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人肩膀：国际国内有关人口流动和社会风险的研究

第一节 国际人口迁移及其理论

一 国际人口迁移与华人国际流动研究

正如米尔斯指出的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分清“环境中的个人困扰”（personal trouble）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social problem），超越个人的局部环境和内心世界的社会问题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指向，文森特·帕利罗等也指出社会问题会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的损害。[1]对人口流动来说，只有长期大规模的人口移动，影响了众多社会成员个人、家庭甚至整个社会，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才成了一个需要被研究的、有价值的社会科学研究议题。21世纪，人类全面进入信息化社会，地球因信息和交通的联系而变成了“地球村”，全球化时代悄然而来，开放的社会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人口以及人力、人才的全球流动已成趋势，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处于国际移民潮之中，区别仅在于有些国家主要是移民输出国，有些国家主要是移民输入国，有些国家主要是移民过境国，而更多的国家则是这三种情况同期并存。但同时，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使得各个国家以固守国家有形的地理边界和文化传统的方式维护国家利益，开放的世界和固守的国家利益之间形成无解的悖论，这对世界的发展和各个国家的发展无疑是严峻的问题。

关于人口的跨境迁移，是与“国家”和“主权”概念密切相关的，而“国家”和“主权”的观念并不是一个古老的命题而是直到十五六世纪以后才成为一种共识。因为在世界文明发展的早期，清晰地划定边界和有效掌控边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并没有一种文明能够有能力真正掌握“国家”的边界，更无法把“主权”思想渗透到“国家”管理的各个角落之内更何谈“边界”之外，那时的人口迁移更多的是在自然地理、文化传承的界域内进行，较少与政治因素如“跨国”“跨境”等相关，正因为此，本部分所指的国际移民是指15世纪之后“国家”和“主权”观念形成并逐渐被广泛认可和接受之后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人口移动。

随着国际人口的迁移，国际人口迁移的研究也不断展开，本部分将从国际移民概念类型、移民、时空线索等方面对国际人口迁移进行文献梳理。

（一）国际移民概念及类型

国际移民概念界定：根据联合国关于“国际移民”的基本定义，除各国正式派驻他国的外交人员，除联合国维和部队官兵等跨国驻扎的军事人员之外，所有在非本人出生国以外国家定居一年以上的人口均属“国际移民”[2]。个人生命历程中经历过“跨越主权国家边界”并以非官方身份在非出生国生活一年以上的经历，是界定“国际移民”最重要的基本原则[3]。

按照联合国的划分，国际人口迁移分为四类：永久性国际人口迁移、国际劳工迁移、国际难民和非法国际移民[4]。李其荣将移民分为：短期劳力移民，比如出国务工的合同工；高技能型和经营型移民，包括各国的引进人才和投资移民；非正规移民，俗称非法移民；被迫移民，包括政治难民、环境难民、工程移民等；家庭团聚型移民；归国移民，侨居国外又回国定居的移民[5]。李明欢则认为分类的标准不同，移民的分类不同。以迁移数量为标准，迁移可分为：个别迁移、小群体迁移、大规模迁移等；以迁移的距离为标准，迁移可分为：短程迁移、长途迁移或跨洋迁移、洲际迁移等；以迁移的动机为标准，迁移可分为：生存性迁移、发展性迁移或自愿迁移、被动迁移等；以法律角度衡量，迁移可分为：合法迁移、非法迁移或正规迁移、非正规迁移等；以时间为序，迁移可分为：短期迁移、长期迁移或临时迁移、永久迁移等；以迁移者的身份为标准，迁移可分为：独立迁移、依附迁移、工作迁移、家庭团聚迁移、避难迁移、学习迁移等；以迁移目的为主要分类标准，迁移可分为：工作性、团聚性、学习性、投资性、休闲性和托庇性六大类。

