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软实力与美国文化特征述评

按照奈的观点，软实力来自文化、政治价值与外交政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全面覆盖，价值观念渗透始终，而外交政策则是具体手段与方式。然而，文化并不简单等同于软实力，文化是软实力可以发挥的重要场所，是可以让吸引力具体得以落实并使模仿得以发生，目的是政治效果的实现；从美国权力的运作角度而言，则是美国地位在世界上的维持和维护。这是奈论述软实力的出发点和归属点。由此来说，奈在著述中，时常讲述文化的重要性，尤其是美国大众文化的作用，实属题中应有之义。只是，奈毕竟主要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领域的学者，提及文化时，大多简单提及而已，从逻辑的角度强调与软实力的重要关系。若要较深入了解这种关系，还需对美国文化进行一番解析与评判。全面评析美国文化超出了本书研究的范围，一个较好的办法是以中外相关研究与著述为基础，融评述与阐释于一体，展露美国社会的文化特征表现，从价值观反映与大众文化体现的角度，体察美国软实力与美国文化间的相互建构。

文化是学界普遍关注的话题，从人类学到文学批评再到文化研究，文化之含义及其作用与影响常常是讨论的对象，或者是赖以研究的背景，又或者是剖析问题的视角，再或者是表明态度的立场。也正因为如此，文化的定义丰富多彩，难以确定。总体而言，学界常会引述被誉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Edward Talyor）有关文化的定义：“（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泰勒，2004：1）从人类学的角度而言，文化在泰勒这里成为解释人的社会活动的钥匙。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把人真正集合在一起的是文化——他们共有的思想和行为标准”（Benedict，1961：11）。英国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诗人和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在其名著《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把文化定位为：世界最优秀的思想知识/言论（the best that has been thought and known/said in the world）（阿诺德，2002：31，32，147）。从文化的传递而言，阿诺德把文化高度浓缩为人类思想的精华，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精神”的含义。另一位英国文学和文化批评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文化唯物主义思潮创始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对文化的概念也有精深研究，他从“提供精神”（informing spirit）和“表意系统”（signifying system）两个方面对文化的含义做了一番阐释，前者近似阿诺德式思想传承蕴意，后者类似于泰勒和本尼迪克特式用于解释人之行为的缘由。把这两者结合则可以表达文化的大致内涵（Williams，1983：11-12），但威廉斯自己则更倾向于把文化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用他自己的话，“文化是指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威廉斯，1991：19）。更具体而言，“文化理论是指对整个生活方式的各种关系间因素的研究，对于文化的分析是指试图发现这些关系间复杂程度之组织本质”（Williams，1961：63）。所谓生活方式涵盖了人之活动的各个方面，从与精神相关的心灵状态到道德标准，再到知识构成以及日常生活行为，这种无所不包的文化看起来无从下手实施分析，但在威廉斯看来，存在着把这些事项串联在一起的组织因素，既与无形的思想相关，也与有形的物质生活相连，更与社会体制（institutions）有关，而这些组织的本质即是文化作用的结果。威廉斯试图超越阿诺德的文化精英主义，同时避免把文化等同于习俗与习惯的人类学思维倾向，把文化嵌入于思想、习俗、体制与物质生活之间，由此扩大了文化的外延，又深化了其内涵，对理解文化的意义和作用富有启迪性。

从威廉斯的角度出发，结合文化与软实力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文化的含义和作用：①文化与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关系；②文化与历史和思想发展的关系；③文化与政府行为的关系；④多元的文化体制与市场驱动的关系。上述四个方面并不能完全穷尽文化的含义，也不是给予文化准确的定义，而是从几个关系出发描述文化发挥作用的缘由以及发生影响的路径，并由此体悟软实力赖以产生的原因。无论文化如何定义，与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思想发展过程、民族精神的表述、政府体制和行为，以及经济运行模式等是息息相关的。威廉斯的本意也是要在这些方面对文化进行一番阐释，所谓文化唯物主义的意味由此而现。从这四个方面来看美国文化，同样也有助于窥见其内核的形成、外部行为的驱动力以及达到的目的，而这也是诸多美国文化研究著述关注与讨论的内容。

需要指出的是，这四个方面只是一种大致的划分，在很多情况下，四个方面是交叉融合在一起的，因为文化的表现本身常常以整体方式出现，并不能整齐划一地切割成几个区域。所以，在下面的论述过程中，在尽量分别叙述的同时，也会指出交叉相汇之处。

一、美国精神、民族性格、价值理念与文化

一个民族的精神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起来的，与这个民族的国民性格相关，与其崇尚的价值理念相关，当然更与其历史相关。美国的历史并不很长，从《独立宣言》发布、美国建国开始到现在不过二百多年，从1620年第一批英国清教徒到达美洲大陆也只有400多年，再往前推，从1607年第一批英国移民到达今天的弗吉尼亚也就只是将历史往前多移动了十多年。当然，美国历史长度的这种算法是以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历史的角度而言的，如果要把北美土著人的历史算作里面，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从主流文化的角度而言，美国的历史主要是由早期移民启动的。亨廷顿（Huntington，1987：29）在一篇文章里提到美国移民历史的变迁时，引述历史学家林德（Michael Lind）的划分，将美国历史分成三个时间段：早期的安格鲁-美国时期（Anglo-America）（1789—1861），中间的欧洲-美国时期（Euro-America）（1875—1957），现在的多元文化时期（1972—　）。这个划分一方面与移民历史相关，各个不同时段移民的来源不同，另一方面不同时期的移民形成不同的文化特征。从表面上看，这种划分会导致这样一种印象，美国社会因为移民来源的不同文化因而呈现不同形式，甚至无法形成一个共同的内核。这当然仅仅是一种表面印象，与实际事实相差甚远。尽管历史不长，也尽管主要由移民文化构成国民文化的基础，美国依然有其共同文化内核可循，如同其他民族一样，美利坚民族也有其独特的民族性格，并由此构成民族精神。历史上曾有很多有关美国精神分析与总结的著述，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康马杰（Henry. S. Commager）撰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精神》（The American Mind）一书，就是这样一本总结美国民族性格并上升到民族精神的高度予以评述的著作。在康马杰的笔下，美国人乐观、随意、宽容、自信，追求物质生活的舒适，讲究数量观念，拥有新世界得天独厚的条件赋予其视野广阔、想象丰富，但同时也会显现夜郎自大的性格（康马杰，1988：7-13）。此书在20世纪80年代末引进到中国，对一些中国学者产生过影响。王沪宁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美国反对美国》一书中，把康马杰这部著作视为了解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入门之作，并对康马杰有关美国人的特点概述有过精湛、准确的总结，对从总体上了解康马杰的思想并进而知晓美国社会帮助很大。现摘其要点，转述如下：①异乎寻常的乐观精神；②没有办不到事的信念，不达全胜绝不罢休；③驰骋大陆的想象力，用于做豪迈的事业；④物质性的文化，以一种优越感看待生活不如他们的人；⑤坚韧不拔的精神和顽强战胜困难的决心；⑥强烈的数量观念，用数量评价事物；⑦注重实际，对政治、宗教、文化和科学尤其讲究实际；⑧讨厌理论和抽象思辨；⑨信奉宗教但不虔诚；⑩在政治方面厌恶空洞玄虚的理论和夸夸其谈，美国人很年轻、很不老练，但在政治上是成熟的，其政治机构就像他们发明的机器一样灵活；⑪对待文化持既怀疑又宽容的态度；⑫夜郎自大的信念，轻视其他国家和民族几乎达到旁若无人的程度，其民族优越感使其产生一种使命感；⑬爱搞试验，愿意接受挑战；⑭民主、平等的观念和社会环境；⑮善良、宽厚、不拘小节的性情和行为；⑯对权威和规章制度不予尊重，但尊重法制，尊重宪法（王沪宁，1991：33-36）。这些有关美国人特点的概述应是基于对康马杰思想的深刻理解和对美国社会的精细观察之上才能做到。王沪宁《美国反对美国》一书是根据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对美国的学术访问的记录和思考写成的，对美国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科学、社会和日常生活和文化等做了考察，所做评述常常能透过表面现象，直抵美国社会的思想和哲学观念的本质。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0多年，美国的社会风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社会文化的政治基础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上述总结，生动鲜明，迄今为止，此书依然是帮助了解美国的一本非常有价值的著作。

