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显神通，“冒险投资”领域开启早期实验

在故事的这个阶段，“八叛将”中还没有一个人想过他们能创办一家新公司，因为那时几乎没人听说过有风险投资基金愿意支持一群年轻不知名的科学家创业。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不符合当时金融界的一贯偏好。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崩盘和随后的大萧条摧毁了一代投资人的风险偏好，大型资本管理公司，如富达（Fidelity）和保诚（Prudential），更希望投资低风险项目以保全资本，而非去冒险。金融家们购买公司股权时，更倾向于选择安全成熟的公司，最好是那些拥有足够运营资本的公司，即使公司破产了，股东还有指望获利。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传奇投资人本杰明·格雷厄姆在一个名叫沃伦·巴菲特的年轻雇员的帮助下，寻找那些股价比其现金、资产和应收账款价值低至少1/3的公司，他们买入这类公司的股票并在股价向公司价值靠拢后变现股权获利。在一次成功的收购中，巴菲特以每股45美元的价格买下了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联合街铁路公司（Union Street Railway）的大批股票，该公司在银行里的现金如果平摊到股票发行量上，则每股价值120美元。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投资人更倾向于在如此巨大的安全边际下找到物美价廉的交易，高风险的科技企业在投资人眼中声名狼藉。1952年，《财富》评论道：“如果约翰·汉考克人寿保险保单持有人得知自己的钱被用于投资科技类小公司，他们会感到震惊的。”

当然，并非所有投资人都过分谨慎，但那些例外既分散又鲜为人知。1949年，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Alfred Winslow Jones）的富于幻想的社会学家创建了第一家对冲基金公司，他一直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的投资方法才受到广泛的追捧与效仿。比琼斯早3年，东海岸的两个富有家族——惠特尼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已经开始在主业之余涉足对高风险初创企业的投资，但他们的动机是爱国和慈善，而不是直接追求盈利。在西海岸，圣弗朗西斯科的一群金融家会定期邀请创业者在非正式午餐中推介初创企业，但在肖克利的“八叛将”想要结队出走时，这一投资人午餐俱乐部才刚起步。冒险投资领域最值得关注的早期实验是由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下简称“ARD”）主导的，它被认为是现代风险投资的先行者。但ARD专注于波士顿地区，而且“八叛将”根本没听说过它。就像惠特尼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一样，它也充满了为公众服务的动机。而且，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它后来并没有成为风险投资人的典范。

约翰·海·惠特尼（John Hay Whitney）的基金是冒险资本早期实验的例证之一。(13)正如1951年《纽约客》的人物特写所说，惠特尼被一种“震撼人心的社会良知”所支配，这是由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被德军俘虏后，他说他是为自由而战，德军士兵反驳说美国并不比德国更自由，他看到一些被俘的美国士兵点头表示同意。战后他胆战心惊地回到家乡，将自己的名字从收录美国上层阶级成员的登记簿《社会名流录》（Social Register）中删除，并创建了一个基金会来解决社会问题。作为他努力的一部分，他成立了一只500万美元的基金为企业家提供资本，以维护自由企业精神。但是，惠特尼公司（J. H. Whitney & Company）在运营5年后，只投资了18家企业，他的成功案例包括一家早期的建筑材料珍珠岩制造商和美汁源橙汁的生产商真空食品公司（Vacuum Foods）。此外，在前5年里，惠特尼公司在投资回报上的表现只比标普500指数好一点，但收益稳定性远不及标普500指数。事实上，根据金融家用于自我衡量的风险调整标准，该基金无法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

