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认知与决策科学领域的灯塔

埃尔德·沙菲尔（Eldar Shafir）

阿莫斯·特沃斯基是认知与决策科学领域中灯塔般的存在。他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并促进了其他相关学科的转型。他的研究引人入胜，具有审美价值且设计巧妙。同时，这些研究也改变了社会科学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的研究方式。特沃斯基的研究被收录进迈克尔·刘易斯的《思维的发现》（The Undoing Project），该书记录了特沃斯基和他的朋友兼同事丹尼尔·卡尼曼长期以来的合作。在该书中，刘易斯提到，他发现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的很多思考已经为自己早期那本非常有名的书《魔球》（Moneyball）奠定了基础，而在当时，刘易斯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特沃斯基和卡尼曼所做的开创性研究也在卡尼曼的畅销书《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这些及最近出版的一些著作已经将特沃斯基的思想从专业学术领域推广到了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中。这本《特沃斯基精要》正是想借特沃斯基的一些原创文章使读者了解其思想。

本书包含特沃斯基的14篇学术文章，它们不仅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可读性强，同时能充分体现特沃斯基思想和研究的特点。这些文章是从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与他人合著的40篇文章中挑选出来的。即使是原创选集也只是特沃斯基已出版著作的一小部分，通过该选集，读者可以对其卓越成就稍作了解。想读到更多信息的人可以阅读1 000页的原始文献，或者阅读每章结尾部分的参考文献，其中包括了特沃斯基的完整参考书目。

本书所选择的文章涵盖了从医学、统计学到心理相似性和经济学等一系列主题，同时避免了特沃斯基著作中许多更具技术性的章节。本书的目的是让那些可能知道一些特沃斯基的观点却无缘跟随他学习或想要更深入地阅读他的作品的人，可以更加了解他非凡的思想。对于那些曾受其启发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份珍贵的纪念品。

特沃斯基于1937年3月16日在以色列海法出生。他的父亲是一名兽医，母亲是一名社会工作者，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届议会议员。特沃斯基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主修哲学与心理学，并于1965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特沃斯基曾在希伯来大学（1966—1978年）和斯坦福大学（1978—1996年）任教，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期间，他曾任行为科学领域的第一任戴维斯-布拉克教授（Davis-Brack Professor）和斯坦福冲突与谈判中心首席研究员。

特沃斯基早期在数学心理学方面的研究，重点关注个人选择行为研究和心理测量分析。几乎从一开始，特沃斯基的研究就在探索那些针对相关理论做出的简单且看起来可信的心理学假设的深刻含义；在此之前，这些理论似乎都是不言而喻的。在一项被大量引用的特沃斯基1969年的研究中，他通过心理学上的显著差异来预测违背传递性（transitivity）的行为，传递性是选择规范理论最基本的原理之一。这项研究成果提出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在特沃斯基后来的研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项研究结果向我们暗示了一些行为方式，即完全理性的人在做出看似合理的决定时，最终可能会违背最基本的理性决策原理。该研究还解决了这一问题：在没有对所涉机制和费用进行令人信服的分析的情况下，难以就这类违背理性决策原理的行为的合理性给出明确结论。研究显示，在选择过程中，简化可能是非常有用的方法，虽然它偶尔可能无法产生最佳选择。特沃斯基最感兴趣的是对规范性原则的系统性违背，以及这些违背所揭示的支配行为的心理机制。

