女的课本来一看，中国人口照旧是四万万。海外留学数载返国后，又理会在侄辈，有的是孙子辈，所用的地理课本上，中国的人口还是整整四万万，不多也不少。近来人们比从前显得聪明了，花样也随着多了。虽然四万万的数目仍然是正统式的存在着，而高明的学者、专家和权威们起来推算估计或猜度中国的人口了。海关的报告说一九二六年中国的人口有四万万四千八百万，邮局说在一九二七年有四万万八千七百万，内政部在一九三一年的报告为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一个英国的统计学家认为若说中国人口有三万万就是夸大之辞。从前德国的一位学者根据食盐的统计断定中国人口仅为二万万三千万。此外发表的不同数目甚多，不胜枚举。最高的估计数和最低估计相差超过二万万。我们知道世界上美俄两大强国的人口总数，一为一万万三千万，一为一万万六千万。而我国人口估计的差就不止二万万，约超过他们人口总数的一倍！”(13)从李景汉所述不难推断，一个国家连自己子民的数字都如此模糊混乱，遑论其他！

民国初年，政府机关调查和私人调查逐渐增多，但皆规模较小，且各自为谋，不相连属，缺少通盘计划，不足以应付急需。定县调查正是从一个县入手，试图弥补以往统计工作的缺陷之举，正如李景汉所言：“若是此后国内的调查统计工作仍如已往枝枝节节的进行，则一鳞半爪，鲜济于事，非全国推行普遍的全体调查不为功。然则如何才能推行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统计工作呢？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一言以蔽之，非从中国的一千九百余县入手不可。”以一个县为范围，主要是因为“向来无论是中央或各省的统计材料，未尝不是大半来自各县”，但以往搜集材料的方法，大半系由省政府颁发表格至县政府，限期填报，往往所列项目颇为复杂，也不考虑各县有无调查的能力与时间，而“县政府之行政人员多无调查统计的知识，亦无专人负责，并且平日没有实地调查的工作，也没有现成的统计数字。往往填报的期限，又多短促。处在这种情形之下，对于表格上的各种问题的答案，遂不得不出于揣测之一途。……填报之数字，每与事实不符，并且往往相差甚远，错误极大。甚至有时关于同一县份之报告，其产鸡之总数竟超过产蛋之总数。……此种揣测之数字自难合于实际之应用。一旦误引以为建设方案之参考，或行政设施之根据，其危险可知”(14)。所以，“我国之大量统计，如不求其准确可靠实用则已，苟欲求其准确致用，自非全国一致，认真推行普遍的调查不可，而欲实现此种大规模之调查，则又非从全国各县入手不为功。……各县有了各种县单位的各种调查以后，才能产生全国完备的各种调查材料”(15)。

第二，为社会改造而调查。

改造社会是定县调查更高一层的目标。晏阳初指出：“调查的目的，既是为了解事实，但事实的了解不是工作的终了，而是工作的开始。所以调查工作不是为调查而调查，必须要着眼于社会的实际的改造。”(16)李景汉也强调：“社会调查固然是学理的研究，而主要的目的是实用。换句话说，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乃是为改良社会而调查……促进或产生认为有益人类的社会行为，阻止或革除认为无益人类的社会行为。这样以人力支配社会情况，不任其自然变化，所以社会调查的结果，能应用到人类实际的生活上。”(17)他还将定县调查作为从事社会调查工作的分水岭，“我由四年纯粹为求得知识性质的社会调查，而转向为社会改善之应用性质的社会调查。这其中有很大的分别，也是我个人调查工作性质的一个重要转变”(18)。以上观点，与前面吴文藻、费孝通所论是一致的。

第三，为定县实验而调查。

此为定县调查的直接目的。定县实验的理论核心是“四大教育”“三大方式”（详见后述），“各方面工作的发展，合起来就是整个乡建事业的发展”(19)。为此，社会调查部与平教会其他部门—生计教育部、文学教育部、卫生教育部、公民教育部以及学校式教育部、社会式教育部、家庭式教育部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做开展定县实验的基础性工作。正如李景汉所言，定县调查“是为随时应付平教总会的需要而调查”，“调查定县一切社会情况，特别注意愚、穷、弱、私四种现象。随时整理搜集之材料，分析各种现象之构成要素，发见愚、穷、弱、私等现象之原因，试下相当的结论。然后将根据调查归纳之各种结论及建议，分别供给本会各设计之负责者，使他们计划实验或推行工作时有参考之材料及可靠之根据。总之，使本会全体人员对于全县社会之内容及各种问题，有充分之认识与彻底之了解。因此本会之调查工作……皆以本会随时需要的程度与多寡，而决定其轻重缓急”(20)。譬如，调查全县472村的土地分配与农产品，包括各村土地、地产权、地价、农产品产量及其估价，目的是为生计教育部提供材料(21)；农村借贷调查，目标之一“是为开始计划组织信用合作社的参考”(22)；农村工业调查，目的是“根据调查所得的资料，拟定改进发展定县农村工业之具体方案”(23)。

第四，为政府贡献一套更大规模调查的方法和经验，为全国的乡村建设提供参考，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寻找出路。

对定县调查的这一宏大意义，李景汉指出，调查定县的各种社会问题，“不是单为定县而研究，乃是为全国而研究的”(24)，“社会调查能在一村成功，或一区成功，或一县成功，也就是全省的一部分成功，全国的一部分成功，也可以说，一地方的成功可以代表全国成功。若各地方都闻风而起，都举行社会调查就更好了”(25)。晏阳初也谈到，整理调查的结果“供实际从事农村建设的同志们，与关心农民生活的朋友们参考研究”，“至少根据定县社会调查的经验，也有一套方法，必须切实研究，实地经验。在完成这套实地调查的学术研究之后，政府才能有方法上的一种根据，可以作大规模的全国或全省的调查，才能希望得到社会事实的真相”(26)。从定县农村手工业调查，就不难发现其为全国经济发展提供方案的指向。张世文认为：“吾国受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大工业无从发展，民生日益穷困；在此严重时期，我国国民至少应有民族经济意识与生产救国的这两种觉悟与责任。研究手工业，不但直接对于手工业的实际情形，可以得到大体的了解；对于计划如何改进与发展手工业，可以得到具体的方案；就是对于认识民族经济意识及生产救国的觉悟与责任的重要上，也能有很大的影响。……现在欧美各国的学者多主张用工业的分散制度来代替工厂的集中制度，因为他们受尽了工厂制度集中的害处。调查定县农村工业，得到具体事实，对于工业分散制度的实行的可能性与办法上，也可以得到一个确切的根据。”(27)

就此意义而言，定县调查的目的与定县实验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平教会所做的定县实验原本就不是完全为了定县，而是为全国农村建设提供一整套可行的方案。

第五，为社会科学本土化而调查。

此为学术目的。李景汉指出：“希望本会此后的社会调查不但随时应付本会的需要，也能在社会科学上有相当的贡献。”(28)他认为社会调查对中国有十大功能，其中之一是建立中国社会学的基础(29)。晏阳初也解释道，“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不能依样画葫芦般的抄袭应用。必须先知道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然后始能着手于科学的系统之建设。因此我们希望本会的社会调查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之研究有其贡献，以中国的社会事实一般的学理原则，促立中国化的社会科学”，尤其要“随时研究如何先建设起来中国的社会调查之整套的学术”(30)。

总之，定县调查以为本地实验工作服务为首要，与认知中国国情、乡村社会改造和社会科学发展也有密切的关联，可谓一身而多任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