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明在地理中孕育

公元前3万年—公元前1500年

有了工具和语言之后，人类就能进入此前难以生存的环境中生活。到了苦寒之地，就以猎物皮毛做衣服、用猎物骨头搭房子，生火取暖，住在里边。距今四万年以前，人类已经走出非洲，来到亚洲西南部，又走向了欧洲和东亚，还到了冰天雪地的北极。哪里有好的食材，人类就往哪里去。对于狩猎者来说，猛犸象等大型野兽出没的北部自然是上好食材的产地。

在人类不断提高狩猎本领的同时，地球恰好进入了持续的冰河期。全球气温骤降，大量的水凝固成冰川，海平面大幅下降。今天西伯利亚和北美之间的开阔海域在当时要么是干涸的陆地，要么是厚厚的冰盖，人们走在上面根本察觉不到脚下其实是大海，于是有些追逐猎物野味的人就从这里闯入了美洲。随后气温转暖，冰雪融化，海平面回升，两大洲之间的陆桥消失不见。当初没能过去的人再也过不去了，已经过去的人则回不来了。这是人类的一件大事——一块大陆被分为了两块。但当时的人们根本意识不到这个全球性变化，他们都忙着在自己的社会星群里过各自的小生活呢。

到这个时候，至少已经有过三次从亚洲向美洲迁徙的浪潮，人类足迹甚至到达了今天加拿大东北部的新斯科舍和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此时人类使用语言已经有数千年，所以到了美洲的这些人无疑也会保留很多与东半球近亲共同的祖辈传下来的传说和传统。但在两块大陆分离后的一万一千多年里，人类文化则走上了分别演进的道路，这对后来的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环境主宰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也决定了群体的交往方式，所以不同的环境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在那时最大的大陆上（包括今天的欧亚大陆和非洲），人类至少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大约一万年前，一些人放弃了狩猎采集而开始尝试定居农耕，在小亚细亚半岛（即今天的土耳其）、黎凡特（包括今天的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等地）和欧洲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小型村庄。能有村庄的地方一定是土地肥沃、雨水充沛的地方，这就是环境决定生活方式的体现。

但是在这些地区也有人选择了不同的生存策略，他们没有定居下来完全依赖农耕为生，而是驯化捕猎来的动物，成了游牧的牧民。做农民还是做牧民，定居还是游牧，这是一次重要的历史分流。在定居农民与游牧部族交错居住的地带，二者形成了互利共生的关系。一方善于种植谷物、水果、蔬菜，另一方则出产肉类、皮毛、乳品，双方通过以物易物来互通有无。

偶尔也会发生游牧部族为满足自己所需而劫掠农民村庄的情况。其实在一些地区，双方甚至能追溯到相同的祖先。而双方的分流发展会被演绎成背叛与战胜的宏大传说，在各自的部族中流传下去，比如《圣经·旧约》中该隐和亚伯的传说就产生于农牧并存的环境中。在这样的地方，两种生活方式注定会产生摩擦与冲突。

还有一些人走向了河湖海洋，以水中捕食为生。这种生活方式未必形成得更晚，因为船的出现比人类更早，我们的祖先在尚未完全进化成人类时就造出了最早的船。所以，人类在诞生之初应该就已经明白，只要地理条件允许，捕鱼、耕种和放牧一样，都能够维持生存。

大河流域文明

距今约六千年，有人发现了一种极有利于耕种的环境——河流沿岸，那里每年有洪泛，随后会沉积一层肥沃的新土。这样的河流多不胜数，但其中四个大河流域尤为显眼，孕育了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最早的城市文明，即分别滋养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四大文明的尼罗河、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印度河和黄河。

如果说环境决定了文明，那为什么这些文明同样发祥于河流而后来的走向却如此不同？答案很简单：这四条大河并不十分相像，而有着重要的地理差异。人类在不同的大河流域生息繁衍，形成了不同的习俗、传统和思想的星群，产生了不同的世界历史故事。

