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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史前时期黄河文明的孕育与形成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和主干，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黄河涓涓之水源于雪山草原，中途下切出千沟万壑，一路塑造出万亩良田。在九曲黄河的波涛声中，展现了从古猿到现代人的漫长而艰辛的演化，从以农业为代表的生产经济发展到定居社会出现，从多元史前文化区域互动到文明因素的萌芽，再到多元一体黄河文明的形成。在这条奔流不息的人类历史长河中，这片土地上的先民塑造了华夏大地辉煌的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

第一节　古人类与旧石器时代文化

从古猿到人的进化共经过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与晚期智人几个阶段。一般把更新世晚期的人类化石划为古人类范畴。研究古人类，可以更科学地复原当时人类生存环境及生活方式。

一、更新世的环境变迁与人类适应

中国史前地理环境的基本格局是新生代以来的新构造运动形成的。对中国地理环境影响最大的是喜马拉雅运动，青藏高原上升，喜马拉雅山、昆仑山、秦岭等形成，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黄河流域的气候要素。欧亚大陆内部气候变得干燥，东亚的季风气候形成，从而逆转了华夏西部气候，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华北西部的通道受阻，华北地区东西部气候差异加大，西北沙漠、戈壁开始发育，为第四纪黄土高原的形成做了物质准备。(1)板块运动使太行山以西断块地域剧烈升降，形成了一系列断陷盆地，以盆地为中心开始形成内陆湖盆的向心水系。丘陵、河谷和盆地成为接纳黄土堆积的良好环境。地质变化和板块运动一起，深刻影响了黄河流域更新世环境，这一时期，最早的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了。

更新世时期气候变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冰川作用的兴衰，即冰川进退造成冰期和间冰期的多次交替，并进一步造成海平面大幅度升降、气候带转移以及动植物的迁徙或绝灭。冰期和间冰期的交替，在地层中留下了不同类型的沉积物和相应的动植物化石。

黄河流域更新世冰期和间冰期的气候波动较大，首先作用在植物群体上。黄河流域范围很广，受冰期和间冰期气候交替变化的强烈影响，冷期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低，使得云杉等从北向南、从高山向河谷和平原蔓延。在冷期极盛阶段则代之以适应干冷气候的草原植被。暖期到来时，针叶阔叶混交林或阔叶林发育。受植物群变化影响，动物群的更新和组成也较为显著。人类为了适应气候环境和动植物群的变化，需要调整生存方式，而生存方式的变化进一步塑造了人类社会。

气候对地貌和植被的直接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可利用资源的种类及丰富程度，进而决定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人类对更新世环境的适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生活方式和居住址类型。

石器是古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工具。相同或类似的生产工具，能反映出某一地区大体相同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黄河流域旧石器时代文化可分为两个文化系统，即大石器系统和小石器系统。大石器系统的地理分布很广，主要集中在黄河中游的山西、陕西和河南西部地区。当时这一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雨量较多，属暖温带气候，动物群基本以森林或森林—草原动物为主。在这样良好的自然环境中，古人类逐渐发展采集为主、狩猎为辅的经济类型，因此石器以砍砸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等为主。(2)小石器系统分布范围较广阔，在甘肃、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北等省区均有发现。区域内气候寒冷干燥，雨量较少，动物群基本上属于草原动物群，适宜发展畜牧和狩猎业，古人类发展为以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经济类型。与该经济类型相适应的石器特点是比较细小，多发现刮削器、雕刻器等。

出于躲避猛兽和御寒等目的，古人类开始营建住所。居住址可分为两种类型：洞穴居址和露天居址。洞穴居址冬暖夏凉，适宜生活在寒冷地区的古人类居住。露天居址与洞穴遗址相比，数量更多，多营建在河流或湖泊的阶地上。除此之外，为了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料和谋求更稳定的生活，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在集体协作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为实现更进一步的交流，语言逐渐产生。语言和思维的发展必然促进脑的发展，脑的发展又为古猿不断进化提供了可能。两者相互作用，使古猿在漫长的发展阶段中学会制造工具，从而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过渡。

二、早期人类及其文化

考古学根据生产工具的变革，把人类的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三个时代基本上与我国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相一致，分别相当于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考古学把人类使用石制工具进行生产的时代称为石器时代，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开端，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在人类历史上延续了二三百万年，约占迄今人类历史的90%以上。石器时代又可以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是研究人类起源和诞生的重要阶段，原始人类在这一时期学会了直立行走，体质特征明显进步，使用打制石器进行生产劳动，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

我国旧石器时代一般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大约相当于更新世早中期，距今约180万年到10万年，这时的人类属于猿人。中期大约相当于晚更新世早期，距今约10万年到5万年，猿人进化为早期智人。晚期大约相当于晚更新世晚期，距今约5万到1万多年，早期智人已发展为晚期智人。在百万年人类历史中，中国发展出了灿烂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不仅遗址数量、文化遗物逐渐增多，在全国各地区还存在技术传统不同的文化类型。

黄河流域有十分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遗址，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各阶段的人类化石。晚期直立人化石特别丰富，如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的蓝田猿人，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附近的北京猿人、山东省沂源县的沂源猿人等。

（一）蓝田猿人

蓝田猿人指的是中国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和陈家窝两地发现的直立人化石。公王岭地点的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早期，磁性地层年龄约为距今115万年（一说距今163万年），陈家窝地点的地质时代也是中更新世，但比公王岭地点的年代较晚，磁性地层年龄约为距今65万年。(3)公王岭化石是亚洲北部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猿人化石，因此对其进行主要介绍。

公王岭是灞河左岸最高一级阶地，在这里发现蓝田猿人的头骨化石埋藏在三十米厚的红色土底部，并伴出大量动物化石遗存。公王岭的动物遗存具有明显的南方动物群特色，如大熊猫、剑齿象等是华南地区代表性动物，这一现象说明当时该地区气候比较温暖，地势并不妨碍南北方动物的相互迁徙。

公王岭的猿人头骨化石有明显的原始人类特征，头顶低平，眉脊粗壮，左右眉间连续，骨壁很厚，脑量为780ml，这些特点显示出蓝田猿人比北京猿人更为原始。蓝田猿人的文化遗物并不多，其中公王岭含化石层和稍晚层位中仅发现十三件。石器为打制石器，类型有三棱大尖状器、刮削器、砍砸器等。在蓝田猿人头盖骨化石出土层位中，发现了几处粉末状的灰烬和碳粒，可能与蓝田猿人用火有关。

（二）北京猿人

北京猿人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房山周口店龙骨山，洞穴中发现了大量猿人化石和文化遗存（图1-1），最新研究发现，北京猿人的生活年代距今约为77万年(4) ，该遗址对研究早期人类产生及其文化内涵有重要价值。

北京猿人遗址的堆积厚度达十一米，根据包含物的特点和不同可以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部堆积中出现的动物遗存，如赤鹿等，是华北地区晚更新世常见物种，中部堆积出现最多的是肿骨鹿等，属于华北地区中更新世中期典型动物，下部堆积中出现扁角肿骨鹿，是中更新世初期典型动物。由此可以看出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从中更新世初持续到晚更新世，延续年代很长。

北京猿人使用的石器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雕刻器和石锥等，以小型石器为主。还发现了许多集中于一定区域内的木炭以及烧过的土块石块等，说明北京猿人不仅会使用火，而且能管理火。

（三）沂源猿人

沂源猿人头骨发现于山东省沂源县土门乡，这里发现了猿人眉骨、牙齿化石等。经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所及北京大学吕遵谔教授考证，确认为距今50—40万年的更新世中期成年猿人的骨骼化石。同时，还发现了肿骨鹿、野猪、犀牛、老虎、巨河狸等十余种共生哺乳动物化石。

从出土的动物化石来看，沂源动物群生存在温暖湿润的气候和森林—草原环境。沂源猿人使用打制石器，从事着原始、简单的劳动，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群居于洞穴之中，在鲁中山地进行着最早的生存实践。

通过对沂源猿人牙齿化石的研究，发现其与北京猿人牙齿有许多相似的特征，但两者依旧存在明显差异。与原始直立人相比，沂源人是比较进步的，沂源猿人具有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的特点，对研究古人类演化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沂源猿人的发现，填补了我国猿人地理分布的山东空白。