特沃斯基早期作为数学心理学家，对相似性的形式化和概念化产生了浓厚兴趣。相似性的概念是心理学理论中的基础概念，它在学习、记忆、知识、感知和判断等理论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当特沃斯基开始这一领域的研究时，相似关系的理论分析一直被几何模型所主导，在该模型中，每个物体都由多维坐标空间中的点来表示，而点之间的距离对应着物体之间的相似性。特沃斯基改变了这一切。在其有影响力的相似性模型（第3章）中，特沃斯基做了一些简单的心理学假设：物体在心理学层面上表现为特征集合，它们之间的相似性随着共同性特征的增加而增加（递增函数），随着区别性特征的增加而减少（递减函数）。而且，相似性判断使我们更加重视共同性特征（例如，尽管儿子与父亲年龄不同但长得很像）而相异性判断则更注重区别性特征（例如，尽管父子二人长得很像，但年龄相差很大）。此外，这个简单的理论可以解释观察到的相似性判断中的非对称性，如A与B的相似性比B与A的相似性更高，以及选项A可能被认为与选项B非常相似，选项B和选项C非常相似，但选项A和选项C可能被视为非常不同（Tversky & Gati，1978）。这些由特沃斯基基于特征模型预测得到的显著效应，与之前的几何方法是不相容的。在许多方面，这些早期论文都预见到了后来出现的精彩研究。凭借对规范性理论相关技术的精通，以及对简单而令人信服的心理学原理的探索，他们在作品中提出的那些出人意料的理论才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常令读者产生醍醐灌顶之感。

特沃斯基与卡尼曼在1969年就开始了长期且极具影响力的合作，他们的研究横跨整个判断和决策领域。他们合著的第一篇论文的主题与“小数定律”有关（第10章），该论文表明无论是缺乏经验的被试，还是受过训练的科学家，都会对随机抽样有着强烈但错误的直觉。研究证明，这些直觉会导致对偶然事件的系统性误解，特沃斯基及其同事之后将这一发现用于分析普遍存在但显然具有误导性的信念，如篮球比赛中的“热手效应”，以及相信关节炎疼痛与天气有关的现象。

不涉及动机因素的认知和知觉偏差，成了他们极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启发式和偏差”（heuristic and bias）理念的核心内容。由于已经认识到直觉上的预测和概率判断不符合统计和概率论原则，特沃斯基和卡尼曼开始进行偏差研究，并将其作为探究判断启发式的一种途径。他们在发表于《科学》上的那篇文章中提出了3种启发式，分别是代表性启发式、可得性启发式、锚定与调整，这些都是人们在评估概率和预估价值时会出现的情况。在一些简单概率规则的相关性显而易见的情境下，人们通常会表现出正确的统计直觉。但在相对复杂的情境中，人们往往会依赖那些稍加思考就会发现破绽的启发式，因此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例如，当我们依赖于代表性启发式时，选项A属于B类的可能性是通过A与B的相似程度来判断的。先验概率（prior probability）和样本大小这两个与可能性高度相关的因素，对一个选项的代表性没有影响，因此常常会被人们忽略。这会导致显著性错误，如“合取谬误”（conjunction fallacy），也就是说，人们会因为合取事件（conjunctive events）更具代表性，而认为合取事件的发生概率比其中包含的独立事件发生的概率更大（第2章）。

这项研究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清晰地展示了心理直觉和规范理论的相互作用，而且还给出了令人难忘的例证。这项研究表明，虽然人们对各种原则的规范性诉求很敏感，但他们的判断常常会违背这些基本原则。这种不可靠的直觉与对规范性判断的潜在认同的共存，向人们展示了概率推理的微妙之处。特沃斯基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他认为人们并不是因为不够聪明或经验不够丰富，才无法掌握重要的规范性思维。相反，特沃斯基将这种反复出现的系统性错误归因于人们过于依赖那些并不遵循规范性标准的启发式过程。例如，戴尔·格里芬（Dale Griffin）和特沃斯基运用人们关注证据的说服力（如推荐信的热情程度）的同时并不充分考虑其权重（如写信人对候选人的了解程度）的概念来解释概率判断中的各种系统性偏差，包括无法理解回归现象和人们的过度自信（证据具有显著性但权重低），以及偶尔的不自信倾向（证据不具显著性但权重高）。这种方法贯穿了特沃斯基的大部分研究。这些实验性演示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们对流行且极具影响力的规范性理论发起了挑战。而且，这些演示具有显著性，因为表现出这种错误的人发现它们非常有说服力，但与自己设想的进行决策的方式惊人地不一致。

