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先行者

中国共产党作为“两个先锋队”，不仅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是从民族救亡图存中走来的，而且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先驱者。

鸦片战争以来，在具有独特色彩的中华文明的星空中，引领民族复兴的中国共产党人灿若群星。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是中华文明的优秀代表。他们站在拥有5000年文明的大地上，践行中华优良传统与作风，吸收、传承祖先的智慧和气魄，担当起民族复兴的重担。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无论是陈独秀、李大钊，还是毛泽东、周恩来等等，都深受中华民族文明传统的熏陶，本身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兼具的政治家。他们胸怀强烈的救国救民情怀，并且从爱国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他们不但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在他们创建中国共产党后，依然是深具传统文化底蕴的爱国主义者。

这里，让我们一起来领略那些风流人物的旷世风骚。

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早年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又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前后都是学习政治经济。1917年底，入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并参与编辑《新青年》，先后任北京大学经济、历史等系教授，具有强烈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李大钊对中国千年来处于封闭状态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反思，尖锐指出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八大弊端，并将之归结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伦理纲常，表现出反对封建专制的坚定信念。与此同时，李大钊同样坚定地认为，华夏文明源远流长，“有其真价，吾人不敢蔑视”，“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甚至“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17)。李大钊还主张向西方学习民主、自由和科学精神，有选择地撷取“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他对先进思想文化的追求，直接导致了他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关注，对社会主义文明的向往，高喊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8)

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认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事业从这里看到了新希望。李大钊热情投入并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建立并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开展工人运动，并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洋军阀的牢狱中慷慨就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运用的伟大开拓者，李大钊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是“拯救中国的导星”(19)，并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密切结合。李大钊为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英勇献身，“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20)。同时，他还比较早地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抽象的学理和不变的教条，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研究它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政治经济情形”(21)，“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发生“适应环境的变化”，“用以为实际的运动”(22)，并要在运用中加以发展，做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李大钊炽热的革命情怀始终燃烧着中华民族复兴的烈火。1917年2月19日和4月18日，李大钊在《甲寅》杂志上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两文，批驳日本人宣扬的以日本民族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了中国人应激发出一种以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来实现对古老中华民族的“更生再造”，造福东方世界。他说，“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今犹有所遗憾者，共和建立之初，尚有五族之称耳。以余观之，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然则今后民国之政教典刑，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义，即新中华民族主义也。”(23)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领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15年9月他创办了《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当时，他还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五四运动后，他提出了“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24)的无产阶级革命口号和“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25)的中国发展道路。在各种思潮抵制攻击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紧要关头，陈独秀和李大钊一起，对实用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展开了理论批判，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陈独秀在组织建党方面起到了独特作用，在他的努力下，各地进步知识分子逐渐集中到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来，为党的成立创造了良好的干部条件，并因此当选为中共一大中央局书记，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1922年11月，作为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提出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己独立的政治路线，致力于组织人民大众打击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建立真正独立的人民共和国。正是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中共二大科学分析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当然，在当时共产国际指示下，作为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在领导中国革命、应对国民党背叛问题上曾经犯有右倾错误。与此同时，陈独秀以提倡新文化而著名，许多人因此又认为他是批判甚至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领袖。应当指出，新文化运动中形式主义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偏向，同陈独秀当时崇尚西方文明确有密切关联。但是总体而论，在文化问题上，陈独秀首先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批判旧文化的锋芒，主要是针对封建专制主义和纲常体系，目的是为了启蒙国民思想，推进民族救亡和复兴。而且他的思想不断变化和进步，比如他第一次以“独秀”为名写的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表达的就是他的爱国立场。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为民族救亡和进步而奋斗的爱国主义是他始终不渝的情怀。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遵义会议上开始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为民族救亡而在对各种“主义”比较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进一步深刻认识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问题。他在清醒分析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特别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22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了中国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外国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创造性地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带领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并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他认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26)早在1938年，他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因此，创建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重要任务。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到了1944年，毛泽东又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进一步深刻指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27)美国学者怀利在《毛主义的形成》一书中这样说，毛泽东一辈子读的是线装书，但还是从中走出来了，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共产党终于形成了为人们所能接受的思想，来代替孔夫子主义。(28)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在继承中加以改造和提炼，使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比如“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大理念，孟子就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有名论点。毛泽东将其提升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崭新高度，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9)，要求干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做人民的勤务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而确立了党的根本宗旨，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从爱国主义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他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在寻找救国救民的思想和道路过程中，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1927年8月1日领导了南昌起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担任国务院（政务院）总理。