三、现代人类的出现与文化发展

现代人起源和人类起源是不同的含义。现代人起源是指现在生活在世界上不同地区人类是怎样起源的，也就是早期人类怎样演变成人的问题，是从人到人的问题。现代人的起源只是人类进化的历史长河中离现代最近的一段，是整个人类进化历史的一个局部，一个阶段。(6)关于现代人类起源，国际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是“非洲起源说”，这种理论认为世界各地的现代人都是非洲早期人类的后裔，是非洲早期智人扩散到世界各地而形成的。二是“多地区起源说”，这种理论认为亚、非、欧各洲的现代人是由当地的早期智人演化而来的。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考古新发现的不断涌现，中国现代人起源于距今10-5万年间的重要缺环逐渐被弥补，冲击了“非洲起源说”。

（一）河南许昌灵井遗址

灵井遗址位于河南省许昌市西北灵井镇西侧，遗址地层厚达十余米，分布面积近万平方米，其中旧石器、新石器文化堆积均有分布。

经过十余次的系统性考古发掘，该遗址出土一大批包括原始牛、马、披毛犀、野猪、马鹿类等在内的动物化石，同时出土大量石器、骨器和早期陶器，以及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立体雕刻鸟化石（图1-2）。灵井遗址出土的古代遗存，对于探索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以及研究东北亚细石器的传播与发展、细石器的制作技术和华北地区陶器的起源等学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遗址历年发掘出土有四十余件距今八至十万年的人类头骨化石，即许昌人。灵井遗址许昌人上承周口店北京猿人，下接中国北方早期现代人，它的发现弥补了我国现代人起源于距今10—5万年区间的重要缺环，终结了中国北方现代人来自非洲的假说。

（二）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

水洞沟遗址于1920年发现，位于宁夏灵武县东北约三十公里长城南侧水洞沟沟口右岸，年代上距今4—1.5万年之间，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许多单位对水洞沟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除动物化石和石制品外，还发现了火塘、骨器和饰品等。

该遗址的发掘剖面可分为晚更新世晚期（即通常所称“水洞沟文化层”或下文化层）和全新世早期（上文化层）两个部分共十六层。(7)水洞沟遗址伴生的动物化石有最晚斑鬣狗、野驴、披毛犀、羚羊、扭角羊等。全部石器分为大型和小型两部分。大型石器占绝大多数，以尖状器、端刮器、新月形刮削器最具特色；小型石器中以拇指盖状刮削器、钻具为代表。遗址中发现的装饰品系用鸵鸟蛋壳穿孔而成，骨器多为骨锥。此外，在遗址内还发现了用火痕迹。

（三）山东临沂凤凰岭遗址

凤凰岭细石器遗址位于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凤凰岭街道王黑墩村东侧的高岭上。发掘面积近三百平方米，确认了厚度约一米的埋藏细石器遗存的原生地层。绝对年代为距今约1.9—1.3万年，处于旧石器时代末期、新石器时代初期之间。

凤凰岭为略高于地面十至二十米的土丘，海拔六十至七十米，顶部堆积为红色粉砂土。(8)遗址石器类型丰富，包括石锤、普通石核、细石叶石核、普通石片、细石叶、刮削器、断块和残片等，此外，还出土有少量锛状器和矛头状两面器，多以变质砂岩的石片为毛坯制作而成，形状规整，尺寸较大。

这是山东首次发现的细石器文化遗址，填补了我国细石器地理分布上的一个空白。凤凰岭遗址地层明确，出土石制品细石器技术特点明显，有科学的测年数据。该发现对研究中国北方地区细石器遗存的分布和传播交流有重要价值，也对中国细石器文化的区域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节　农业经济起源与定居社会出现

在距今1万年前后，黄河流域进入了以农业、陶器、磨制石器为主要标志的新石器时代。(9)原始农业出现是黄河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原始农业犹如长青的生命之树，支撑和庇荫着其他经济文化门类。农业的发展，为定居社会的出现创造了物质前提，为原始饲养业提供了基础和粮食，为原始手工业开辟了广阔的途径，同样为社会演进提供了经济动力。自此，黄河流域史前居民的创造活动空前繁荣，摇篮中的黄河文明得以迅速发展。(10)

一、全新世的到来与陶器、石器的使用

随着距今约1.2—1万年全新世的到来，黄河流域的气候、环境、地貌等自然条件发生改变，史前先民们的生存方式、取食策略、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等也随之发生较大变化。(11)这一时期定居生活的出现和发展、陶器的使用、细石器的繁荣、磨制石器工艺的出现、对植物类食物的深度开发和最初的谷物种植等，都昭示着农业和文明的初曙。

陶器是中国全新世标志性的重要经济技术发明之一，它的制作技术是人们在长期的用火实践中偶然掌握的。当先民们发现自己有意或无意捏制的泥球和泥块经过火烧过后会变得更加坚硬，这一特殊现象的发现就使得陶器应运而生。

陶器的最初出现应该是以实用为目的，早期陶器的主要功能为炊煮。在全新世早期，受东亚季风增强影响，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气温比现在高1-3℃。在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的史前先民们在日常的采集狩猎活动中，能够较多地获得一些小型动物、鱼类、贝类、坚果、块茎植物和谷物，而它们当中有很多需要炊煮才能食用，如作为坚果的橡子、贝类和谷物。因此，陶器的制作和使用就是在先民们开发大量新食物种类的机会下才出现的，而且在特定情况下，炊煮方式的不同还促使先民们制作造型各异的陶器。

在距今约1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流域史前先民就已经开始使用陶器，但受当时技术水平的限制，早期陶器制作较为粗糙，器壁较厚，器形也很简单。如河北省保定市南庄头遗址，年代距今约1—1.1万年，出土陶片五十余片，均为呈褐色或灰色的夹砂陶，质地疏松，器形仅见有陶罐、陶钵和陶盂等，器表大多为素面，少数饰有绳纹、划纹等装饰。(12)在山东沂源扁扁洞遗址也发现史前先民使用陶器的迹象，该遗址的年代距今约1万年，发现的陶片多数为器物的腹部残片，均为夹砂陶，陶器胎壁一般较厚，质地疏松，陶色也斑驳不一，陶器类型简单但造型比较规整，常见陶釜和陶钵。(13)透过这两处考古遗址出土的陶器残片，我们可以发现，万年以前的黄河流域史前先民已经初步具备了使用陶器进行炊煮和储存食物的能力，并且从打磨光洁的陶器外表以及简单的陶器装饰纹饰来看，当时的陶器还具有了一定装点生活的美术功能。

到了距今约9000—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已经逐渐掌握了更加成熟的制陶技术，产生了泥条盘筑和泥片贴塑等制陶方法，相较于之前，已经可以制作口径和形体更大、形制较复杂的陶器。陶器质地方面，也出现了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种，这说明先民已经开始对陶土进行初步的淘洗。同样，在陶器烧制方面，改变了以往简单的平地堆烧的方法，出现了专门烧制陶器的陶窑，比如在位于黄河中游的裴李岗文化和黄河下游的后李文化中均发现有专门烧制陶器的横穴窑，这种陶窑由窑室、窑箅和火膛三部分组成。陶窑的发明可以在陶器烧制时提供更高的温度，以此来提高陶器的质量。

在这一时期，黄河中游大地湾文化的先民们还开始了彩陶的制作。这是一种在红陶上绘制红彩的彩陶，彩陶器形主要是夹砂红褐色的圜底陶钵和三足陶钵，纹样则主要是一些简单的红色宽、窄带纹。(14)彩陶的出现极大丰富了陶器的样式和种类，黄河流域大地湾先民们所制作的彩陶，可以说代表了一种古老的艺术风格，它为日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彩陶绘画艺术的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全新世是细石器的兴盛和磨制石器的萌芽期。细石器通常指的是采用间接打击法制作的小型石核、剥离的细石叶、石片及用之进一步加工而成的石器。由于细石器的规格很小，通常是作为零部件安装在其他骨、木制品上使用。相比于之前的砍砸器、尖状器等大型石器，细石器的生产对制作者的石器打制和组装工艺有更高的要求。在使用方面，轻巧的复合型石器工具更利于人们使用，如石镞与木杆的结合，可使古人采用射箭或者抛射的方法远距离地狩猎和战斗，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战斗力。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来看，细石器是适应采集和渔猎经济的需要而产生的，随着农业的出现，细石器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磨制石器是指经过人为打磨的石器，其制作过程通常是先将石料打出毛坯，之后在砺石上研磨加工成形。磨制石器的盛行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常见的磨制石器有斧、镰、刀、镞和凿等。从形态和功能上看，磨制石器多与农业生产有关，它在全球各地的出现，也多与各区域农业起源的时间同步，可见磨制石器是适应史前时期农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直到铁器生产工具的普及之前，磨制石器一直是古人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

