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乘兴且长歌”出自隋末唐初著名诗人，同时也是本书所探讨的河汾王氏家族的主要作家王绩的《醉后口号》。河汾王氏家族，为隋唐之际居住在河汾之地（黄河、汾河流域的交界地带）的以隋末大儒“文中子”王通，其兄王度，其弟王绩，以及其孙王勃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王氏家族作家群体。王氏家族居住的具体地理位置为“绛州龙门县”[1]，即今天的山西省河津县[2]。

《醉后口号》是王绩的一首五言小诗：

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3]

“口号”是我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体，又称“口号诗”，一般认为其始于南朝而成于李唐，是一种不事雕琢、出口成章的即兴之作，眼前景心中情可瞬间化为诗语，无须经过起草、构思、修改等环节。隋唐之际，精雕细琢的宫廷诗占据诗坛的主流，似王绩这种朴实无华、率真感兴之作，在当时并不多见。诗中的阮籍和陶潜，皆魏、晋名士的代表，又是著名的诗人，二人皆好饮，所以王绩便运用了这两个并不生僻的典故来点题，然诗歌的真意在后两句：人生百年该如何度过?何不乘着酒兴，赋诗作文，快意长歌！多少真性情的唐代诗人，比如李白，斗酒诗百篇，不正是“乘兴且长歌”吗?故而笔者以为，王绩的这句诗，开启了王氏家族，甚至是有唐一代浩歌抒情、令人陶醉、灿烂辉煌的唐代诗歌乃至唐代文学之旅。故而本书就借用王绩的这句诗，作为书题，以彰显王氏家族开启唐代文学先声的不朽功绩。

（一）关于河汾王氏家族

河汾王氏为太原王氏的一个分支。太原王氏出自姬姓，为周文王之后。据《新唐书· 宰相世系表》:“王氏出自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4]宗敬死后，即葬于晋阳城北，墓地称“司徒冢”。其后太原王氏后裔，徙居各地，又形成许多支源于太原王氏的衍派。宗敬之裔孙王翦，为秦国将军。秦统一六国过程中，征燕国，平楚地，下百越，战功十分显赫。秦始皇论功行赏时，王翦与大将蒙恬共执牛耳。王姓与蒙姓同居天下之先。王翦之子王贲亦为秦国将军，曾败楚军，平魏地，征辽东，屡立战功。王贲之子王离，字子明。秦二世夺大将蒙恬兵权，任用王离为大将军。巨鹿之战，王离败于项羽而亡。王离有二子，长曰王元，次曰王威。王元为避乱，徙居山东琅邪，是为琅邪王氏之祖。王元四世孙王吉，为东汉时谏议大夫，开创了琅邪王氏显贵的先河。王威仍居晋阳，西汉时任扬州刺史。其后子孙散居各地。至九世孙王霸，又重返故里，定居太原。王霸生于东汉，屡聘不任，隐居读书。王霸有二子，长曰殷，东汉时中山太守，食邑祁县，其后裔称祁县王氏；次曰咸，随父居晋阳，其后裔称晋阳王氏。后来，太原王氏的两个分支即祁县王氏和晋阳王氏，人才辈出，成为三国两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影响巨大的名门望族。[5]

定居祁县的王殷，即为本书王通的十八代祖，杜淹《文中子世家》载：“十八代祖殷，云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训乡里，为子孙资。”[6]祁县王氏至文中子九代祖寓，“遭愍、怀之难，遂东迁焉”[7]。至四代祖虬，据《文中子世家》:“始北事魏，太和中为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晋阳穆公。”[8]并州府治所在今天的太原。据《录关子明事》[9]:“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耻食齐粟，故萧氏受禅而穆公北奔，即齐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太和八年，征为秘书郎，迁给事黄门侍郎。”[10]王绩《游北山赋序》称：“穆公衔建元之耻，归于洛阳。”[11]王通曾族彦，据《文中子世家》为同州府君，王绩《游北山赋序》载其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王通祖父安康献公名一，据《文中子世家》，其曾任济州刺史。文中子之父王隆称铜川府君，据《文中子世家》:“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出为昌乐令，迁猗氏、铜川，所治著称，秩满退归，遂不仕。”[12]此即为本书所研究的河汾王氏家族父祖世系的大概状况。