（二）国际人口流动的历史与现实

15世纪以来世界大规模的国际移民有三次：一是15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欧洲的民族国家逐渐形成，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以及后来的工业革命推进了殖民主义的扩张，欧洲人作为水手、军人、农民、商人、僧侣以及行政人员和其他劳工迁居海外，西非的黑人作为美洲新大陆建设的奴隶被迁移了900万—1000万人口[6][7][8]。二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这个时期的人口迁移主要是从欧洲向美洲、澳洲和南非的迁移，大约6000万人口。三是“二战”后至今，成千上万人由战区迁居到非战区和其他国家，而战后又重返家园。战后战败国的战俘及家属回迁本国，如作为战败国的德国仅1947年被遣返回国的人数就达1200万人，战后，日本回迁人数也达630万人，这一时期其他地域的人口迁移主要是从中美洲、地中海等地区迁往北美和西欧，大约1500万人，同时南欧、海湾石油国家、拉美、非洲和亚洲则有新的移民输入国出现。进入21世纪。随着信息技术的逐渐普及，交通条件的普遍提高，人们生活观念的逐渐变化，广阔的地球逐渐成为“地球村”，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交流越来越密切，人口流动更为频繁，目前有1.75亿人生活在非出生国，全世界每34人中就有1人是跨国移民；而在工业化国家中，这一比例更高达每10人中就有1名跨国移民，同时主要的移民地区和移民国接纳移民的数量越来越大，新的移民国逐渐形成。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由于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是四个传统的主要移民国家。将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1975—1994年所接纳的移民数相加，就可以看出这几个国家20年间所接纳的移民总数在逐年增加，平均每年接纳100万人以上。在1956—1985年的30年间，美国共接纳了大约1200万永久性移民，加拿大共接纳了大约380万永久性移民。在这30年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接纳的永久性移民分别达到了310万人和65万人。从1989年起，苏联和东欧各国相继发生剧变，这些国家放宽了对本国公民出入境的限制，大批苏联人和东欧人开始涌向西欧和北美。1989年，美国共接纳了135万常住移民，1990年达到210万常住移民的历史最高纪录，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苏联和东欧各国。美国1980年人口中大约有6%的人出生在国外，通过1990年的大赦计划，使得300万名非法居民永久归化，美国人口中8%的人出生在国外。加拿大1991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6.1%的人出生在国外。澳大利亚1993年大约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出生在国外（21%），另外有19%的人的父母至少有一人出生在国外。1990年，新西兰人口中有14%的人口出生在国外。1995年后，中国台湾省成为新西兰最大的移民来源地，使以前的最大的移民来源地英国退居第二位，而中国大陆是新西兰第三大移民来源地，接下来是韩国和中国香港。

欧洲各国的移民历史有长有短，移民史长的有法国、英国、荷兰等，短的有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二战”后，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决策者们着眼于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紧缺的问题，拓宽了合法移民渠道，鼓励和接纳历史移民和永久移民，放宽了家庭团聚等移民渠道，最晚20世纪末，移民已经成欧洲各国的共同现象[9]。许多国家虽然本身人口密度相当高，但由于本国出生率降低，人口进入老龄化，而经济发展又需要大批青壮年劳动人口，故在战后成为净移民人口国，如西欧的法国、英国、荷兰、原西德等[10]。德国接纳了大量散居在国外的德国人归国，1988—1991年，大约有120万居住在东欧和苏联的德国后裔移居德国，仅1990年就有大约40万德国后裔返回德国。到1991年时，德国大约有530万外籍人口（不包括从国外回来的德国人后裔），这些人口占德国总人口的8.6%。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劳动力严重不足，开始实施民族回归政策，1991年，大约有14.8万日本后裔移居日本，其中大约12万人来自巴西，近两万人来自秘鲁。苏联解体后的各独联体国家有5400万—6500万人为非本国居民，如果将这些人包括在国际移民范围内，各独联体国家内大约有6000万国际移民[11]。

1948年以色列建国，人口基本上由其他地区迁移去的，是实实在在的移民建立的国家。以色列的《回归法》明确规定：除非在进入以色列后三个月内提出拒绝，凡进入以色列的犹太人都自动享有以色列国籍，大批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回归“祖国”。据相关统计，从以色列正式建国到1991年大约有200万犹太人从80多个国家先后回归以色列，他们成为以色列国家建立和发展所需的基本人力资源[12]。

1990年以来，西亚石油国家石油工业蓬勃兴起，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就业机会增多，吸引了大量外籍劳工入国，如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等，这些国家成为新的移民接纳国。

