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巴黎手稿”与“巴黎笔记”的关系

从以上介绍中我们知道，“巴黎时期”马克思写作、留存下来的著述是丰富的，同时也显得较为杂乱。那么，对它们进行认真的甄别、清理和分类，就成了客观地把握和再现这些著述中所记录和表述的复杂思想所必须进行的一项非常必要的前提性工作。

（一）两种类型的著述及其划分依据

与过去学界通常的理解有所不同，我们在这里根据马克思写作方式的不同、思想表述的差异，将其“巴黎时期”的著述分为两类：一类是马克思对同时代人以及前人著作的摘录和抄写，其中几乎没有他个人观点的详尽阐发，或者只有寥寥数语评论或批注，我们称之为“巴黎笔记”；另一类当中则有马克思自己大量的正面阐述和思想论证，或者即便由他人的议题引发，但他个人的议论却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我们称之为“巴黎手稿”。

根据上述划分，“巴黎手稿”应该包括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笔记本”和“穆勒评注”。这与多年来学界流行的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同于“巴黎手稿”，而把“穆勒评注”归入“巴黎笔记”的做法是有差别的。

原来之所以把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撰写的三个笔记本指称为“巴黎手稿”，主要是由于在1932年被编入MEGA1第1部分第3卷时，编者为了方便而将其冠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缘故。而那时，“巴黎时期”的其它著述（包括笔记和其它手稿）还没有找到或者根本没有进入编者的视野。然而，随着后来马克思大量摘录笔记的公布，我们得以对留存下来的这些笔记本的内容进行甄别，通观马克思当时的九本笔记本，不难看到，原先被归入“巴黎笔记”的“穆勒评注”，较之马克思的其它读书笔记，有着非常明显的特殊性。

首先，“穆勒评注”中更多的是马克思正面的思想阐述和理论论证，而不是笔记形式的摘录或者抄写中间夹杂些许的评述。“穆勒评注”译成中文31万余字，而其中马克思本人的论述有将近13万字，占到了整部著述的三分之一以上，这在九本笔记本中是绝无仅有的；其次，从MEGA2列出的时间表来看，“穆勒评注”的写作是在1844年的夏秋之际，而这又正好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时间——1844年的4月到8月前后相伴，甚至是重合的；再者，最重要的是，如果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三个笔记本与“穆勒评注”所阐发和论证的观点贯通起来考量，马克思在后者中对“异化”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对私有制产生原因更加深入的探究等都昭示我们，二者之间的内容几乎可以说是一以贯之、前后相续的，只有把二者统一起来才能展现马克思当时的思想全貌与观点的变迁。

我们认为，这样一种“关联”（即把“穆勒评注”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归为一类，并统称为“巴黎手稿”）和“区分”（即把正面阐述和论证马克思思想的“巴黎手稿”与主要摘录和抄写他人著述的“巴黎笔记”相区别），将有助于更加客观地把握当时刚刚由对“副本”的批判转向对“原本”的批判的马克思的思想的原始状况、研究进展和走向。

当然，这里必须指出，上述区分也是相对的，就是说“巴黎手稿”与“巴黎笔记”同样属于马克思“巴黎时期”的著述，它们都是他出于弄清并且阐明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广泛阅读并创造性地掌握同时代及以前思想家的思想和观点，同时结合自己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而结出的理论果实，因而二者无论是在目标旨趣、思想议题，还是哲学观念上都是相互关联的。它们相互佐证、彼此补充，完整地呈现着马克思当时的思想状况。本书将二者区分，一是为了凸显“巴黎手稿”较之“巴黎笔记”在诸多问题上已经超越了先贤的理论构架和致思路向，马克思产生了自己独立的判断和选择，并且在传承、批判和重构中，正在实现着思想的嬗变；二是为了强调马克思所论述问题的针对性，从而有意把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最富有创建的成果上面。

（二）大量而广泛的摘录笔记及对经济学著作的关注

1988年出版的MEGA2第四部分第2、3卷中刊登了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所做的全部摘录笔记。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他先后共阅读、摘抄和详细研究了至少15位思想家的不下19部著作。依马克思所做笔记的时间顺序，涉及的著述主要有：勒奈·勒瓦瑟尔的《回忆录》、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威廉·舒耳茨的《生产运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和《国际贸易，贸易政策和德国的关税同盟》、亨利希·弗里德里希·奥西安德的《公众对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失望，或李斯特博士的生产力哲学，附一篇来自乌托邦的祷文》和《论各国人民间的贸易往来》、让·巴蒂斯特·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弗雷德里克·斯卡尔培克的《社会财富的理论》、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色诺芬的《色诺芬著作集》、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成就、个别问题和意义》、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思想的要素》和《论意志及其作用》、吉约姆·普雷沃的《译者对李嘉图体系的思考》、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比雷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等。