综上，本书所要探讨的隋唐之际的河汾王氏家族，为太原王氏的一个分支当无疑义。吕才《王无功文集序》云王绩：“太原祁人也。”[13]太原祁王氏属于当时的士族高门，为山东旧族之一，太原王氏是南北朝隋唐的“四姓”或“五姓”之一。在唐代，太原王姓与山东崔姓、范阳卢姓、赵郡赵姓还有李姓号称“海内五大姓”，王氏家族在太原、在整个唐代的地位可见一斑。

（二）王氏家族的家学渊源

河汾王氏家族属于“累世经学”的世家大族。

据《文中子世家》，王通的十八世祖王殷就曾以“《春秋》、《周易》训乡里，为子孙资”[14]。十四世祖王述曾著《春秋义绝》，九世祖王寓、八世祖王罕、七世祖王秀都以文学显，六世祖王玄则以儒术进，曾仕宋，历太仆、国子博士，江左号“王先生”，曾著《时变论》。据《中说·王道篇》记载，五世祖江州府君王焕，曾著《五经决录》，曾祖同州府君王彦曾著《政小论》，祖父安康献公王一深明易理，著《皇极谠义》，还曾撰写过禹庙的碑文，《中说》载：“子登云中之城，……降而宿于禹庙，观其碑首，曰：‘先君献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达。'”[15]王通之父铜川府君王隆，曾承诏著《兴衰要论》，并传先生之业，教门人千余，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16]

在这个文化世家中，世代相传的即是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发挥，以及如何训导子孙为学。尽管家族谱系久远难以确证，但至少从王通六世祖开始就已经是世代为官，且皆通晓经学。吕才《王无功文集序》云王绩祖上：“历宋、魏，迄于周、隋，六代冠冕，皆历国子博士，终于卿牧守宰，国史、家牒详焉。”[17]朱熹在与王绩的隔代唱和《答王无功思故园见乡人问》中赞之曰“华宗盛文史”[18]，王氏家族成员对于自己的家学渊源，也颇为认同和自豪。如王珪[19]曾云：“世习礼乐，莫若吾族。”[20]可见，王氏为家学渊源深厚的儒学世家。

（三）本书不用“太原王氏”和“龙门王氏”的原因

1.不用“太原王氏”的原因

古人习惯上以郡望称呼某一家族，虽然此一家族辗转迁徙，已经离开发祥的郡望，却依旧用旧郡望称之。如“琅邪王氏”，即使在东晋“衣冠南渡”之后，也仍以“琅邪王氏”称之。然而，“正象伊霈霞对博陵崔氏以及戴维·约翰逊对赵郡李氏的研究所表明的，组成唐代世家大族的家族，不再拥有一个领地广阔（landholdings）、可以叶落归根的共有祖地”[21]。本书所研究的王氏家族，虽是太原王氏的一支，但到我们所要探讨的隋唐之际的河汾王氏，至少上溯到王通的九代族王寓，已经离开了太原祁，根据杜淹的《文中子世家》，王通的九代族王寓曾仕晋，遭愍、怀之难，遂东迁。吕才《王无功文集序》载其高祖晋阳穆公自南北归，始家河汾。祖父安康献公王一从北周武帝征战有功，得获赐地。[22]王绩《游北山赋序》称：“始则晋阳之开国，终乃安康之受田。坟垄寓居，倏焉五叶；桑榆成列，俄将百年。”[23]可见，至本书所要探讨的作家们生活的时代，王氏家族已在河汾之地生活了将近百年。

尽管以郡望称呼自己的籍贯为古人习惯，且本书所研究的主要作家王绩在其《游北山赋序》中也自称本家于祁，然而，主要是为了表述上的方便，本书的王氏家族在文中称为“河汾王氏”，而不称其为“太原王氏”。因太原王氏到了隋唐，除了本书所要探讨的居于河汾的王氏之外，徙居各地的分支已非常多。而本书所主要探讨的作家，只局限于隋唐之际的居住在河汾的以文中子王通，其兄王度，其弟王绩，以及其孙王勃等为主要观照对象的作家群体。若粗略的以太原王氏为题，则在表述上会增加一些不必要的混乱，而直接用河汾王氏，则能够非常清晰明了地阐述本书研讨的对象。

