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商业是否已经结束了其历史使命了呢?

这个问题是我执笔写这本书的出发点。也就是说,这本书的内容就是针对这个疑问从各种角度来考察的结果。我知道对于这样一个大的问题迅速做出回答是很危险的,但是如果让我直接从结论开始阐述的话,那么我认为答案应该是:Yes,商业正在逐步终结其历史使命。

本书中稍后展示的各种数据表明日本在过去的200年间不断传续下来的、“通过经济和技术的力量消除社会上的物质层面的贫困”这个使命已经结束了。这样的状况近来常常被人用“低增长”“停滞”“衰退”等消极性的词汇表现出来,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应该让人感到悲伤的事情。因为自古以来,人类总是把“构建一个坚实的物质社会基盘,让人类生存不再受到威胁”当作夙愿来追求,所以现在的状况说明我们终于达成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即达到“值得庆贺的高原”状态了。

我们这些活在21世纪的人需要做的工作,不是困于怀旧情怀当中,努力对正在慢慢消失的“经济增长”的游戏实施各种举措以图无用的续命或者起死回生,而是应该相互庆祝我们达到的这个“高原”状态,然后通过“新的活动”来将这个世界从“(只有)安全且便捷舒适的世界”转变成一个“真正值得丰富多彩地生活的社会”。

想要积极地实现这样的转换,我认为大体上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接受终结”。

相信没有人会质疑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处于一个巨大的“转机”当中吧。可是,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将这个“转机”变为正向的转变呢?美国的临床心理学者兼组织开发咨询师威廉·布里奇斯威廉·布里奇斯(1933~2013),美国作家、演说家和组织管理顾问。先后获得哈佛大学英语学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历史硕士学位和布朗大学美国文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在密尔斯学院(Mills College)担任文学教授,但后来他辞去了教学工作,在从事写作、讲学、临床研究和咨询工作的同时,他探索了自己的组织发展理论,并最终担任了人类心理学会主席。就曾强调过在转机当中“接受终结”的重要性。

布里奇斯通过对那些在人生的转折点或者重要关头未能顺利转换角色,深受其苦的人们实施集团疗法的实践发现,这些“因为没有把握好转机而深受其苦的案例”当中普遍存在这样一个共通的问题,那就是“没有让过去真正成为过去”。也就是说,布里奇斯发现“转机”并不是“某种事情开始的时间”,正好相反,而是“某些东西终结的时间”。于是假设我们现在的社会正处于转机当中的话,我们在面对“什么东西开始了”这样的问题之前,就必须要先正视“什么东西要结束了”这个问题。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如我开篇所述那样,要结束的是“通过经济和技术的力量消除社会上的物质层面的贫困”这样一个社会使命。关于这一点,我在后文中会略显啰唆地通过列举各种数据来进行确认和说明。

第二个重点是要“积极接受”这样的状况。

现在,到处都能看到有人用“低增长”“停滞”“衰退”这样的负面词汇来描述现在的日本社会。但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觉得用这样的形容词来表现当下的日本社会是有违和感的。为什么这么说?那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经济和社会指标表明,我们在过去100年间已经达成非常卓越的进步和改善目标了。人们经常提及的“低增长”,实际上是目标达成的末期,是我们向着“成熟而明亮的高原”阶段迈进的必然结果,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好感到悲伤的。

毕竟“低增长”是“文明化的终结”所带来的必然产物。文明化一旦终结,那么曾经担负推动文明进步重任的商业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如本书后文将要阐述的那样,地球的资源与环境是有一定容量限制的,所有的国家都将不得不在某个时刻停止增长。如果把“停止增长”设定为“文明化完成的目标”的话,那么我们不就可以认为日本是世界上最快达成这个目标的国家了吗?然后反过来想一想,“高增长率”实际也意味着“还没达成文明化目标”的意思。也就是说,高增长率并不意味着社会“正在推进”,而“落后了”才是它的真谛。从这样的角度来重新解读“增长的含义”的话,那么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就会产生180度大反转。