《纽约时报》称惠特尼的基金为一家“纽约投资银行”，惠特尼的自尊心和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强烈唤起的良知，使他对那些把他和普通银行家相提并论的评论感到愤怒。有一天，恼怒的惠特尼要求同事们想出一个更好的公司简介。一个人应答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把风险投资（risk）的内涵纳入公司描述中。”另一个人说：“我认为我们公司最有趣的方面是敢于冒险（adventure）。”“那将我们公司叫作‘私募风险投资公司’（Private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Firm）如何呢？”第三个人提出。“风险投资”（venture）这个词是“冒险投资”（adventure）一词的另一种说法，在某些圈子里已经在使用了。“就是它！”惠特尼表示赞同，并将自己的想法很快透露给《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到了1947年，报纸会偶然提到“风险投资”一词。但尽管惠特尼做了很多努力，他在语言上的创新并没有变得广泛流行。直到1962年，那些自称风险投资人的先驱科技投资人还会遭遇茫然、困惑的目光。

1946年4月，洛克菲勒家族开始从事与惠特尼家族类似的活动，旨在解决新公司缺乏资金的问题。“我们想做的与旧体制相反，旧体制的主张是，除非某个领域或想法被证明绝对安全，否则绝不投入资金，”主要发起人劳伦斯·洛克菲勒（Laurance Rockefeller）说，“但我们正把资金投入许多欠发达地区。”他的基金相继资助了一家非洲的棉纺厂、一家南太平洋的渔业公司、一家宾夕法尼亚州的直升机公司，以及一个长岛的电影项目。洛克菲勒得意扬扬地说：“资本不再仅仅用于盈利，而是会去它能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也许正因如此，他的收益不佳。1961年，《巴伦周刊》的报道称，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在15年的运营中投资了900万美元，仅获得了4 000万美元的回报，但标普500指数在此期间暴涨了600%。

早期西海岸的业余风险投资人获得了不错的回报。里德·丹尼斯（Reid Dennis）是出席圣弗朗西斯科投资人午餐俱乐部的6名投资人之一，他因对录音机先驱制造商安派克斯公司（Ampex）的早期投资收益颇丰。因其先进的技术，安派克斯引起了歌手宾·克罗斯比（Bing Crosby）的注意，尽管他更喜欢在星期日下午打高尔夫球而不是进行广播节目直播。“我对磁带录音技术一窍不通，”丹尼斯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想法，“但我认为，这项技术的用处远不止录制宾·克罗斯比的声音。”于是在1952年，刚从商学院毕业的丹尼斯把他所有的积蓄，总共15 000美元都押在了安派克斯上。他对妻子说：“如果这家公司优秀到能得到我的支持，那么如果发生什么事，它应该也能找到其他人来支持自己。”安派克斯获得了巨大成功，在1958年上市，丹尼斯赚了大约100万美元——用风险投资人后来的说法，这是近67倍的回报。“我意识到这是一种相当不错的谋生方式，”丹尼斯开心地想，“所以我开始四处寻找其他高科技公司，看看有没有什么投资机会。”

安派克斯的成功为丹尼斯在圣弗朗西斯科的投资人团体中赢得了声誉，这反过来又支持了投资人午餐俱乐部的创建，俱乐部成员们标榜自己是一个“集团”。从1957年开始，有五六名常客聚集在金融区的山姆餐馆或杰克餐馆，这些餐馆的“比目鱼很不错，酸面包也很新鲜”。山姆餐馆很受欢迎，因为它有用胶合板作为隔断的小隔间，让人产生能保护隐私的幻觉，即使胶合板的厚度只有0.3厘米。男人们会嚼着酸面包，听恳求资助的创业者说出自己的想法，然后指示他站在外面的人行道上等待“判决”。如果一切顺利，他们会握握手，投资人们将承诺给创业者8万或10万美元的投资，接下来创业者还可能从俱乐部的追随者和依附者那里获得更多资金。丹尼斯回忆说：“我们基本都是在这个行业中成长起来的，后来人们把这种投资方式称为‘风险投资’。”尽管圣弗朗西斯科的投资人午餐俱乐部的确有一些成功的投资事迹，但它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只对大约24个项目进行了投资，平均每年资助5～6个项目。它后来被正式命名为“西部风险投资人协会”（Western Association of Venture Capitalists），那时它在投资上的成就才真正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