尼罗河

尼罗河由两条支流汇聚而成，下游最后六百英里左右水流状况极好。尼罗河总长四千多英里，发源于非洲中部的几条小河，上游和中游三千余英里的河道流经峡谷、瀑布、湍滩，一路激流经过一连串大瀑布，这样的河道滩浅浪急、时有狂风，完全不可能行船，步行涉水也无法通过。而过了大瀑布群之后的下游，才是孕育了埃及文明的尼罗河谷地。尼罗河下游水阔流深，波澜不兴地一路向北流去。在这平静的水面上，终年吹着向南的微风。人们在河上行船，撑上帆就随风向南，收起帆则顺流向北。这样的条件让人们能沿着河流分散而居，而不用聚集在一个个孤立的城镇。在不断交流互动中，人们形成了相同的文化，或者可以说，整个流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星群。

除了这个突出特征，尼罗河的另一个特征让它所养育的聚落得以很好地保全：由于上游的大瀑布群很难穿越，南方的蛮匪很难来这里滋扰。此外，尼罗河流域以东地形崎岖且气候干燥，几乎没什么人烟；西边是广阔的撒哈拉沙漠，也没有强邻威胁。所以古埃及人只需要守住尼罗河入海口三角洲的这一小块地方，居住在整个尼罗河流域狭长地带的其他人就能无忧无虑地生产劳作，蓄积财富。

在如此环境滋养的单一文化中，人们愿意团结协作，兴建庞大的水利工程。尼罗河泛滥时，洪水会一直漫到河谷两侧的山脚下，于是两岸农民修建起水坝、水库、河渠，在洪水期蓄水，再根据农时定量放水以满足田地全年的灌溉需求。在工程组织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指挥体系，指挥权层层向上，在顶端的决策者就有了神一般的权威。

尼罗河泛滥虽有明显的规律，却也并非一成不变。一旦出现洪水稍欠的年份，人们不禁会从自身找原因：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或者少做了什么事？一边是强大的中央集权，一边是人们认识和影响自然的追求，两个因素碰在一起造就了古埃及文明中最显赫的人物——被人们视为神的法老。

人们视法老为神，其本人当然受用，于是也自视为神。而我作为理性的现代人，忍不住要就此联想一番。比如，法老要是感冒了，人们会怎么想呢？哪有神会一觉醒来浑身乏力的？但我知道，在当时的埃及肯定没人动过这样的念头。个人的思想是社会塑造的，而古埃及社会需要当时的人们有这样一个信念：只要法老的需求、愿望乃至任性都得到满足，洪水就会如愿而至。当然，现实中没有哪个人的所有愿望和任性都能永远被满足，所以这个假设条件也就无法证伪。古埃及正需要一个无从证伪的信念，才能组织起千千万万的人齐心修水利，如果有人胆敢质疑，就是威胁了所有人的安全。没有人愿意做这个出头鸟，去当威胁所有人安全的罪人。质疑会危及这个社会星群的内部秩序，所以社会是不欢迎质疑的。

修建、经营、维护水利灌溉系统让无数人在一年当中的一段时间内有事可忙，但其余时间里无事可做。这肯定不是好现象，因为组织有素却无所事事的壮劳力会酝酿骚动。那么，一边是庞大的劳动人口需要找事情做，另一边是神一般的法老有各种需求需要被满足。这两个因素在一起又会产生什么呢？

产生的是金字塔——无数人力的汇聚，只为一人打造身后荣华——还有庞大如山的纪念庙宇和雕像。水利工程、法老、层级体制、金字塔……古埃及文明中这些最突出的元素都源自这个文明最强的心跳：尼罗河。

