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各方面的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在经济、军事、科技、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工厂”，出口贸易规模多年来居世界第一。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有望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由于政治环境稳定、产业基础成熟、经济稳步增长、市场空间大等因素，我国正在逐渐发挥世界经济“安全岛”的作用。世界金融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我国正在日益接近全球经济中心或者已然身处其中。

立足当下，回顾过去，展望百年，中国人民最大的期待莫过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和平统一与和平崛起是实现“中国梦”绕不开的两大主题。这两大主题的实现都强调一个大前提：不允许有很明显的短板。近年来，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肆虐、逆全球化潮流涌动、贸易保护主义事件频发，我国对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空前重视。而在三者中，能源安全有可能成为我国比较明显的短板。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能源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小问题。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说，能源安全犹如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既是重要的发展基础，也是我们面临着的巨大挑战。

一是能源消费刚性增长与能源安全、稳定、可持续供给之间的矛盾带来的挑战。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带来能源消费的刚性增长。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49.8亿吨标准煤，而产量为40.8亿吨标准煤，能源自给率约为81.93%。也就是说，我国能源实现自给自足还有近20%、近9亿吨标准煤的缺口，这可不是小数目，相当于美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3、欧盟的1/2。从能源储量来看，根据自然资源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2020年我国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储产比（剩余可采储量与当年产量之比）分别为42.3年、18.56年和32.6年。换句话说，在没有新增探明储量的情况下，如果我国今后的能源产量维持2020年的产量，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将分别于2063年、2039年和2053年消耗殆尽。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提出发展目标，2025年、2030年我国的非化石能源占比分别要达到20%、25%左右，而2060年则要达到80%以上。若不能解决能源可持续发展问题，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可能面临“无能可用”的困境。当然，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可能勘探出新的能源，能源开发利用技术水平的提升也将持续提升全球能源供应能力，预测的化石能源枯竭期会被不断推迟。但与此同时，全球正在掀起一场以碳中和为核心的能源变革，历史的滚滚车轮正在让化石能源陷入“石器时代终结前的石头”的尴尬境地，而能源消费增长又在延续甚至加剧能源安全、稳定、可持续供给的挑战。

二是资源环境约束“强”与能源利用效率“低”之间的矛盾带来的“效能提升挑战”。《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0版）显示，2019年我国单位GDP能耗高达341.9吨标准煤/百万美元，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5倍，约为英国的3.5倍、美国的2.2倍、日本的2.8倍。我国能源系统开发、能源输送、能源消费等环节普遍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2020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106.68亿吨，全球为348亿吨，我国的排放量约为全球总排放量的1/3，是美国的2倍多、欧盟的3倍多，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经济体。近年来，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控制碳排放的呼声增高，我国未来将面临巨大的温室气体减排压力和能源清洁利用改善压力。

三是能源供给中心与消费中心逆向分布带来的“高效配置挑战”。我国80%以上的清洁能源分布在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如太阳能、风能资源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地区，水能资源则主要集中在西南部地区，而75%以上的用能需求集中在中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供需两者之间相距1000～4000千米。能源大容量、长距离、大范围转移产生了高昂的成本，能源供应和需求逆向分布的历史困局亟待解决。

四是能源“一煤独大，油气不足”与新能源青黄不接带来的“结构优化挑战”。2020年，我国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85%左右，其中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8%，“一煤独大，油气不足”的能源消费结构导致我国能源消费不清洁、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等弊病日渐显现。近年来，尽管我国在新能源方面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新能源消费比例仍徘徊在15%左右，短时间内“远水解不了近渴”，化石能源结构亟待重构，新能源青黄不接的问题日益逼近。2060年，我国要实现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80%以上的目标，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在近40年时间内完成新能源与化石能源地位的历史性更替。要知道，能源变革背后往往伴随着工业变革，进而引发产业变革、经济社会变革与金融变革等，这一系列变革将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五是能源消费“大国”与能源定价“小国”之间的矛盾带来的“国际地位提升挑战”。在全球能源体系中，我国是第一消费大国、第一进口大国，但是我国对全球能源体系的影响有限，尤其是石油体系，我国基本游离在全球能源定价体系之外，既是后来者，又是世界能源市场上的价格追随者。全球能源消费“大国”与能源定价“小国”的尴尬角色，导致我国在处理能源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时常常力不从心。

六是在地缘政治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加剧下的“外交突围挑战”。2020年，我国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了73%和43%。其中，进口石油花费高达1.22万亿元，仅次于芯片和集成电路硅，而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集中在中东地区。近年来，这些地区民族和宗教矛盾激烈，地缘政治处于不稳定态势，严重威胁着我国石油供应的稳定。我国90%的进口石油运输需要依靠海运，其中80%要经过马六甲海峡，45%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进口的海运路线过于集中，抗风险能力差，安全系数低。近年来，部分国家“民粹主义”抬头，频繁制造国际贸易摩擦和国际贸易壁垒，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叠加部分国家对我国崛起的围追堵截，出现修昔底德陷阱也许在所难免。2022年年初，俄乌冲突爆发，石油能源市场动荡，“傍人门户”的能源领域是否会重演芯片式被“卡脖子”的闹剧，犹未可知。

能源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命脉，其战略制定与实施关乎国计民生。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崛起和发展都要求能源安全不能出问题。但是，能源安全是买不来的。在此背景下，我国的能源发展前景如何？

面对历史性变局，我们试图通过《迈向碳中和：能源转型中国方案》一书为中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探路。本书支持中国能源独立、新能源外交等主张，并建议通过“实现一个变革、完成两个脱钩、打赢三大替代战役、实现四个突破”的思路和“三步走”战略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一个变革”指，实现能源由资源属性向制造业属性的底层逻辑与顶层设计的变革；“两个脱钩”指，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与碳排放逐步脱钩、能源发展与化石能源逐步脱钩；“三大替代战役”指，能源生产清洁替代、能源配置智能替代、能源消费电气替代；“四个突破”指，能源互联网建设突破、能源市场建设突破、能源科技创新突破、能源外交突破，并通过新能源对化石能源的“增量替代、存量替代、全面深化”的“三步走”战略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能源独立之路、转型之路，开启属于中国时代的“新能源”外交。

本书以碳中和为发展愿景，立足全球能源变革历史节点，擘画能源发展新蓝图。全书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介绍碳中和时代的能源变革；第二章主要阐述世界能源变局对于政治、经济、科技、气候治理乃至大国竞争格局的深远影响，以及世界主要能源供应国和主要能源消费国的政策走向及能源策略，以求知己知彼；第三章主要介绍中国能源的现状和能源发展面临的挑战；第四章重点介绍中国能源转型之路、独立之路，以及新能源外交等构思；第五章则针对煤炭、石油、电力及新能源科技企业，提出了应对能源变局的发展建议。

历史，从来都是由不惑的知者、不忧的仁者及不惧的勇者共同创造的，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国度总要有忧国忧民的英雄儿女来未雨绸缪。谨以此书献给即将到来的新能源时代和伟大的祖国，期待本书能为中国早日实现能源独立、自主、安全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