2.不用“龙门王氏”的原因

河汾，即黄河与汾河流域交界地带。王氏家族居住的绛州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县）即位于此。史书上，如两《唐书》在说明王绩、王勃等人的籍贯时，基本上都说他们是“绛州龙门”人。在古代诸多记载王氏家族的材料中，在谈到他们的籍贯时，或说他们是太原祁人，或说他们是绛州龙门人，而在谈到他们的文化影响时，则常用“河汾”,“汾阴”等概念。自北魏时期，河汾地区就已兴儒重教，颇具文化传统。而王氏此一分支自晋阳穆公定居河汾以来，在此地影响甚著。王绩《游北山赋序》自称：“地实儒素，人多高烈”[24]，绝非自高自大的虚妄之词。而自晋阳穆公北归，至王通辈，在河汾之地，也该算是“五代冠冕”了。而且儒学传家的王氏家族，对北朝及河汾之地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除了王通诸父族皆有著述，其父王隆且在此地传先生之业，教门人千余，皆在文化上颇有建树外，本书所要探讨的作家之一王通，在隋曾“秀才高第”，继承了经术进身的家族文化传统，并向隋文帝献“太平十二策”，后退居河汾，著述讲学，远近诸贤，慕名前来问学或投为门下弟子者千余，一时间，使得河汾文化传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许多贞观名臣，诸如陈叔达、杜淹、房玄龄、魏征、李靖、薛收等皆为其弟子或曾问学于王通[25]，受王通的影响甚深。其所形成的以儒学为主导的大力倡导“王道”的文化思想被称为“河汾道统”。关于王通的著述讲学活动，被后学称为“河汾学风”。可见学者们把河汾作为一区域文化概念，而把龙门作为一行政地理概念[26]。在这一点上，虽没有人对此做过特别的说明，但仿佛已经达成共识，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意味。而本书的研究，自然是一种文化研究，故而用“河汾王氏”这一概念，而不用“龙门王氏”。

除了表述上的方便，和“河汾”一词更具文化韵味外，本书用河汾王氏这一概念，既有使王氏家族不言自明地带上了深深的文化色彩这一初衷外，也暗含着笔者对“河汾道统”的仰慕，对王隆、王通父子在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儒道废弛”“礼崩乐坏”之后的聚徒授学之举的追怀，笔者希望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能够拓宽心智，学习感悟先贤的为人之道与为学之道。

二

传统的文学研究多注重单个作家的个体研究，而往往忽略对作家群体、家族文学的观照。这与我国以家族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的历史文化状况是很不相称的。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家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核心，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闻一多先生曾指出：“周初是我们历史的成年期，我们的文化也就在那时定型了。当时的社会组织是封建的，而封建的基础是家族，因此我们三千年来的文化，便以家族主义为中心，一切制度，祖先崇拜的信仰，和以孝为核心的道德观念等等，都是从这里产生的。”[27]陈寅恪先生也认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28]“故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29]可见，家族作为基本的文化单位，其创造和传承文化的重要性已得到学术大师们的首肯。

一个家族可以一时在政治或经济上处于弱势，但只要在文化上占据优势，这个家族就往往会有重新振兴的机会。因此，文化家族几乎是所有世家大族中生命最长久、最具历史影响力、最为不朽的家族。即使历经沧海桑田的变幻，使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但王谢等所代表的家族所创造的文化，却是无法移植到任何一家的，他们因而备受后人的仰慕而万古长青。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虽与学术有别，但考察历史上一个个的世家大族，我们不难发现，文学的遗传基因也常在兄弟、父子、祖孙等家族范围内绵延不绝。譬如我们熟悉的三曹、两陆、二谢，等等。

