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秦

关于先秦，主要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广义上的说法，从人类产生到始皇帝统一六国；另一种是狭义上的说法，从春秋时期开始到始皇帝统一六国。

狭义的说法，多出现在以西方哲学的思维范式研究中国哲学的情况下，如冯友兰先生之《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及胡适先生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前者运用的理论和方法是新实在论，从孔子讲起；后者则是实用主义，从老子讲起。盖此类学者认为孔老以前的中国哲学及其历史缺乏可证实性，也没有系统，就直接悬置不论，而只从可考的有文献记述之哲学家谈起。所以对这类学者来说，孔老以前最多只能是中国哲学及其历史的孕育期而非正式的发端期[4]，不必论之，则先秦哲学也只是指从孔老开始到秦始皇统一六国这一时期。

广义的说法，虽说从人类产生开始，但也只能是文明产生后方可研究，为大多数中国哲学及其历史的研究者所接受[5]。如《汉书·河间献王传》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徐复观先生也说：“我认为中国哲学思想的产生，应当追溯到殷周之际，所以我便从周初写起。”[6] 可见，先秦之提法产生很早，其本来意义便是指早于秦代的历史时期。现在国内外大多数研究中国哲学及其历史的学者，谈到先秦，多认同此广义的看法，所不同的是对哲学起源之时期的认定。而自甲骨文、金文渐被学术界认可后，此一看法更为学者所据。王国维先生就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魏晋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7] 文字的产生表明文明已然发展到一定程度，虽然无有足够文献资料可考其思想，但也不能随意搁置不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先秦应取广义之说法，狭义之说法实为人设置条件限定，悬置中国文化实际产生之源流而不论，断章取义，有使中国文化发展陷入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尴尬局面。且具有哲学意义之概念和观念的产生本就早于成熟的哲学思想，即孔老思想本不是突然产生的，并非真的“生而知之”（《论语·述而》），而是在总结前人思想或观念之基础上经过自我之哲学思考才产生的，这对中国哲学及其历史的研究尤为重要，所以断不能悬置不论。本书在论气范畴的演变历程及其主要意涵时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