王沪宁在评述康马杰的思想时指出，美国的社会组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200多年来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变化很少（王沪宁，1991：32）。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评述，看到了现象背后的美国社会的本质因素。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主体，表面上似乎各自为政的“家乡”气息有让美国社会分崩离析的可能，但实际上整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能够呈现出完整的形态，“总体超越了局部”，表现出“鲜明而稳定的民族性格”（王沪宁，1991：32）。这是因为尽管历史不长，但美国社会的文化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与基督教传统，并由此上溯到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的思想源泉，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美国的政治体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文化多元主义正日益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风潮，但正如美国政治学者迈克尔·沃尔泽（Michale Walzer）所言，美国文化可以呈现多面化（manyness），但就政治制度而言则是一元化（oneness）（Walzer，载金衡山，2011：292）。一元化的政治制度为在文化多元下的社会提供了稳定的保障。所谓政治制度的一元化不外乎是民主、自由、平等价值理念统领下的政治上的三权分立与代议制选举制度，而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来自法治与自由主义精神的传统。著名美国问题研究专家资中筠在论述美国悠长而丰富的精神遗产时，特别指出，“从根子上，美国从立国开始就摒弃了‘人治’——亦即依靠领袖的魅力的治理，而坚决选择了‘法治’”，开国总统华盛顿功成身退的行为“建立了健全的领导人更替制度，使得新的国家免于革命以后经常遇到的纠缠不休的接班人问题”（资中筠，2001：41）。在美国历史上也有打破华盛顿榜样的时候，二战期间，罗斯福连任四届总统，在第四任上去世。但后来的杜鲁门总统通过立法确立了总统最多不能超过两届的规定。从表面上看，这是领导人任期的问题，似乎与政治制度无甚根本关联，但实际上这就是法治的最深度表现之一，不以个人的意志而转移，美国立国时与欧洲君主传统的分道扬镳让美国有了民主的基础，同时这种基础离不开自由主义精神传统，这在美国深入人心。资中筠指出，“关于自由主义，如果只理解为提倡个人自由竞争，而忽视其他包含平等的原则，未免失之片面。事实上，所谓‘天赋人权’，其前提是人生而平等，拥有某些与生俱来的不可转让的权利：首先是思想、信仰、言论、集会结社四大自由，在美国还特别强调机会平等，是在平等的机会中个人凭才能和努力获得成功的自由。这种包含个人自由和公平两个方面的自由主义在美国深入人心，成为美国人的共同理想，甚至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各族裔凝聚成为一个民族（假如可以称为美利坚民族的话）的胶合剂，是在最大的差异中求同的共同标准，也是一切改良的动力和指针”（资中筠，2001：42）。自由和平等体现在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和1887年通过的美国宪法和随后加上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中，为很多人所熟知。更重要的是，政治文献中的理念也在日常社会和普通大众中“深入人心”，并成为“共同理想”。在著名美国文学研究专家、《剑桥美国文学史》（Cambrigh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主编萨克文·伯克维奇（Sacvan Bercovitch）看来，正是这种在美国社会中普遍流行的“共识”让美国成为“美国”（伯克维奇，2006：13-14）；这也是“一元化”的政治制度在美国大众社会生活中的普遍反映，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的文化特征。简而言之，可以说美国人的共识一方面来自政治体制传统，另一方面来自社会大众的普遍要求。换言之，所谓的“共同理想”不是简单地来自政府层面或领导人的宣讲与辞令，尽管政府和领导人都会利用各种场合极力宣扬与阐释，而是源于民间的实践和要求，也就是“市民社会”的愿望投射。奈在论述软实力时，反复强调软实力可以来自政府，但更主要的是出自市民社会，来自美国人的社会行为，这才能让软实力更加具有说服力，自然也就更有吸引力。这是美国文化与软实力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然，自由与平等并不能一直和谐相处，两者间的矛盾其实天生存在，费孝通先生在《美国与美国人》一书中敏锐地看到了这个问题（费孝通，1985：43）。自由主义对个人的强调，一方面促使了个人尊严的观念以及积极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的产生，另一方面无限的个人唯上的氛围无论从逻辑上还是行为上都会造成个人主义的极度膨胀，其结果必定是对平等的销蚀，所谓的“起点平等”和“机会平等”会日益暴露出其虚伪性（资中筠，2001：43），这也是美国社会的一个顽疾，一个近乎不可克服的弊病。与此同时，这并不等于说，这个问题被视而不见或者是弃置不顾，无论是历史上的进步主义运动还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平权法案”，都是针对这个问题的改良行为。而从思想和政治渊源而言，这与美国文化中的反思传统有着紧密关系，也就是自我批评精神，来源于基督教传统（资中筠，2014：26；朱世达，2），让美国人传统的道德感“有了一种无形的道德力量，在激烈的竞争中赖以自律，在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倡导集体合作，在贫富悬殊的情况下宣扬平等，是物欲横流的浊浪中的净化剂”（资中筠，2001：41）。在个人主义横行的美国社会总也存在着诸多钳制力量，让个人和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平衡。美国社会学家贝拉等（Robert N. Bella，et al.，1985）在其阐释个人主义思想的名著《心的习性：美国生活中的个人主义与实践》（Habits of Heart：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中指出，在个人主义的对立面存在着一种“承担的实践”（practice of commitment），作为美国文化中与个人主义相应的“第二语言”，在前者走向极端时，后者往往会发挥平衡的作用；哈佛大学美国文学研究学者劳伦斯·布尔（Lawrence Buell）在研究19世纪美国大思想家爱默生思想的发展过程时，发现了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对项，他总结为“自我性”（egocentricity）与“自我主义”（egotism）间的关系（Buell，2003：59），前者指强调个人的力量，倚赖个人的努力，后者指因过于倾向个人而可能造成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爱默生面对年轻美国的文化匮缺问题，呼吁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而对于个人力量的重视正是自信得以树立的途径；但爱默生的激进式的个人主义在旁人看来会产生以自利为主的个人主义的危险，但同时他也看到超验主义中宗教的力量可以牵制个人滑向完全以个人为中心的泥淖，这是可以让爱默生极力大造个人主义舆论的重要原因。当然，在现代社会里，美国式的个体精神也还会遭遇时时掉入极端个人主义陷阱的危险，很多社会有识之士一直都在呼吁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寻找解决方案。著名社会学家、思想家、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一书中针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在贝尔看来，资本主义的悖论也是个人主义的悖论，过度的“自我表达”与“自我满足”（Bell，1978：xviii）最后会导致社会体制的崩溃，用贝尔自己的话说，就是摧毁“国家的道德宗旨”（national moral purpose）（Bell，1978：83）。这就涉及了从国家安危的高度来看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这同样也是软实力面对的问题，如奈所说，美国的软实力树立的关键在于提供合法性，而这在于美国自己的行为，如果美国不能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那么软实力也就无从谈起。奈所说的合法性与贝尔说提的“国家的道德宗旨”出于同样的逻辑。

