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自序

刘知幾

刘知幾（661—721），字子玄，唐朝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进士及第，于武后时迁至凤阁舍人，兼修国史，开元年间曾官至左散骑常侍。刘氏熟读《春秋》，长于史事，著有《史通》，标举史书之法，开我国讨论史学之先河。

背景

唐宋以来，史学评论的风气日益兴盛，然而历来旧史丛脞复杂，异说谬误混淆，直至唐代刘知幾撰著《史通》二十卷，始得以整理厘清而树立规模。

刘氏久居史官，博览典籍，曾屡次参加当时政府修史工作，因感无法发挥己见，所以“私撰《史通》以见其志”，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完成《史通》全书。

《史通》全书五十二篇，《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已亡伕，今存四十九篇，计内篇三十六，外篇十三。大抵内篇论史家体例，外篇述史籍源流。而以全书来说，关于研究法者计三十四篇，其中论原委者三篇，论体例者十七篇，论考证者十三篇，论方法者一篇；又有关于编纂法者计十四篇，其中论方法者九篇，论才能者二篇，论内容者三篇。另有自叙一篇，只言本书旨趣。

唐以前史籍虽多，大致出于模仿，刘氏归纳为六家。而以编年史、纪传史为史家正体，称为“正史”，其他旁流称为“杂著”。不仅分析其流派，并对笔记、方志、家谱、都邑等记载同等重视。

刘氏主张以断代方式为史书体例，尤其注意史料的真实性，且勤于综合，勇于怀疑，并反对盲目仿古，肯定史书虽载往事，但应使用当代语言文字与通俗词句从事编述工作，此点对于后世具有重大启示作用。

影响

《史通》为我国最初的史学理论书，亦为我国著名史学评论著作，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刘氏于《书志篇》中强调都邑、氏族、方物三志的重要，日后宋代郑樵《通志》中有《氏族略》《都邑略》，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又别立《土贡考》，皆遥承刘氏建议而增辟。

此外，刘氏为便于评论古今史籍，往往将汉魏六朝、隋与初唐许多史书一再加以引述，现在诸书皆亡佚，但就其中所引资料，可以了解诸旧史中若干片段，所以《史通》在史料学方面也有值得重视的价值。

原文

长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会转中书舍人，暂停史任，俄兼领其职[3]。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修史皆如故。又属大驾还京，以留后[4]。在都无几，驿征入京，专知史事，仍迁秘书少监。

自惟历事二主，从官两京，遍居司籍之曹，久处载言之职。昔马融三入东观，汉代称荣；张华再典史官，晋朝称羡[5]。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职司，其忧不遑启处。

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阁，因名曰《白虎通》[6]。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凡为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于时岁次庚戌，景龙四年仲春之月也。

《史通》

译文

武后长安二年（702），我担任著作佐郎的官职，并且兼任编修国史的工作，没多久就升到门下省，担当左史的职位，纂修皇帝的起居注，后来因为转任中书舍人，曾暂时停止史官的工作，没多久即又恢复原职。当今皇上就位后，派我担任著作郎及太子中允、率更令的职位，像以前一样编修史事。后来皇上到京城，我在洛阳没多久也被征召回到长安，专掌史官的职位，也担任秘书少监。

我常想，我曾经在武后和今上两位国君之下做事，在长安、洛阳两京任官，掌管过各种典籍，又长久担任史官的职责。当年马融曾经三次到洛阳东观任史官，汉朝人人视为荣耀；张华也一再执掌史官的职位，让晋朝大家称羡不已。而我虽不才，他们俩的职位，竟然都有缘担任。为了担任史官，我终日战战兢兢，唯恐不能把事情做好。

我曾经在公余之闲暇，讨论史篇，一下笔就不能罢休，因而草稿堆积了好多，于是就按照分类，加以编排。当年汉朝一些儒生为解决经传的问题，聚集在白虎观加以讨论，后来作了定案，因此就命名为《白虎通》。我既任职于史馆，而完成了这本书，所以就把它唤作《史通》。况且汉朝曾经寻求司马迁的后人，封为史通子，可知史书唤作史通，来源已经好久了。我因而依照往例，广采众议，也定此书名为《史通》。共有二十卷，详列于左，总计文字若干。时在中宗景龙四年庚戌年（710）二月。

（周益忠、陈韵/编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