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我一开始下决心写这本书时，我担心艾里希·弗洛姆的作品已经受到过多的或者说错误的批评。为了准确而批判地了解弗洛姆的思想，让他更容易被人所知，我想有必要厘清一些普遍存在的误解，即弗洛姆是一个天真的乌托邦主义者、天真的环保主义者，或者是所谓的精神分析美国化或庸俗化的共犯。然后我发现，要想有效地做到这一点，我得对弗洛姆的作品按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并探索那些在现存文献中经常被忽视或相对孤立地对待的各种主题。这个不断扩展的主题清单最终确定为：（1）弗洛姆的“弗洛伊德虔诚”以及他与卡伦·霍妮（Karen Horney）和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的不同；（2）弗洛姆在研究法西斯主义、权威主义和当代社会特征时对马克思、弗洛伊德和韦伯思想的综合；（3）他与马克思以及同时代的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的关系；（4）弗洛姆对巴霍芬（J.J.Bachofen）母系理论的运用；（5）他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母系理论倡导者如卡尔·荣格（Carl Jung）、奥托·兰克（Otto Rank）和伊恩·萨蒂（Ian Suttie）以及客体关系理论家罗纳德·费尔贝恩（Ronald Fairbairn）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区别；（6）他与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如马丁·布伯（Martin Buber）、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路德维希·宾斯旺格（Ludwig Binswanger）和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区别；（7）德国启蒙运动和新康德主义思想对弗洛姆的深远影响，这些影响在他的早期即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阶段被埋藏，到他中年转向存在主义和政治理论时才又出现。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把弗洛姆归为一个新弗洛伊德主义者有多短视。研究心理学、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学历史的专家经常强调弗洛姆与霍妮、沙利文和克拉拉·汤普森（Clara Thompson）的相似之处，却无意中忽略了弗洛姆思想中最具活力且最富思量的方面。他的朋友以及一些批评家将他置于20世纪中叶“后弗洛伊德主义”尤其是带有美国色彩的舆论氛围中，忽视了19世纪德国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我发现文献中充斥着的那些对弗洛姆的评价，不仅完全脱离了历史背景，甚至可以说是无情掩盖了他思想中真正的冲突和矛盾。刚步入中年时，弗洛姆将自己视为弗洛伊德的学生和译者，一心想将弗洛伊德的见解从他那些与机械和生物主义相关的语言中提炼出来，转移到激进人本主义或存在人本主义的风格中去。可惜的是，弗洛姆没有意识到，他的马克思主义烙印和潜在的人本主义思想，根本无法以严谨而有条理的方式对抗弗洛伊德用来研究临床精神病理学的发展阶段论。因此，他关于精神分析性格学的大部分著作更强调先天条件（性格）和社会经济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不是“过早停滞的发展”。弗洛姆在1939年后关于精神病症状和人格特征的大部分论述，明显排除了弗洛伊德将神经症和精神病性格特征定位在一个假设的性心理连续体的特定点上的尝试。然而，弗洛姆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又会援引弗洛伊德、桑德尔·费伦茨（Sandor Ferenczi）和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提出的个体发生图式（ontogenetic schemata），并娴熟细致、带着欣赏地对其进行阐述，这是前后矛盾的。

弗洛姆对弗洛伊德理论中发展阶段论的两面态度，在他的“恋尸癖”理论中遭遇了挫折。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弗洛姆将无端暴力归因于“未实现的人生”（unlived life）或一种因缺乏主动创造或提升生活品质的性格能力而产生的消极超越。他认为施虐狂和破坏性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它们源于人类对生存需求不满的挫败感，这种挫败感又来自在超越“被抛感”（即海德格尔的“Geworfenheit”）和与人建立真实联系时遇到的挫折。这些观点，虽然对弗洛姆来说绝非原创，却构成了对弗洛伊德正统观念（即施虐和破坏的特质铭刻在我们的本能中，不可逆转）有理有力的反驳。这些观点仍然是弗洛姆人本主义纲领中的支柱。但在1973年，弗洛姆推测，恋尸癖代表了一种对肛欲的加强版病态偏好，让人退回到之前的演化阶段，即所谓的“肛门—嗅觉—厌恶”倾向——通常被认为是四足哺乳动物的特征。弗洛姆曾经押上自己的声誉，要将弗洛伊德的重要发现从性欲理论的机械论和生物学限制中拯救出来，现在他又召唤出弗洛伊德精神生物学中最可疑的特点，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的生物起源学原理——将个体发育阶段视为整个人类物种史的直接再现。

弗洛姆对推测性生物学迟来的探索在他的整个工作中扮演着次要角色。然而，这种明显的逻辑和判断上的失误似乎体现了他对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发展的整个态度。这是他绝望的最后一击，试图证实他自称跟随弗洛伊德的脚步是真实的；这也是他在隐晦地承认，也许弗洛伊德至少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并承认他自己对虐待狂和破坏狂的思考——尽管在许多层面上有趣且有说服力——但缺乏足够的生物学基础。