这种源自自我批判的精神是美国文化丰富度的重要表现，在很多美国人身上体现为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促使他们重申维护美国价值观的必要性。亨廷顿1997年撰文痛斥文化多元主义对美国价值观的毁损，美国的统一文化主流价值和由此衍生而来的国民身份遭遇危机，更糟糕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了损害。亨廷顿眼中的美国价值观主要来自美国开国元勋们创立的思想传统，除了自由、平等、民主以外，还包括共和主义、自由主义、有限政府、个人进取精神（private enterprise）等与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相关的内容（Huntington，1987：2）；在亨廷顿看来，注重多元的文化意识形态破坏了一元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导致严重的问题，他甚至警告说，“如果多元文化主义占据压倒性位置，如果自由民主的共识遭遇摧毁，那么美国就会像苏联一样，加入走向历史的尘埃的队伍中”（Huntington，1987：35）。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警示恒言”，亨廷顿的警告出自其保守主义的思想立场。关于文化多元主义的讨论在美国仍在继续，特朗普的上台让多元文化更加处于漩涡中心，其走向还待时日的检验。这本身就说明了美国文化中的思想和利益冲突所在，亨廷顿的指责表明了他的态度，但并不能成为衡量多元文化主义是非的标准。亨廷顿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对美国的文化现象表达自己的意见，并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进行评价，这实际上也表明了他的深深的忧患意识，也是自我批判精神的体现。奈对软实力的论述同样也贯穿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他并不同意亨廷顿的保守立场，但对多元主义引起的文化战争及其结果也曾多次表示忧虑，他一方面为美国的实力而辩，不认为衰落发生到了美国身上，另一方面他始终在为美国政府出招，而其中批评意见不在少数。同样，上述康马杰关于美国精神的总结里面也蕴含着对美国的批判意味，如美国人普遍具有的夜郎自大的使命感。从康马杰到亨廷顿，再到奈，他们代表了美国文化中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精神，这是美国社会能够保持基本稳定，不致于走极端的一股重要力量，当然也是软实力的一种表现。

二、美国历史发端、思想起源、意识形态与文化

1630年的春天，一艘载重350吨、拥有28门大炮和52名船员的船只“阿贝拉”号，载着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未来的领袖们向西横渡大西洋。这艘船于3月29日从怀特岛的考斯出发，直至6月下旬才到达美洲”（布尔斯廷，2009：3）。这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的名著《美国人》（The Americans）三部曲之第一部《殖民地历程》（The Colonial Experience）开篇的描写。美国历史并非由此开始。如前所述，此前10年，1620年第一批清教徒乘坐著名的“五月花”号船到达美国；更往前的1607年，一批心怀冒险精神、梦想在新大陆发家致富的英国人到达南部弗吉尼亚；1630年的春天，美洲大陆见证了更多的英国人——1 000个清教徒登岸上陆。当然，人的多少也并不能绝对地决定历史的走向。让这一时刻铭记于历史的是此次这批清教徒的带队人、未来的殖民地领袖人物约翰·温思罗普在到达美洲大陆前向清教徒们宣讲的教义，他预言：“我们将如山巅之城，为万众瞻仰。因此，我们如果在已经着手的事业中欺蒙我主，使主收回目前赐予我们的庇护，我们将成为世人笑柄，天下丑闻。”（布尔斯廷，2009：3）在布尔斯廷看来，“这定下了美国的基调”，“事后300年，没有人能够比他更好地表达美国的使命感”（布尔斯廷，2009：3）。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M.克伦顿（Robert M. Crunden）在其所著《美国文化简史》中，开篇伊始告诉读者的也是温思罗普及其船队到达美洲大陆的故事，他们的定居点将成为“山巅之城”，而这将“成为理解美利坚民族的要旨”（Crunden，1996：3）。中国学者王晓德在其著述《美国文化与外交》和《文化的帝国：二十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中，也把这段起始于“山巅之城”的历史视为美国思想的起源之一；董小川在《美国文化概论》中论述美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时，亦从温思罗普带领的朝着“山巅之城”的清教徒之旅开始叙说。中外学者之所以都把这段历史看成美国思想发展的起点之一，而且是不可绕过的、发挥核心作用的历史阶段，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后来构成美国历史和文化特征的系列关键词的起源，如“宗教例外论”“美国例外论”“天定命运”“希望之乡”“美国梦”等等。如果说美国历史有其特殊之处，那么这些关键词以及背后的思想构建和历史呈现把所谓的特殊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山巅之城’是北美早期移民来到新大陆后，面对着茫茫无际的原野茂林而希望建立一个宗教理想国的形象表达。这种梦想并未停留在虚幻的宗教语言上；相反，却在北美大陆的开拓过程中不断融合进了现实需要的成分，逐渐转化为生活在这块大陆上的白人移民所引以为豪的文化观念”（王晓德，2000：37）。从宗教到现实再到文化观念的形成，美国人的思想经历了从天国到世俗再到意识形态的凸显过程，这是美国的文化核心思想发生与发展的轨迹。“山巅之城”原出自《圣经·马太福音》中耶稣向听教者们宣讲的话：“你们是全世界的光，一座建造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遮蔽的”（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A city that is set on a hill cannot be hidden. Matthew 5：14）。清教徒们从英国跨越大西洋来到美洲大陆为的是寻觅信仰自由，同时也认定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身兼拯救世界的重任，而新大陆便是实现他们的使命之地。有学者将这种憧憬称为“宗教例外论”：