另外，1932年出版的MEGA1第1部分第3卷刊登的马克思的札记显示，他这一时期可能还阅读了比埃尔·勒·培桑·布阿吉尔贝尔的《法国详情，它的财富减少的原因和补救办法之无效。论财富、金钱和租税的性质。论自然、文化、商业和谷物之利益》、詹姆斯·兰德达尔的《自然财富和国民财富研究》、约翰·劳的《货币和贸易论》、卡尔·沃尔弗·甘格·克利斯托夫·许茨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等著作。

篇目众多的“巴黎笔记”是从摘录雅各宾党人和国民公会议员勒奈·勒瓦瑟尔的《回忆录》开始的。早在克罗茨纳赫所做的笔记中马克思曾就世界历史方面的问题做了摘录，来到巴黎后，他想要继续从事历史方面的研究，因此，“巴黎笔记”中的这些摘要可说是连接“克罗茨纳赫笔记”和“巴黎笔记”的中间环节。

据阿尔诺德·卢格在1844年5月20日和7月9日给德国政论家卡尔·摩里茨·弗莱舍的信中所言，马克思在研究勒瓦瑟尔著作的同时，已经决定写一部关于议会史的著作。因此，他对法国历史、法国革命史尤其是对法国革命高潮时期——1792年8月10日推翻君主政体之后雅各宾党人和吉仑特党人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特别感兴趣。在他的笔记中，他不但一天不落地而且逐字逐句地摘录了勒瓦瑟尔的《回忆录》中从1792年8月10日到1793年5月雅各宾党人和吉仑特党人之间的争论，而且两个党派的纲领和政策，以及他们与人民群众的相互关系还成为了他的关注点。他认为，吉仑特党人的“实践局限于报告和演说”，“这使他们成为不受大众欢迎的人”，取得政权的吉仑特党人又竭尽全力企图扼杀人民的力量和首创精神；而雅各宾党人则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言人，他们看到了人民中“唯一的行为的动机”，“唯一的对外和对内的反抗力量”，因而雅各宾党人是“人民群众党派”，它拥有的是“强壮的穷人和坚强的忠诚之士”。正是不断高涨的群众革命积极性，他们在推翻君主政体以后对吉仑特党政府的日益不满导致了革命的雅各宾专政的建立，这个专政通过公社，特别是通过由坚强的人民群众组成的巴黎公社而实现了。[2]

或者是马克思打算写一部关于议会史著作的计划未能实现，或者说马克思有关国民议会史的文字没有能够留存下来，因此我们在现有的资料中不能找到马克思在这方面的相对集中的东西。但毫无疑问，他对国民公会史做了相当的研究并且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因为，在1844年8月7日的《前进报》上马克思发表了《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其中有他对国民公会的概括：“国民公会是政治能量、政治势力和政治理智的顶点”[3]。另外，在之后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也利用了在“克罗茨纳赫笔记”和“巴黎笔记”中所研究和摘录的有关这一主题的材料。

当然，在“巴黎笔记”中占中心地位的当属马克思对经济学方面著作的摘录。在其思想发展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已经认识到了物质利益在人类社会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在写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他有过这样的表述：“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4]在克罗茨纳赫研究历史期间他再次遇到的经济问题，以及到巴黎后的活动和理论方面的认识，更是加深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在社会进程中作用的认识。因此，马克思越发关注经济现象和问题。从1844年春起，马克思开始全面、系统地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学著作的摘录及评论成了“巴黎笔记”中最主要的部分。

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才促使马克思实际上去研究经济学的。这一著作是恩格斯为《德法年鉴》撰写，由马克思帮助发表的，事实上马克思早在1843年11月就把它读完了。而在“巴黎笔记”的一个笔记本上，关于这一著作的简短摘要显示的时间却是在1844年夏天，这就是说，马克思是在读过这一著作半年以后才写了关于它的笔记。可能的原因是，马克思当时对在书中出现的、恩格斯与之争论的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不甚了解，所以不能马上对《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作出恰当的评价。而在1844年的夏天，马克思已基本上读过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著作，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恩格斯在书中所阐述的思想，并在恩格斯理论的启发之下来写作“巴黎手稿”。