于是问题出现了：弗洛姆声称他追随着弗洛伊德的脚步，这是事实吗？我的回答是确定但有所保留的“是”。我不同意一些权威把弗洛姆1941年后的作品看作对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屈服，或认为这些作品已沦为理想主义、实用主义甚至仅仅是一种“积极思考”。尽管弗洛姆的风格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爱说教，但他的哲学观是人本主义、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融合，是用德国启蒙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思想加上些许预言和神秘主义调和而成的。无可否认，正如弗洛姆本人坚称的，这是对精神分析系统的修正，但它既不像许多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狡辩，也不像弗洛姆早期的作品那样前后矛盾。

我深深地感激许多人多年来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我首先要感谢亨利·艾伦伯格（Henri Ellenberger）教授，他的《发现无意识》（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现在仍然是精神分析史上最有价值的财富。艾伦伯格是除了弗洛姆之外，唯一一位认为巴霍芬对精神分析理论来说非常重要且有真正价值的作家，也是第一位将精神分析史置于更广泛的思想史之中的作家。接下来，我必须感谢保罗·罗森（Paul Roazen）教授，他很早就提醒我注意“弗洛伊德虔诚”的许多陷阱，同时对弗洛伊德的成就保持得当的欣赏。他的许多出版作品都有大量对弗洛伊德及其圈子的特点的探索，以及对我这位初出茅庐的精神分析历史学者来说几乎不可或缺的大量信息和反思。

接下来，我还要感谢科特·丹兹格（Kurt Danziger）教授，他指导了我的博士论文，提醒我注意美国理论家试图理解、阐述或批评弗洛姆思想时的种族中心主义偏见，加深了我对19世纪德国思想的理解。我还感谢他提出了许多深思熟虑的建议，包括实质内容上的和格式方面上的建议，这些建议都被采纳到了本书中。

纽约医院康奈尔医学中心佩恩·惠特尼诊所精神病学史科的马克·坎泽（Mark Kanzer）、埃里克·T.卡尔森（Eric T.Carlson）、多丽丝·纳格尔·贝克（Doris Nagel Baker）、劳伦斯·弗里曼（Lawrence Freeman）、科尼利厄斯·克拉克（Cornelius Clark）和雅克·昆（Jacques Quen）都在我进行博士前研究的时候提供了道义上、技术上和财务上的支持。在这种激励人心的气氛中，我与卡尔森（Carlson）博士、内森·克拉维斯（Nathan Kravis）博士和莱尼·格罗普曼（Lenny Groopman）博士分享了研究所带给我的兴奋和困惑。衷心感谢他们所有人，以及精神病学史科的朋友和同事们，他们阅读或评论了本书的某些部分，包括约翰·克尔（John Kerr）博士、保罗·斯特潘斯基（Paul Stepansky）博士、基蒂·摩尔（Kitty Moore）、杰弗里·沃洛克（Jeffrey Wollock）教授和芭芭拉·利维（Barbara Leavy）教授。

所罗门·阿什（Solomon Asch）对有关弗洛姆从众心理的章节做了详尽的评论。阿什教授和他的妻子弗洛伦斯（Florence）的热情和兴趣使我坚信我的项目是有价值的。

我感谢墨西哥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朋友们，他们邀请我参加了1990年3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文精神分析大会，使我更多地了解了弗洛姆在墨西哥时的情况。衷心感谢罗兰多·韦斯曼（Rolando Weissmann）博士、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博士、亚历杭德罗·哥多华（Alejandro Cordova）博士、玛莎·奥尔蒂斯-蒙塔里奥（Martha & Ortiz-Monasterio）、小玛莎·奥尔蒂斯-蒙塔里奥和弗雷德里科·拉希卡（Frederico Lachica）夫妇。

还有许多提供过信息或和我面对面交谈过的人，他们亲自前来或通过信件为我付出了时间。我特别感谢雷纳·丰克（Rainer Funk）博士、迈克尔·麦科比（Michael Maccoby）博士和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教授多年来的坦诚、合作和支持。在图宾根的艾里希·弗洛姆文学遗稿管理人丰克博士，允许我引用弗洛姆的作品。我还要感谢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教授、道格拉斯·卡迈克尔（Douglas Carmichael）博士、玛丽安·厄卡德特（Marianne Eckardt）博士、伯纳德·兰迪斯（Bernard Landis）博士、安娜·安东诺维斯基（Anna Antonovsky）博士、赫伯特·施皮格尔（Herbert Spiegel）博士、罗伯特·里博（Robert Rieber）教授、莫里斯·格林（Maurice Green）博士和保罗·瓦赫特尔（Paul Wachtel）博士。

我感谢约克大学政治学系的克里斯蒂安·伦哈特（Christian Lenhart）和尼尔·伍德（Neal Wood）教授认真通读了本书的初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还要感谢约克大学心理学系的莫里斯·伊格尔（Morris Eagle）博士和雷·范舍（Ray Fancher）博士的关心和支持，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迈克尔·阿伦森（Michael Aronson）和安吉拉·冯·德·利佩（Angela von der Lippe）的坚定支持和帮助，使这本书得以出版。

最后，我由衷地感谢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多年来对我的支持，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