美国“宗教例外论”包括一种“表明”什么是最好的价值论立场。既然上帝选择、偏爱和赋予特权于这片土地及其居民，那么这片土地及其居民就会以某种方式优于其他国家及其居民。至少两种另外结果如下：第一，自这片土地被选择以来，其他土地（以及生活在之上的居民）要么被遗弃，要么根本从来未被选择，因为选择某一人也就排除了未被选择的某人。第二，它使那些未被选择的个人在他们的社会和私人生活中道德败坏，行为不正，有时甚至是邪恶多端，他们的国家注定以某种方式在国际舞台上是失败者，只有靠着美国才能导致向善（转引自王晓德，2011：81）

这种“宗教例外论”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上，被选择的“优于”未被选择的，这个前提幸运地落在了清教徒的身上，确切地说，是被他们自认为地发生在了他们身上，而且笃信不疑。这样的用比较的方式确认自己的“优于”他人与他者的宗教思维与辩论方式后来成为“美国例外论”的来源。一位美国学者对此做出如下评述：“‘美国例外论’起源于清教徒关于新世界是‘山巅之城’的梦幻，伴随着美国力量的壮大而逐渐形成。从解释上帝赋予美国的使命到成为与改革欧洲腐败的对立，例外论一直被用来说明美国在19世纪末叶以来地缘政治转变中每个重要时刻的领导地位，并使美国具有承担领袖的能力。这一思想的无处不在使美国例外论成为诸如‘天定命运’‘山巅之城’‘美国之梦’和‘新的世界秩序’等相关概念和术语都网罗在之下的‘准意识形态’保护伞。”（转引自王晓德，2011：87）所谓意识形态，说的既是思想来源也是思维方式，换言之，即看待自己与世界的视角。从这个方面而言，“美国例外论”不仅赋予了美国一种优越感，更是给予了行动的指南和驱动力，而这不只是政府的行为，也是市民社会中时常涌动的一种潮流，从政治行为来看既受制于意识形态，也受制于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美国，这种源自历史行为的阐释早已浸入社会话语之中，成为普通美国人的潜意识的一部分。康马杰所述及的美国人表现出的使命感和民族优越感多少和这种历史观念有关。

这种使命感尤其表现在“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这个观念上，其基本意思是指上帝指派了美国人一种任务，从自我出发向外发展，不仅在于宗教理念的传播，也在于物质世界的扩展。具体到国家的领土而言，则是地域的扩大，当然是就美国的地域而言。这个思想关键词来自19世纪美国内战前一个爱尔兰移民约翰·奥沙利文（John L. O'Sullivan）。这个年轻人在纽约谋得一份职业，成为一家报刊的主编，他在1845年创造了这个词，并用心做了阐释：“……我们的天定命运是扩展并占有整个大陆，这是上苍给予我们的，为的是扩大他给予我们的伟大的自由试验……这是权利，就像一棵树有向天空和地上发展的权利，为的是让其发展能够充足展开，这是命运所使然。”（转引自Brinkley et al.， 1991：352）1845年，美国正是西部拓进运动即将开始的时候，奥沙利文把领土的扩展与自由观念融合在一起，并从上帝那里得到正义的支持，这种来自宗教的信仰被天衣无缝地转移到了现实中的国家和个人的行为中。很显然，奥沙利文对“山巅之城”的观念熟稔在胸，对世俗美国的现实也很了解，两者在使命上的结合让美国的行为有了一种来自传统的合法性。用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的话，“是重新强调了自由这个老的传统并从而延伸出了新的概念”（Foner，2012：337）。奥沙利文并不代表政府，但他的思想很明显地契合了很多人的心思。当时来自肯塔基州的一位参议员说：“自由女神并不限制于地域大小。”（Foner，2012：338）无论是民间的报人还是国会的政客都把一件神圣的外衣披在美国领土扩展的行为上，这说明了意识形态的力量。其实，即便是爱默生这样的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也会在无意间赞同这种蕴含神圣使命的美国行为，他在1844年撰写的题为《诗人》的散文中激励人们为美国而歌唱，提到要把西部的“俄勒冈和得克萨斯一起纳入被歌唱的行列中”（Emerson in Baym，2007：1193），但其时这两个地区都还不是美国的领土。显然，爱默生的言外之意是美国拥有使命将其纳入领土，这是神圣感所为。反映在这种“歌唱”行为背后的是一种无形的但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同样，与爱默生同时代的大诗人惠特曼也表现出了类似的情感，比之爱默生更加直接、更加强烈，他在1855出版的《草叶集》序言里对美国充满了赞美的激情：“在不同的时间里，来自这个地球上的各个民族的美国人应是最具诗性的本质。美国就是一首最伟大的诗。”（Whitman in Baym，2007：2195）这种比较级的表述方法暗示了与其他民族的区别。也许，不管是爱默生还是惠特曼，抑或是奥沙利文都没有有意地去利用这种使命感和优越感来为自己的话语服务，但是其中表达的意味非常明显，更进一步而论，根深蒂固。可见，美国的历史不长，但是传统思想的力量强大，它成为一种影响思维和想象的文化，一种贯穿政府行为和个人话语的意识形态，一种给予合法性的力量，而这自然与软实力有关，软实力的吸引力首先需来自对自我行为的信仰。奈多次强调软实力在于要让对方看到你的行为的合法性所在，除了你的行为所依赖的被认同的价值观以外，你自己对你的行为的合法性阐释的信仰是让对方接受你的重要条件，而你的阐释需与被认同的价值观相关。从“山巅之城”到“天定命运”，背后反映的是对神圣性笼罩下的自由的膜拜和追寻，美国的历史思想传统将其塑造成了美国的象征，成为美国文化的特征。合法性由此而生。

