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初期白话诗选三种》包括由新诗社编辑部编选的《新诗集（第一编）》（新诗社出版部1920年1月出版）、许德邻编选的《分类白话诗选（新诗五百首）》（上海崇文书局1920年8月8日出版）和北社编选的《新诗年选（191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8月出版），这三种诗选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白话新诗选集，其选取的对象，正是五四运动时期的白话新诗。其中，除许德邻编选的《分类白话诗选》于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出版外，其他两种诗选很多现代文学研究者甚至不少新诗研究者都未曾得见。以至于，在诸多文学史中，胡适《尝试集》仍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而实际上出版于1920年1月的《新诗集（第一编）》比胡适《尝试集》要早两个月。
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分类白话诗选》（以下简称“人文社1988年版”）经过编辑的细心校正，整体面貌焕然一新，诗歌阅读观感较之初版大有提升，然而却减少了研究者的兴味。比如，全书的第一首诗，即写景类第一首诗《暮色垂空》是一首译诗，初版本并无作者，只是加一“绎”字，并注明出处，是“《少年中国》一卷九期”，“人文社1988年版”则将该诗直接署名为“歌德（郭沫若译）”，“《少年中国》一卷九期”则被删去，这引发的困惑是：出版于1928年的《沫若译诗集》中确有“暮色”一首，内容也与《暮色垂空》相同，那么这首译诗郭沫若究竟何年发表在哪一期刊而被选入1920年出版的《分类白话诗选（新诗五百首）》呢？无论检索作者还是检索诗题都很难找到，因为这首诗虽然是郭沫若翻译的，但最早却是以田汉的名义发表的——其内嵌于1920年3月出版《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九期“诗学研究号”田汉翻译的《歌德诗的研究》一文当中。显然，“人文社1988年版”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其处理方式却反而增加了困惑，而更深一层说，这被编辑“不当完善”的小小细节，正呈现了郭沫若与田汉相识合作的佳话以及郭沫若卓绝的诗歌艺术感受力；又如，“太戈尔”这首译诗，“人文社1988年版”将之重新命名为“太戈尔诗十六首”，原书该诗分节缺“（十五）”而有“（十七）”，而“人文社1988年版”分节却是缺“（十六）”而有“（十七）”……
略举“人文社1988年版”《分类白话诗选》之错衍，意在表明本书编纂的文献态度：作为初期白话新诗研究的珍稀文献，我们认为，尽可能地原貌呈现这三种诗选，不仅对研究者大有裨益，也有助于读者回到具体历史语境中咀嚼初期白话新诗试验阶段独特的艺术魅力。
在编者看来，无论是《分类白话诗选》，还是《新诗集》和《新诗年选》，它们在诗歌研究上的使用频率都要高于其作为诗歌鉴赏的使用频率。在未受新诗史熏陶的读者眼中，这三种诗选中的白话新诗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新诗在他们心中的美感，但对研究者而言，三种诗选所呈现出的初期白话新诗芜杂而繁茂的诗坛景象、新与旧的对决以及诸多触及诗歌本质的问题讨论等，使得回到历史现场成为可能。
当然，重新整理这三种诗选单是拍照影印是不够的，因为限于印刷技术抑或编者急就等原因，三种诗选编排印刷方面都算不得优良，模糊不清乃至错漏之处较多，对当下的许多读者来说，阅读颇为费力。编者在整理工作的开始阶段，曾比照《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以及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郭沫若等作者的全集、文集，将三种诗选中错漏之处予以补正，而实际上这却又与原貌呈现的初衷相悖，故部分以注释的方式呈现，但即便如此，注释较多也影响了读者的阅读体验。现代文献整理过程中，如何最大限度地保存原书原貌又能略尽整理之功且无损于读者的阅读体验是现代文献学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也是本书编者所极力平衡以达成的目标，鉴于此，特向诸君说明：
1.为更好地呈现三种诗选编者的态度，本书编者经过对校，将诗选编者的“点评”或“插话”用不同字体刊印，而原书并无区别或不明显，只字体大小有异；
2.原书明显的错误，如将“叔永”错刊为“永叔”，“蜜”错排为“密”等这些容易辨识的错讹外，部分错讹如“简直”误为“检直”，“无限”误为“年限”等则需要借助他校或本校的方式来辨识，这些均以注释形式求教于方家；
3.工具书难以查证之异体字又模糊不清者，编者同样以注释方式将自己的判断作了标示，如“
”“黑魆魆”等；
4.三种诗选脱文较多，编者多以注释的方式补之，诗歌原文空白以“□”替之，但也有模糊不清但容易辨识的，如“十月二十六日”之“日”字，或相对易见诗篇非常明显的脱字漏字，如周作人《两个扫雪的人》一诗最后“八年一月十三日”之“八”字等，此类脱文较多，编者直接补之而未再赘注。
5.诗选，尤其是初期的诗选，编者多在求全的基础上而求精，篇目多了便自然要在书籍的排版上妥协，三种诗选都有这样的妥协——采用诗篇连排的方式，本书同样采用连排的方式，一方面是对文献原貌的尊重；另一方面自然也是这种“妥协”的延续。
6.本诗所收录三种诗选在初期新诗的选录上多有重合之处，所选文论也有篇章相同的地方，但文本细节却并不完全一致，各有脱漏、错讹，甚至某作家作品在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中用字不同的情况，如胡适《尝试集·自序》中将“wordsworth”（现通译为华兹华斯，译为“华茨活”，而在《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发表于1919年《星期评论》“双十节纪念专号”，一文中译作“华次活”，而这两篇文论均收录到《新诗集》附录中，两处用字按原貌保持不同，本书亦以原貌呈现；再如《周岁》一诗最后一句在《新诗集》中作“病魔会战胜了你！”，而在《分类白话诗》中作“病魔战胜了你！”，本诗也保持了原书原貌。如此权宜的原因在于，这些文本细节并不影响作者欣赏初期白话新诗，原貌保存呈现了白话新诗初创期真实的文化语境，也避免了新错误的发生。
7.三种诗选的原版本，《分类白话诗选》无目录，《新诗集》的目录并无页码，本书将目录统一编排并加入页码以方便读者查阅，原书目录不再重复刊印，特向读者说明。
“孔子删诗说”对诗歌的传播、保存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诗选是一种文化的自觉行为，其与现代白话新诗经典的确立关系密切。将这三种目前已知最早的白话诗选重新整理并以一种整体的面貌呈现，对现代文学研究者重新认识初期白话新诗产生重要影响，更对厘清中国现代新诗发生、发展的脉络大有裨益。编者所努力的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在遵守校勘规范的前提下为读者提供一个可以信赖的版本。
周文
2020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