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是马克思比较早就看过的著作。可能在最初读这部书时，他只是做了大略的浏览和简要的摘抄，借此弄清了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范畴与基础理论，直到1844年春与他所读过的另外的一些经济学著作加以比较之后，他才又对斯密此书做了详细的摘录而且加上了自己的一些评论。不仅如此，由于马克思读的是法文译本，在做了摘录之后，他还把大部分的摘录引文都亲自译成了德文，这不能不让人感到他对书中所援引的材料的理解又达到了新的高度。

显然，对于初涉经济学领域的马克思来讲，他所持的态度是相当认真而且谨慎的。阅读各种经济学著作自然是应他解答自己在实际中遇到的问题、寻找自己所关注议题的答案之需，但他并没有急功近利地去做这些事情，而是首先让自己通过这些经济学著述去熟悉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1844年春他对萨伊的著作《论政治经济学》所做的详细摘录、对弗·斯卡尔培克著作《社会财富的理论》所做的简短摘录都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努力。而同年夏天对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著作《思想的要素》的摘录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巴黎笔记”中显示，马克思还以这样的方式摘录了包括重商学派、重农学派、货币主义信徒以及“最新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李嘉图及其追随者等的观点。

随着对经济学各个不同方面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熟悉，马克思摘录笔记的数量大幅增加。不仅从学科意义上看，包括政治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说史、经济史以及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一系列理论、体系和问题在内的经济学著作都进入了马克思的研究视野，而且从所摘录著作的范围来看，英国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以及后来马克思在德国的支持者或反对者的著作，也都悉数成为了马克思的研究对象，不同国家间的经济学的比较也是他非常注重的。比如在1843年底到1844年初，马克思就首先阅读了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而后他便紧跟着阅读了德国经济学家威廉·舒尔茨的《生产运动》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和《国际贸易，贸易政策和德国的关税同盟》等，这些著作和思想之间或互相补充或彼此对立的关系使马克思受益匪浅。

大量的、对比的甚至是反复的阅读和极其认真的摘录，加之马克思勤奋的思考，毫无疑问使马克思对经济问题及相关问题的见解日渐深刻。这表现在他对所读著作的评论性文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笔记当中。在对斯密著作的阅读中，他就做了详细的摘抄，到1844年4、5月撰写笔记本Ⅰ时，更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分三栏来摘录，并把大部分的摘录引文译成了德文，又加上了评论和注释；同年夏天他在读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成就、个别问题和意义》和吉约姆·普雷沃的《译者对李嘉图体系的思考》的时候，也做了和斯密的著作一样的摘抄，也把大部分的摘录引文译成了德文，同时也加上了较多的评论和注释。这种情况到他1844年秋天又一次并且是正式对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做摘录的时候达到了极端。如前所述，他由穆勒原书中的议题引申出去，用长篇论述阐发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和观点，这在整部“巴黎笔记”中是最多、最集中和最显眼的。

（三）从“笔记”向“手稿”转换的轨迹

如果说，根据原书的篇章结构进行详略不一的摘录与抄写原书的相关论述，都表明了马克思是怎样深入地研究了各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哪些问题特别引起他的关注，那么，他在笔记中所加的少则寥寥数语、多则达上万言的评论或者批注则意味着他要在反思与批判这些理论与观点的基础上来阐发自己的理论和观点。换句话讲，马克思是要经由继承并批判地吸收前人的思想遗产来开始创立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说。这一点在整个“巴黎笔记”中都清晰可见。例如：

在《让·巴蒂斯特·萨伊〈论政治经济学〉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写下了后来在“巴黎手稿”中至为重要的一个观点：“私有财产是一个事实，国民经济学对此没有说明理由，但是，这个事实是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因此，没有私有财产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存在的。这样，整个国民经济学便建立在一个没有必然性的事实的基础上。”[5]

对斯密力图说明交换和分工产生财富的论点，马克思则作了如下的评论：交换和分工——在斯密看来是财富的决定性前提条件——的产生和相互关系是徒劳：“十分有趣的是斯密作的循环论证。为了说明分工，他假定有交换。但是为了使交换成为可能，他就以分工、以人的活动的差异为前提。他把问题置于原始状态，因而未解决问题。”[6]这个议题后来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在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评注中，马克思写到，李嘉图和萨伊都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每一笔资本都得适当的使用，那么竞争和由此产生的破产、商业危机等等又从何而来呢？”“如果每一笔资本都得到利润丰厚的、不被人占有的使用，那么，这些精明人怎么会自行破产并使他人破产呢？”[7]

