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技术

与此同时，另一场完全不同的技术对话正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展开，对话的主要渠道不是伊斯兰教，而是佛教。佛教很早就传入了中国，公元500年左右，它在中国的根基越发深厚，还传播到了日本。彼时许多中国朝圣者前往印度，并带回了佛教文本进行翻译，这一现象在公元7世纪尤为显著；朝圣者们还帮忙互通了许多技术知识。僧侣也从印度来到中国，一份中古中国炼丹术文本提到了一位664年到来的印度游客，他能够辨别含有硝石的土壤，向人们展示了这种土壤放入火中时产生的紫色火焰。这一事件在几部中国中古时代的炼丹术相关作品中都有记载，这些作品证实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化学知识交流。这一记录极为重要，因为硝石与硫黄和木炭一样，是火药的基本成分。中国的军队从850年左右开始使用火药武器，自那时起他们就需要大量的硝石。

与佛教关系更为密切的另一种技术进步推动力，则来自制作大型佛像的习俗。在印度、阿富汗（巴米扬）和中国，大型佛像通常由石头制成，有的是在悬崖峭壁上雕刻出来的。而在日本，有些佛像则是用青铜铸造的。其中最大的是奈良东大寺的铜佛，这项工程公元743年动工，其间动用了大量劳动力，耗时14年才完成。佛像高13米，建造时使用了380吨的青铜。为了避免佛像上出现太多的接头和接缝，施工者们每次必须将40至60吨的熔融金属倒入模具，这些模具围绕着中间的泥芯放置。这样一气呵成的做法，就意味着施工者必须在工地周围建造许多小炉子，每个炉子能够熔化大约一吨的金属，然后让它们同时运转。

中国佛教徒们感兴趣的另一项技术是桥梁的建造和维修，这也是他们虔诚信仰中必修的一部分。这很重要，因为在通往印度的陆路朝圣路上，在克什米尔和中国西部的峡谷中，用绳索串联的人行桥总是不太结实。不过，建桥这件事无论在何处都是一项善举。整个20世纪期间，中国各地的桥梁建设经常有佛教僧人参与，他们往往担任着筹资者、组织者和工程师的角色。

与佛教有关的最重要的发明是印刷书籍。在一封692年寄回的信中，著名的中国僧人义净报告说，印度的僧人和民众会将佛像印在丝绸或纸上（“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在印度，在纺织品上进行雕板印刷的技术（用涂有染料的雕刻木块在布上印刷图案）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500年，但它从未在印度发展到用以印刷书本。书籍印刷的起源与纸张的历史密切相关——无论是在东亚、欧洲还是伊斯兰世界，纸张一直是印刷文本的媒介。中国在公元100年时就已经开始制造纸张，当时主要是用纸张代替竹简来记录官方事务。最重要的通告或法令，还有著名诗人最负盛名的书法篇章，通常会被刻在石碑上以永久留存。当需要复制这些文本时，由于手抄重录容易产生笔误和歧义，人们便会把纸放在刻有字的石头上，用墨锤敲打浸染，以复刻一篇准确无误的文本。

与本土的拓印传统不同，中国雕版印刷的起源与佛教的教义有关，即复制宗教图像或经文可以带来功德。手抄是缓慢、费力且昂贵的，而印刷则能更有效地生产大量的副本。中国的雕版印刷并不像西方那样需要印刷机。一页文字写在透明的纸上，正面朝下贴在梨木等半硬的木版上，然后进行雕刻，这样倒转的文字图案就成了浮雕（阳文）。在木版上涂上墨水，然后将一张纸放在上面，轻轻地刷，文字就能复制下来了。若要印刷篇幅较大的文本或书籍，人们则会将一张大纸铺在一组木版上，以做出一连串的页面；然后，人们会将印好的页面像风琴一样折叠起来，在边缘装订。中国书籍的这种特有的蝴蝶格式也受佛教的影响：它有点像印度常见的棕榈叶文本（贝叶经）的纸质版本。

有迹象表明，早在公元600年就有佛教文本和图像被印刷、分发。现存最早的完整印刷书是一册定年在公元868年的《金刚经》，藏于通往印度之路上的绿洲城市敦煌。那时，除了佛经、符咒和年历之外，书店还印刷销售字典和关于占星、占卜和炼丹术的作品。佛教僧侣也将印刷文本和印刷技术带到了朝鲜和日本。到950年左右，君主和有权势的官员不仅委托印刷佛教作品，还会印刷道教和儒教的完整典籍。

活字印刷（使用金属或陶瓷字符）最早在1050年左右开始使用。几个世纪以来，它被用于许多影响深远的印刷作品，但在重要性上一直未能与雕版印刷相提并论。雕版印刷更便宜、更简单，也更适合生产大多数流通书籍的小型商业刻印坊。到了宋朝，真正的印刷文化已经稳健扎根，从考试小抄到哲学作品、诗集和笑话集，从官方表格到医学、数学、农业和建筑方面的专著，各种文件的印刷已经成为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