（三）华人国际流动研究

作为国际人口流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华人国际流动的研究成果是非常丰富的。近40年来，华人新移民增长速度非常快，目前有超过3700万人散居于世界各地[13]。而早在中国历代典籍包括正史、类书、实录、方志和各种笔记、小说中不乏国人迁徙海外的记载。比较有名的是明初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所著的记载爪哇的杜板、新村、苏门答腊旧港等地华人社区的聚居、谋生和社会结构情况的《瀛涯胜览》[14]。清代以后，中国人怀抱各种目的以各种方式出国，成为中国人口向外宣泄的重要方式——下南洋。东南沿海地区，福建、广东的地方志、官方文编和私家著述中有许多关于南洋华侨的记载。比如18世纪末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的《海录》和王大海的《海岛逸志》是关于南洋华侨信息的记录，同时在朝廷的起居注、奏折、会典、实录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涉侨事务的内容，虽然有些著作对华侨社会有一些分析，但仍算不上学理性研究，对华侨事务的学理性研究，肇始于南洋殖民政府的官员，其中部分成了研究南洋华侨的专家[15]。

对研究者来说，面对一部近五百年且目前已有近4000万人的中华移民史，从任何角度的总结和归类都难免会失之偏颇（既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又无法深入细节），本书试图从时空的角度，移海拾贝，以窥中华移民的一斑。

东南亚是中国海外移民最集中的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95%以上的中国本土之外的华人聚居于东南亚。“二战”后，随着该地区华人生存环境的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方面，东南亚各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本随即禁止了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入境，另一方面战后近半个世纪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曾先后多次施行过歧视、排斥国内华人的政策甚至大规模驱赶华人的恶性事件），使得那些有能力（智力或财力）、有可能（投亲靠友、留学求职甚至冒死出逃）的移民纷纷远走高飞。有的回到中国，如20世纪50年代有大批印尼华侨青年回国，80年代越南排华时有60多万难侨回国，另有大批东南亚华人流向欧美及大洋洲[16]。

美洲大陆也是中国人外迁的主要目的地。1785年，两名中国水手首次登上美洲大陆，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吸引大量华工涌入加拿大淘金，1851年加州华人已经有2.5万人，2017年，加拿大华人已达180万人[17]。19世纪60年代，美国修建横贯大陆的太平洋铁路，招聘了大量华工，华人数量达到6万多。1870年后的经济危机导致了美国漫长的排华政策，直到1965年美国政府修改了移民律，取消了偏袒欧洲裔移民的名额分配制度，此后大量华人涌入美国，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人数增长最快并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数民族社群[18]。1849年10月，75名契约华工船抵达秘鲁，揭开了华人移民秘鲁的序幕，1859—1874年有8.7万中国人进入秘鲁，1876年几乎2%的秘鲁人口中是中国血统[19]。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人海外迁移的大流向和战后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由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向比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流动，由比较不安定的地区向比较安定的地区流动的国际人口迁移的主流方向是一致的。现在的华人，已跃出了传统社会的经济、文化领域，并逐渐在美国的政治领域取得地位[20]。