二、动植物驯化、培育与农业起源

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农业为根本，农业是中国文明起源的经济基础。《逸周书》有言：“作陶冶斧斤，破木为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果蓏之实。”全新世早期的植物利用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狩猎采集经济向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过渡的关键环节，先民们对植物的利用方式和内容则直接影响了后续农业经济的发展方向。而黄河流域是中国动植物驯化和农业起源的主要地区之一。

黄河流域的史前先民们，在长时间的采集食物过程中，逐步适应了地栖的生存环境。同时在长期与植物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了鉴别植物种类的丰富经验，学会了储存一些干果和籽粒。于是在日常的寻找、狩猎、收获、加工和消耗食物的活动中，先民们有意或无意地开始了最初的动植物驯化活动，这些最初的驯化物种包括粟（小米）、黍（大黄米）、狗和猪等。如前文提到的南庄头遗址中就出土有狗和猪等家畜的遗骸，在山东沂源扁扁洞遗址中还发现有少量粟和黍。

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已经有了较大发展。考古发现表明，人们在大量采集野生植物、猎取野生和水生动物果腹的同时，已经开始了栽培和驯化粟和黍等农作物。在黄河流域的后李文化、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和大地湾文化遗址中均有粟和黍的发现。磁山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当时先民们专门用来储藏粟等粮食作物的窖穴，在这些窖穴中发现堆积很厚的腐朽粮食。根据裴李岗文化丁庄遗址出土的炭化粟粒遗存，农学家认为已具有现代谷物种植的特点。(15)除了种植粮食作物以外，人们这时已开始栽培蔬菜，在大地湾文化遗址中就发现有油菜籽，经鉴定属于小白菜类型。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农作物产量、谷物栽培技术，还是作物种类等方面来看，当时黄河流域的农业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是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区所不可比拟的。(16)

农业的产生与定居紧密相连，这也为家畜饲养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黄河流域已知最早的家畜遗存是在磁山遗址和裴李岗遗址中出土的猪、狗和鸡的遗骸。其中猪和狗是黄河流域史前阶段最常见的家畜。狗，作为人类早期狩猎活动中的得力助手，作为人类在动物界建立友好关系的第一位“朋友”，可能是所有动物中最早被驯化的。(17)但就家畜在整个黄河流域史前先民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而言，家猪理应排在第一位。猪的成功驯化，意味着先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较为稳定地获取肉类食物资源。在黄河下游后李文化的小荆山和西河遗址中，出土有较多陶猪。这些陶猪均捏塑而成，头部突出，吻部前突，体态略长，生动可爱，比较像驯化初期的家猪。这不仅展现了当时黄河流域先民们家畜饲养的情境和审美意趣，更是这一时期猪被驯化的有利证据之一。

当时黄河流域的先民不仅饲养狗和猪，在一些地区，还发现了饲养牛和羊的证据。在黄河流域磁山文化的磁山遗址，裴李岗文化的裴李岗、贾湖遗址都发现有牛骨，其中很多都是小型黄牛，当时的牛很有可能已是家养动物，饲养方式上至少处在野栖的半驯化阶段。在裴李岗遗址中还发现有羊骨和陶塑的羊头，但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些羊就是当时人们所饲养的家畜，不过，从裴李岗文化之后的仰韶文化时期已有家羊来看，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黄河流域，当时的先民们很有可能就已经开始了羊的驯化与饲养。(18)

三、定居生活与平等社会

旧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史前先民主要居住在天然山洞，它可以为人们提供夜间休息、养精蓄锐的地方，同时也是抵御野兽、延续自身生命的场所。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力的逐渐提高，围绕天然山洞展开的生产、生活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距今约1万年前，随着全球进入冰后期，冰川消融，此时黄河流域气候显著转暖，动植物的生存环境也有所改善，种类增多，繁育更加迅速，先民们的食物来源开始丰富起来，生活渐趋富足，人口大量增长，文化积淀加速，先前的游猎采集部落开始向农业部落转化，这就要求人们摆脱自然山洞的束缚。(19)

距今八九千年左右，黄河流域的农业起源过程大体完成，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求，人们开始大规模离开居住了上百万年的山洞。最初离开山洞的先民们并不会建造房子，只是挖个穴坑，坑上棚以树枝和树叶遮蔽风雨，但这种“房屋”存在阴暗潮湿的缺点。后来，经过不断改进，先民们开始建造半地穴式圆形或圆角方形的房屋建筑，从裴李岗和后李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来看，当时的房屋面积大小不一，黄河中游地区的房址大部分在十至二十平方米左右，黄河下游后李文化有的房屋面积超过五十平方米以上（图1-3）。(20)这种半地穴房屋采用的是伞架式结构，用木桩作骨架，屋顶呈尖状，从屋顶到墙体，用一根根木头搭在房柱上，然后再用厚厚的草泥进行加固，屋顶则覆以茅草，房屋内地面往往会设有一个火塘，用以取暖、照明和炊食。

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的大地湾文化、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后李文化表现出了较多的共性，大体处在同一发展水平上，它们的经济形态都是以农业为主，先民们的生活资料很多都来自于农业。在这些地区普遍发现有粟、黍等粮食作物，尤其是在磁山文化中更有大量的粟发现，大地湾文化中还发现有小白菜一类的栽培蔬菜。农具的出现与发展也是与农业的出现相适应的。从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和后李文化遗存中出土的石质工具来看，当时的先民们已经开始用石铲翻地，用石镰来收割农作物；裴李岗和磁山文化遗址中广泛出现的石镰、石磨盘和石磨棒则可以加快粮食收割和给采集收获的谷物脱壳（图1-4）。由此表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由刀耕火种的时代，进入了耜耕阶段，这一时期的黄河先民聚族而居，已经过上了较发达的定居农耕生活。

从整体上看，当时黄河流域各地区的生产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下的，尽管已经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活，但仍处在初级阶段，当时的先民们还没有更强的能力去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在社会生活中，已经初步形成了按男女性别不同的简单自然分工。这从裴李岗文化时期墓葬随葬生产工具种类的不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男性墓主主要随葬石铲、石斧等农业生产工具；而女性墓主则主要随葬石磨盘、石磨棒、骨针等粮食加工工具和生活用品，说明成年男子已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妇女则是加工粮食和管理家务的主人。

这时的社会组织也发展为较复杂的氏族社会结构，这从裴李岗文化和大地湾文化的公共墓地就可以看出，一片墓地会分为若干个墓区或由几片这样的墓地再组成更大的墓地，墓葬同时也表现出相对集中的特点，往往聚集成排，排列较整齐。从发现的后李文化时期五十平方米的大房子还可以推测出，大房子的居住者应该是母系大家庭，大房子显然适合更多人的共同居住，这可能表明当时后李文化时期还没有出现以个体小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结构。黄河流域各地区发现的墓葬所反映的情况是，当时大部分为单人墓，同时存在一些多人合葬墓，但这些墓葬绝大多数没有随葬品或者随葬品很少。这种现象表明，当时的所有制形态应该是氏族所有制，生产资料和财产归氏族共有。当时还没有产生贫富分化的现象，私有财产的概念更是没有形成，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平等，社会生产程度也仅能维持个人基本的生活需要。

第三节　多元文化兴起与黄河文明初曙

在距今70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进入一个气候暖湿的时期。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农业稳定发展，人口迅速增长，聚落数量急剧增加，各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呈现出多元发展、日渐繁荣的态势。在各考古学文化日益增进的交往和融合中，以晋陕豫交界带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和以泰沂山系为中心的黄河下游成为这一时期最为活跃的区域：在黄河中游，仰韶文化的彩陶绚丽夺目，掀起“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在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池深城固，礼乐初兴，开黄河流域礼乐制度之先河。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成为这一时期黄河流域最为耀眼的星斗。在“双星”的照耀下，大河上下一片欣欣向荣，黄河文明的曙光缓缓升起。

一、五谷齐备，五畜渐成

新石器时代中期，虽然农业栽培和家畜饲养已经起步，但仍处于“低水平食物生产”的阶段。(21)这一时期的农业产出仅是作为狩猎采集的补充，狩猎采集经济依然是这一时期人类的主要生计模式。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获得大发展。从出土的生产工具来看，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工具的种类不断增多、比重不断上升，而渔猎工具的比重常呈现下降的趋势，显示了在这一时期，古老的渔猎经济日益退居次要的地位。(22)

