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亚洲技术的时代，700—1100年

世界历史的平衡

距今大约一千年前，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在许多领域——包括金属冶炼、农业、工程和机械发明——进入了一个惊人的发明和技术变革阶段。这种发展在中国最为明显，同时也体现在亚洲的另一端，那些当时刚归于伊斯兰势力统治不久的国家中，包括如今的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并向西延伸到欧洲。至于南北美洲，虽然与这些地方远隔重洋，在创新方面与亚欧的差别却并没有一开始看来的那么大（见第四章论述）。

可以说，人口的增长往往会推动技术的革新，特别是需要在固定面积土地上产出更多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情况下。这很可能就是在700—1100年左右影响技术革新的一个因素：某些地区的人口增长加快了，而我们也能在那一时段的中国、西亚和欧洲的农业实践中，发现耕种模式、农具和（除欧洲外）灌溉方法改进的证据。

另一个推动技术变革的因素则与带来粮食生产进步的压力完全不同，那就是中国和西亚之间的奢侈品贸易。很明显，中国的丝绸出口刺激了东亚以西的纺织业发展，中国的造纸技术也得益于贸易路线上的交流（及军事远征）而广泛传播。至于自西向东的影响，波斯（今伊朗）的风车在中国为人熟知，最终刺激中国发明了另一种衍生于斯却又截然不同的风车。这就像是一场渐入佳境的对话，其间人工制品的交换和思想的交流激励着人们不断发明并改进技术。

贸易的联结，意味着一个地区的商业繁荣可以影响到非常遥远地区的经济状况和技术实践。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 H. McNeill）认为，在公元1000年前后的几个世纪中，中国商业繁荣发展的势头如此迅猛，以至于“使世界历史的关键平衡发生了变化”。在本章所描述的经济扩张和技术创新时段中，一个广阔深远的亚洲网络得以成形。我们会重点着眼于中国及西亚和南亚的部分地区，特别是美索不达米亚（现今的伊拉克），以及印度洋上的贸易和航运路线。

麦克尼尔将宋朝（960—1279年）的冶铁业作为商业驱动发展的主要研究案例。早在公元前300年，中国的冶铁业就初具规模，主要依靠燃烧木炭的大型鼓风炉来熔炼矿石。经过鼓风炉加工的生铁，之后在一个较小的化铁炉中被重新加热、碳化以制造铸铁，或者人们会把熔化的铁水倒入一个露天炉中，与精矿混合以生产锻铁。铸铁这一中国发明可以进行大规模生产，只要将铁水倒入一组相同的模具即可。这样的做法降低了成本，也有利于标准化（这一点很重要，比如保证了弓弩部件的更换更加快捷高效）。铸铁是一种较脆但非常坚硬的产品，适合用于铸造烹饪锅、轴承、雕像和钟，但不适合制作刀片或工具。然而，中国早期的铁匠开发了退火工艺，用于制造可塑性强的铸铁，这种铸铁又可由铁匠加工成更有韧性的锻铁；此外，中国还发明了合炼技术（co-fusion），将锻铁和铸铁一起加热以制造高品质的钢。

在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冶铁业是由国家垄断控制的，这有利于集中的大规模生产。但在中古政治分裂时代，国家控制的生产模式似乎已大多消失了，人均可支配的铁量也下降了。公元1000年左右，国家对军事装备、基础设施以及商业、制造业和改善生活水平的投资激增，这便更需要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生产更多各种类型的铁制品。铁的产量迅速增长：在有的地区，一些铸造厂的工人可达数百名；还有的地方，则是农民在农耕淡季经营小规模的冶炼业。而限制扩张的因素并非铁矿石不够或劳动力不足，而是燃料的供应有限。