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无论是“天定命运”还是“山巅之城”，都有其一面之词的问题，都是从美国所信仰的逻辑出发，也都是为着美国国家目的服务的。尽管从个人来说，这一点似乎并不明显，因此也可能并不会充分意识到。但是，在意识形态上升到国家层面时，文化也就表现出了中心主义与扩展态势。中国的美国历史研究学者王晓德指出，“美国文化的全球扩张是美国政府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逐步实现美国文化世界观对世界的重塑，为美国永远把持国际事务的领导权奠定重要的基础”（王晓德，2011：49）。这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剖析美国文化与权利间的互动关系，摩根索所说的文化帝国主义可以在美国文化的扩张中找到印证。王沪宁在题为《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对主权观念的挑战》文章中认为，文化扩张和文化主权构成了当今国际关系主权斗争的一个新的领域，文化争执实际上是对主权概念的一种挑战（王沪宁，1994：9）。换言之，文化也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表现形式，是维护与宣扬主权的一种行为。这里所说的主权不是指地域、人口、军事、工业、经济等硬实力，而是指通过文化展现的吸引力和发展更多合作对象的软实力。而“文化霸权的存在，不仅是一个主观层面的战略选择，也是一种客观层面的演进过程”（王沪宁，1994：11）。历史的进展既有主观方面也有客观方面因素起作用，“山巅之城”既是地域形势造成的结果——新大陆远离欧洲大陆的地理状况本身给予了清教徒们足够充分的想象的空间，这是客观因素发挥的作用；同时，宗教观念上的挪用和利用以及善用也让美国人从主观上找到了客观因素成立的理由，并由此作为行为的指导思想，进而成为弥漫社会各个层面的意识形态。研究思想史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曾言：“不是多样的意识形态，而是只有一个，这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宿命。”（转引自Huntington，1988：29）这是指思想传统意义上的，尤其是政治价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而不是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多元文化主义下的多元的文化意识形态，这种建立在自由，特别是个人自由并上升到民族和国家理想高度的意识形态，按照王缉思的观点，是美国社会中“简单划一的意识形态”（王缉思，2003：9），“就其扎根于美国社会的深度而言，美国意识形态都超过历史上其他霸权国的思想基础”（王缉思，2003：11）。就其根本而言，这种美国式的意识形态为其行为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这自然也是美国所依赖的价值观发挥功效的缘故。这是美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三、为政府所用的文化

奈对文化曾下过定义：“文化是一种时常出现的行为形式（pattern of behavior），通过这种形式，集团（groups）传送知识和价值观。”（Nye，2010：91）这是所说的集团当然可以是国家，通过国家的行为，以文化的形式，传输知识和价值观，这是文化时常会显现的行为形式。从这个角度而言，美国政府应该是非常重视文化作用的，尤其是在一些特殊时期，文化作为美国价值观的传输方式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而其中美国政府的有意行为更让原本或许不是出自政府意愿的文化传输具有了明显的政治倾向。这也是文化与政治在很多时候不可分离的表现，在美国，如同在其他国家，这种表现也是美国文化特征的一个方面。

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佩尔斯（Richard Pells）在1997年出版了《不像我们：欧洲人如何曾经热爱、愤恨和改变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文化》（Not Like Us：How Europeans Have Loved，Heated and Transformed American Culture Since World War II）一书。此书讨论了文化互相影响的过程，即美国文化影响欧洲文化，反过来欧洲文化在与美国文化的交往、抵制和改造过程中也影响了美国文化，其中涉及的一些文化传输现象与美国政府的行为不无关系。二战后美国政府出台了旨在促进文化交流的富布莱特项目。1947年以参议员富布莱特的名字命名的这个项目，在首倡者富布莱特的眼里，应该与“政治说服、宣传，或者是形象塑造”（Pells，1997：59）没有关系，他的目的很是纯粹，只是为着“让美国人知晓世界的原样，让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学生和学者知晓美国的原样”（Pells，1997：60），所以在富布莱特项目的计划书里，写着这样的话：“通过在教育、文化和科学领域的学术交流促进国际间的善意（good will）。”（Pells，1997：59）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很难避免政府的影响，因为经费来自国会的拨款，项目管理设在美国国务院，要说没有避开政府的控制很不现实。包括佩尔斯在内的很多富布莱特学者意识到这个项目中政府影子的存在，或许也不会在意，但是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富布莱特项目是冷战的产物”（Pells，1997：58），是美国政府面对苏联的宣传战略实施的文化反击行动的一部分，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富布莱特项目被美国国会和国务院视为扩大在世界上对美国价值观和体制的赞许的手段。而这自然也是奈所言的软实力的体现。

佩尔斯在书中讲述的另一例子是关于在冷战初期在欧洲成立的“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1949年3月在纽约召开了“促进世界和平文化和科学大会”，参与者有美国的一些著名科学家和文化人士，如爱因斯坦和卓别林，也有来自包括苏联在内的一些国外文化界的著名人物，这个活动被认为是得到了美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一些美国反苏自由主义左派人物于是起来反戈一击，他们于1950年在柏林召开了“文化自由大会”。这个活动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资助。资助一直秘密进行，并不为很多参与者所知，直到60年代中期被揭穿（Pells，1997：70-71，另见金衡山，2017：64-77）。

无论是“不情愿”（Pells，1997：62）成为政府文化手段的参与者，还是不知晓地被卷入以文化作为政治立场的斗争，上述事例都表明似乎不关乎政治的文化都会成为政治的伙伴，其中既有代表政治立场的政府的运作，也有一个时期社会氛围的要求，其结果是文化的被挪用。冷战初期，20世纪50年代美国绘画界抽象表现主义画派在很多时候被作为美国精神的代表出现在各种国际画展中。抽象表现主义画派以其抽象、晦涩、朦胧的风格闻名，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画派的存在，且还曾受到美国国内一些文化保守分子的批评甚至攻击，但在冷战时期，其特立独行、难懂难解的画风被一些文化批评界的话语掌控者看中，被视为是自由精神的代表，以区别于苏联的文化专断与文化控制，之后更是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而其中的一些资助则来自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提供。在这种氛围之下，本来只是绘画风格的问题变成了文化与价值观表现的问题，艺术在无意间被挪用了。这中间代表美国政府的中央情报局与代表冷战思维的文化界批评人士不约而同地把文化与政治黏合在一起，以自由为核心的价值观自然也就与美国的国际形象的塑造走到了一起（见金衡山，2017：257-272）。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对爵士乐的充分利用上。因随性、随意、即兴表达而深受大众喜爱的爵士乐在20世纪50年代初被美国发现可以抵御苏联在世界各地的文化活动，美国国内的一些著名爵士乐手被组织起来派往国外，在包括苏联在内的一些国家进行巡回演出，与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一样，爵士乐表达的自在自由的音调被作为代表美国的自由精神大加宣传。原本只是来自民间的一种音乐形式在一段时间内被赋予了极强的政治价值观意味（见孙璐，载金衡山，2017：273-291）。文化作为软实力可见一斑。