特沃斯基最初的著作与个人选择行为的研究相关，而这也贯穿了他的研究生涯。这项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经济学早期发展的启发，尤其是受冯·诺伊曼（von Neumann）和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在其1947年发表的作品中对期望效用的规范性论述，随后这一研究成果也得到了进一步修正，它向人们展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定理，即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一个人的选择最能体现其主观期望效用。20世纪70年代，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研究了一种有关风险决策的描述性理论，即“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第4章）。前景理论包含了许多选择方面的基本心理原则，这些原则与规范理论在一些重要方面都有所不同。此外，前景理论假定了一个具有3种重要特征的效用函数：第一，它是根据收益和损失而不是总财富进行定义的，这表明人们通常将结果视为对于某个参考点的偏离，而不是最终资产；第二，损失给人们带来的刺激大于收益，因此财产损失带来的痛苦程度大于等量的财产收益带来的快乐程度，从而产生所谓的“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第三，收益曲线为凹形，损失曲线为凸形，这说明在收益中会产生风险规避，而在损失中会产生风险寻求（出现相反模式的概率极低）。这些特征是显著的，并且看起来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它们会在规范性上导致一些问题。该理论预示的决策模式已经在很多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并与期望效用理论的基本假设形成了直接的对比。例如，损失厌恶在无风险的选择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它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我们观察到的人们放弃某个商品的最低意愿和为得到这个商品而花钱购买的最高意愿之间的巨大差距（第8章）。损失厌恶对人们的经济选择和摆脱现状的意愿有着深远的影响。数学上的巧妙设计和心理学上的洞见使得前景理论及其延伸对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特沃斯基对不确定性与偏好之间的关系特别感兴趣。在概率判断与偏好的关系研究中，奇普·希思（Chip Heath）和特沃斯基提出了能力假说：在感觉自己有能力和有学识的情境中，人们会依赖自己的信念，而当他们感到自己没有能力或者无知时，则会赌运气（第9章）。有趣的是，这种模式与人们熟悉的“模糊规避”（ambiguity aversion）不一致。根据“模糊规避”，人们普遍倾向于把赌注押在已知的机会上，而不是概率模糊的信念上。沿着这个思路，克雷克·R.福克斯（Craig R. Fox）和特沃斯基提出了相对无知假设（第12章）。这一假设的内容是：对模糊的规避一般不会出现在没有比较的情境中，而是会出现在对相对不太模糊的事件进行比较的过程中，或者与更有学识的个体的比较中。

上述发现对由偏好来推断信念的基本概念提出了质疑。大多数关于在不确定性情境中进行决策的概念，包括规范性的和描述性的，都是结果论的。在这种意义上，人们认为决策是由对潜在后果及其感知概率的评估所决定的。然而，沙菲尔和特沃斯基记录了人们以非结果论的方式进行推理和选择的情况（第7章）。例如，那些无论不确定性消除至何种程度，都会做出相同选择的人，也会在情况仍不确定时做出不同的选择，这与结果论相反。

特沃斯基的研究最重要的一点是意识到偏好通常是由心理过程塑造的，而这些过程并不受人们经过深思熟虑形成的规范性考虑的约束。这些过程是“偶然偏好”（contingent preference）研究的基础。据此，描述、情境或程序中出现的一些非实质性的变化会改变人们赋予属性的权重，从而改变他们的偏好。唐纳德·A.雷德梅尔（Donald A. Redelmeier）和特沃斯基探讨了医学情境下的偶然偏好，他们认为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可以改变属性的相对权重的分配，从而导致不同的选择（第6章）。他们发现，当医生将患者视为个体时，他们更重视后者的具体问题；而当医生将患者视为群体的一部分时，他们更重视效度和成本。因此，这些医生在评估单个患者时所做的决定与评估，可能与他们在评估一组患者时所做的决定不同，这种差异也存在于普通人的判断中。

决策者经常通过寻求和构建理由来进行艰难的决策，并为他们的选择进行辩护。不同的框架、情境和推导过程强调了各选项的不同方面，并提出了影响决策的不同理由和考虑因素。沙菲尔和特沃斯基研究了这些理由在决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第14章）。基于理由的分析可以适应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和诱发效应（elicitation effect），并且可以整合相对影响以及视角、冲突和情境等影响因素，而这些通常都未纳入价值最大化的考虑范围。