山西等偏西北的省份的森林曾是传统的冶铁业中心，但彼时它们能产出的木炭数量已无法满足冶炼的新需求。一个对策是在中国南方森林茂密的地区建立新的冶铁中心，另一个则是采用不同的燃料。河北和河南交界处有现成的煤炭，但含有的杂质使其不适合用于鼓风炉。将煤加热制成焦炭（提纯后的煤）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彼时生产的铁只适合做铸铁，但市场偏好已转向更昂贵但耐用的锻铁。不过，焦炭炉还是在关键时刻为铸铁弥补了不足：用焦炭炉生产的铸铁非常适合制作炒锅、机器轴承、雕像等一系列物品。至1070年，官方记录显示，铁的生产量可能已经达到了每年人均可支配1.2千克的水平，其中大部分为宋朝朝廷征收。

从后世的图绘看来，一个典型的宋代鼓风炉有3到4米高，或为桶状，或为顶部收口状，木炭、铁矿石由顶部放入，可能还会放一些石灰石（图1.1）。维持炉内化学反应所需的气流通常由两个巨大的铰链式风箱交替吹送。这些风箱有时由水车驱动，但通常是人工驱动，4到6个人轮班工作。当炉子被敲击时，白热的熔融金属便会从其底部附近的开口处流出来。这些熔融金属可能被直接引向模具以凝固为生铁，也可能被引向一个用砖围成的方形容器，在那个容器中人们会对其进行初步的搅炼，将生铁转化为可塑性更强的锻铁。

包括河北—河南在内的几个主要炼铁地区，运河将它们与都城开封和更南边的人口密集地区相连（图1.2）。在这个铁器加工区的北面不远处是辽国的边界，辽国控制着图1.2所示的中国北部地区，还包括现在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其人口包含许多游牧群体，他们是强大的战士和骑兵，经常跨越边境劫掠宋朝腹地。

面对这种威胁，到1040年，宋朝统治者召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士兵们使用的最重要的武器是弓弩，不过军队也使用含火药的燃烧武器。有一些工厂每年会制造数百套盔甲和数万支铁箭头。但这些军事准备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徒劳的。1125年，另一批游牧战士占领了北方的辽国领土，并很快开始入侵宋朝领土。运河被切断，冶铁工作被打乱，然后在1126年，开封城破，朝廷不得不南迁，后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

虽然军火工业是冶铁业最大的消费方，但河北的鼓风炉也同时服务着许多其他行业，包括佛教寺庙，在那里铸铁多用于建造高耸的建筑、巨大的雕像和钟。有时庙宇屋顶会用铁制瓦，甚至层叠的宝塔有时也是由铁制成的。不过铁更重要的用途在于制作犁和其他农具。早期的中国文明主要在北部的黄河沿岸发展（图1.2）。这片地区气候凉爽，经济上依赖黍类和小麦作物，而非水稻。早期，例如在汉朝，国家大量生产铁制的犁铧、犁板、锄头和条播机，它们被广泛应用于北方的农业耕作。

公元700年，农民开始向更温暖湿润的地区迁移；公元900年后，由于北方时局动荡，这一过程加快了。到公元1000年，黄河流域已不再是中国最主要的人口聚集地。而恰是在南方，虽然土地面积更小，却需要以农作物哺育比北方多一倍的人。结果便是水稻种植区出现了一系列惊人的创新，人们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产出了相对而言非常多的粮食。

朝廷官员们积极鼓励提高粮食产量。他们的一个策略是通过启动土地开垦计划，抽干沼泽地及建造海堤、堤坝和灌溉工程来扩大耕地面积。也许官方项目中最有效的一项，是他们在1012年向长江下游地区引进的一种来自占婆（Champa，位于现在的越南）的新稻种（占城稻）。这种快速生长的水稻可以在一年内提早种植，收获后农民还有时间在同一块地里播种第二茬作物。朝廷遍地分发这种新种子，新水稻也很快就在中国南方流行起来。在中国南方亚热带地区，农民每年可以种植两茬水稻；在更北的地方，第二茬作物通常是冬小麦、大麦或豆类。新的水稻品种的引进，加上插秧等技术的推广，以及铁钉耙等水稻种植专用工具的使用，使农作物产量大幅提高，甚至有些历史学家称之为“宋朝的绿色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