针对李嘉图及其追随者的理论主张，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经济学的卑鄙在于，在被私有财产敌对分开的利益的前提下研究问题，却似乎利益并没有分开，财产仍然是公共的。从而它证明，我消费掉一切，你生产出一切，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消费和生产处于正常状况。”[8]

在对不同经济学家的理论进行反思与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还对一些关键的经济学概念，比如价值、货币、信贷、生产力等进行了集中的思考。他的思考往往是把同一概念在不同经济学家那里的意义拿来作对比，以这样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观点。

比如，马克思发现价值问题是经济学的核心观点，而且不同的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于是，他便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刚开始，他读了萨伊、斯卡尔培克和斯密的著作，记下了他们对价值的理解和界定，而在读过李嘉图的著作后，他就自觉把这些人不同的价值概念进行了比较，并加上了自己的评论：“李嘉图在价值规定中只抓住生产费用，萨伊只抓住效用（有用性）。在萨伊那里，竞争代表生产费用。”[9]而且，在发现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里同样也对不同经济学家的价值概念进行了比较研究时，马克思就把恩格斯的相关比较也收进了自己的摘录中。正是对诸如此类的复杂问题的不断追问，加之在同一问题上不同观点之间的比较，马克思从“巴黎时期”起先全面否定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后经逐渐思考又放弃了对劳动价值论的全盘否定（体现在对麦克库洛赫的著作《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所做的摘要中），最后在“穆勒评注”和《哲学的贫困》中肯定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

同样，在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讨论的国民经济学和生产力问题也使马克思特别感兴趣。为此，他对李斯特的著作做了详细的摘录。其中，李斯特提出了国民经济学和世界主义经济学两个概念，他将国民经济学的使命定位为对德国资产阶级的奋发向上的具体建议，而把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算作世界主义经济学。马克思认为，从根本上讲，李斯特提出国民经济学问题是否定了国民形式的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般规律性。再者，被李斯特看作是理论体系的顶点的关于生产力的论述，本是他用来替代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这也是马克思颇为关注的议题之一。在“巴黎笔记”中他详细记录了李斯特的论述，但当时对这个问题没有发表意见，我们在后来的“布鲁塞尔笔记”马克思所加的一段小评论[10]中才得以看到他与李斯特及其理论的关系。

还有，私有制和由私有制引起的竞争及无政府状态对无产阶级的状况有何影响？无产阶级由此而处于怎样非人的境地？即现代社会中工人阶级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也是马克思一直想弄清楚的问题。在巴黎期间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对李嘉图著作的摘录中，马克思写道：对国民经济学来说，“一个人的生命本身是没有价值的”，“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价值只在于必要的生产费用，而工人只是为生产纯收入，即为资本家争取利润和为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而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是“而且必然始终是劳动机器，而在这机器上只花费为保持它运转所必需的资金”。对资本家来说，这种活的劳动机器的命运是无关紧要的，唯一重要的是争取利润，并尽可能地多得利润。在这里马克思提到了西斯蒙第的评论：按照由李嘉图的观点得出的结论，“如果英国国王通过在全国使用机器能得到同样多的收入，他就不需要英国人民”[11]。

以这个问题为契机，马克思又将李嘉图与萨伊和西斯蒙第的经济理论进行了比较。他指出，萨伊和西斯蒙第之所以批判李嘉图，是因为李嘉图的观点把经济科学说成是无情的和毫无人性的科学。但是，萨伊和西斯蒙第两人反对的基本上只是“国民经济学真理的一些犬儒主义的用语”。而李嘉图的功劳正是在于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资产阶级同工人的关系，因而也就消除了关于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工人阶级有可能达到一种按人的方式生存的任何幻想。马克思写道：“西斯蒙第和萨伊必然从国民经济学中跳将出来，反对非人的结果，这对国民经济学来说，证明了什么呢？无非是证明，人性存在于国民经济学之外和非人性存在于它之内。”他把李嘉图的观点看作是正确的，正像他说的：“从国民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李嘉图的观点是正确的和前后一贯的”[12]。这样的观点在“巴黎手稿”中成为了马克思的最重要的观点。