周恩来是新中国内政外交的“总管家”，是极具国际影响的政治家。1976年1月9日（逝世次日）至15日（葬礼日），联合国空前地连续7日为悼念周恩来去世下半旗志哀。周恩来几十年活跃在外交舞台上，深刻影响了国际政治，促进了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1953年代表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1955年参加万隆亚非会议，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得到与会国的赞同，从而使亚非会议顺利召开。通过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外交的努力，中国得到第三世界众多国家的支持。因而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1972年，中美、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周恩来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现的文明古国政治家的君子气质，友好、正直、谦逊、耐心、优雅，体谅他人和讲求信用等等，给各国政治家、外交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尼克松这样写道：“他通过他优雅的举止和挺立而又轻松的姿态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稳健。他忠实地保持着个人关系和政治上从不‘撕破脸皮’的中国老规矩。周的外表给人以待人热情、非常坦率、极其沉重而又十分真挚的印象。”(30)

周恩来这样说过，只有继承和发扬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才能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服务，使人民大众“享受新文化的幸福”(31)。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899年1月29日，他出生在江苏常州。学生时代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是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1920年10月，瞿秋白以记者身份赴苏俄考察，向国内传播苏俄十月革命的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1922年，他在莫斯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回国后，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1925年起，瞿秋白先后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机历史关头，瞿秋白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主持召开八七会议，在会上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1928年去苏联，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回国，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一度转入文化研究，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转移途中被捕，6月18日慷慨就义。

瞿秋白在1927年就提出了“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32)的科学论断。尽管在实际工作中他也曾犯有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国僵化运用的错误，但是总体而论，他还是保持了独立思考的精神。他是一位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爱国主义者，又系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他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而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农民，如果没有农民的参与，国民革命很难取得胜利。他强调中国农民具有很强的革命性，所以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政治力量实现耕地农有，解除农民在经济上的束缚，并组织农民自卫军，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瞿秋白还强调必须夺取文化战线上的领导权，认为凡是一国社会，必有其思想的机关，而指导思想往文化进程而去的灯塔就是知识阶级，因此要立足于文化革命，团结知识阶级，实现无产阶级的整体革命目标。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从民族救亡图存中诞生，是承担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两个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作为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先驱者，都是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底蕴的伟大爱国主义者。这两大历史性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文明传统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

(1)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2)毛泽东：《在一九二〇年〈中国共产党宣言〉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96页。

(3)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

(4)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4-45页。

(5)中央档案馆编：《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

(6)同①，第620页。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8)同①。

(9)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10)康有为：《进呈突厥削弱记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9页。

(11)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页。

(12)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7页。

(13)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9页。

(14)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0页。

(15)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1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17)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2页。

(18)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7页。

(19)李大钊：《这一周》，《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2页。

(20)李大钊：《新生命诞孕之努力》，《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4页。

(21)李大钊：《这一周》，《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2页。

(22)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23)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李大钊全集》第2册，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3-495页。

(24)陈独秀：《答费哲民（妇女、青年、劳动三个问题）》，《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

(25)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

(26)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27)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192页。

(28)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1页。

(29)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30)［美］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尤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27页。

(31)周恩来：《文化界共同起来为新文化的建设而努力》，《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32)瞿秋白：《〈瞿秋白论文集〉自序》，《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