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最明亮之处眼睛难以直视,最幽暗之处眼睛难以洞悉。前者是太阳,后者或许是人心。我们只能引来金色的阳光,点亮幽暗的人心,承诺人心由幽暗走向明亮的可能性。
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金克木先生写了一本书《书读完了》。我请教过他,书怎么才能读完呢?哪些书读完了呢?他说,中国古书有多少?超过经典的“四书”“五经”“二十五史”几千倍,古书最多的时候达到了253000多种。历代战乱,烽火连天,五分之三的古书给丢掉了。一个人读《大学》,青春治学,皓首穷经也未必能读完。我理解金先生的意思——如果把你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泛滥的阅读中去,书是永远读不完的,因为历代书籍并非每一部都是经典,读非经典甚至文化垃圾就变成一个杂家,变成缺乏深度厚度高度的阅读,终成为失败的阅读。那怎么办呢?读经典!读经典中的经典!这是可以“读完了”的,而且通过品读而登高行远!
一国有一国之学问。国学在文化复兴时代具有重要意义,在东方智慧中具有不可忽略的核心地位。今日世界要破除全盘西化和文化自卑,让全世界尊重每个国家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经典。中国文化最精粹部分是国学的“经、史、子、集”,应该为国人所欣赏诠释进而价值重估。一个世纪以来,国学被“妖魔化”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今天我们可以豪迈地说:国学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份瑰宝,与西学一样值得全世界人们尊重、学习和践行。
本书对儒家“经典中的经典”——“四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中最难懂的《大学》《中庸》加以阐释。《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班固认为,儒家起源于司徒之官。所谓司徒之官,是上古尧为管理民众、土地、教育等行政事务而设立“司徒”一职。相传舜、禹就曾经担任尧的司徒之职。这一观点得到历代儒家的认同,尤其是近代学者章太炎十分赞同这一儒家起源观。然而,留美的胡适用西方知识谱系重释中国学术,提出针锋相对的观点,引用《淮南子·要略》提出诸子出于“应世之急”,强调儒家是由殷商遗民中的术士转化而来。
本书重点不在于分析儒家起源问题和民国学者的学术争辩,而是重在分析儒家思想中经典表述及其深层意义。对经典的阐释是对经典文本意义的深层理解和延伸解释。其分析方法是读经典深入细致的“细读法”,力求通过逐字、逐句、逐段、逐篇的辩证解读,尽可能地接近经典的本真意义,并经过内容阐释而发掘出其中所隐含的普世意义。作为中国思想经典的《大学》有其不可忽略的当代价值:是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一种塑形,强调尊重历史,尊重教化,尊重道义,注重个体精神修养的重要性。这对当今世界中人的和谐发展的意义不可低估。
作为国学经典中经典的“四书”,是历代哲人们的精选,被历史沉淀,并且被历代学者认可的,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大学》。当你读这些经典,精读它,把这本薄薄的只有2500字的书读大读厚,读成宽博的人生,那么您的“书”就丰满了。这些精彩的书数量并不多,所以是能够读完的。这就是金克木先生所说的“书读完了”的含义。《大学》之道有三大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即要把内在过分的欲望去掉,彰显美好的品德,推己及人,普济天下,进而精益求精,达到至善。而实现这三大纲领有其具体做法:“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三大纲领还要配以“八目”的具体步骤: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八目”是《大学》实现三纲之核心步骤。“八目”有着很深的思想关怀和人文意识,并没有完全过时。今天的新儒家提出的“内圣”开出“新外王”,是一种拯救人世沉沦的努力,但也存在若干问题。因为社会并不仅仅包含个体制约,还包括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故而“大学之道”是一个人的成年仪式、成人之礼。《大学》让君子掌握一整套社会话语、社会伦理,并获得一颗谦和礼让仁爱之心。
儒家思想的意义在于强调了个体的心灵光辉和精神提升价值。《大学》引用孔子的诸多言论,切中时弊,启迪人心:强调君子“慎独”的品德修养是“本”,处理具体的外在事物是“末”,先修养自身品德,再用美德感化民众,确乎当务之急;“八目”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从小到大、从客观到主观的历练成长过程;君子只有在道德上做到推己及人,才可以治理好国家、平定天下;贤人要有仁爱宽容之心,而不应该嫉贤妒能,常怀公正之心,大道才能得以推行,天下才能和谐和平;“三纲八目”的目的是为了约束君子品行,使其逐渐完善人格并对社会做出贡献。可谓言之谆谆,意在培根铸魂。
充满辩证思想的“中庸”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是重要的思维方法论和践行本体论。在21世纪中国文化复兴的大格局中讨论《中庸》,当着眼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前沿问题,以世界性视角涉入中国立场,发掘传统思想的积极价值。无疑,确定《中庸》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有着重要的去除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的意义。中庸之道不仅是儒家的思想准则,而且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为诸多思想流派的思想方法论,因而具有中国思想经典和世界观纲领的重要地位。中庸中和之道贯穿在宇宙万事万物规律之中,影响了中国文化思维和人们的处世行为,具有历久弥新的重要价值。历史表明,中庸不是折中调和的中间路线,而是在不偏不倚中寻求恒常之道。
“中庸”的文化精神内核仍有相当的合理性。在这个竭泽而渔、瘟疫遍野、战争迭起、美丑不分的危机时代,重温《中庸》充满东方智慧的论述和言说,有着非常特殊的中国知识普世化意义。《中庸》史论结合,纵横交错,通过开掘个体身心修为之维,将外在事物和天地大道相合相生,显示了中国哲学的思辨性和践行性。中庸之道在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居中适度与均衡,在人道与天道相合中努力达到“原天以启人、尽人以合天”,从而使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天性相和谐。中庸之道与中国思想史上的其他重要范畴组成一种话语系统,诸如,“执中”“中行”“中节”“中用”“中立”等,形成了一整套中国哲学话语,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正心修为和中国文化“和合精神”的延伸。
不难看到,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千年儒学已经慢慢地淡出了历史,而作为个体心性修为的儒学和重视返身而诚精神生态平衡的儒学,可能具有更宽更大更高迈的21世纪的国际意义。中庸思想在现代性的困境和现代性的恶果中,将以其自身不偏不倚不极端的思维方式、中正平和的价值构成,抵制放纵情感欲望和娱乐至死的偏颇,放弃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对自然空前掠夺和大规模破坏,坚持辩证地看待社会和人生,透析人性的弱点,使人类经过“三省吾身”而迷途知返,重新看待东方大国思想中的合理因素,避免再次陷入西方现代性后现代性的误区。《中庸》一书时代的合理性多于历史的局限性,书中精彩高远的思想仍然占主导地位,其与西方不同的东方智慧在今天更显出其精神魅力,值得阐释和弘扬。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以笔者多年前在中央电视台讲授“《国学大讲堂:<大学> <中庸>》23讲”为蓝本,加上在北京大学给博士生们长达二十几年开设课程《中国经典:<大学><中庸>》《<大学><中庸>与东方美学》的理论分析为补充,最后合而为一整理成书,基本保持了讲演的鲜活性和现场性。当然,对经典的阐释仍然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在经典的解读中,我仍然抱持一种和谐对话的心态,倾听古人的大音希声,也推进不同民族经典的差异性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