事实上，对家族内部文化和文学上的同生共长、绵延相继的现象，古人已经注意到。比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指出：“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30]但对于家族文学这种现象的关注，并未引起学者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近年来，这种状况已有改观。20世纪80年代以后，部分学者主要以六朝时期的家族作为观照对象并对陈郡谢氏、河东裴氏、河北崔氏、兰陵萧氏、江东陆氏、琅邪颜氏、琅邪王氏等大家族的文化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内容涉及文学、历史、政治、仕宦、婚姻等方面。有些学者已对家族文学进行了一些个案或综合性的研究，或在某一研究领域内涉及家族文学。就笔者接触到的有刘跃进的《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主要论述了永明文学与江南吴姓、侨姓士族的关系。程章灿的《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以及《世族与六朝文学》，对家族文学研究多有开拓。萧华荣的《簪缨世家——两晋南朝琅邪王氏传奇》，涉及琅邪王氏家族文学的研究。张天来的《魏晋南北朝家族观念与家族文学》，对吴郡陆氏、陈郡谢氏等家族文学概况进行了分析。李真瑜的《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丁福林的《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李浩的《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王春元的《两晋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学研究》等，都对某些家族文学现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和探讨，推进了家族文学的研究。

有些文学史等著作，也涉及关于家族文学的现象，比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有：“不少名门望族世代习文，以维持其声誉，因而家族内部对于子弟的文化教育十分重视，并由此而形成了诸多以家族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如当时最为显赫的王、谢二家。王氏家族不但权势崇隆，爵位相继，而且七代之中文才相续，难怪被王筠视为家族的荣耀（见《梁书·王筠传》）。至于谢家，那更是‘芝兰玉树’般的、典型的家族文学集团。从《世说新语》、《宋书》及《南史》等书所载大量有关谢家的文学活动中可以看出，谢氏家族有意识地经常组织儿女在一道‘讲论文义’，相助相长，而且也的确培养出不少著名的文学家。如谢混、谢灵运、谢惠连以及后来的谢庄、谢朓等，都曾对文学的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31]

一些海外学人的著作，如日本田仲一成的《中国的宗族与戏剧》，美国艾尔曼（B.A.Elman）的《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包弼德（Peter.K.Bol）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等，都涉及关于家族文学、文化研究的内容。

以上研究成果，都对家族文学、文化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对笔者具有启发意义。海德格尔曾经说过：“艺术作品都离不开各自的世界。”[32]文学作品的创造当然也离不开它们的生成环境，而在宗法制的社会里，家族无疑是艺术生成和存在的非常重要的“世界”。而作品又“缔造一个世界”。[33]那么，作家所缔造的“世界”，与包括家族在内的本真的世界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与区别?二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无疑，通过家族文学的研究和探讨，我们一定能够解答或者部分地解答这些问题。否则，透过无法穿越的时间的河流，我们在探讨作家“各自的世界”与他们所“缔造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时，若仅仅把目光局限于一些作家个体，而不去寻找作家“各自的世界”（家族即是作家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找寻家族内部一个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很难对文学的生成、发展等进行透彻精辟的研究的。因而通过家族文学的研究，对于探明文学的生成原因，文学的发展轨迹与脉络，文学与社会文化及家族的关系，文学与人性的关系，家族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都将会有新的进展与收获，从而为文学的进一步研究拓展更为广阔的领域。因而从家族的角度进行文学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笔者选择隋唐之际的河汾王氏家族进行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的。

其一，从目前家族文学文化研究的分布来看，其“研究生态”需要改善。上述学者，尤其是国内学者的关于家族文学文化的研究，多集中在魏晋南北朝阶段，且明显侧重于一些著名的文化家族，如吴郡陆氏、陈郡谢氏、琅邪王氏等。其他历史时期则成果相对较少。当然，这样的“研究生态”本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毕竟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门阀士族最具势力的阶段，世家大族往往延续数代甚至十数代而不衰，且具有明显的文化优势，因而这些备受关注的家族无疑是他们所处时代最具研究价值和意义的文化家族了。

