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理想之城

图9：隋唐时期的长安城（582年—750年）。长安的城市布局是后世许多首都的样板，皇宫坐落于城北，寺庙建在城东北，南大门是主城门。整座城市呈四四方方的棋盘格局。各机构两两相对，整齐地排布在中轴线两侧

1 大明宫

2 麟德殿

3 含元殿

4 光化门

5 景耀门

6 芳林门

7 玄武门

8 兴安门

9 建福门

10 丹凤门

11 修真坊

12 安定坊

13 修德坊

14 兵营

15 太仓

16 宫城

17 东宫

18 光宅坊

19 来庭坊

20 长乐坊

21 普宁坊

22 休祥坊

23 掖庭

24 将作监

25 护卫队

26 醴泉坊

27 大理寺

28 司农寺

29 尚书省

30 军器监

31 左金吾卫

32 草场

33 鸿胪寺

34 吏部

35 少府监

36 太庙

37 兴庆宫

38 西市

39 光德坊

40 京兆府

41 太平坊

42 朱雀门

43 兴道坊

44 进奏院

45 国子监

46 平康坊

47 宣阳坊

48 东市

49 怀远坊

50 小雁塔

51 安仁坊

52 长兴坊

53 亲仁坊

54 长寿坊

55 佛牙阁

56 崇业坊

57 靖善坊

58 靖安坊

59 京兆府籍坊

60 永宁坊

61 宣平坊

62 新昌坊

63 永崇坊

64 升平坊

65 墓地

66 朱雀大街

67 弩训练场

68 大雁塔

69 晋昌坊

70 保宁坊

71 杏树林

72 开远门

73 金光门

74 延平门

75 安化门

76 明德门

77 起夏门

78 通化门

79 春明门

80 延兴门

81 大庄严寺

82 芙蓉园

自古以来，日本便是广义上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泛中华文化世界的一部分。中华文化，在英语中也被称为“汉字文化圈”（Sinosphere），是一个多民族和社会群体的集合。在这个圈子里，人们都通过书写汉字、阅读汉语书籍来理解人类生活和宇宙万象。“中国”一词的字面意思是中央之国，它的第一次大规模统一是在公元前的汉朝。汉朝的首都是长安，位于今天的西安附近。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一直通向黎巴嫩，然后再从那里通往罗马。公元25年，汉朝迁都洛阳。洛阳位于今天的西安以东375公里，被视为中原的中心。公元166年，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曾派遣使团来到这里。当时的罗马皇帝被称为“安敦”，因为他全名中的第三个名字是安东尼乌斯（Antonius）1。那时，长安的地位与洛阳不相上下，各个朝代轮番在两地建都。公元493年，北魏崛起，迁都洛阳；公元557年，北魏分裂，西魏又将长安定为首都。

虽然迁都不断，但是一个清晰的概念在汉字文化圈中传播开来，即应该要有一座超凡卓越的城市作为首都。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发展，长安和洛阳成了永恒的城市模板（见图9）。

成为一座像样的城市，首要的条件是必须遵循棋盘格设计。通常，城镇和村庄会根据地势变化随意建造，看起来杂乱无章、毫无规划。但是，一个代表权力和威望的城市，比如首都，应该以直线和对称的形式来展示秩序和平衡。因此，在这样的城市里，街道基本呈南北和东西向纵横排列。在英国人的习惯里，通常会把南北走向的道路叫作“大街”，东西走向的叫作“大道”（纽约则正相反）。在棋盘格规划中，统治者的宫殿通常坐落在城北，面积有好几个街区大小。东西向的大道以自北向南的顺序依次编号，从第一大道到第十大道依次排开，而大街一般都有具体的名字。一条宽阔的大街从宫殿一直延伸到南门，南门是城市唯一的正式出入口。

第一座完全遵循这一模式建造起来的日本城市，是于公元711年建成的日本第二首都平城京，当时中国正处于盛唐时期。如今这座城市的绝大部分埋在奈良市的地下，考古工作的开展使它的部分原貌得以重现。当初日本建造这座城市是为了宣布一个更统一的新政体的成立，该政体首次宣称自己属于汉字文化圈。代表“首都”含义的国际词，即汉语的“京”，以词缀的形式附加在城市名字的后面，在日语中读为“kyō”（因此才有京都、东京的称呼）。