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就已兴起的粟作农业，在这一时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粟作农业一般以粟和黍为主要作物。黄河中游地区是我国粟作农业的发源地之一，进入仰韶时期后，粟类遗存的发现更为普遍，在陕西的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彬县下孟村、华县元君庙，河南的洛阳王湾、临汝大张、郑州大河村等遗址，均发现了数量丰富的粟类遗存。(23)这一时期，黄河上游和黄河下游的粟作农业也逐渐兴盛。在黄河上游地区的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的九号窖穴中，除了粟、黍遗存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捆成小把的谷穗；在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中，考古人员在一个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窖穴中发现了体积达一立方米的粟（图1-5）。

除粟作农业外，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还形成了稻谷和粟类作物并重的稻旱混作农业。例如在烟台午台遗址发现的3697粒炭化植物种子中，除粟120粒、黍52粒外，还发现了25粒稻米。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的部分适宜地区已经开始了水稻的种植。除大田类粮食作物外，在甘肃东乡林家遗址还发现有大麻籽，西安半坡遗址还发现有芥菜或白菜籽(24) ，农业种植开始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在距今50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小麦由西向东传入黄河流域，大豆在我国北方也开始种植。至此，文献记载中的“五谷”—黍、稷、稻、麦、菽已齐备，“五谷齐备”的局面开始形成。

家畜饲养也是中国传统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的家畜即所谓的“六畜”—马、牛、羊、猪、狗、鸡。虽然马被称为“六畜之首”，但考古资料表明，猪才是我国原始畜牧业中最受“青睐”的家畜。据统计，猪占我国新石器时代各地出土家畜骨骼的三分之一左右(25) ，冠绝一时。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流域猪的饲养就已较普遍。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养猪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在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中，都出土了较多的家猪骨骼，并常见用猪头或猪下颌骨随葬的现象。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末期，随着社会等级的分化，随葬家猪逐渐成为个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如胶县三里河墓地中的十八座大汶口文化墓葬共随葬猪下颌骨144件，其中M302随葬37件，反映了墓主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除了猪之外，狗是人类最早饲养的动物之一，鸡的饲养也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磁山文化和老官台文化。到了仰韶时期，黄河流域家狗和家鸡的骨骼发现都较为普遍。虽然在早期遗址中都发现有黄牛和羊的骨骼，但尚不能肯定是家养动物。家羊应当是距今5000年前后经西北地区传入我国的，确切无疑的家牛的起源被认为是距今4000年前后的事情。总之，在距今50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六畜”中除了马之外，“五畜”（牛、羊、猪、狗、鸡）都已被培育成稳定的家畜品种（图1-6），成为黄河流域先民主要的肉食来源。(26)

二、仰韶文化：彩绘华章，四方渐中

在河南省渑池县城北，有一处三面临水的小村庄，因北望高耸的韶山，故称仰韶。最先揭开仰韶遗址神秘面纱的是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1921年，安特生与中国学者袁复礼一起发掘了仰韶遗址，随后撰写了《中国远古之文化》一文，详细报告了仰韶遗址的发掘成果，首次向世人提出了“仰韶文化”这一命名。仰韶遗址的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开启了以科学方法重建中国古史的历程，同时也揭开了探索黄河流域早期文明的序幕。

仰韶遗址所代表的仰韶文化年代距今约7000—5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同时期各类新石器文化中分布范围最广泛的一支，主要分布区以陕、晋、豫为中心，西达甘肃天水，东至鲁西，北达冀中和内蒙古河套一带，南至汉水流域。在近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仰韶文化先后经历了半坡（早）、庙底沟（中）和西王村（晚）三个时期，衍化出半坡、庙底沟、西王村、大河村、后冈、大司空、秦王寨等十余种地方类型，目前已发现的遗址数量多达五千余处(27) ，是黄河流域势力最为强大的史前文化。

仰韶文化发现已有百余年，随着研究的深入，仰韶文化的社会面貌逐渐清晰。在秦安大地湾、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都发现了布局较为清晰的村落遗迹，其中以姜寨聚落保存的最为完整（图1-7）。姜寨遗址是一处仰韶文化早期的聚落遗址，聚落的中心为一处面积达四千平方米的广场，一百多座房屋基址分成五到六组围绕在广场周围，几乎所有门向都朝向中心广场；每组建筑以一个大型房屋为中心，附近分布着十到二十座中小型房址；其中小型房址又以中型房址为布局的次中心，整体构成一个向心凝聚式布局的四级结构聚落。居住区周围挖有深约两米的壕沟，壕沟外东北部及东南部分布着三处较大的公共墓地，西南方向的小河旁分布着一处公共窑场。(28)此外，房址附近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窖穴，广场西侧有两处圈养牲畜的圈栏，跨越壕沟的通道建有寨门和哨棚，向人们实景再现了仰韶先民农耕渔猎的生动场面。

仰韶文化处于人类由平等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在墓葬方面，姜寨遗址的随葬品普遍数量不多，比较均匀，但在个别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骨珠串饰和绿松石坠。(29)这反映了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姜寨虽然处于较平等的公共经济阶段(30)，但居民间已产生了等级差别。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社会分化逐渐加剧。在仰韶文化晚期的灵宝西坡遗址，发现了面积超过五百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和仰韶文化时期最大的墓葬，部分墓葬还随葬了玉钺。(31)在同属仰韶文化晚期的郑州西山遗址，还发现了面积达两万五千平方米的城址。种种迹象表明，仰韶文化中晚期聚落和社会结构的分化逐渐加剧，构成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社会复杂化的显著特点。

仰韶文化的制陶技术已相当成熟。这一时期的陶器一般用泥条盘筑法制成，普遍采用慢轮进行修整。虽然以手工方法制成，但器型规整、色泽光润，尤其是色彩绚丽的彩陶，最能代表当时的工艺水平。距今9000年左右，在浙江的上山文化中就已出现原始彩陶。距今8000—7000年，在黄河中游地区的老官台文化中也发现了彩陶。老官台文化的彩陶一般是在盆钵类陶器的口沿外绘一圈宽带红彩，纹样比较简单，色彩也比较单一。进入仰韶文化时期，彩陶的发展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彩陶是仰韶文化的重要特征（图1-8）。半坡类型时期，彩陶以红底黑彩为主要搭配形式，流行直线体几何图案和以鱼纹为主的象形纹饰，线条比较简练，色块凝重。象形纹饰的主题主要是鱼，早期鱼纹的写实性较强，到半坡类型的晚期，鱼纹逐渐抽象化。庙底沟类型时期，彩陶艺术发展到高峰，其强大的影响力突破了仰韶文化的最大范围，西至青海东部，南达汉水中游，北到阴山以北，东至山东地区(32) ，有“一统天下”之势。彩陶除了黑彩，还增加了红黑兼施和白衣彩陶等复彩，纹饰更加亮丽。纹样有写实的鸟纹和蛙纹，常见由圆点、勾叶、弧边三角组成的花卉形几何图案，一改半坡类型彩陶的简洁风格，变得复杂繁缛。西王村类型时期，中原地区盛极一时的彩陶艺术逐渐衰落，除了陇东地区见到的彩陶略微丰富，其他地区几乎没有成批的彩陶出土。

苏秉琦先生曾有“华山玫瑰燕山龙”的诗句，“华山玫瑰”指代以花卉纹为特色的庙底沟彩陶。庙底沟类型时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我国北部地区掀起了“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这背后反映的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强势扩张。随着庙底沟类型的扩张，仰韶文化发展到顶峰，文化的分布面积扩大，各地区之间的融合显著增强，中国史前文化发展到了由“多元”到“一体”的关键时期。有学者甚至将庙底沟类型时期称为“庙底沟时代”，将这一时期作为“早期中国文化圈”形成的标志。(33)黄河流域在这一时期无疑处于“天下之中”的位置，以庙底沟彩陶为代表，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业已形成。

三、大汶口文化：城池为固，礼出东方

巍巍泰山，五岳独尊，悠悠汶水，源远流长。大汶口遗址北望泰山，南临汶水，优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独特的史前文明。考古发现常常就是这样，惊喜总在不经意间闪现。1959年，津浦铁路复线施工过程中，在宁阳县堡头村西，挖土方的民工刨出一批陶器碎片，后来又挖出一件完整的陶背壶。就这样，大汶口遗址被发现了，以大汶口遗址命名的文化被称为“大汶口文化”。大汶口遗址历经三次发掘，共发现大汶口文化墓葬179座，把黄河下游地区一个沉睡了数千年的异彩纷呈的时代呈现在世人面前。

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200—4600年，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前后延续了约一千六百年的时间。(34)从早期到晚期，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变化十分明显，范围在不断地扩大，遗址规模和数量也呈递增的趋势。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存主要分布于泰沂山系以西的汶、泗河流域及苏北地区。中期的分布范围基本上与早期吻合，同时扩大到了泰沂山系以北的潍、淄河流域。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发展到了全盛阶段，晚期遗存的分布范围涵盖了山东全省及苏北、皖北、豫东等与山东相邻的地区，面积逾二十万平方公里(35)，成为继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之后黄河流域史前文化发展的又一个小高峰。