隋朝实行科举制之后，世家大族的地位有所衰落，但其影响力还是巨大的。虽然，《新唐书》统计出的369位唐代宰相只是98个士族的后裔。唐代世家大族在高级行政官僚中所占的比例要比南北朝时期小，但这个比例仍旧很高，约占60%。[34]可见，家族在唐朝的政治上依旧具有根深蒂固的力量。

《新唐书·柳冲传》引柳芳论氏族说：“氏族者，古史官所记也。……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35]《贞观政要》载：“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36]可见，家族在唐朝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备受重视。

同时，家族不仅在政治生活中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对于文化建设来说，其作用亦不可低估。隋唐的文学文化家族可谓多矣。比如薛道衡、薛收为代表的薛氏家族；上官仪、上官婉儿为代表的上官家族；杜审言、杜甫为代表的杜氏家族；王维、王缙为代表的王氏家族；白居易、白行简、白敏中等为代表的白氏家族；等等。明代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发现唐人父子、兄弟、夫妻、祖孙以文学并称者甚众，对各项都举例说明，还特别指出王勮、王勔、王勃、王助、王劼、王劝为兄弟六人皆善文者，此皆本书所研究的王氏家族的成员，等等。同时他还指出唐著姓若崔、卢、韦、郑之类，能诗之士弥众，并信手罗列崔氏能诗者近六十人，遍及初盛中晚整个唐朝。可见，这个文学高度辉煌的朝代，产生的文学家族跟魏晋南北朝相比，并不逊色。尽管如此，选择隋唐的文学家族进行研究，在学界尚不多见，因而存在巨大的研究空间。此种“研究生态”需要我们去改善。

其二，从时间上看，隋唐之际正是中国文化和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期，选择生活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上的文学文化家族进行研究，可以见证文学的承上启下的一些特点，从而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和评价。

隋唐时期，国家在历经了数百年的分裂后重新走向统一。政治的一统对于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提出了新的要求，为大一统的皇朝服务成为隋初和唐朝意识形态的主要任务。融合南北文风，创造出“尽善尽美”的文学，正是时代对文学的期待和要求。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和要求，文学是怎样发展变革的?通过王氏家族的文学研究，我们正可看出文学发展的一些脉络和承上启下的时代特点以及南北文风的融合等。正是他们和其他一些作家的共同努力，推动了文学的发展，迎来了盛唐文学的辉煌。

其三，从所选择的家族个案来看，隋唐之际王氏家族的成员，包括文中子王通、王度、王绩、王勃等在内的主要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们积淀并继承了先唐文化和文学的诸多因素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对三教合一，古文运动，宋明理学，诗歌、传奇、辞赋、散文等唐朝及以后的思想、文学以及文学理论的发展，都发生过重要的影响。

唐代的文学家族虽然很多，隋及初唐也不乏像以薛道衡、薛收等为代表的薛氏家族，以杜易简、杜审言为代表的杜氏家族，以上官仪、上官婉儿等为代表的上官家族等文学世家，但他们在文学史上主要以诗赋留名。可以说在隋唐之际，只有河汾王氏家族对于唐朝的主要文体，如诗歌、传奇、辞赋、骈文等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故而对于唐代这些文体的发生、发展都可从王氏家族的文学中观其大概，从而使王氏家族的文学研究具有了文学史的意义。

另外，本书所研究的三代作家，其生活的时间跨度不大，即使从王通出生之年（584）算起，到王勃辞世（676）也只有九十余年，适合把他们放在一起进行整体研究。

为此，笔者选择了对隋唐之际的河汾王氏家族的文学、文化进行探讨。以期能够为隋唐文学、文化的研究尽微薄之力。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以往学者也不乏对于本书所探讨的王氏家族的作家进行研究，如在思想史上对王通的研究比较多。在文学史上对王绩、王勃的研究比较多。但一般都是把他们作为独特的个体进行观照，单独研究他们的思想以及文学上的贡献与价值。但贾晋华的《河汾作家群与隋唐之际文学》一文，对于一个“从未为研究者所注意的重要作家群——河汾作家群”及其作品进行了稽考和评述，指出隋大业中，以王通讲学为主要背景，在河汾一带聚集了一批作家，可考者有王通、王度、王绩、薛收、杜淹、凌敬、薛德音、陈叔达、仲长子光。作品现存有王通一首诗、王度一篇传奇、王绩十三首诗文、薛收二首文赋、薛德音一首诗、陈叔达二首诗、凌敬一首诗，以及《中说》文论数则。文章认为，河汾作家群以其特有的创作风格和业绩，不但在隋代文学中独树一帜，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而且对初唐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延及初唐的第二代诗人。[37]此文这种对于隋唐之际河汾作家群整体进行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等，对本书颇具启发意义。