上述事例发生在冷战期间，在一个政治意味特别浓厚的时刻，文化意义的被挪用也可能难以避免。但是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时代，美国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全球蔓延，看来似乎与政治无关，但是背后的价值观依然无处不在。王晓德教授在研究美国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发现“全球化带来美国大众文化的急剧扩张，尽管这种扩张首先是由美国跨国公司出于扩大全球市场以赚取更多利润的考虑所促动的，但显然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属于官方力图用本国文化价值观影响其他国家朝着有利于美国利益实现之方向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王晓德，2011：617）。文化在广义上而言，并不只是限于艺术、文学、电影等为大众所熟知的内容，也包括行为方式本身，美国公司的行为和言行也时常能发挥文化的作用。奈在论述软实力并非完全出自政府行为时引述他人的话强调“美国公司和广告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们，以及好莱坞的制片公司的头头们不仅仅是在买他们的产品，而且也在买他们的文化和价值，对世界而言，这是他们成功的秘密”（Nye，2002：70）。当然，美国政府也一向重视文化在表现美国国际形象时的重要性。2000年11月，克林顿政府召开首次“文化与外交”研讨会，目的是加强美国文化对全球发展的影响力，同时呼吁国会加大对文化外交的拨款。奈在著述中多次比较冷战期间和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文化外交的投入，相比之下冷战结束后减少很多，这也是他极力呼吁加大软实力的原因之一。其时，时任克林顿政府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在会上发言，强调文化在对外关系上的重要性：“在我们面对着从建立关键性贸易规则到寻求和平共同基础的许多国际挑战中，文化因素起着关键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外交计划是美国政策成功的中心所在——我特别强调这一点。这些计划帮助我们教育我们的公民理解其他国家的民族经历，帮助我们的国外朋友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动力和多样性。这就是为什么文化是如此之重要，致使我们能够把文化和公众外交变成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转引自王晓德，2011：617）王晓德教授评述说：“奥尔布莱特这里所谈到的‘文化’，主要指通过各种手段能够比较真实地向国外大众传递的一套反映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以便他们对美国政府的海外活动的认同，进而为美国政府实现其政治、经济以及战略目的扫除障碍。这种文化上的力量便是美国著名学者小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资源。”（王晓德，2011：618）。确实如此。

同时，也要区别文化的作用与宣传的区别，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真实”。美国政府通过或者是利用文化传递美国的价值，在其看来，这种行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宣传。宣传（propaganda）一词在美国人看来含有诸多不真实，乃至欺骗的含义。《美国传统词典》（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将“宣传”定义为“对于一种指定的教义的系统的宣扬，或者是对反映这种教义的观点和利益的辩议”（AED，1982：992）。显然，美国人不认为他们所持守的价值观是“教义”，所以，对于价值观的传输不是宣传。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真实地传递美国的价值观成为文化行为的衡量标准。日本学者渡边靖在《美国文化中心：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一书中，一方面剖析美国政府文化战略的国家意图，另一方面也特别介绍文化战略“宣传”过程中的真实性的重要。肯尼迪政府负责文化战略的新闻署署长爱德华·R.默罗（Edward R. Murrow）强调：“美国的传统和伦理就是，（美国新闻署）据实采取行动，真实才是最好的宣传，虚假是最坏的宣传。要想具备说服力，就必须值得信赖，为了争取信赖，信用就非常重要，为了赢得信用，真实性是不可缺少的。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渡边靖，2013：60）这些看似非常简单的道理，在政府方面是不是完全照样去做，这其实很难确定，但是这种源于价值观中民主原则的真实性标准也是很多美国人，包括普通美国人遵守的原则。这就对政府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有些时候政府采取的方式试图掩盖一些行为和目的，在个人方面就会引起反感。比如，富布莱特项目尽管隐含着政府目的，但享用这个项目的一些美国学者并不会完全遵照政府的旨意行事；相反，富布莱特学者中批评美国政府的情况并不在少数，如哈佛大学著名文学研究学者丹尼尔·艾伦（Daniel Aaron）20世纪70年代在东欧做访问学者时，时常针对美国政府发表批评言论，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美国政府派出的学者的身份（Aaron，2007：109）。著名黑人爵士音乐家杜克·埃林顿（Duke Ellington）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在50年代都对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做过严厉的批评，后者因为1957年9月发生的“小石城事件”拒绝为国务院担当文化大使，取消了早已敲定的对苏爵士乐巡演计划并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了严厉批评，引起了政府部门的不满和焦虑，但是后来美国政府还是给在南美进行商业演出的阿姆斯特朗提供帮助，因为政府认为他是“美国真正的文化大使”（孙璐，载金衡山，2017：284）。尽管这中间仍然还是有利用的因素存在，但是民主氛围的存在及其价值理念的影响让阿姆斯特朗维持了一定程度的真实性。这是事实。当然，这种事实本身也给予了美国更多的价值观的支持。一方面是政府利用文化为其服务，另一方面文化的内涵本身要求政府遵守价值观，这两者并不总是能保持一致，但至少对政府也是一种约束。这是美国文化与政府的关系中一个不得不关注的地方。