大汶口文化的制陶技术较为发达。大汶口文化早期就已开始采用转速较快的“惯性陶轮成型法”制作陶坯，中期阶段就发展出了快轮拉坯的技术，以此技术制作的陶器往往会在底部留下“偏心涡形纹理”。到了晚期阶段，快轮技术的使用更为普遍，大大提高了陶器制作的水平。这时所烧制的薄胎黑陶高柄杯，代表了这一时期黄河流域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彩陶也是大汶口文化的一大特色。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彩陶明显受到了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圆点勾叶纹、花瓣纹等“庙底沟式”纹样。到了中期阶段，仰韶文化的彩陶纹样已较少见，其独具特色的纹样已形成了自己鲜明的风格。(36) （图1-9）。

大汶口文化时期，黄河下游地区的聚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渤海湾大黑山岛的北庄遗址，发现了保存较为完整的大汶口文化早期聚落，发掘者从中清理出了九十四座房址。这些房址分为南北两区，每区各约四五十座，各区都以少数大房子为中心，周围分布着小型房址，反映了一处四级结构聚落的布局情况。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皖北和豫东成为大汶口文化新的势力范围。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聚落。与北庄遗址不同的是，尉迟寺遗址是一处环壕聚落，居住区周围环绕着一圈椭圆形的壕沟。

《礼记》有云：“城郭沟池以为固。”大汶口文化晚期，聚落间的等级分化已日趋明显，有的聚落在原有的环壕基础上发展成为环壕城址。目前，海岱地区发现的大汶口晚期城址至少已有六座，分别为山东境内的章丘焦家、滕州岗上、日照尧王城、五莲丹土以及皖北的固镇垓下和苏北的连云港藤花落。近年来，章丘焦家遗址和滕州岗上遗址的发现最引人注目。焦家遗址已发现了明确的城墙和壕沟，并通过科技手段复原了城墙和壕沟兴建、使用和废弃的过程。(37)岗上遗址发现的大汶口晚期城址面积达四十万平方米，是黄河下游地区同时期最大的城址。至大汶口文化晚期，黄河下游地区至少已形成环壕城址、环壕聚落、普通聚落三级聚落形态，已具有明显的“都、邑、聚”的性质。

礼仪活动是大汶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宴享、盟誓、婚嫁、祭祀、丧葬等，都是这一时期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礼仪活动也逐渐显示出等级差别，初期的礼制由此产生。反映在考古材料上，最常见的就是用葬制和礼器来标示社会成员的身份和等级。

在葬制上，礼制表现为墓葬等级森严、大墓相对集中分布、用棺椁区分社会等级等。以棺椁制度为例。大汶口文化早期，一些大型墓葬已显露出带有棺椁的痕迹。中期发现了较为明确的椁和棺。到了晚期阶段，作为礼制重要组成部分的棺椁制度初步形成，使用木质棺椁的墓葬明显增多。在一些中心聚落的大型墓葬中，开始出现棺、椁内外相套的两重葬具，如焦家遗址的M152，野店遗址的M51和M62。这些墓葬的随葬品一般高达数十件，包括成组的陶器、玉石器、骨牙器等，显示了棺椁的有无已经成为区别不同阶层身份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图1-10）。

为了表达“礼”这种抽象的原则，人们藏礼于器，赋予器物象征“礼”的含义，礼器也就应运而生。在礼仪活动中，往往以礼器的形制、类别和数量作为区别等级的标志。大汶口文化的礼器往往材料珍稀、制作精美，如彩陶器、觚形杯、陶鬶、钺、骨雕筒、高柄杯等，部分器物逐步脱离实用功能，成为墓主彰显身份、地位的特殊礼器。如焦家遗址的大型墓葬M152，随葬的器物包括象征王权的玉钺，以及骨梳、骨雕筒、龟甲、成套的高足杯和成套的背壶（图1-11、1-12），体现了墓主崇高的社会地位。除礼器之外，大汶口文化还发现有乐器，曾出土多件鼍鼓，也就是用鳄鱼皮蒙的鼓。《诗经·大雅·灵台》曾云“鼍鼓逢逢”，鼍鼓可以算是真正的礼制乐器。种种迹象表明，大汶口文化晚期礼乐制度已初具雏形，开黄河流域礼乐制度的先河。

四、星斗争辉，多元交互

我国疆域辽阔，山川形胜，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各有源流，自成一脉。但各地文化又非固步自封，彼此之间均存在着广泛的文化传播和交流。仰韶文化晚期，分布在东北地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诸考古学文化，均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中华大地的文明火花，如满天星斗，争相辉映。中国进入了群雄竞进的时代。

在东北地区，辽西地区的红山先民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红山文化，以坛、庙、冢为核心的巫觋文化成为其一大特色。同时，红山文化玉器发达，出土的玉器质地精良、玉色清润，自成一系。在长江下游，继崧泽文化而起的良渚文化烜赫一时。良渚先民构筑了宏伟的良渚古城，建立起了庞大的水利系统，创造了统一的神灵形象，发展出了琮、璧、钺等一整套玉礼器系统，达到了中国史前玉器发展的顶峰。在长江中游，大溪文化孕育了中国最早的“城”。距今5000年左右，屈家岭文化继大溪文化而起，长江中游的古城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出现，发展为中国最早的“城市群”。

地处各区域文化的南北交汇点上，黄河流域在这一时期也并未陷入沉寂。近年来黄河流域的新发现，以双槐树遗址最为瞩目。双槐树遗址经勘探确认，是一处面积逾百万平方米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拥有三重大型环壕，是目前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格最高且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易·系辞上》有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因此地处黄河与洛水交汇流域的双槐树遗址又被称为“河洛古国”，成为探索黄河文明的新钥匙。

在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各文化逐步迈入下一个发展阶段。距今5000年左右，仰韶文化逐渐被庙底沟二期文化取代，但彩陶的生命力并没有完全终止，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和宗日文化继承了仰韶的余绪，揭开了彩陶艺术的新篇章。距今4700—4600年左右，大汶口文化逐渐发展为海岱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城”也为龙山文化所继承，进入了一个城邦林立的时代。

第四节　区域文化交融与黄河文明社会形成

龙山文化最初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因首先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而得名，年代约为距今4300—3700年，主要分布于今天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由于分布的广泛性，龙山时代已经超越了一般文化概念而成为一个时代的代名词。如海岱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又被称为典型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泾河、渭河流域；河南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豫北和豫东一带；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主要分布在晋南地区。

不同地区的龙山文化各有特色，但也有共性，这就是黑陶。与仰韶文化初现时称为“彩陶文化”的称谓相对，龙山文化刚发现时也被称为“黑陶文化”。龙山文化达到史前制陶业的巅峰。轮制技术普遍得到使用，生产效率提高，陶器造型统一、制作更加规范并富于变化，轮制成形后又普遍加以磨光。陶土的选择更有针对性，对有些特别器物采用高岭土或将陶土洗得非常细腻。烧制黑陶时普遍采用封窑技术和渗碳技术，器表呈现深黑色光泽。纹饰仅有少数弦纹、划纹或镂孔。这一阶段的黑陶整体特征可概括为“黑、光、亮、薄、轻”(38) ，而这些黑陶的集中代表则出现于海岱龙山文化。

一、海岱龙山文化：“蛋壳”绝伦，城邦密布

海岱地区是海岱历史文化区的略称。最早由高广仁、邵望平两位先生提出。(39)史前时期的海岱地区范围大体以泰山为中心，包括山东全省、河北东南部、豫东、皖北和苏北的广大区域，面积约二十五万平方公里。地形复杂又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海岱地区新石器文化既统一又多样的文化特性。

进入新石器时代，居住在海岱地区的东夷族群创造了独具特色、前后相承的考古学文化—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海岱龙山文化，是中国最完整的区域史前文化谱系。

海岱地区最早以黑陶文化闻名。海岱地区龙山文化早期的陶器黑陶、灰陶并重，仍有部分手制；中晚期黑陶显著增多，基本都是轮制成型。(40)黑陶器类丰富多样，涵盖容器、酒器、炊煮器等日常用器。海岱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有鸟首形足鼎、双耳杯、大口盆、圈足豆等。（图1-13）