欧洲也是中国人的迁入地。自17世纪中叶起，随着西欧耶稣会传教士在华活动日趋活跃，逐渐有中国教士或教会学校的学生或经西欧传教士推荐或直接由传教士带领前往欧洲[21]。但就宏观而言，在历时久远、人口数以千万计的海外华人社会中，华侨华人群体似“异军突起”在欧洲成长壮大是20世纪才日渐凸显的社会现象，并在世纪末引起了欧洲朝野的普遍关注[22]。法国是最早出现中国移民群体的国家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源源进入法国，法国华人人口总量持续攀升，法国华侨华人人口总数已经从20世纪50年代的不足3000人，猛增到大约45万人，其规模在欧洲各国中高居首位[23]。在英国的人口普查资料中关于在英国合法居住的“中国人”的统计，可以向前追溯到1851年。在德国有关当地中国人的人口统计资料，可追溯到1890年。在荷兰则可从其远洋公司残存的档案中查找自1898年起受雇于荷兰的中国船员人数及简单的个人背景资料。进入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国跨境移民潮以超乎任何人想象的速度高涨，欧洲成为中国当代新移民追寻发展的一大重要舞台。当历史走向2l世纪时，欧洲华人社会已拥有百万之众。但对欧洲不同国家华侨华人的研究程度明显不平衡，其中以对英、荷、法之华人群体的研究著述较多，其他国家则相对薄弱[24]。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中国人开始向传统上较少涉足的地区迁移。周海金的研究显示，20世纪50年代初，在非洲的中国人仅3.7万人，六七十年代，非洲的华人中基本上是中国香港人和中国台湾人[25]。1990年后，中国人大规模涌入非洲，据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于1996年的估计，当时在非华人华侨约为13.6万人。2002年，中国海外交流协会的朱慧玲结合其出国考察、采访、文献与问卷调查估算出非洲华人华侨的数字为25万人左右。2009年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根据不同国家在2007年或2008年的统计认为总计有58万—80万中国人在非洲大陆。综合各种数据初步估计，至2012年底，非洲华人华侨的总数已逾100万人。80年代南非的鼓励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的政策，促进了中国港澳台地区的人口向南非迁移，1990年中期以来，南非的中国大陆新移民猛增，目前南非华人总数在20万左右，主要是中国大陆和港台等地的投资技术移民，福建、广东、台湾籍人分别占35%、20%、20%。南非的中国移民大都集中居住在南非的一些商业中心从事工商业[26]。南非复杂的种族状况、多元的文化传统、动荡的社会治安同诱人的商机并存，南非的中国移民不像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中国移民谋求“落地生根”，但却又在处处充满商机的南非流连忘返[27]。

关于海外华人的研究在华人生存模式、华人社区、华人社团等方面也比较集中。移民为了在当地很快地生存下去，会选择和来源地相同，文化相似的人一起居住，所以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几乎有“唐人街”，华人最开始的职业基本上实在唐人街从事“三把刀”（菜刀、剪刀、理发刀）式的家庭经济[28]。李桂山的研究显示，华人为了生存，帮人洗衣、运货、清洁、饭馆服务员，几乎包干了城市里无人愿意做的最苦最累收入最低最底层的工作[29]。张华贞的研究显示，初到秘鲁的华工，超过90%的在种植园中从事着农业劳动的苦力，其余的华工则在生产鸟粪的岛屿、硝石产地、铁路建筑和新兴的手工业中服役。黄润龙的研究显示，大约一半以上的华人从事传统的商业、零售业、食品加工业等传统职业，但近二十年，华人的就业范围的扩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已涉及很多新的行业，比如房地产、工商业、金融业、食品业、服务业等。他的研究还显示：40%的美国华人从事服务业；荷兰华人虽只占居民的千分之三，但其经营的餐馆却占全国的千分之二十五；新西兰华人只占总人数1%，但其餐馆、快餐店却占全国的30%，华人在种植业和原材料加工业方面也占一定的比例[30]。吴婷的研究认为目前的华人经济已经走出了唐人街，华人移民的职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经济活动遍及工业、商业、外贸、农业、服务业，他们中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师”，如工程师、律师、医师、教师、农艺师、经济师等，经济向多元化、集团化、国际化的经济模式转换。

华人社区的研究也是学术界关注重点之一。研究显示，华人社区和当地社区之间呈现两种不同的关系：一种被称为东南亚型，指移民与当地人交往交流交融较多融合程度较高的关系；另一种被称为欧美型，指移民与当地人交往交流交融比较少、融合度较差的关系[31]。比如张华贞研究的秘鲁的华人社会因特殊的历史际遇不是想着“挣钱回老家”和“叶落归根”，而是选择主动融入当地社会“落地生根”，与当地人通婚，接受当地文化，信仰当地宗教，从心理到行动把秘鲁当成自己的“新祖国”，加之华人的聪明勤劳，使得秘鲁的华人逐渐成了当地比较强势的族群，他们担任政府要职、参加议会选举、经营大公司、开创自己的新闻媒体[32]。武斌关于英国诺丁汉华人社会的研究显示：2011年诺丁汉地区的华人数量占英格兰华人总数的2.35%，2001—2011年诺丁汉地区华人人口数量增加了1.4倍，几乎是英国华人平均增长水平72%的两倍，诺丁汉已成为英格兰华人增长最快的地区，但由于缺乏交流互动，华人留学生与旅居当地的华侨华人被视为与当地社区没有太多互动的“平行社区”，近60%的当地居民强调“缺乏有关华人社区的信息”，留学生、华人居民与当地社会间形成一种“三角关系”[33]。陈凤兰的研究显示，大多数南非华人与当地人沟通较少，比较封闭，不爱从自己的圈子里走出来，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和社区。