当时一个名叫奈良的村庄被圈出了一块空地，经过彻底的改造和重建，这个从前的小村庄变成了日本第一个国际化标准的大都市。它被赋予了一个吉祥的新名字——平城，字面意思是“和平之墙”，全称为平城京2。与中国的城市不同，日本的城市没有实际的城墙。这是因为日本本土缺乏坚固的石头（日本的岩石多为疏松的火山岩），而且地震时城墙可能会倒塌，建造城墙整体弊大于利。但平城京即将成为一个和平的围城，它寓意着在问题繁多、列强争霸的形势下，秩序已经建立起来。

但是，仅过了几代人的时间，平城京便遭遗弃。这背后可能有多种原因3，其中之一便是京城里的寺庙开始参与权力斗争。后来，一个名叫长冈的地方又被规划出了一个新的棋盘格大都市。然而，还没等长冈京完全建成并且拥有一个新名字，它就被废弃了，首都再易其地。这一次的问题可能是由于当地洪水泛滥。第三座棋盘格城市建成于公元794年，在随后的一千多年里，直到现代，它始终维持着首都的地位（见图10）。日本的第三个首都被赋予了一个寓意极佳的名字：平安京。这个名字甚至比平城京更令人回味，因为它结合了前首都名字中的“平”以及气势恢宏的唐朝首都长安城名字中的“安”，两者加起来的意思就是“平安”。在英语中，平安京通常被译作“和平与安宁之都”。

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平安京都承担着日本首都的功能，以至于人们直接称其为“京”。由于这个名字过于简短，所以后来又加了个“都”字，称为“京都”。这其实也是沿袭中华文化的惯例，当人们提及首都时，往往不再使用它的正式名称，而更喜欢用“京”或“京都”这样的通用名。日语中还有一个本土化的词语指代首都，即“都”，平安京很可能也用过这个称呼。除平安京外，日本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权力中心多被称作“京”“京都”或者“都”，但没有一个是专指某地的。

图10：平安京，《北望鸟瞰图》，794年，猪狩赖子插图作品，出自马修·斯塔夫罗斯（Matthew Stavros）所著《京都：日本近代首都城市史》（火奴鲁鲁，2014年）。平安京仿效长安的城市规划，街道呈棋盘格布局，但仍保留了大部分农田。寺庙被建在城外较远的地方，以削减神职人员的权力

* * *

在棋盘式城市格局中，宫城一般坐落在城北，因为人们认为统治者应该面朝南方，要让阳光能照耀到他的脸上。宫城是权力中心，用人体打比方的话，相当于人的头部。如此一来，宫门就像是颁布政令的嘴巴，这里会修上一座精美的朱雀门，“朱雀”是南方的守护者。南北大街，即朱雀大街，是城市的脊梁，如果把城市的北部看作头，那么南部就是它的尾。都城的出口建有一座巨大的城门，与朱雀门遥相呼应，可以将其类比为肛门。这就是罗城门，黑泽明于1950年拍摄的著名电影《罗生门》，是“罗城门”发音的一种变体。今天，我们有幸可以目睹在原址附近重建的平城京（指奈良，而非京都）朱雀门（见图11）。

许多大城市的规划都力行中线对称这一标准，首都更应如此。对都城来说，朱雀大街就是这条中线，两边的建筑或机构都是对称的。如果左边有一个衙署，那么右边也会有一个；如果有个东市，那么对称的地方会有一个西市；如果东边有一座寺庙，那么西边自然也会有一座。诚然，这只是理论上的设想，因为地理位置会发生偏移，完全横向对称只是一种愿望。朱雀大街东侧的这部分叫左京，西侧叫右京。今天的京都依然延续这种称呼，只不过令游客不解的是，左京其实位于右边，而右京位于左边，而这样的命名是以宫殿的视角来决定的。

但人体并不是完全对称的，因为最重要的器官——心脏只有一个。心脏长在左侧，因此在首都崇尚以左为尊。比如，地处左京的所有事物，级别都高于右京的对应物；又如三大政务官员的排位，首先是左大臣，其次是右大臣，再次是内大臣。