除了在历史学、哲学和经济学著作中寻找和发现自己迫切需要的理论外，马克思还从社会主义文献中探寻理论的源泉。在“巴黎时期”的最后阶段，他读了西斯蒙第的追随者、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比雷的著作《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从这部著作的摘录中，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断，马克思对法国人沙尔·傅立叶和克劳德昂利·德·圣西门的著作以及英国人罗伯特·欧文等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文献是非常熟悉的。早在“《莱茵报》时期”，由于该报登载了一些论及社会问题的短评，就被大资产阶级自由派攻击成是“普鲁士的共产主义者”，于是，马克思写了一篇尖锐辛辣的文章《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驳斥了这种恶意的指责。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明确肯定了共产主义思想完全有其存在的理由，虽然当时要在现实中践履共产主义思想还不过是空想，但无论如何，这样一个需要如此认真对待的问题，“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13]。所以，在那个时候，马克思就立刻购置了包括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内的社会主义理论著作来悉心阅读。这些著作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列举了具体的控诉材料，但他们为社会改革提出的空想主义方案却令马克思失望。

比雷的著作《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当然也有上述的缺陷。但书中可靠的文献依据和丰富的实证材料正好给“巴黎时期”的马克思提供了他一直以来思考的现代社会无产者贫困状况问题的有力的证据。因此，马克思对它给予了重视。比雷提供的材料不仅涉及英国无产者的贫困状况（这些马克思在斯密和李嘉图那里已经知道），而且还包括欧洲那些同样已开始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并随之出现劳动者贫困化的国家的材料。比雷利用了很多研究者的调查数据，如英国人艾利生、伊登、凯—夏特沃斯，法国人维尔纽夫—巴尔热蒙、波蒙·德·拉·蓬尼尼埃尔、帕朗—杜沙特尔、维洛、维莱梅等人的研究。他还利用了许多官方的统计参考书，如英国议会委员会关于穷人状况的报告、法国的社会救济报告等。马克思把这些文献来源一一记下来，以便日后能进一步研究它们。马克思在对比雷著作的摘录中一开始就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多数人的贫困是伴随少数人的财富而来的必然现象，无数财产积聚在一小撮占有者手里是同广大劳动群众的日益贫困和道德堕落不可分离地联结在一起的，“贫困及其后果是财富的代价”。这时马克思还注意到比雷著作中研究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问题的那一章，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关注这一问题的源头则可以追溯到“巴黎笔记”。马克思所做的这些摘录按其问题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劳动者贫困状况的实例说明，第二部分是评价统治阶级对群众的贫困所采取的政策，即从第一个“济贫法”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相应措施。在有关第一主题范围的摘录中，马克思承认了这样的事实，即劳动阶级的贫困状况会导致犯罪增加，身体变为畸形和道德堕落，并记下了比雷著作中的话：“道德状况”是“身体状况的结果。这两种贫困是互为条件的”[14]。马克思在对比雷著作的摘录中抨击了这种社会，就像他在“巴黎手稿”中所强调指出的，这样的社会为它的绝大多数成员生产出了“兽性般野蛮，需要的极其粗糙的抽象的简单性”，并使工人“成为麻木不仁和没有需求的生物”[15]。

属于第二主题范围的摘录鲜明地昭示出了统治阶级同劳动者之间的真正关系。比雷在其著作中不得不承认资产阶级社会为消灭贫困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没有结果的，它们只是减轻了“极度的贫困”，尽管官方作了一些努力，但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贫困仍是有增无减。因此他得出结论：“劳动阶级中开明的一部分越贫困”，“这部分人就越不安分，越好争辩，越不听天由命”[16]。比雷还报道了工人试图为改善他们的状况而进行的斗争（包括建立自己的组织），尤其是法国工人运动。马克思把这些事实，还有比雷关于反对工人结社所制定的第一个法律措施——1791年列沙白里哀法的描述都记入了他的笔记本。

从马克思在经济学及社会主义文献方面的笔记考证来看，马克思的研究无不显示出逐步深化、思想渐次独立化的轨迹，这个过程也就是从“巴黎笔记”向“巴黎手稿”的转换过程。

当然，现在留存下来的“巴黎笔记”很可能远远没有包括马克思在当时所涉及到的全部著作，以及对这些著作所做的相关笔记，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确信，正如马克思在“巴黎手稿”的序言中所说的，“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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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马克思重复涉及了这部著作。

[2]MEGA2，Ⅳ/2，1982.

[3]马克思：《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3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88页。

[5]MEGA2，Ⅳ/2，1981，S316~319.

[6]MEGA2，Ⅳ/2，1981，S336.

[7]同上书，S576。

[8]同上书，S10。

[9]同上书，S11。

[10]MEGA2，Ⅳ/2，1981，S7.

[11]同上书，S10。

[12]MEGA2，Ⅳ/2，1981，S10.

[13]马克思：《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2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MEGA2，Ⅳ/2，1981，S12.

[15]同上书，S8.

[16]同上书，S10.

[1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