四、美国文化的多元、市场的驱动与国际视野

“美国没有文化部，但却存在着一种文化体制。这一体制是独特而复杂的，是去中心化的和不平衡的，是有活力的和非理性的，是多元主义的和分散的，拥有巨大的优势和众多不良的后果，它是国家历史的产物，是这片广袤的国土以及来自各个国家和各种文化的移民的产物。”（马特尔，2013：430）这段话来自法国社会学家、记者、外交官弗雷德里克·马特尔（Frederic Martel）撰写的《论美国的文化：在本土与全球之间双向运行的文化体制》一书。马特尔曾花费4年的时间在美国走遍35个州110个城市，进行了700多次访谈，探索美国文化的秘密。没有政府明显的组织和参与，没有“文化部”的指令与要求，没有统一的文化行动部署，文化却依然是丰富无比，而且，不仅是国内的文化多彩，更重要的是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乃至霸权，在一定程度上，美国的文化成为世界的文化，至少是不可不关注的世界级的景象。这些都是怎么形成的？让马特尔好奇、进而探究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多关注美国文化的人会提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独特的文化体制、多元的文化特性、多梯级的文化形式、市场的驱动和取之不尽的价值观资源构成了美国文化的活力，而其中市场经济的因素占据了主导的地位。我们同样可以先从马特尔在此书前言的一段描写开始说起：

在时代广场的中心地带，即在42街与53街之间，我们看到一家令人咋舌的大型维珍零售店（Virgin Megastore），自称全世界最大的娱乐商店，在店内的三个楼层，DVD货架上正在出售《蜘蛛侠2》这样名闻遐迩的大片，流行乐货架在出售斯克里蒂·波利蒂的一张标题为《雅克·德里达》的唱片，（微小的最近刚被关闭的）古典音乐货架在出售电影《泰坦尼克号》的原声唱片。距离维珍咫尺之遥，有一间大型迪士尼商店，人们在那里可以买到成打的狮子王；有一间麦当劳，是“世界上光临人数最多的一家”，有一家“玩具反斗城”，是美国最大的玩具店，人们在那里观赏长颈鹿杰弗里。杰弗里、狮子王和赤膊牛仔，它们是消过毒的“迪士尼化”的时代广场的象征，它们在那里是为了给人以梦想……（马特尔，2013：2）

蜘蛛侠与泰坦尼克号，麦当劳与狮子王，还有迪士尼，这些是商品名称，或者是商品制造商的名号，也是美国文化的流行词，同时也是世界文化的通行符号。马特尔描写的纽约时代广场附近的街景也出现在世界各地城市的广场或者街头热闹之处，文化的美国不仅在美国，也在世界各地显现。而让这个现象无处不在的推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市场的力量。马特尔在这段描写前这么说道：“在这里，文化首先是商业。据说文化是主流的，即大众的和占主导的文化。在这座永远不眠之城里，市场在各个层级上都占据主导地位”（马特尔，2013：2）。所谓市场，即指商业活动，简言之，指注重买方的需求，发现与满足对方的要求继而将这种发现与满足的行为推广到极致，以致让买方成为卖方的附庸，从跟随到追随再变成崇拜，这其实就是现代消费文化的运行规则。美国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的制造者谙熟这种运行途径，从一开始就显现出了敏锐的市场头脑。佩尔斯在比较美国和欧洲新闻报道的不同时，指出相比于欧洲报刊和电视上经常出现的那种意识形态话语明显、呆板老派文风的报道，美国式的报道则会有更多的图片和短快式风格的故事叙述，满足了既需要知晓消息也需要娱乐的观众的要求。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版的《时代》周刊（Time）很快就打败了英国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和法国的《快讯》（L' Express）（Pells，1997：208）。同样，在电影制造方面，佩尔斯指出，让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通行国际的原因是其“紧扣情节、突出画面表达以及依靠脾性怪异但魔力十足的明星”（Pells，1997：209）。好莱坞著名导演西德尼·波洛克（Sidney Pollock）在讲述好莱坞的秘密所在时，直截了当地说：“在其可以成为任何东西之前，美国电影首先是一件产品。对于产品，我们不说伟大还是不伟大，我们就以对产品的态度对待它。其中有些会成为艺术，但它们首先都是以一种商品的身份来得到投资的，不管其如何地雄心勃勃。”（Pollock，载金衡山，2011：224）所谓“雄心勃勃”，说的是艺术上的追求与思想上的表达。市场因素的充分利用和发挥现在早已是全球大众文化的不二法则了。就美国而言，不仅是在国内如此，更是把眼光瞄准国际市场，同样也把市场运作规则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法国学者诺文·明根特（Nolwenn Mingant）在《好莱坞如何征服全世界：市场、战略与影响》一书中，主要就是从市场运作的角度勾勒出好莱坞走向世界、主导国际电影市场的轨迹，如本身只是美国国内电影奖项的奥斯卡奖在不知不觉中早已经成为“身份象征和广告媒介”（明根特，2016：54）。在走向国际的过程中，好莱坞遵循了“透明叙事”的方式，即“在每个文化中找到共鸣并因此被当作‘本地人’看待”（明根特，2016：63），明根特认为好莱坞电影统治性理论建立在“基于作品的世界性”（明根特，2016：63）之上。所谓“世界性”，除了意识形态、政治意志以外，从市场角度而言，则是指满足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观众的需求。这是融美国于世界之中的表现，而这与美国国内的文化多元景象相关。佩尔斯指出，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背景——种族、阶级和地区的多样性，使得包括电影在内的媒体想尽办法试验能够吸引观众注意力的方式和内容，这种诉诸多元文化的做法“证明也是能够在国外对各个族裔的人产生吸引力的一种方式”（Pells，1997：208）。迪士尼用具有鲜明中国元素的熊猫和花木兰故事打造世界版的励志片《功夫熊猫》（Kong Fu Panda）和《花木兰》（Mulan），以及用典型的墨西哥文化色彩的背景讲述“家”的意义和美国梦之无处不在的故事《寻梦环游记》（Coco），就是这些多元文化下催生的产品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电影的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的之比逐步变化，海外市场占了大部分。1975—1993年，国内市场占主导地位，2004年海外市场占全球收入的62.2%（明根特，2016：7）。而在2016年全球电影票房累计381亿美元，其中好莱坞收入289亿美元，占比76%，几成垄断之势，再一次显现了好莱坞电影在全球化体系里的迅速扩张与传播（www.sohu.com/a/12937280-505752）。