这样一个理想、对称又有形的体系，与另一种体系相组合，被赋予了更高、更抽象的意义，那就是堪舆术。由于东北亚与欧洲文化上的不同，堪舆术一直没有得到恰当的翻译，所以英语现在也使用中文“风水”一词来表达这一概念。风和水，被视为两种伟大、富有创造力但兼具潜在破坏性的自然力量。堪舆术就是顺应并驯服这些强大力量的技巧。时至今日，东北亚各地的建筑师和工程师在工作中仍会考虑许多风水因素。“风水”一词在日语中的发音为“fūsui”，但这个词并不经常使用。相反，日本人更常说“onmyō-dō”，即“阴阳之道”或“阴阳道”。阴阳不是指某种实际的力量，而是指事物一般的属性。阴属雌性，包括潮湿、黑暗和衰弱等特性；阳属雄性，与阴相反，意味着干燥、明亮和突出。阴阳平衡才能保持和谐。调和阴阳是风水师或阴阳师的本领，他们要做的就是将既定的规则应用于特定的案例。

图11：据史料推测后重建的朱雀门，1998年。朱雀门在宫城的南部，与都城南部的罗城门遥相呼应

阴阳师用颜色来指代方位，每个方向都由某种颜色所代表的力量来护卫。因此，南方与“朱雀”相联系，北方的守护者是“玄武”（黑色的乌龟），东方是“青龙”，西方是“白虎”。中心以固定的黄色表示，没有特别的守护神。

不同颜色具有各自的逻辑。比如，红色代表南方明亮的太阳，黑色代表北方的黑暗，蓝色代表黎明，白色代表黄昏的雾霭，黄色代表头顶上的太阳。至于动物的形态也有一套理论。比如，南方的太阳如飞雀般迅捷，北方的寒冷像龟一样慢慢悠悠。龙和虎都是万物之精华，但龙是五行（土、气、火、风、水）之王，排在虎之前，而虎则囿于地上。

风水里有一个压倒一切的重要概念，那就是所谓的“气”。气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游走在宇宙之中。它是不断运动的，从东北向西南流动。因此，东北方向被阴阳师称为“气门”。“气门”在日语中经常写为另一个同音异形词：“鬼门”——从“气”到“鬼”的变化没有人能明确地解释清楚，但是气反复无常，与鬼怪联系起来似乎也合乎逻辑。然而，就其本质而言，气既算不上纯净也不能算不洁。由于气从其经过的物体中获得聚合而来的能量，所以风水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保证东北方的纯净，这样才能保证从那里吹来的气是澄明的。在一座城市里，“气门”既要有人类守卫，也需有魔力守护。江户在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我们将在第三章中详细讨论。本章我们只需要考虑一个理想的城市是如何建成的。与长安一样，平城京（奈良）以及平安京（京都）都建有一座完整的“外京”，它就像是城市棋盘格上的一个赘生物，为城市配备必要的措施以净化“气”。在这个东北向的高地上建有一座寺庙。它既是具有宗教意味的障碍，也是地理意义上的屏障。庙里供奉有重要的神祇，由僧侣们负责侍奉。

纯净的气进入城市之后，会继续前进，因此有必要建立另一种机制，让它能顺利地穿过城市然后顺利离开。气如果在穿行中受到阻挡，就会变得浑浊。因此，风水的另一个要求是确保气在城市内平稳通行。在一个没有对角线的网格状城市里，做到这一点并不简单。要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依靠道路而要依靠河流。因此，在城市布局中会留出空间便于开挖水道，使河水能从东北流向西南。有时，河流可能真的会斜穿整个城市，将“棋盘格”一分为二。但更常见的情况是，河流从城外沿着城东边缘自北流向南，然后转个弯，沿着城南边缘继续向西流淌。平城京属于前者，平安京则是后者的典型。时至今日，鸭川仍在京都奔流不息，它的河道笔直，显然经过人工开凿。但由于城市扩张，现在的鸭川流域几乎算是京都的中心城区。