由大汶口文化晚期黑陶高柄杯演化而来的薄胎蛋壳高柄杯是黑陶礼器制作工艺和礼仪等级象征的集大成者，也是人类制陶史上的巅峰，被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蛋壳陶有“薄如纸，硬如瓷，明如镜，黑如漆，声如磬”之美誉，陶质极纯，皆为精加淘洗的细泥质黑陶，且不含任何羼和料。蛋壳陶高柄杯一般由盘口、杯部、器柄、底座四部分构成，最薄部位多在盘口部分，一般厚度在零点五毫米左右，个别有薄至零点二毫米的，身高度不超过二十五厘米，重量多数为五十至七十克。考古学者普遍认为，这种一触即倒、易于破碎的珍贵器物决非一般生活用具，而应是一种高档的酒器和礼器，也是一种被赋予了特殊社会意义的奢侈品和装饰品。(41)以蛋壳陶为代表的薄胎黑陶器物群，昭示着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居民制作和烧制陶器的精湛技艺，达到了极高的境界，登上了人类制陶历史的巅峰。(42)

到距今4300—3700年，海岱龙山文化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出现了城池林立、礼制森严、社会分化严重的现象。这一时期海岱龙山文化的辐辏范围跨山越海，甚至到达江淮、冀中东部和辽东半岛地区，与中原争辉，成就夷夏并立的格局。

这时期是自然灾害频发、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私有制产生、阶级矛盾激化以及战争频发，使得城址普遍出现。各大区域中心纷纷筑城，稳固统治与秩序的王权开始普遍存在，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万国时代。而各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也愈加凸显，原始社会组织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整个社会都朝着建构国家文明的方向发展，至此，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终于到来。

一般认为，原始城邦是部落战争的产物。(43)作为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城址在龙山文化时期已广泛出现。1928年，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遗址首次发现了中国史前城址（图1-14），这次发现也是龙山文化得以确立的开端。目前在山东省境内经调查和试掘已确认的龙山城不下二十座，鲁北地区主要有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临淄桐林（田旺）、寿光边线王，鲁西有茌平教场铺、阳谷景阳冈，鲁东南有日照两城镇、尧王城、东海峪及五莲丹土，另外在滕州、兖州、蒙阴、费县、定陶、曹县、桓台等地也发现了龙山城的遗迹或线索。(44)

这些城址大多是由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的环壕聚落发展演变而来的，拥有数圈城墙，周围分布有形态清楚、等级分明的龙山文化遗址聚落群（图1-15）。山东地区发现的龙山城址，既有以城址为核心的政治实体的大小、强弱之别，也有较小的范围内，同一政治实体之内都与邑的关系。(45)

二、陶寺文化：龙腾磬鸣，天下之中

在广义的龙山文化范围内，有一支地域文化颇具特色，它就是分布在晋南地区的龙山文化陶寺类型。陶寺文化存在了大约四百年，分为早期（公元前2300—前2100年）、中期（公元前2100—前2000年）、晚期（公元前2000—前1900年）三个阶段。(47)陶寺文化主要分布在山西省的中南部临汾盆地一带，遗址多达百余处，形成以陶寺为中心的聚落群，吸纳草原大漠的游牧文化、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农耕文化。其中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最具代表性，它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城东北的陶寺乡，四周被群山环抱，总面积四百多万平方米。

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历史年代、地理位置、文化内涵、规模、等级以及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文献记载中的尧都相当契合。学界普遍认同：陶寺遗址是尧的都城。(48)陶寺城址最重大的新发现是确认大、中、小三座城址，内有重要的大型建筑区、祭祀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公共墓地以及一般平民居住区。中城位于大城东北角，呈圆角长方形，面积有五十六万平方米，其南部贵族居住区和宫殿区，发现多座正方形或长方形夯土建筑基址，有彩绘或戳印纹的白灰面墙皮。考古发掘与研究表明，陶寺早期城址在陶寺中期扩展成为中国史前最大的城址之一，面积达二百八十万平方米。小城则位于陶寺中期大城的东南角，呈刀把形，面积十万平方米。在小城的祭祀区内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大半圆形，一千四百平方米，三道夯土挡土墙（起建三层台基），三层台基上十三个夯土柱基础以及十二道缝隙，中心有一个生土台芯（观测台），应与天文观测和相应祭祀活动有关，这是陶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单体建筑（图1-16）。

在陶器制作上，与海岱龙山文化装饰简朴、追求造型美不同，斑斓绚丽的彩绘陶器是陶寺文化一大特色。陶寺文化的陶器以灰陶为主，兼有褐陶和黑陶。制法有手制和轮制。釜灶、圈足罐、扁壶、高领双鋬鬲和无领平沿鬲为其特色器物。器表多有纹饰，以绳纹、篮纹为主。泥质陶多在烧成后施彩绘，以黑陶衣为地，施黄、白、朱彩，其中彩绘云雷纹陶壶和蟠龙纹陶盘，是中国至今唯一发现具有龙纹徽标图像的史前时期陶器。彩绘陶器因彩绘未烧结易污损而没有实用功能，应是专为丧葬等礼仪活动制造的。另外还在陶寺遗址出土的一个陶制扁壶上发现了类似于用毛笔类工具书写的两个朱书文字，其字体形态与甲骨文已经非常接近，是冶金史和古文字研究史上的珍贵材料（图1-17）。

根据已发掘的一千三百多座墓葬可以看出陶寺社会有明显的社会分层，墓葬大致可以分为大、中、小型，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小型墓葬。小型墓几乎没有任何随葬品，大型墓葬中则出土了相当一批绘有条带纹、几何形勾连纹、云气勾连纹、多层回纹等彩绘图案的木器（图1-18），这是北方地区第一次成功地清理出龙山时代的木器，可能是北方漆器的起源。大型墓葬中还出土有彩绘龙盘、玉器、铜器、鼍鼓、石磬等精美文物。石磬与鼍鼓一样，都是当时的礼乐用具。由此可知，后来商周贵族使用的礼、乐器，有不少在陶寺文化已经现身。

陶寺城址集政治、经济、文化礼仪等多种功能于一身，高等级宫殿建筑、与天文历法和宗教有关的建筑设施，是王都级聚落所应当具备的标志性建筑单元。它们与陶寺早、中期的“王级”贵族大墓以及陶寺早、中期的城垣相匹配，丰富了陶寺城址作为“王都”的聚落形态、社会形态和文明化程度。(49)总之，四千多年前的陶寺社会铜器、文字出现；生产力显著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开始分野，社会分工显露；人口大幅增长，出现都邑性城市；阶级分化明显，王权和礼制诞生，初期国家形成。

有学者根据陶寺用于天文观测的圭表、陶寺都城性质以及文化国家形态，提出陶寺文化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意义上的“中国”。(50)事实上，陶寺文化不仅是在地理位置上的天下之中，在文明和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其创造的政治制度、统治模式、执政理念等内涵多为夏商周三代及后世继承发展，是中国古代文明和成熟国家形态的主源。陶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彰显出了最初“中国”的大致轮廓和基本面貌，正将“尧舜禹传说时代”变为信史。

三、石峁文化：石破天惊，塞边明珠

石峁文化的分布范围以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中南部为核心，它代表了置有两只对称錾为特征的陶器和单把鬲、喇叭口瓶（罐）、圈足罐、三足瓮等稳定器物组合的一支考古学文化。(51)石峁文化大致处于公元前2300至前1800年之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石峁文化继承和延续了当地龙山时代前期遗存的基本特点和主体内涵、是不同于中原地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的一个典型“北方代表”。(52)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榆林神木市高家堡镇，地处黄土高原北端的黄河西岸，毛乌素沙漠东南缘，是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之间的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是黄河腹地之外的一个重要遗址。石峁遗址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考古新发现之一，在2012年、2019年两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以及“二十一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

考古学者首次关注到石峁遗址是在1958年，该年陕西省开展文物普查工作，发现石峁龙山文化遗址，包括三套城。(53)之后，相关考古工作陆续开展，直到2012年，经过勘查和重点发掘，确认了石峁遗址是以“皇城台”为中心、内城和外城以石砌城垣为周界的一座罕见大型石头城，城垣结构清晰，城门、墩台、马面、角台等附属城防设施形制完备、保存良好，城内面积逾四百万平方米，是中国所见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城址，有专家称其为“华夏第一城”(54)。至今，经过近十年的调查与发掘，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了“石破天惊”式的重要收获。