市场导向的国际视野并不脱离于美国价值观的宣扬与传播。明根特在书中引述一位美国电影研究专家的分析，标识出了美国意识形态在美国电影中的表现：①展现美国制度的优越性，将美国制度作为模范制度进行展现，如《天命》（Luck of the Draw）、《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世界末日》（Armageddon）；②爱国主义的重要性，无处不在的国旗，如《爱国者》（The Patriot）、《风语者》（Windtalker）；③总统占据中央广场，如《惊爆内幕》（The Insider）、《天地大冲撞》（Deep Impact）；④革命意识形态的失信，如《决战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此片以挑战苏联的意识形态作为结束；⑤颂扬个人主义，这在好莱坞电影里是根本性的，通过讲述个人努力而成功或成为英雄的故事以赞颂美国价值观中的重要内容：个人性和个人主义，如《角斗士》（Gladiator）、《启示录》（Apocalypto）、《魔戒》（The Lord of Rings）、《谍中谍》（Mission：Impossible）；⑥美国梦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爱”与“家”主题的内容，如《安娜与国王》（Anna and the King）、《尖锋时刻2》（Rush Hour 2）、《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⑦令人欣慰的世界愿景，即系统化地使用大团圆的结局，如《爱国者》（明根特，2016：225-226）。自然，对这些“标识”会有不同的意见，如第三点“总统占据中央广场”并不具有典型性，其实在很多好莱坞电影中，美国领导人是被当作讽刺对象来表现的，如《总统杀局》（The Ideas of March）、《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等。其他一些意识形态标识表达方式也会有不同之处，如有些是通过负面，即批评的方式来表述对美国的赞颂，如灾难片《后天》中有不少不满美国政府的表述，但最终赞颂的还是最根本的美国价值观，如对人的关怀，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对世界美好愿景的期待。另有一些时候，好莱坞也生产对美国进行深度批判的影片，如经典片《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表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农业工人的悲惨生活，影片结束时农工掀起了向政府武力反抗的行为。此片在国外播放时曾遭到美国政府的干涉，为了不致于产生向共产主义示好的印象，制片商同意撤回了电影，但有意思的是，即便是这样的看似反美的电影，国外观众也能从中看到美国社会的闪光之处，因为他们看到那些遭受大萧条惨痛打击的农工竟然还能拥有自己的汽车（Pells，1997：215）！这些所谓的反美影片同时也表明了美国社会的开放程度，很多时候更能得到观众的喜爱，产生了更好的市场效应。很显然，价值观在市场因素挤压下也可以成为估价的杠杆，但不管怎样，这种社会开放的程度本身也是美国价值观的表现。从这个方面而言，无论是美国社会，还是美国政府，抑或是文化商品的制造者们都是获利者。

市场因素不仅仅体现在文化产品的制造上，也深入文化体制的运转中。没有“文化部”的美国政府表面上看来是对文化采取不闻不管的方式，但是实践上并不是完全甩手不顾。1965年，约翰逊政府经过艰苦努力终于获得国会通过，成立了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NEA），但是与欧洲国家的文化部不同，NEA只是事务处，仿效慈善业模式，而不是国家干预的模式，也就是由国家出台指导文化的政策。马特尔评述说：“在美国永远不会让政府去负责文化，相反，一切都倾向于避免让国家去做选择，一切都在于分权给各州而非联邦政府，分权给评委会而非交给代理人和官员。”（马特尔，2013：61）美国历史上人们对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的不信任态度从中可窥一斑。NEA可以接受私人捐款，这种让一些欧洲国家吃惊的做法在美国很是通行，显然政府是要引进市场经济模式来管理和运行政府的机构。

文化一方面被视为商品，另一方面文化中的很多内容毕竟很难完全等同于商品，政府旨在帮助那些需要资助的文化项目，如芭蕾、交响乐、博物馆等，政府不能也没有这个能力包办一切。美国的各种基金会于是在这个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资中筠先生在《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美国百年公益发展的启示》一书中对美国各类有影响的基金会的历史和作用进行了精湛的梳理和分析；相比于教育，基金会对艺术的投入没有那么多，因为艺术效益的成果不像教育那么明显，在社会舆论方面，也不像教育那样令人同情，但是，也正因为如此，“除少数国家拨款的之外，文化艺术、博物馆等对基金会的依赖就更多”（资中筠，2015：380）。完全商业化的文化产业势必要影响文化整体发展的平衡，政府的投入与社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以利为图的行为，促进了马特尔所说的“梯级层面”文化景象的产生。“由独立机构中的非营利的大交响乐团、当代艺术博物馆、舞蹈团、大学和大学出版社所产出的以卓越为标志的‘雅文化’也同样供应给全世界的音乐厅、文化中心和图书馆，这些文化是非商业的和娱乐的。”（马特尔，2013：448）在以商业品性为主的大众文化席卷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同时，在美国，精英主义和卓越文化也同样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是美国文化中另一种多元文化的存在。“这一体制的力量在于它很大程度上是靠自己在运转的。”（马特尔，2013：435）当然，所谓“自己在运转”只是一种形容，背后其实有一种推力在行动，借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就是“一只隐形的手”，它指向两个方向，一个是市场经济，另一个是价值理念。马特尔如此总结道：“在美国文化的飞机上没有驾驶员，没有权威，也没有核心行动者，但这里有更好的东西，有成百上千的独立行动者，所有人彼此联系在一起，他们各自是孤立的，但是他们头脑中深深地印着甜蜜而苦涩的独孤感，促使他们为了公益而行动，促使他们团结在美国价值观的周围。他们是自私自利者，又是慈善家，这就是美国公民人文主义的‘奇迹’。”（马特尔，2013：435）马特尔撰写其书的目的是“了解美国的文化体制，以便更好地捍卫我们的民族文化”（马特尔，2013：前言：9）。从上述引文来看，似有一种对美国文化的溢美之词止不住地流露出来，了解几乎要变成了赞颂。这种形式上的矛盾也见于马特尔描述的美国文化本身：独立与彼此联系，孤独与公益，自私与慈善，没有核心与价值观的统领，这些看似互相矛盾的东西在这里却彼此走到一起，既紊乱又有序地构建着美国文化的风景线。这或许就与自由与平等既互相支撑又互相拆解一样，这种矛盾的关联在美国也有剑拔弩张、互相对立的时候，但更多的时候，紧张的关系会趋于缓和，在政治上表现为“渐进”（资中筠，2001：41）的方式，在文化上显现为多元与特立的并存，在社会层面则是容忍与秉持的互构，这种在统一价值观下有伸缩的张扬也应是美国软实力的最好表现之一。

软实力只是一种指称，一种描述发生影响的方式，本身无所谓“好坏”。让其拥有“好坏”品性的是价值观的作用。文化体现价值观，从而发生影响，再继而形成软实力。实力无论怎样“软”，其本质其实就是霸权。在这个方面，美国的霸权以文化的形式，强力展示其价值观，这是美国统治世界的有力武器，也是软实力得以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

上述从文化与民族精神、思想传统、政府行为以及市场因素的关系四个方面对美国文化的特征的评述只是粗略勾勒了几个线条，但其中涉及的一些内容指向美国文化的核心，可以有助于理解软实力与美国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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