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

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在尼罗河三角洲正东大约1 350英里处流入波斯湾。这两条河流发源于土耳其的群山中，相隔平均50英里，近乎平行地一路向南流去，流过今天的伊拉克地区，一直到快入海处才汇流合一。两河流域没有尼罗河那样的大瀑布群分开上游和下游，有些河段可以行船，有些不能。河上风向多变，下游还有很多沼泽地。所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没有形成全流域连绵单一的文化，而是出现了很多散落的村庄群，各有各的祭祠神庙和信奉体系。

这个地区没有人能赖以庇护的地理屏障。大河滋养了农耕，且当地的环境同样适合游牧，所以农民必须时刻提防可能从任何方向入侵的劫掠者。没有地理屏障，村庄里的人就自己修筑卫墙，于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就出现了不一样的景观，形成了很多有卫墙的城池，进而发展成了善战的小型城邦：乌鲁克、阿卡德、拉伽什、基什……每个城邦都有自己训练有素的军队。

古埃及人发现，一旦培育出了修筑工程的劳动人口就必须让他们有活儿可干。而美索不达米亚人则发现，一旦有了军队就要不停征战，否则无仗可打的军队会产生内讧。于是，这里的统治者们不是在抵御外敌入侵，就是在沿着河流向上下游征讨邻邦。古埃及人修建了金字塔，美索不达米亚人则建立了王朝。战胜的首领统治若干城邦，得以拥有和调动更多资源，由于城邦需要更强大的军队来保卫，反过来又挑起了更多战事。大约四千三百年前，基什城邦的王——阿卡德的萨尔贡（Sargon of Akkad）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大部分的城邦，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帝国。

这样听起来，美索不达米亚人似乎凄惨、煎熬又短寿，但其实他们的生活如同燃放的鞭炮一样充满生机和创造力，起码在我看来，要比平静内向的尼罗河文明热烈得多。在埃及人建设丰碑式的雕塑和墓葬之时，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在热火朝天地制作器物、发明东西，忙着打交道、谈买卖，也编纂律法，也作奸犯科，还有人忙着唱曲、交欢、偷盗、八卦、争吵……这片土地上的众多城邦中既产生了勇于开创的个体主义，也鼓励了不畏竞争的多元精神，这成了后世伊斯兰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基本特征。仔细想想，这难道不应该是必然的吗？这里的大河本就是两条。

印度河

印度河孕育了世界上最早出现却最晚被发现的伟大城市文明之一。直到20世纪初，几乎都没人知道印度河流域在五千年前就诞生了文明，并在其巅峰时期产生过两座早已湮灭在历史中的辉煌城市——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1]。19世纪，英国人在这里修筑铁路时甚至还用过印度古文明时期烧制的砖块，却从没想过那些砖块竟会如此古老。哈拉帕文明鼎盛之际，也是古埃及人修筑金字塔之时。当时印度河流域的确可以用“鼎盛”来形容，方圆数千平方英里的谷地中有一千多个城镇，生活着约五百万居民。

在这里，文明繁荣的关键是水源。印度河的源头有很多细流，涓滴汇流形成五条主要支流，在阿拉伯海入海口以北几英里处汇成一条大河。整个流域河网密布，灌溉便利，适宜耕种。丰沛的水源让这里毫不缺少闲情逸致，哈拉帕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艺术、手工以及工程能力，成规模的城镇像今天的城市一样有整齐的规划，因为水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城镇里还建设了很多浴场和供排水设施。

但是这里的河道有一点恼人，即时常会无故改道。河流流经土质松软的地方，缺少岩石和沟谷约束流向时就会如此。在哈拉帕时代，印度河本来由六条支流汇成，但最大的一条支流后来消失了，只剩下五条。所以，虽然河流谷地里土壤肥沃、生活富足，但这里的人们恐怕也会有盛久必衰的忧患意识吧。