三

本书的结构框架大致如下：首先，本书考述了王氏家族成员的生平、著述情况等；接着探讨了他们对于唐代主要文体如传奇小说、诗歌、辞赋、骈文等的发展所做的贡献；随之考察了王氏家族作家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对魏晋风度的扬弃及其对创作心态的影响，剖析了王氏家族对山水田园诗派的影响，随后探讨了王通的“三教可一”思想，以及在此思想指导下的王氏家族文学文化的融合精神；最后本书对王氏家族文学繁荣的原因进行了总结。

由于笔者才疏学浅，在行文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诸多疏漏以及不妥之处，恳请各位专家、师友指点缺失，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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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旧《唐书》王绩传、王勃传皆言王绩、王勃为绛州龙门人。

[2]宋宣和二年改龙门县为河津县。参见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嘉庆重修一统志》，中华书局1986年5月版，第7275页。

[3]（唐）王绩著，韩理洲校点：《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

[4]（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01页。

[5]以上参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6]（隋）王通著，张沛校注：《中说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65页。

[7]（隋）王通著，张沛校注：《中说校注》，第265页。

[8]（隋）王通著，张沛校注：《中说校注》，第265页。

[9]此书未署作者姓名，根据行文，如称穆公为“余五代祖”，似是王福畤所作。

[10]（隋）王通著，张沛校注：《中说校注》，第275—276页。

[11]（唐）王绩著，韩理洲校点：《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第1页。

[12]（隋）王通著，张沛校注：《中说校注》，第265—266页。

[13]（唐）王绩著，韩理洲校点：《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王无功文集序》第1页。

[14]（隋）王通著，张沛校注：《中说校注》，第265页。

[15]（隋）王通著，张沛校注：《中说校注》，第36页。

[16]杜淹《文中子世家》:“安康献公生铜川府君，讳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

[17]（唐）王绩著，韩理洲校点：《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王无功文集序》第1页。

[18]（唐）王绩著，韩理洲校点：《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第129页。

[19]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在《中说》中，王通称其为“叔父”，或是远房。在唐历任谏议大夫、黄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侍中、礼部尚书等。

[20]（隋）王通著，张沛校注：《中说校注》，第249页。

[21][美]包弼德（Peter.K.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22]吕才《王无功文集序》云：“君祖安康献公，周建德中，从武帝征邺，为前驱大总管。”征邺胜利，得获赐地。王绩《游北山赋序》云：“安康之受田”，即指获得赐地也。

[23]（唐）王绩著，韩理洲校点：《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第1页。

[24]（唐）王绩著，韩理洲校点：《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第1页。

[25]因房玄龄、魏征等皆为贞观名臣，而王通的事迹《隋书》无传，两《唐书》无补，故而宋代以来，对王通其人、其著作以及其门人等都产生过怀疑。如洪迈《容斋续笔》卷一《文中子门人》:“王氏《中说》所载门人，多正（贞）观时知名卿相，而无一人能振师道者，故议者往往致疑”等，本书以为，王通其人、其著作以及各种史料中所载的门人弟子等，基本是可信的，详见下文。

[26]龙门在隋为绛州管辖下的县级行政单位。

[27]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三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53页。

[28]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29]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页。

[30]（南朝梁）刘勰著，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47—548页。

[31]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132页。

[32][德]海德格尔：《人，诗意的安居——海德格尔语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33][德]海德格尔：《人，诗意的安居——海德格尔语要》，第82页。

[34]参见[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35]（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76—5678页。

[36]（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96页。

[37]参见贾晋华《河汾作家群与隋唐之际文学》，载《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9—4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