石峁城址初建于公元前2300年前后，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重结构构成。

皇城台是石峁遗址最核心的区域，位于内城偏西的中心部位，台顶面积约八万平方米，为大型宫殿及高等级建筑基址的核心分布区。周边以多达九级的护坡石墙包裹，局部墙体以石雕装饰，底大顶小呈金字塔状。(55)历年来在皇城台周边发现了石雕人头像、鳄鱼骨板、彩绘壁画等高等级遗存，体现了布局有序、功能高级的建筑特征。(56)皇城台集中出土的玉器、石范、壁画等象征身份等级的“奢侈品”及铸铜、制骨等早期“核心技术”催生的生产遗存，成为推断“皇城台”为高等级贵族或“王”居住的核心区域的重要证据，皇城台当时已具备了早期“宫城”性质（图1-19、1-20）。(57)

内城位于外城和皇城台之间，将“皇城台”包围其中，大致为椭圆形依山势而建的石砌城墙。内城是石峁人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居住区内的房址集中分布，类型包括地面式、半地穴式和窑洞式建筑，从目前的发现来看，当时白灰的使用已经极为普遍，但不同类型的房址在面积及内部设施上存在着差异，表明房址之间存在着等级关系。

外城是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绝大部分墙体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墙。外城发现的房址以窑洞式为主，与内城的房址相比，外城内的房址面积更小且设施更加简陋。从房址的分布看，房址所在区域与皇城台之间的距离可能代表着居民经济与社会地位的高低，内城中皇城台周邻区域居民地位高于较远的区域，而生活于外城中的居民则地位最低。(59)

在“皇城台”和内、外城的城墙上均发现有城门，内、外城城墙上还有墩台一类方形石建筑，外城城墙上发现有疑似“马面”的石建筑。经过重点发掘的外城东门，由“外瓮城”、两座包石夯土墩台、曲尺形“内瓮城”、“门塾”等部分组成，规模宏大，做工精细，令人叹为观止。此外，在外瓮城南北向长墙外侧和门道入口处，发现两处集中埋放人头骨的遗迹，应与奠基或祭祀活动有关。

石峁城址的发现与发掘揭露了中国史前时代最为壮观的建筑群，此外石峁复杂的宗教祭祀现象及大量精美玉器反映了石峁社会的高度复杂化和强大的组织能力（图1-21）。石峁周边的调查和发掘也表明石城不孤，遗址所在秃尾河流域已知的石城聚落不下10处，此外还有大量设有防御设施的小型聚落。这些众星拱月般环绕在石峁遗址周边的“卫星村落或次级中心”，奠定了“石峁王权国家”固若磐石的存在了四五百年之久的社会基础。(60)石峁三重城与周邻数以千计的中小型聚落形成了多层级的分化，可能是早期国家形态下所谓“国”和“野”的具象体现，这一社会分化过程使得以石峁城址作为都邑的区域政体的形成，也从宏观上展现出河套地区在龙山时代晚期已形成了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

四、天下万邦，何以中国

约公元前2500年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在新兴的海岱龙山文化的带动下，黄河长江流域大部地区明显加强了重新整合的趋势，龙山时代到来。(61)龙山时代，华夏大地上满天星斗般的文明初曙汇集到黄河中下游。海岱龙山文化星罗棋布的城址扼守东部平原，陶寺遗址占据天下之中，石峁遗址雄踞西北高地，文化碰撞，社会变革，第一王朝在文明前夜蓄势待发！

在古代中国，“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从字形上可以看出，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它又是以都城的存在为标志的。(62) “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广域的王权国家。广域王权国家形成之前众多小的政治实体并存竞争的这个时代，有人称为“邦国时代”，指的都是“小国寡民”式的社会组织共存的时代。(63)

在邦国时代的前期，陶寺、石峁与夏集团鼎足而立，陶寺与石峁分处南流黄河南北两端的临汾盆地和河套地区，隔河遥望，南北呼应，这两大“集团”之间交流互鉴、水乳交融乃至血脉相同的联系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均能找到例证(64) 。在交流与碰撞中，它们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文化传统与发展轨迹的同时又共同推进了中华文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构建了“万邦林立”的社会图景，成为黄河文明的显著标识。

到了群雄竞起的龙山时代末期，曾经辉煌一时的各区域文化先后衰落。龙山时代晚期城墙聚落的盛行、族群的移动、文化的更迭、乱葬的人骨、涧沟剥头皮痕迹的头颅、陶寺插入女阴的牛角都是政治、军事冲突加剧的直接反映。公元前2000年前后，海岱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由盛转衰，其标志是聚落数量骤减、大部分区域中心消失，这暗示着人口密度的降低和政治复杂性的减弱。

同一时期，几乎与此同时，大河之南的嵩山一带，在“逐鹿中原”的躁动中逐渐显现出区域整合的迹象，新砦集团开始“崭露头角”。(65)随后中原腹地的二里头发展成为一个国家社会的大型都邑。(66)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文化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凭借其软实力的巨大张力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67)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说，或许，“中国”世界的空间轮廓，早在公元前二千纪前叶的二里头时代，就已显现出了它最早的雏形。

第五节　古史传说与古代部族

古史传说出现并初始记录在先秦时期，在记录这些传说的时候，古人对于叙述对象并无神话传说、真实历史的区分，或许在他们看来讲述的只是代代相传的远古生活和记忆，在这些丰富多彩的历史记忆与记述中，构成了内容复杂的“传说时代”。

对于传说时代的范围，上限未能确定，下限暂定于商朝的盘庚迁殷以前。中国传说时代有三大部族集团，分别是黄河上游华夏集团、黄河下游东夷集团以及长江中游苗蛮集团。三大集团在中国文明形成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经过无数战争与迁徙，长江下游的苗蛮较早地退出了历史舞台，黄河流域的华夏、东夷仍在斗艳争辉，祖先们不灭的意志随着黄河水四散奔腾，三大集团在中国文明形成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永远会被人们铭记。

一、创世传说与远古三皇

在中国的创世神话中，“盘古开天地”和“女娲补天石”广为流传。如盘古作为神话中的创世神，由形如鸡卵的混沌之中孕育而生，用四肢将清浊二气上下撑开，形成了天地，最终因疲惫而倒，声与气以及身体各部分化为世间万物。盘古神话以民间传说流传至汉代，直到三国时期才见文献记载。

除了创世传说外，还有“远古三皇”的传说。三皇及其顺序多认为是伏羲、燧人、神农。伏羲常被视为“三皇”之首，更被尊为“人文初祖”，也是渔猎时代的代名词。他在中国上古史中是一位带领人类走出洪荒的始祖和古帝王。到了伏羲时代末期，当时的人们由分散在各地的氏族，形成了一个大的族群，八卦、织网、捕鱼等创造发明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燧人氏时代，人工取火的发明，彻底把茹毛饮血改变为蒸煮熟食，对人类的健康、繁衍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对后世生产、生活等领域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神农作为中国早期农业的发明者，“教民耕而陶”，农业和陶器的出现被视为进入“神农时代”的标志。

二、五帝起源与上古洪水

古史学上所称的“五帝”时代，大体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华远古文明的形成时期，也是远古氏族部落进一步融合的时期，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影响深远。

“帝”这个字，在甲骨文中已有发现，古人所说的“帝”同现在人所说的“神”，祭帝的礼也称作“帝”，后来加“示”旁作“禘”。(68)从甲骨文来看，商人对先公先王也行“帝”礼，末期商王已可称“帝”，至西周春秋时期，也有《尚书·召诰》中的“皇天上帝”、《诗经·大雅·皇矣》中的“皇矣上帝”等用法，在《国语》《左传》中明确出现具有人格的“黄帝”等，其他颛顼、尧、舜、丹朱以至于夏商诸王也都以“帝”相称。(69)到了战国时期，学术昌明，五帝说逐渐兴起。(70)对于“五帝”的名单，有多种不同说法，广被接受的是司马迁《史记》的五帝说，即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徐旭生先生就曾提出中国上古时候有过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的存在，这三大集团大约主要活动在五帝时期。(71)黄帝、炎帝等华夏部落位于黄河上游、中游，太皞、少皞等东夷部落居于黄河下游，苗蛮部落则是以南方长江中游为根据地。(72)一般认为，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可能属华夏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可能属东夷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可能属于苗蛮文化。(73)“五帝”时代，各部族及部族文化间的多元流动与交汇是伴随着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部落战争而实现的。(74)徐旭生先生将三大集团之间的战争主要归纳为两大阶段，即五帝前期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的战争，五帝后期（唐虞时期）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的战争。三大集团由最初的“三足鼎立”，到最后苗蛮式微，只剩黄河流域的华夏和东夷集团东西争雄。战争带来了民族的交融，民族的交融又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正随着黄河波涛四下蔓延、交流、融合，顽强地发展繁荣着。