关于华人社团的研究。华人社团担负着“桥”和“墙”的社会功能。“墙”指对内强化成员的我群认同，实现阻抗“他者”的无形屏障，“桥”指社团充当本社群的代言人，并在与移入地和原居地大社会的交往中进行沟通与协调[34]。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国家大门进一步打开，中国也逐渐成为国际移民的目的地，王亮的研究显示：2004年，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批准外国人入境1693.25万人次，是20年前的11倍。2016年，外国人入境人数达7630.54万人次[35]。吕云芳以居住厦门的外国人为切入点，研究了外籍人士非正式团体的建构以及其在外籍社群、社团、当地社会的三方互动中起的作用，认为外籍团体在推动外籍社会空间的发育方面有作用但在推动外籍社群融入当地社会作用较小，外籍华人形成了一个隔离于中国社会的独立空间[36]。许涛研究了生活在广州的非洲移民的社会支持，认为他们无法获取像中国公民一样的正式社会支持，因为他们面临着本国社会支持断裂和弱化以及移入地社会支持缺失的困境，为突破困境，非洲移民通过延续和加强既有社会关系、结交新朋友、通婚和加入宗教以及志趣团体等方式重构了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37][38]。

二 国际人口迁移理论

理论是对客观事物的抽象概括，可以用来描述、分析、解释某一类现象。关于国际人口迁移的理论，则是大体上在描述、分析、解释近代以来兴起并逐渐成为社会问题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人口流动，关于移民各种理论流派、观点也是非常之多，李明欢把国际移民基本理论分为三种：强调市场导向的经济理性选择论；注重政治内涵的文明冲突论；强调全球化趋向的跨国主义论[39]。本书认为对跨国人口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两大部分，即迁移动因、移民适应和认同研究，本部分试着从这两个视角对移民理论进行归类综述。

对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任何分类都是一种建立在研究者主观意愿之上的“理想类型”的划分，受研究者学术眼光、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局限，使得任何分类都不会是完全科学的，总存在着一些无法容纳进此种分类的事项（无法穷尽），也存在着可能符合该种分类不止一个类别的事项（无法完全排他），但分类也是为了使复杂的社会科学研究简单化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分类研究也成为众多研究者择之而用的原因。

（一）关于移民动因的理论

人们为什么要离开自己居住的土地，去迁移到其他地方居住，移民为何在此时此刻迁移到彼地生活，移民是主动选择、出于偶然还是因为无奈，从人口开始大规模迁移以来，对人口迁移动因的研究成为移民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关于迁移动因，学界提出过一系列的理论，试图从宏观、中观、微观各层次进行分析，较有影响力的理论包括推拉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40]。

19世纪80年代形成的强调外部环境对人口迁移有重大作用的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是解释人口迁移动因的较早也较被广泛认可的理论。19世纪80年代，列文斯坦发表了《移民的规律》一文，开始了对移民规律的研究，之后，经由赫伯尔、李（E.S.Lee）等人的发展，形成了人口迁移是由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的推拉理论。列文斯坦的研究发现，当时的人口流动主要是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移动，从工商业不发达地区向工商业发达地区流动，人口有时是先迁移到郊区再迁移到市区，虽然有时会出现短暂的人口逆流现象，但主要流动方向是持续不变的，为此列文斯坦认为迁入地的收入程度是吸引人口不断流入的原因，而人口迁出地的低收入则是人口外流的推力，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使得人口长期大规模地向一个方向流动。推拉理论虽几经发展，但其解释范围和解释力都是非常有限的，比如人们除了经济收入的考量之外，其他因素在人们的迁移决策时是否也有重要影响？比如同样的人口和地区，面临同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自然条件，有的人口会迁移，有的人口为何不会迁移？同样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地方，为何会考量迁移到此而不迁移到彼？面临政治危机、自然灾害、社会巨变情况的人口，迁入地的拉力并不明显，为何也会选择迁移？推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将人口的迁移看作外力作用的结果，对迁移者自己的迁移决策和选择很少涉及[41]。

