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李怡 刘福春
作为当代中国高校自主设立的第一个博士学位点，四川大学中国现代文献学学科已经经过了一年多的建设，而作为学科学术的发展则由来已久，今天，这一套“中国现代文献学文丛”的问世具有特别的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王瑶先生曾经说过：“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我们有一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罢了。”[1]早在1935年，文学史家刘大杰便在四川大学开设了必修课“现代文学”，今人皆知刘大杰先生乃古典文学史家，殊不知他一开始就以研治古典学术的方式关注着中国现代文学。1950年，《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将“中国新文学史”规定为大学中文系必修课程，四川大学在当年即建立了现代文学学科，华忱之、林如稷与北京大学的王瑶一起成为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与王瑶、单演义等第一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相似，华忱之也是从古典文学研究转向现代文学研究的[2]。华忱之侧重于对曹禺、田汉、鲁迅等作家的研究，他非常注意打捞和甄别文献材料，例如《〈关于黑字二十八〉和〈编剧术〉——记曹禺抗战时期的一些创作活动》一文厘清了曹禺在抗战初期的部分文学创作活动，《田汉同志与〈抗战日报〉》捋清了田汉在抗战期间的文学活动及其文学史意义，《高歌吐气作长虹——论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旧体诗》整理了郭沫若在抗战时期所作的散佚旧体诗文等。林如稷是浅草—沉钟社的发起人之一，他在受聘于四川大学中文系期间集中于鲁迅研究，整理出了相当数量的原始文献。
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易明善、尹在勤、王锦厚、伍加伦、陈厚诚、曾绍义、毛迅、黎风等学人的持续耕耘下，四川大学学人先后在郭沫若研究、四川作家研究、中国新诗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新文学文献史料工作于新时期开始复苏，而四川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所取得的最重要成就是编辑文学研究资料[3]。1979—1990年间陆续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四川大学负责编辑其中五位作家的研究资料：王兴平、刘思久、陆文璧编《曹禺专集》（上下册），陆文璧、王兴平编《胡可专集》，毛文、黄莉如编《艾芜专集》，易明善、陆文壁、潘显一编《何其芳研究专集》，梅子、易明善编《刘以鬯研究专集》。此外，王锦厚、毛迅、钟德慧、伍加伦等编辑了《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中的《文学理论集》。
在新时期，四川大学学人对郭沫若、何其芳、李劼人等四川作家生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成绩最为突出。郭沫若是20世纪80年代四川大学学术研究热点之一。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于1979年成立，不久后完成对《郭沫若全集·文学编》（该全集是郭沫若作品在新时期的第一次结集出版）中部分篇章[4]的注释。以郭沫若研究室为依托，川大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郭沫若的考证文章和研究资料，如易明善的《郭沫若〈洪波曲〉的几处史实误记》和《郭沫若四十年代中期在上海活动纪略》、李保均的《郭沫若学生时代年谱（1892—1923）》和《郭沫若族谱》等论文，以及李保均的专著《郭沫若青年时代评传》，王锦厚、伍加伦、肖斌如编的《郭沫若佚文集（1906—1949）》等。
郭沫若以外的其他四川作家同样受到了关注。尹在勤的《何其芳评传》是新时期第一本详细介绍何其芳生平经历与诗歌创作的专著。四川大学学人还编辑了两辑《四川作家研究》[5]，收入多篇研究四川作家的论文，其中多为对四川作家资料的收录，如陈厚诚的《沙汀五十年著作年表（一九三一年四月—一九八一年四月）》，伍加伦、王锦厚的《李劼人著译目录》，易明善的《何其芳抗战时期简谱》，其中，还刊登四川大学校友李存光所作的《巴金著译六十年目录》以及《巴金生平及文学活动事略》（李辉、陈思和、李存光）等。
四川大学现代文学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继续着力于新文学史料工作，其中以新诗史料工作最为引人注目。毛迅的著作《徐志摩论稿》，挖掘和使用了很多第一手材料。王锦厚不仅与陈丽莉合编《饶孟侃诗文集》，还出版专著《闻一多与饶孟侃》，该书第一次系统考察了饶孟侃的人生遭际与创作道路。[6]陈厚诚的《死神唇边的微笑——李金发传》是自我国台湾地区杨允达的《李金发评传》问世以后，在大陆公开出版的第一本李金发传记。
除了新诗以外，四川大学学者对小说和散文的资料收集与阐释工作同样用心。黎风的《新时期争鸣小说纵横谈》及时地整理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创作的重要文献。易明善的《刘以鬯传》是“多年阅读作品、搜罗资料、访问传主，然后构思结撰而成的”（黄维樑《〈刘以鬯传〉序》），内含大量的一手材料。曾绍义耗时数年主编的《中国散文百家谭》共3册、140万字，编入近百位散文名家的资料，被誉为“一部理论性、欣赏性、知识性、资料性俱有的大书”（《〈中国散文百家谭〉总序》）。张放的《中国新散文源流》以编年史的结构来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现代散文发展史，对现代散文史料进行了清晰的梳理。
进入21世纪以后，在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下，四川大学学人继续在新文学史料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姜飞专注于国民党文艺研究，搜集了民族主义作家黄震遐的大量文献，爬梳钩沉，贡献良多，《国民党文学思想研究》一书中使用的许多文献为首次面世。陈思广致力于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1922—1949）》《审美之维：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接受史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四川抗战小说史（1931—1949）》《现代长篇小说边缘作家研究》等著作清理出大量稀有文献。