虽然长安的名字被平安京引用，但实际上洛阳的化用现象更为普遍。洛阳因建于洛河的阳面而得名。洛阳从古至今一直位于洛河与黄河的交汇处；黄河因其浑浊的河水而得名，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是一条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据传公元前1036年，被后世奉为仁德与良治典范的周公建立了洛阳城。由于历史久远，洛阳城中体现成熟风水学思想的元素不如长安城多。但洛阳带来的根本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它的名字也被用来指代平安京。除了正式名称以及京、京都和都这些称呼外，平安京有时也被称为洛阳。这些名称只是在诗意表达上有细微差别，但并没有政治性的差异。第一个字，“洛”或“raku”，也可以用在其他涉及首都的词组中。例如，游人说他们“上洛”，表示他们进京了。即使在今天，这个词也同样可以用来表示去京都旅行，尽管听上去有些时代感。首都及其周边地区可称为“洛中洛外”。在日语里，“raku”这个字的应用范围相当广泛，可以用于称呼任何国家的首都，甚至是汉字文化圈之外的国家。比如，平常也可以用“上洛”表示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或印度首都德里。其实，称呼外国首都可以在其名字的后面加上后缀“-raku”。当然了，现在用这种说法也挺生硬的。

对不是首都但又足够繁华的城市，可能会用洛阳中的第二个字“阳”来称呼，日语中读作“yō”。长崎是日本最繁华的大城市之一，同时也是最好的港口，所以人们照惯例在它的缩写名字后面加了“yō”，并且简称为“Kiyō”（“ki”是崎的一种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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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概述的首都模板，适用于和平有序的繁荣时期，但在战争时期便毫无用处了。这种缺陷在战事频发的日本表现得尤为明显。该模型的普适性使入侵者很容易预测重要建筑的位置，进而能立即找到权力所在地并将其控制。宽阔笔直的街道几乎没有防御力。但最为糟糕的是，敌人只需从北方出击即可攻打皇宫。虽然那里往往会部署驻扎精锐部队（北方卫队通常是精锐部队），但这在危急时刻远远不够。

日本第一个完整的首都平城京存在时间不长，也没有遭受过袭击，但平安京（京都）却一再遭到攻打。从12世纪到16世纪，平安京彻底失去控制。整齐规范的城市形态被打破，棋盘格布局彻底消失。恐慌无助的居民把京城分割成小而实用的区域，守卫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由于战斗需要设置屏障并阻断街道，所以到最后所有纵横的街道都被切割开，不再有一条贯穿东西或南北的直通道路。此前，平安京的规模大到超出实际人口的需求，而且城里一直都有空置和未完工的地块。到了1400年，优雅的左京和右京已经被更适于削减权力的分区制所取代，内裏居所周围的上京和市中心的下京面积都很小，烧毁的建筑物或是大片的荒地穿插在其中（见图12）。宫殿消失了，黑泽明电影中的罗生门孤独地矗立在荒草丛中，任由野狼或鬼魂出没其间（见图13）。

平安京不再被称为平安京，但它仍然是首都——那个被称为“京”“京都”“都”和“洛”的城市。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武士的驻地，当时已有数十个类似的武士要塞遍布整个日本列岛。自1467年起，日本进入了史上最长的内战时期，整整持续了一个世纪。诚然，首都仍然建有寺庙，但这些寺庙都在城外——由于现代京都杂乱无序的扩张，现在已经很难辨认出这一点。事实上，平安京建成时并未给寺庙预留土地，几乎所有的佛教机构都被贬逐到城市的边界之外，以免神职人员的权力削弱首都的统治。而寺庙方面则开始配备新一类的神职人员，即僧兵。

图12：《古往今来的首都》，猪狩赖子插图作品，引自马修·斯塔夫罗斯所著《京都：日本近代首都城市史》（火奴鲁鲁，2014年）。棕色区域：原平安京（建成于公元794年）；黄色区域：16世纪的平安京；蓝色区域：1569年—1573年间的二条城；绿色区域：丰臣秀吉的宫殿；深褐色线条：丰臣秀吉所建城墙；蓝白相间区域：德川时期的二条城。这座城市在中世纪时期面积急剧缩小，但在丰臣秀吉掌权以及德川幕府时期得以重建。后来，德川家族建造的二条城成为首都的行政中心