1962年经由拉里·萨斯塔和迈克尔·托达罗的发展而成型的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推拉理论的明显局限。该理论看到了因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而造成的劳动人口的收入差距，使得人口从较低收入国家向较高收入国家迁移，同时看到了人口迁移并不是完全由外部环境决定的而是迁移者的主动决策过程，个人经过对所处之境和所期之境的比较，对成本效益的估算，权衡了种种选择，自然要前往回报最多的地方[42]。但是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认为经济状况对人口迁移有重要作用却无法解释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选择出国，也无法解释为何有些人口有向一定地区移民的习惯。

奥迪·斯塔克、爱德华·泰爱德华·泰勒等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新经济移民理论。该理论把家庭而不仅仅是个人看作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主体，认为迁移行为不仅要使迁移者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同时也要为其家庭提供增加资本来源和控制风险的重要途径，为了获得资本等稀缺资源，会将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送到国外的劳动力市场去，外出的家庭成员给家庭的汇款可能会是全家的重要经济收入[43]。新经济移民理论研究发现家庭成员的迁移不但提高了家庭的收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能提高其家庭在当地社会中的地位。该理论研究发现引发移民的动因不是两地“绝对收入”的差距，而是基于同参照群体比较后可能产生的“相对失落感”，也看到了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移民的作用。

1979年迈克尔·皮奥里提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从移民输入国的市场机制角度来分析国际移民现象。认为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工作环境舒适、收入高、保障好、福利好的高级劳动力市场和工作环境差、收入低、保障差、福利低（甚至无）、工作不稳定、晋升机会少的低级劳动力市场双重劳动力市场。本地劳工喜欢在高级劳动力市场就业，而低级劳动力市场则很难招到本地劳工，外国移民正好来填补这个空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缺陷是忽略了移民输出国的状况[44]。

1974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在此理论基础上形成了关于移民的世界体系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强调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国际移民的作用，认为世界不同国家处在“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体系中，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形成，半边缘和边缘地区的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发生变迁，传统生产生活方式难以为继，人口大量、长期地从边缘、半边缘国家向中心国家迁移，使边缘和半边缘国家融入核心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中的过程[45]。

总体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人口迁移研究多数是从就业和收入的差别的经济机会方面去解释迁移的规律，后来人们注意到一些非经济因素对移民决策的重要作用。

1987年由道格拉斯·梅西等人在“社会资本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移民网络说。该理论认为建立在血缘、乡缘、情缘基础上，移民和原居地的亲人、朋友，基于亲情、友情所建立起来的种种联系是移民得以获得迁移信息和做出迁移决策的重要资本。移民网络会随着迁移者的数量增加和异质性增加而不断地扩大，这也成为迁移者越来越丰富的迁移资本。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剧与跨国主义思潮兴起，学者们重新思考传统移民研究，提出一条弥合宏观与微观的中观思维之路——社会网络分析模式。Faist考察德国的土耳其移民时提出，移民在移入地的社会适应过程中会通过将移出地关系网络跨境扩张，进而建构移入地和移出地相联结的移民跨国社会空间，从而影响移民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适应，同时移民网络也会对两地社会施加影响[46]。在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移入地的关系网络实质上是移出地网络的跨国化，而并非移入地网络的异地重建。在跨国化的过程中，社会网络也可能会发生嬗变，如巴黎的温州人亲缘关系的影响和作用不如在国内那么强，“人情变得淡薄”，但是朋友等弱关系可能会越来越重要。王春光对巴黎的温州人的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移民社会空间跨社会建构过程。温州人通过家乡的亲缘、地缘关系网出国，到达巴黎后，还是借助该网络立足、生存、创业发展，并以此构筑自己的社群空间[47]。

经济学家冈纳·米尔达尔、道格拉斯·梅西等提出和发展完善的累积因果关系说，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惯习说”理论观点基本相同，也被称为“惯习说”。累积因果关系说解释了在同一地区拥有同样资源的人，为什么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移民；为什么有的地区比另外地区有更浓厚的移民文化[48]。移民网络、累积因果关系说、迁移文化等从不同角度阐述移民的延续和发展取决于移民社会网络和由此形成的链式迁移、崇尚移民的特色社区文化。