李怡以新诗为中心，在多种文学体裁的史料整理和研究中颇有建树，他主编了《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第一卷》《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第九卷》《穆旦研究资料》（与易彬合编）、《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第一卷》等研究资料，还在《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七月派作家评传》《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等专著中澄清了诸多史实问题。2018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的新诗文献学者刘福春受聘为四川大学特聘教授，开始着手于四川大学的史料学科的建设工作与史料文献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刘福春先生自1980年代初以后，一直投身于新诗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被誉为“中国新诗收藏第一人”。迄今为止，刘福春编选或撰写了《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诗歌卷》《中国现代新诗集编目》《新诗名家手稿》《冯至全集·第一卷》《冯至全集·第二卷》《红卫兵诗选》（与岩佐昌暲合编）、《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中国新诗书刊总目》《牛汉诗文集》《中国新诗编年史》《文革新诗编年史》等多种资料，有学者认为“刘福春先生对中国新诗文献的掌握与整理大概难有人与之比肩”[7]。
从2012年起，四川大学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联合多个科研机构和出版社，陆续推出《民国文化与文学》和《人民共和国文化与文学》论丛，以及《民国文学史论》《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等大型丛书[8]，为民国文学史料的整理和阐释做出了重要贡献。自2016年起，台湾的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开始发行《民国文学珍稀文献集成》（刘福春、李怡主编）大型系列丛书。四川大学与首都师范大学正在合作教育部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散佚诗集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计划出版约100种《影印中国新诗散佚诗集丛刊》（李怡、刘福春主编），目前已经出版了两辑80余种，筹划在未来再出版5—100种。除此之外，四川大学正在筹建新文学史料文献典藏中心，计划建造一个以新诗为龙头、涵盖各种文学体裁的新文学（新诗）博物馆，众多校内外知名学者的个人文献收藏都将陈列其中。
四川大学是中国西部地区最早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学术机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培养方面，也十分鼓励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的选题。目前已有多篇学位论文发掘和研讨新文学的文献问题，从多个方面填补了学术研究的空白。可以说，致力于新文学文献问题的考察已经在四川大学蔚然成风。
由四川大学学者创办和主编的多种学术刊物，也十分崇尚对新文学史料的保存与解读。2005年，《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创刊，《卷首语》中明确提出把“文化文学的互动关系与稳健扎实的蜀学传统”作为刊物的“双重追求”，期刊为此设立“文学档案”栏目，每期发表新文学史料或史料辨析论文。另外，《四川大学学报》《郭沫若学刊》《大文学评论》《民国文学与文化》《阿来研究》《华文文学评论》等学术刊物，自创刊以来均刊发了大量考辨梳理新文学史料的论文。
概览四川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史，不难发现有一些学术品质始终如一，其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重视史料考证。推崇新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可以说是“川大群落”的普遍学术共识，新时期以来中国新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文献成果，也有四川大学学者的重要贡献。
设置二级学科中国现代文献学一直是学界的共识与愿望，四川大学率先成立二级学科中国现代文献学，学术界多年的愿望得以实现，相信四川大学中国现代文献学将会得到极大发展，带动全国现代文献学乃至中国现代学术的整体发展。
这一套“文献学文丛”反映的是这些年来四川大学学者在搜集、整理新文学相关文献等方面的收获，相信能够对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工作有所补充，有所贡献。
2020年3月于四川大学江安校区
[1] 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2] 康斌：《华忱之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9期。
[3] 程骥：《四川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见毛迅、李怡主编《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5辑），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5—22页。
[4] 包括第二卷的《蜩螗集》，第十二卷的《我的学生时代》，第十八卷的《盲肠炎》《羽书集》，第十九卷的《沸羹集》，第二十卷的《天地玄黄》。
[5] 见《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二辑（1982年）、第十九辑（1983年）。
[6] 值得一提的是，王锦厚在1989年出版的专著《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打捞了许多弥足珍贵的资料，而且其中引用的报刊、书籍有不少为珍藏本。
[7] 李怡、罗梅：《从史料还原、文本解读到诗学建构——民国诗歌研究的三个方法论案例》，《四川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8] 李怡：《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川大群落”的雏形——民国文化与文学·四川大学特辑引言》，见李怡、毛迅主编《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21辑），巴蜀书社2017年版，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