这场内战旷日持久，直到江户时期尚未结束。16世纪，武士割据，武士据点及其周边的补给基地被称为城下町。这些城下町是许多日本现代城市的发源地。16世纪80年代，一位名叫丰臣秀吉的杰出武士，历经无数次的战斗脱颖而出，并夺取了首都地区的政权。丰臣秀吉进行了军事和政治改革，并致力于恢复文化霸权。他所推行的最重要也最艰难的改革措施之一，就是强制恢复首都的棋盘格布局，至少在表面上近似棋盘格。当时没有人认为这个计划切实可行。但是今天的京都所呈现的面貌就是丰臣秀吉重建后的效果，城市街道是按照平安京时代的样子布置的，虽然位置并不准确。内裏及朝廷因理想化首都的回归而欢欣鼓舞，以至于忽略了种种不合古制的情况4。丰臣秀吉还重建了宫殿，却不允许它建在原来的位置。由于宫殿旧址的大部分地方都被早期的武士团体占用过，丰臣秀吉把那里保留下来以便建造自己的城堡。这些军事城堡经过迁移，已经远离了原来的区域，但最终又经过加固建成了德川幕府的二条城，像它的前身一样，德川的二条城也因位于第二大道（二条）而得名。丰臣秀吉出身于农民家庭，后来却想方设法进入一个宫廷世家做义子，因此有资格担任国家的最高行政职位：摄政，即关白。这个职位的官方功能是为内裏出谋划策，时任内裏的为正亲町天皇。

图13：黑泽明于1950年导演的电影《罗生门》中的一幕。这部电影讲述了中世纪的罗生门，残存的废墟矗立在田野中，成为土匪和鬼魂的居所

1590年，丰臣秀吉率领他信任的将领向东进军，歼灭了拒绝臣服于他的北条氏。丰臣秀吉手下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德川家康。他从小就住在富士山脚下的骏府城（位于现在的静冈），所以对这个地区很熟悉。山那边就是武藏国连绵不断的北条氏领地，他们的主要堡垒在小田原城。1524年，北条氏将江户城纳入治下的领地，但在那个时候，只是为了监视江户的小港口而已，算不上什么大事。仅仅25年后，江户就遭到了袭击，并被毁灭。北条氏不屑于费力进行重建，但是他们仍然控制着这片土地。

丰臣秀吉攻打北条氏后，铲除了这个古老的家族团体。他把北条氏的领地封给了德川家康。随着德川家康进入武藏，江户的故事才真正拉开大幕。丰臣秀吉把德川家康发派到东边，是不想让他碍事，他希望德川家康把精力耗费在东部地区；而他本人则继续控制着首都和大阪周围至关重要的中部地区。德川家康也确实在东边扎下了根，并如丰臣秀吉所料重新扩建了小田原城，但他并没有把基地搬到那里。而德川家康对国际贸易有一定的兴趣，因此在看到江户拥有可能成为港口的前景之后，他出人意料地把江户作为了自己的居所。虽然这里的海湾不深，但这一点反而成了优势，因为大船无法靠近。葡萄牙船只在1540年代开始抵达日本，并将长崎这个天然深海港口作为贸易中心。这些船只无法与江户直接通商，但也威胁不到江户。要进行贸易，必须把货物转运到日本货船上。从16世纪40年代到17世纪40年代这一段所谓的日本基督教世纪的历史，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但葡萄牙商人、传教士和奴隶贩子确实通过向皈依基督的军阀提供枪支，延长了日本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德川家康的东部驻军得到了迅速发展，也让江户成为大名们关注的焦点。