阿金·马博贡耶对非洲城乡移民的研究基础上由克里茨、利姆、兹洛特尼克等学者提出了移民系统理论。移民系统是一种空间，包含了移民迁入国与移民迁出国相对稳定的联系。该理论认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因素的影响，移民迁入国与迁出国之间形成了紧密而稳定的纽带，从而导致了后续的大规模移民。移民系统理论试图整合其他研究方法对移民流两端的所有关系如移民网络、中间组织、文化联系、国际关系等进行整体性的研究[49]。移民系统理论存在于对当代国际移民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以及政府的移民政策与法律制度等宏观结构和中介性的组织，如走私团伙、慈善或人道主义团体，为移民提供服务帮助移民进入他国的微观结构中[50][51]。

近些年在传统关于移民研究理论的基础上，有更多的研究者注意到其他因素对移民动因的作用，影响和导致人口迁移的因素，涉及移出地、移入地、迁移成本效益及个人四个方面。如环境因素、社会福利因素、制度因素、迁移者的素质和拥有的资源等。环境因素认为人口迁移除了考量收入和可预计收入之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量用钱不能买到的物品，比如气候、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居民素质、教育条件、政治气候等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却不是凭借个体努力就可实现的对个体非常重要的“不可交换的物品”，这些条件会对缺失的经济条件起到很好的补偿作用[52]，社会福利因素很多时候被看成一种有时比直接收入还重要的社会因素，好的社会福利会吸引人口从社会福利低的国家向社会福利高的国家迁移，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失业的移民仍然愿意滞留在侨居国家。移民政策对移民迁移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国际移民明显受到移民迁出国和迁入国双方政策的影响，然而两相比较，迁入国政策对移民的影响较之迁出国政策要重要得多。许多移民接纳国都制定了以本国利益为主导的移民政策，目的在于对跨国流动的人口进行各种限制与选择[53]。比如加拿大的对华政策直接导致在加华人人口数量和华人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变化，为了限制华工，加拿大政府有征收华人“人头税”的传统，1902年加拿大皇家委员会决定将针对华人的人头税增至500加元，直接导致华人在加拿大一直处于整个社会的边缘地位；1923年，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了《排华法案》只允许华人商人入境加拿大，这一法案一直持续1947年，导致在加华人的数量从39587人降至34627人[54]，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实施了投资移民法，开放签证、允许中国大陆人以“技术移民”签证进入加拿大后，华人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上涨。2001年华人人口突破了百万大关，2006年达到120万人，2011年更是超过了130万人达到了134万人[55]，2017年达到180万人。再如菲律宾的华侨政策使得华裔少数民族开始全面融入菲律宾主流社会，菲华社会的形态经历了从落叶归根向落地生根、从侨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56]。世界上一些国家虽然不是移民国家，但欢迎那些与本国民族、文化和宗教有渊源关系的人定居，家庭团聚移民是传统移民国家永久性人口迁移的主流。近些年的国际人口迁移显示，在各个国家都努力吸引更多的优秀人口的政策推动下，那些拥有较好教育背景、较多经济资本的迁移者更容易做出跨国流动的迁移决策，由于终生预期回报会随年龄的增加而降低，迁移的倾向随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能够更多地获取信息并能够降低迁移风险，他们表现出更高的迁移可能性[57]。

（二）关于移民适应及认同的理论

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使得主权、领土及边界的思想深入人心，更渗透在统治阶层治理国家的整个过程之中。随着民族国家的概念不断地被强化，文化与具体的地域、具体的族群产生实体感的联系，人们再也不能毫无约束的自由行走，人们跨越国界则意味着跨出自己的文化圈而进入“他人”的文化圈，因此会产生文化之间的各种问题，比如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但值得注意的是，长久以来形成的历史心性与社会网络并未被刚性的国家制度隔断[58]，踏入他人文化圈的移民，则不得不面对“我是谁”的问题，即发生“自我认同”和“族群认同”的问题，“我族”与“他者”成为族群分野和族群认同的惯常思维。