另一个地理特征也给这里的文明烙下了印迹。巍峨的喜马拉雅山脉矗立在印度河流域旁侧，山的那边是非常适合放牧的高山草甸。游牧部族曾在历史上多次冲出山隘进入谷地，或劫掠城镇，或互市贸易，一有机会就落地生根，他们构成了这个地区历史演进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大约三千五百年前出现了一次游牧部族出山的浪潮，而此时哈拉帕文明正渐渐式微。新来的移民以往生活在辽阔干燥的草场，现在却来到人口稠密的谷地，而这里人们的思想、饮食、习俗和生活方式都形成于水源丰沛的环境。

所以，游牧部族就像一本书中突兀的插页一样格格不入。哈拉帕人已经是城市文明的居民，而新来的移民还是乡野之人：哈拉帕人懂得烧制尺寸均一的砖块来修建大房子和谷仓，而新移民只会用泥坯、竹子和草根搭盖小棚屋；哈拉帕农民已经发展出了规模农业，而新移民只会放牧和小农生产，他们以马代步和驮运，以铁制作工具和武器，靠着焚毁森林形成牧场和小块农田；哈拉帕人有生育崇拜，诸神中的很多宗教偶像都是女性形象，而新移民的崇拜对象都与其过去的游牧生活方式相关，主要是寄寓自然神力的风神、雷公、太阳神、火神等男性形象。

新移民的记忆中没有确定的故乡来处，于是也就没有寻祖归宗的想法，只有一切向前的惯性。他们向东迁徙，在所到之处建起村庄。有些人再去更远的地方开疆拓土，建起更多同样的村庄。这些人到达恒河谷地，在一片曾有过更古老文明的土地上定居下来。后世的考古学家发现，此地灰色陶器文化层之下存在一层黄色陶器层，这证实了更古老文明的存在。这里的先民可能使用与印欧语系截然不同的达罗毗荼语系，这种语言应该是源自非洲，漂洋过海抵达印度南部，再从那里向北迁徙。

今天，我们把来自西北的这些移民称为吠陀人，因为他们有一整套名为《吠陀经》的宗教赞美诗，流传至今的就有数千篇。被称作“婆罗门”的教士们背诵了这些赞美诗，然后逐字逐句口口相授，代代相传。《吠陀经》中对古人生活有详细的描写，比如它记载了一种关于神秘饮料“索玛”（soma）的仪式，“索玛”由某种植物制成，只有教士才掌握制作和饮用这种饮料的方法，他们视之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仪式，甚至把索玛神尊奉为主神之一。话说回来，这样的吠陀文化从南向北扩散与另一种文化交汇时，就种下了印度文明开花结果的种子。

黄河

从印度河流域一路向东，我们就来到了被称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黄河。黄河之“黄”指的是黄土，这里的黄土几乎是世界上最肥沃、最深厚的一层土壤，是被风力从遥远的西部山脉搬运到此。黄河流域气候干旱，古代农人必须依赖河流灌溉。但这里的山坡往往太陡，人们需要开垦梯田才能耕作，也就是说，要自己动手改造其赖以生存的土地，这可算得上是一项壮举。因为这里土壤实在肥沃，所以人们不惜挽起裤腿辛勤劳作，在此定居下来。

把黄河称为水道几乎名不副实，因为没有哪段河道可以航行。黄河水流湍急，在其中行船无异于送死。人们在沿河两岸能住人的平地上发展聚落，但无法借河流在聚落间交流从而形成单一文化，因此黄河流域形成的各个农耕小社会都是基本独立的。

然而，这些小社会时时处于忧患之中。黄河因携带大量泥沙而得名，是世界上泥沙含量最大的河流。泥沙在河床上不断沉积，抬升水位，沿岸居民必须修筑堤坝才能拦住不断抬升的河面。一旦汛期水量偏大，河水就会漫过堤坝形成洪灾，洪水迅猛时更会直接冲垮堤坝。