在首都地区，丰臣秀吉积累了各种头衔、逐渐扩大了势力。1573年，他驱逐了盘踞在首都二条城内的足利幕府，让已经没有实权的足利幕府彻底终结。最后一位足利幕府将军出家做了僧人，于1597年去世。作为摄政，丰臣秀吉致力于解决各自为政的领地管辖，为统一四分五裂的日本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还入侵了朝鲜，遭遇了彻底的失败。丰臣秀吉于1598年去世，享年61岁，继承人是幼子丰臣秀赖。丰臣秀吉生前安排了五大老来辅佐幼子，其中一名成员就是德川家康。斗争又重新开始了（其实从来也没有结束），直到1600年，在位于江户和首都之间的关原地区发生了一场大战。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有史诗性的遭遇战之一，大约有10万兵力参与了战斗。德川家康领导了一方联盟，对手是忠于丰臣秀赖的军队，以德川家康的胜利告终。如果不是丰臣秀赖军中的大多数人中途改变了立场，战争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在这场大战之前，德川家康在军事和宗教上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开战前，他很虔诚地到位于江户隅田川上游的浅草寺，向观音献祭祈祷。因此，在德川家康看来，他之所以能取得大胜，也许更应该归功于观音，而不是敌军的叛变。浅草寺为此备受尊崇，接受了德川家康丰厚的谢礼。德川家康继续攻城拔寨，驱逐敌人，封赏新老盟友。7岁的丰臣秀赖没有直接参与关原大战，他和辅臣以及守军留在了丰臣家族位于大阪的大本营。德川家康曾经发誓要支持这个孩子，他也信守了诺言。因此，到1600年左右，日本便有了3个权力中心：江户的德川家康、大阪的丰臣秀赖和首都的内裏。

德川家康不再只是众多大名中的普通一员。当时的观察者认为，为了让世人明白这一点，他肯定会搬到首都，尽管还不确定他是会选择继丰臣秀吉之后成为下一任摄政，还是会就任已经空置多年的征夷大将军职位。德川家康花了3年时间思考这个问题。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他住在伏见城，这是位于首都附近（但不在首都城内）的要塞，而江户仍然是他的大本营。然后，1603年，德川家康下定了决心，请求内裏（正亲町天皇的儿子后阳成天皇）封他为征夷大将军。他保留了江户和伏见城，同时也夺取了二条城，把它迁到首都城内的另一个位置，并将这座关键的城堡纳入治下，但把幕府设在了江户。

因忌惮于丰臣秀赖在中部地区的势力，同时又想与内裏保持距离，于是，德川家康回到了江户。他确实也曾担任过好几个宫廷的职位，但他对挂名的礼仪性头衔并不感兴趣。从1603年起，德川家族共有15人担任过幕府大将军。

日本的第三个幕府时代就这样开始了。德川家康很清楚幕府统治的历史。第一个是源氏控制的镰仓幕府，从1192年持续到1333年；第二个幕府，是足利氏掌权的室町幕府，从1338年持续到1573年。有趣的是，德川家康与丰臣秀吉有一个相似之处，丰臣秀吉曾通过精心策划成为宫廷家族的义子以取得担任摄政的资格，德川家康则宣布自己是源氏的后裔。他们都通过对日本武家统治的追根溯源，来证明自身执政的合法性。

源氏家族最终迁移到首都，之后更多是以朝臣而不是武士的身份执政。但源氏家族开创的幕府设在离江户不远的镰仓。因此，人们可以推测，德川家康可能也曾考虑过将幕府设在镰仓。但是镰仓有几个严重的缺陷，排除了它成为幕府驻地的可能性：其一，它不像江户那样有个避风的港湾，很容易遭受风暴和海啸的袭击；其二，它的深水港对欧洲航运门户洞开；此外，虽然镰仓群山环绕，易守难攻，但无论是作为幕府的权力基地，还是将来作为和平时期的繁华城市，其发展潜力都大受限制。

德川家康沿袭了大量的源氏惯例、仪式以及命名系统，但坚持守在江户，镰仓不过是德川统治的一个虚构的发源地。与此同时，京都虽然仍保持着首都的地位，但是面对江户却渐渐处于下风。而大阪，在丰臣秀赖还活着时，一直是一个半独立的政治实体。1615年，德川家康进攻大阪，将其城堡夷为平地，并将该地区并入自己的领地。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丰臣秀赖，他可能已在战斗中丧命。