心理常识构成了特沃斯基最深刻、最独到见解的基础。规范性理论背后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外延性原则”（extensionality principle）：具有外延等效性的选项会被赋予相同价值（无论如何描述，它们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等价的，如“含1%脂肪”和“99%无脂肪”），外延等效性事件也会被赋予相同的概率。换句话说，这些理论是关于世界范围内的选项和事件的：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描述并未改变这一事物的本质，因此得到了相似的评价。此外，特沃斯基的分析侧重于相关结构的心理表征。外延性原则在描述性上被认为是无效的，因为对相同的选项或事件的不同描述通常会产生具有系统性差异的判断和偏好。一个决策问题的描述方式，如收益或损失的不同角度，可能会引发相互矛盾的风险态度，从而导致对本质上相同的结果表现出不同的偏好（第5章）。类似地，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描述会让人想起不同的案例，因此会产生不同的可能性判断（第13章）。在推导过程中，偏好和判断似乎是被建构出来的，而不仅仅是呈现出来的，它们的建构取决于问题的框架和推导的方法，以及这些所引发的评估和态度。

特沃斯基的研究表明，行为是人们在反思中认可的规范性理念的结果，并结合了可干预和塑造行为的心理倾向和过程，这些心理倾向和过程与是否经过深思熟虑无关。在掌握规范性研究技术，以及先凭直觉发现再以实验证明它们的奇特与影响方面，特沃斯基有着独特的能力。他是一位知识巨人，其著作具有极其广泛的吸引力。他的研究为经济学家、哲学家、统计学家、医学领域的学者、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律理论家等所熟知。特沃斯基的许多论文都具有开创性和权威性。阅读特沃斯基的论文就像在观赏大师级的作品：他为以前看起来令人困惑的领域绘制出了清晰的地图，并提供了一套新的工具和思路来思考这些问题。据统计，特沃斯基的著作在学术平台中被引用超过23万次！本书中的14篇文章每篇的平均引用次数都超过8 500次。

特沃斯基因其杰出的成就获得了许多奖项和荣誉。这些奖项包括：1956年因营救一名士兵的英勇表现而获得以色列最高荣誉；1984年获麦克阿瑟天才奖、荣誉学位等学术荣誉，并且被推选进入数个杰出社团。2002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丹尼尔·卡尼曼，“因为他将心理学研究的见解整合到了经济科学中，特别是关于人们在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和决策”。诺贝尔奖颁奖词中还解释到，这些与阿莫斯·特沃斯基共同完成的研究，形成的多种理论能更好地解释现实中人们的行为。瑞典皇家科学院没有设立追认奖项，但特别在颁奖词中介绍了特沃斯基在这方面的非凡贡献。“这个奖本来应该颁给我们两个人。”卡尼曼在消息宣布的当天说。两个月后，特沃斯基在去世后与卡尼曼一起获得了享有盛誉的2003年格文美尔教育奖（Grawemeyer Award）。该奖项的授予对象是在艺术和科学领域提出杰出理念的人。“在人文科学领域，我们很难找到比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提出的理念更有影响力的理念。”该奖项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

特沃斯基以一种体现了强烈的自由和自主性的方式，成功地在自己的生活中将纪律和快乐结合在一起。夜以继日的工作习惯使他免受干扰，并让他有时间在研究中得到放松，也使他可以兼顾其他兴趣，包括对希伯来文学的毕生热爱，对现代物理学的痴迷，以及成为职业篮球比赛的专业球迷。他明智而坚定地拒绝了那些会分散注意力的事情，而“对于那些喜欢这类事情的人来说，”阿莫斯在拒绝各种各样的约会时总会带着他特有的微笑说：“这是他们喜欢的事情。”对于朋友和合作者来说，阿莫斯很有趣。他从与身边的人分享想法和经验中获得了极大的快乐，而这种快乐是可以传染的。他与许多朋友成了研究合作者，也和许多合作者成了亲密的朋友。他会花无数时间来构思一个观点，让它变得有趣，并不断打磨它。“让我们把这件事做好。”他会这样说，当然，他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