就这样，黄河沿岸人们的生活一直笼罩在灾难可能随时来袭的阴影中。这条大河就像一个喜怒无常的母亲，一面滋养了丰饶，一面又不时以灾难突袭，沿岸居民必须时刻提防。当出现垮坝或暴雨洪峰过境时，人们没有时间争论该听谁指挥，所以要预备好一套权力机制。黄河流域的小社会规模不大，人们彼此相熟，所以纪律、等级、服从关系等自然始于家庭。一家之中以长为尊，即使长者去世，其余威犹在。黄河流域的人们认为，过世的长者成为祖宗，仍会荫庇子孙，影响后人的日常生活。家庭在社会关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家庭中的长幼尊卑关系，构成了发祥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

黄河流域的早期聚落有一定的分布规律：典型的聚落是一圈十八到二十个村庄环绕着中心的集市，再外一圈是田地。每个村庄有几十户人家，以父系亲缘维系在一起。村民的住处靠近自家田地，去集市也是走路即可到达。在集市上，邻近村庄的人互相交往，解决争端，共商大事。发展得好的聚落会不断扩张，直到形成小型王国的规模。当时可能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小王国，但它们在中国历史传说中被笼统地归为一个王朝——夏朝。

神秘的夏朝堪比传说中的亚瑟王宫，人们虽未见过它的遗迹，但不能否定它曾经存在。夏朝之后的商朝也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神秘不可考的时代，直到20世纪初，考古学家偶然发现了商朝最后的都城——殷墟。那里出土了成千上万件精细的文物，其中包括刻有文字的甲骨，即经过炙烤和冷却形成裂纹的龟背。甲骨显然是用于占卜的，先向神提出问题，再由解卦的人从裂纹中解读答案，这跟有些预言家用杯中的茶叶渣占卜有些类似。而让历史学家喜出望外的是，占卜的问与答都以文字刻在了甲骨上，这种文字与现代中文有些相近，学者能够逐一解译，从而证实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千七百年前。

草原游牧文明

人类文明的另一支又流向了哪里？草原游牧民族是如何发展的呢？农耕文化在若干条件适宜的地区繁荣起来了，游牧文化也没有落后。有的环境太适宜游牧了，简直就像量体裁衣，游牧民族最主要的发祥地是欧亚大陆北部的广阔草原。如果从尼罗河三角洲到黄河三角洲画一条线，那么从这条线上任何一点往北都是草原游牧民族曾经繁衍生息的腹地。

读者如果认为农耕更加复杂先进而游牧则愚钝落后，那就大错特错了。游牧民族同样探索出了能完美适应环境的生活方式，毫不逊色于农耕文明的居民，其中也产生了不少文明。

从字面上看，“草原游牧文明”似乎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英文中的“civilization”（文明）一词来自“city”（城市）这个拉丁词根，而游牧恰恰是指不在城市定居的人。在历史上，游牧民族常被视作并称作“蛮族”（barbarians，源自希腊语“外来的”一词）。但这不过是城市人给他们贴的标签，以“（城市）文明”和“（外来）蛮族”做区分，体现的是城市人的偏见。所以在本书中，我们定义“文明”这个词为所有地理分布范围较广、人口众多，虽在内部有具体差异和多样性，但有着共同文化认同、审美和价值取向的文化整体。

因为不定居生活，游牧民族没有形成君主国或帝国之类，而是以变动不居的部落联盟形式不断融合、冲突、分裂。他们的世界幅员万里，横跨中亚，穿过里海与乌拉尔山之间的关口，经过黑海北岸，越过波罗的海海岸的群山，一直延伸到欧洲中部的平原。大河流域的农耕文明是各自孤立的，好似一块块兀自生长的菌斑。而游牧文明则占据了北方大地上一大片广袤贯通的土地，并向南经阿拉伯横贯非洲直抵大西洋，犹如在两个大河流域的农耕文明间形成了一个连通的淋巴系统。