总之，根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五帝时代各地区各族共同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国家诞生作出了贡献，因此，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这是五帝时代的根本特点，这也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根本特点，对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产生了根本而深远的影响。(75)

据史料记载，在距今4000年左右，黄河流域曾洪水肆虐，“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上》）；“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史记·五帝本纪》）；“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淮南子·齐俗训》），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感人故事，更是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千年不衰。

在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和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均发现有距今4000年左右龙山晚期的古洪水遗迹。受洪水的影响，黄河上游喇家遗址发掘的许多半地穴式房址被洪水带来的红黏土淤塞，房址中存在先民死于非命的情况。在一处房屋遗址中，曾发现一位靠墙跪坐妇女的遗骸，她双臂搂抱着一个婴儿，仰面朝天，似乎在祈祷什么。黄河中游的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以及黄河下游的鲁西南地区也曾发掘过洪水遗迹。(76)

黄河流域的这场洪水浩劫，恰巧事发在华夏文明诞生前期，但是洪水并未阻止华夏文明前进的进程，勇敢智慧的先民们在一次次洪灾中吸取经验。在与洪水的斗争中，文化得以延续，人类的生产水平、技术水平和社会组织得到发展，从而促进了华夏文明的诞生。

三、尧舜禅让与天下为家

在五帝时代晚期，黄河中游的华夏集团与黄河下游的东夷集团曾经有过联盟，他们通过部落酋长会议民主推选下一届部族领袖，这就是所谓的“禅让制”。(77)

《尚书·尧典》中有记载尧舜的禅让过程：帝尧晚年欲传位，首先咨询四岳谁能担任帝位之事，四岳推荐舜为继承人，帝尧通过嫁二女于舜考察他，并传帝位。这种说法也大致被《史记·五帝本纪》所沿袭，因此广泛流传。(78)疑古学派曾经怀疑“禅让制”的真实性，以为这只是战国后期儒家学者在墨家思想基础上的伪造；后来，随着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等相关考古资料的出现，学者们以考古资料考证有关先秦古籍，发现其成书年代并非像疑古学派所认为的那样，进而认为“禅让制”应该是远古部族曾经有过的一种社会形态。(79)

尧、舜、禹禅让的传说，可能正是处在这个由民主选举到王权世袭的过渡阶段的产物。但最迟从战国开始，也流传着与之完全相反的“篡夺”的传说(80) ，这些传说在《韩非子》《竹书纪年》《山海经》中均有所引(81) 。

两种说法同时并存的事实，正是部落酋长由“传贤制”转变为“传子制”过渡阶段的真实反映。两种对立的传说，可能都有几分事实根据，尧、舜、禹处在这两种制度转变的过程中，民主选举的旧传统“禅让制”虽然仍在执行，但是，这些酋长都已将其职位视为私有，都想传位与子，另外一些显贵则利用氏族民主选举的传统，作为夺权的借口，一旦夺取成功，又继续想传位与子，每经过这样一次反复，传统的氏族民主选举制就进一步遭到削弱，而父子相传的世袭制就是在这种反复的斗争中逐渐产生和加强的，人们逐渐感觉到“选贤与能”“天下为公”的旧制度已经过去，于是“天下为家”的新时代终于正式出现。(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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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鲁枢元、陈先德等：《黄河文化丛书：黄河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6页。

(2)　李壮伟：《论中国北方更新世人类的生活方式》，《文物季刊》1989年第1期。

(3)　安芷生、高万一、祝一志、阚小凤、王俊达、孙建中、魏明健：《“蓝田人”的磁性地层年龄》，《人类学学报》1990年第1期。

(4)　徐锐、陈晓春：《北京猿人“老”了27万岁》，《新华日报》2009年3月13日。

(5)　复制品，原物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图片据国家博物馆。

(6)　吴汝康：《人类的起源和进化（下）》，《知识就是力量》1999年第7期。

(7)　宁夏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宁夏百科全书》，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8页。

(8)　车吉心、梁自絜、任孚先主编：《齐鲁文化大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674页。

(9)　王志民、徐振宏：《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山东卷》，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4页。

(10)　鲁枢元、陈先德等：《黄河文化丛书：黄河史》，第137—138页。

(11)　刘莉、陈星烂：《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47页。

(12)　袁行霈、陈进玉等：《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河北卷》，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1页。

(13)　孙波、李罡：《扁扁洞：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的曙光》，《大众考古》2014年第5期。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201页。

(15)　赵志军：《新石器时代植物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中国农史》2020年第3期。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199页。

(17)　鲁枢元、陈先德等：《黄河文化丛书：黄河史》，第142页。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200页。

(19)　朱士光、吴宏岐：《黄河文化丛书·住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135—136、153—154页。

(21)　李永强：《裴李岗文化生业经济研究现状与思考》，《南方文物》2018年第4期。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408页。

(23)　张宏彦：《中国考古学十八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页。

(24)　张宏彦：《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页。

(25)　陈文华：《农业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649页。

(27)　巩启明：《仰韶文化》，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232页。

(29)　王月前、洪石：《图说中国文化·考古发现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8—39页。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264页。

(31)　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年第3期。

(32)　韩建业：《彩陶时代与前文明社会》，《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33)　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页。

(34)　高广仁、栾丰实：《大汶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280—281页。

(36)　高广仁、栾丰实：《大汶口文化》，第94—98页。

(37)　饶宗岳等：《焦家遗址大汶口文化城墙与壕沟使用过程的地学考古观察》，《南方文物》2022年第1期。

(38)　山东博物馆：《大河上下：黄河流域史前陶器展》，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第41—44页。

(39)　高广仁、邵望平：《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海岱历史文化区》，《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40)　王志民、徐振宏：《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山东卷》，第47页。

(41)　王志民、徐振宏：《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山东卷》，第48页。

(42)　栾丰实：《海岱地区史前陶器的精华：彩陶、黑陶和白陶》，《大河上下黄河流域史前陶器展》，第41—44页。

(43)　王志民、徐振宏：《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山东卷》，第46页。

(44)　王志民、徐振宏：《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山东卷》，第46页。

(45)　栾丰实《山东地区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和研究》，《栾丰实考古文集（二）》，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第699—703页。

(46)　改自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文物出版社2007年。

(47)　何驽：《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古代文明（辑刊）》2004年第10期。

(48)　何弩、高江涛：《薪火相传探尧都—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四十年历史述略》，《南方文物》2018年第4期。

(49)　王月前、洪石：《图说中国文化：考古发现卷》，第73—75页。

(50)　何驽：《再论“最早中国”及其判断标准》，《三代考古》2021年第9集。

(51)　孙周勇、邵晶、邸楠：《石峁文化的命名、范围及年代》，《考古》2020年第8期。

(52)　孙周勇、邵晶、邸楠：《石峁文化的命名、范围及年代》，《考古》2020年第8期。

(53)　孙周勇、邵晶、邸楠：《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

(54)　杨瑞：《石峁王国之石破天惊》，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

(55)　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发现石峁古城》，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56)　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发现石峁古城》，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57)　孙周勇、邵晶、邸楠：《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

(58)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石峁遗址皇城台地点2016—2019年考古新发现》，《考古与文物》2020年第4期。

(59)　孙周勇、邵晶、邸楠：《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

(60)　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发现石峁古城》，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61)　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62)　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63)　许宏：《最早的中国》，第2页。

(64)　邵晶：《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比较研究》，《考古》2020年第5期。

(65)　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页。

(66)　戴向明：《陶寺、石峁与二里头—中原及北方早期国家的形成》，《夏商都邑与文化（二）—纪年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1页。

(67)　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第145—147页。

(68)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页。

(69)　韩建业：《走近五帝时代》，文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

(70)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239页。

(71)　韩建业：《走近五帝时代》，第125页。

(72)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28页。

(73)　韩建业：《走近五帝时代》，第125页。

(74)　王志民、徐振宏：《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山东卷》，第43页。

(75)　李先登：《五帝时代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原文物》2005年第5期。

(76)　夏正楷、杨晓燕、叶茂林：《青海喇家遗址史前灾难事件》，《科学通报》2003年第48卷第11期。

(77)　江林昌：《论虞代文明—再论五帝时代中华文明的重心不全在中原》，《东岳论丛》2013年第1期。

(78)　逯宏：《中国五帝时代—北方传说时代多元文化融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8页。

(79)　江林昌：《论虞代文明—再论五帝时代中华文明的重心不全在中原》，《东岳论丛》2013年第1期。

(80)　逯宏：《中国五帝时代—北方传说时代多元文化融合研究》，第108页。

(81)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46页。

(82)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第146—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