我们在使用“低增长”这样的词汇来描述这个社会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个前提的,那就是我们潜意识中认为“社会只有高增长和低增长两种状态”。如果在一开始就明确了只有“高增长”和“低增长”两种状态的前提下,非要被迫做出选择的话,理所当然人们会回答“高增长更好”的吧。但是,这其实是一种诱导性提问。说这话的证据在于,同样是选择两个相对的词汇,假如把它换成是“不成熟与成熟”,再去让人做出选择的话,相信任何人都会认为“成熟的更好”。其实这个“成熟”就意味着“低增长”,而“不成熟”往往与“高增长”就像是硬币的两面,看似不同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

简单来说,我们对于事物的评价,是根据当时使用的两项对立的词汇表达而左右摇摆的。正如索绪尔索绪尔(1857~1913),瑞士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他是符号学的奠基者,是后世学者公认的结构主义思想创始人。曾经指出过,我们只能在我们所应用的语言的框架内把握这个世界,因此相比于用“高增长还是低增长”这样简单粗暴的对立表达来概括现如今的状况,我个人认为还是更加谨慎一点为好。

这样最大的问题在于,“增长”是一个只能用来表明“变化率”的概念的指标,并没有描绘出最初“我们想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蓝图,而是一种自以为是的独行者的姿态。我们在评价这个社会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的“增长率”的概念,其实不是用来说明社会状态的指标,而是表示“变化率”的指标。也就是说像是把数学上的“微分值”当作了描述状态的指标来使用的意思。

但是,如果我们为了实现“理想型的社会”而日夜奋斗,那么我们就应该用这个“理想型的社会”目标实现了多少的“达成度”,也就是“积分值”来阐述才对。然后我们用这样的“表明状态的指标”来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就能知道我们人类在过去这100年间取得了多么伟大的成就。

请大家看看图1。上图描绘的是1800年的世界状态,下图是2019年的。两幅图的纵轴都表示平均年龄,横轴则表示人均GDP。一个一个的圆圈表示国家,圆圈的大小表示人口的多少。

通过对比可以明显发现,我们人类在过去200年间确实取得了非凡的进步。大多数国家的平均年龄都增长了1倍以上,人均GDP也上升了10倍甚至数十倍。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日本的“跳跃”般的变化。人均GDP从1800年时比印度稍微高一点,跟巴基斯坦差不多的水平,上升到2019年与法国和英国不相上下,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微乎其微。

汉斯·罗斯林汉斯·罗斯林(1948~2017),瑞典乌普萨拉市的医生和公共卫生学者。他是卡罗琳学院的国际健康教授和瑞典斯德哥尔摩的Gapminder基金会主任。在他举世闻名的畅销书《事实》中,他用各种数据来展示了世界是多么美好。的一本著作《事实》曾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畅销书。书中列举了各种各样的指标来阐述“这个世界变得有多好”。那样的一本书在全世界受到狂热追捧,就说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通过“有关‘量的状态’的变化率”来衡量这个社会的,也说明这个数值的停滞似乎让我们丧失了自信。

图1 1800年的世界(上)与2019年的世界(下)

最后我想说的是第三个重点,想要跨越这个转机,在于“开始新的游戏”。

近来有关资本主义已接近穷途末路的论调层出不穷,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单纯地用“结束了”这样悲剧性的字眼来哭喊,完全没有指明新的方向。我在前文中曾经指出,“消除社会上的物质层面的贫困”这么一个商业的使命已经基本上达成,我们的社会正在朝着“值得庆贺的高原”迈进。但是我并不会因此简单粗暴地断定说“资本主义已经完了”,或者是“社会发展到此就停止了”等。尽管现在的社会中有关“解除物质层面的不满”这个游戏已经结束了,但是对于“生存价值”“工作的价值”等这些“意义层面的价值丧失”的问题,或者是贫困或社会差距、环境等这些以往很难通过商业来解决的社会性课题还有很多。

极端一点来说,这个世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已经成了“便利且安全的、可以舒适生活的场所”,但是离“真正值得丰富多彩地生活的社会”还有挺远的距离。上述这些问题要如何解决,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不管怎样,都可以说是“旧的游戏的终结,新的游戏的开始”。

此外,本书在执笔过程当中多次出现的“高原”这样的比喻性词汇,以及将我们现在生存着的这个现代社会当作是世界史上的“第二个拐点”的历史观点等,是借鉴了社会学者见田宗介先生的著作《现代社会将何去何从——开启高原的壮阔景色》一书当中所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比喻手法及其体现的逻辑思维方式。在此特别要表达我对见田先生的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