当然，游牧民族中并不是每个人、每个部落都从东边的蒙古一路迁徙到了西边的波兰，但思想会借由邻近部落间的交往像涟漪一样向远方传播开来。游牧社会中如果哪里出现了生活方式变革，就会向周围扩散，能从欧亚大陆腹地一路渗透到游牧文明的最南缘。

游牧社会中产生了不少历史性的技术发明。例如，生活在今天乌克兰与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游牧民族首次驯化了马。可能按常理人们不把马归为工具一类，但换个思路想想，马匹和石器一样，都是本就存在于环境中，后被人类改造利用（包括驯化），从而让人类能更好地应对环境。驯化了马之后，游牧民族还发明了马镫和马鞍。游牧民族的女人也有不少创造，先是发明了裤子让人两腿能自如分叉，又发明了有袖的上衣——虽然今天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不会想到这也算发明，但在当时，有了这种服饰，游牧民族才得以跃马驰骋。

牧民骑上了马背就能跑得更快更远、放更多的牲畜、吃得更好、生活得更富足。同时，他们也必须走得更远，因为马吃起草来比牛吃得干净，养马多的草场很快会被啃光，所以牧民必须频繁迁徙。

一般而言，生产效率的提高必然带来人口的增长，但游牧部落总是不会超过一定的规模，其道理很简单：百十口人四处为家并不成太大问题，但数千人则不然。因此，部落一旦壮大就会分裂，会有人离开去另讨生活。在城市文明中，人口增加会让城市发展得更壮大、更稠密。但在游牧文化中，人口增加则意味着要开拓更广大的空间。

游牧民族还有两项意义更重大的发明，这两者无疑算是工具。其一是不同于早前四轮车的两轮车。车轮和四轮车应该是古埃及人或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发明，是搬运大块石头等重物的有力工具。但四轮车转弯困难，在不平整的地面上前行也很费力，所以发明了四轮车之后不久就要兴修道路：一项创造催生另一项创造。

但两轮车的情形就不同了。它只有两个轮子，不仅可以灵活转弯，甚至还能原地旋转。四轮车要求修建道路，而两轮车推动了轮毂的发展，出现了由辐条攒集在一起形成的镂空车轮，既轻便又减震。这样的两轮车虽然运不了建金字塔的砖石，甚至承重不过三人，但如果把马套在车辕上，载上车夫、弓箭手和刀斧手，就组成了一辆绝佳的战车。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发明——弯弓。这是草原民族发明的武器，更早的弓是用一整个有弹性的树枝制成的，弓太短弹射力会很差，因此一把强弓需要一人多高。中亚大草原上的牧民发现，把若干打磨平整、厚度均匀的木条黏合在一起能制成更好的组合弓，其中的要诀在于强力的黏合剂。黏合剂要从哪里获取呢？这还要说到由他们最早驯化的马匹，从马蹄上取材制作黏合剂，这又是一项创造催生另一项创造。新的弯弓比早期的弓小巧很多，力道却大得多，骑手可以把弓装进马鞍袋里，边骑马边张弓，从此骑兵成了比车兵更善战的兵种。

草原游牧部落四海为家而交游广阔，不喜聚居又骁勇善战，他们的这些特征影响了古代历史。大约四千到五千年前，在里海和黑海之间的草原上，一次文明的浪潮向东西两边而后向南翻涌，席卷了游牧民族的广阔土地。黑海畔大草原上的这个民族的语言到今天已经在辗转流离中佚失，随着时间推移，民族开枝散叶，语言也发生了分化，从中演变出的语言包括梵语、印地语、拉丁语、意大利语、波斯语、俄语、德语、希腊语以及英语。这一语系从印度一直覆盖到西欧，所以最早使用这种古老语言的人被称为“印欧人”。读者应注意，“印欧人”既不是印度人也不是欧洲人，甚至不一定是单一民族，只是为了指代方便，我们不妨称他们为“印欧人”。其游牧生活的腹地，一定有过一次文化向外传播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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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这两座城市的遗址以及印度河的主体均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境内。——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