对移民适应和认同研究，最为知名的理论就是同化论和多元文化主义两大派系，然而学界一直有着个体适应与群体适应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共同之处在于通常以整合或融合为最高目标，这也同时成为移民社会流动的重要测量指标。早在1782年，法裔美国学者克雷夫科尔就美国的族群流动现象形象地提出了美国已经并且仍然继续将来自不同族群的个人熔化成一个新的人种——“美国人”的“熔炉论”，认为美利坚合众国从诞生之日就是一个各种族群的大熔炉，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族群融合成一种生物因素上的“混血”族群，文化因素上的“混合”族群，进而形成一种新的“美利坚”族群，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的族群都做出了生物学和文化意义上的贡献。而在“熔化”的过程中，许多族群是主动的，如华人在唐人街族裔经济区起步，发达后搬离唐人街，进而融入或同化于主流社会，此时华人获得了经济和社会生活层面的向上流动。

1924年，犹太裔美国学者霍勒斯·卡伦在批评“熔炉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文化多元论”成为国际社会对待移民问题的基本立场。文化多元论认为族群或国家的发展不仅仅是主民族发挥其文化的过程，更是一个所有族群承继本族群文化，兼收并蓄其他族群文化，从而形成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而不同的社会文化形态，即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样态。Young Yun Kim认为在跨文化交流中，一个文化中的个人或群体向另一个文化学习和调整的发展即涵化过程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表现为压力—调整—前进这样一个动态的形式。

在研究华人移民群体的适应问题时，孔飞力先生提出了“通道—生境”模式。孔飞力的《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一书，以大历史的宏观视野重新解读中国“安土重迁”之传统文化，以“他者”的眼光剖析华人与移入地社会的多重互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移民“通道—生境”理论模型[59]。作者在书中提出，纵观中国人海外移民的数百年历程，可以看到在移出地与移入地之间长期延续着条条“通道”。此类“通道”并非如丝绸之路那样显现于现实的地理空间，而是经由潜在的亲缘、乡缘之关系网络编织而成。“通道”的构成元素一是实质性的，即人员、资金、信息的双向流通；二是虚拟性的，即情感、文化乃至祖先崇拜、神灵信仰的相互交织。在交通不便的年代，穿梭来往于移入地与移出地，为移民传递家书钱款的个体“水客”和体制性的“侨批局”，是通道的实际载体；而到了信息发达的今日，从电报、电话、传真到电子网络等无所不在的通信体系，再加上现代交通发达便捷，使得通道运作更为通畅，功能也更加多元。与“通道”相辅相成的是在通道两端，即特定移民群体的移入和移出地双双形成的“小生境”或曰特殊的“生态圈”。在移入地是一个保持中国移民群体文化特色的小环境：可能是相对集中的商贸经营区或行业圈；也可能是在血缘地缘基础上建立的庙堂宗祠、社团学校等；可能是实体性的，即形成于现实空间的“唐人街”；也可能是潜在的，即可以在需要时组织动员群体力量以采取共同行动的社会网络。当如此移民“通道—生境”发展成为一种地域性文化后，移民就不再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是一种文化生态，他们经由通道两端社会生态的相互比较，从现实和想象双重层面，对是否如愿实现社会流动之目标而做出主观评价，同时也与客观评价相映衬。因此，必须始终将通道的两端作为相互关联的部分结合进行研究，才能理解移民的动力、机制及认同特征。

李明欢提出了跨国移民领域的“两个世界”理论，阐述了移民如何在其祖籍国和移入国之间，了解两国差异，利用两国差异，进而形成了一个协同运作的体系。李明欢认为：对于第一代跨国移民而言，他们实际上同时生活在移入地和原籍地的“两个世界”，一个是他们每日需要面对、但始终感觉是一个陌生的“他者的”世界，而另一个则是存在空间距离，但在他们想象中却总是充满亲情温馨、近在咫尺的属于“我的”世界。他们为了实现个人和家庭的上向流动（Upward mobility）而迁移到“他者”的世界，他们在那里所承受的一切，都需要源自“我的”世界的激励，无论这种激励是真实的，或是源于想象的。而且，他们在他者世界中所获得的一切，都需要或期待能够在“我的”世界得到认可。唯有如此，他们才会感受到自身实现了社会上向流动的成就感[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