* * *

作为一座城市，京都遵循了，或者说很大程度上遵循了作为“尊崇之地”的空间布局要求，尽量规划成棋盘格的样子。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江户像是一张由护城河织就的网。当初开挖护城河，既有防御的目的，也出于沼泽地排水的需要。然而，1603年之后，江户的身份就不再只是一个武士据点了。虽然出于军事需要不能把江户规划成棋盘格状，但德川家康及其幕僚显然考虑了其他的替代方案来提升它的地位。江户城——注意不是江户市——被赋予了一个吉祥而又相当华丽的名字，千代田城。我们不确定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起的，但它的字面意思是“千代相传的稻田中的城堡”。千代田城这个名字表明，江户虽仍是农村地区，但土地富饶，物产丰富，足以支持强大的军队，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哺育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这一切说明江户虽然是一个武士之城，但如果说大多数城堡都摆脱不了被争来夺去并最终被摧毁的命运，江户终将会是那个独一无二的、能延续“千代”之久的城堡。

江户不是首都，不能称为“京”，但幕府很快就开始使用“都（to）”这个词来称呼这个城市。这种称呼起码是从17世纪末开始的。“都”是京都一词中的第二个字，上文中我们把它翻译成“大都市”，但有点令人困惑的是，“都”其实也可以是“首都”的意思。这层含义在日本不太常用，但韩国的首都城市就是这样命名的（韩语发音为do）。如此一来，“都”这个字使得江户可以含蓄而坚决地指向对身份的要求。这个词一语双关。把江户名字中的do写为to。在日文中，同时表达双重意义的双关语，被认为是一种高级的修辞手法。宫廷诗歌里就有很多双关语的使用现象。另外一个双关就是“e”。表示“东”的同音词有很多，“e”就是其中一个（多数情况下，“东”的读音是higashi或azuma）。因此，江户这个名字就可以从本源意义上的“海湾之门”变为“东部大都市”，甚至可以悄然变成“东部的首都”。

江户原本是个城下町，因此城市建设以城堡为中心向周边展开。建筑物和街道从城堡向外扩展，虽然看上去似乎是随机而为、毫无规划，但实际上绝非如此。一座规范的城市应该基于棋盘格进行建设，其中大多数区域的主要街道必须修得笔直，并且呈直角相交。然而江户城的建设只是在局部符合上述规范，并非全城如此。人们在自己家附近行走时可能会察觉到棋盘格布局，但走出一段距离后，棋盘格可能就消失了。道路会断断续续地与下一个棋盘格交织在一起，就像一床拼布工艺缝制成的被子。因此，缺乏整体连贯性是有意为之——最初的城市规划就是如此。

把城堡建在城市中心，符合军队和民众双方的愿望，因为这意味着居民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去那里避难，而且城堡受到攻击的风险将大大降低。然而，以城堡为城市中心也引发了一系列概念性的问题。传统的观念认为，统治者的居所应该坐北朝南。而对于普通人来说，面向南方看着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会感觉不妥，甚至在心理上有一种冒犯感，即使向南面对自己的居所也会觉得不舒服。城堡位于市中心，意味着有三分之一的城市住起来很别扭，因为向南面对着城堡有失礼仪，更何况城堡里住的是征夷大将军。当战事稳定下来，开始进入到持久的和平阶段时，这样的状态显然是不合适的。

这个难题最后得到了圆满解决：江户的北部地区全部移交给德川家族及其家臣和奴仆。为了提供服务和生活补给，有一部分平民还居住在这里，但数量很少。将如此大的空间分配给极少数人真是一种奢侈，幕府大家庭确实也没必要占据这么广阔的区域。但这样解决了如何处理城堡以北地区这一难题，再说，地位显赫的人总是希望拥有宽敞的宅邸。

当然，江户的人口不止幕府的随从。渔民家庭及其附属社区中的普通老百姓自古以来就生活在海边。在北条氏统治时期，人口开始增加。1590年后，各式各样的人趁着德川武士集团进驻江户而迁移到此地；从1603年开始，更多的人随着幕府机构的蓬勃发展来到这里。然而，从17世纪20年代开始，另一个居民阶层也来了，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的形态和面貌。在此，我们需要做一个回顾。

1603年，德川家康成为征夷大将军，两年后就退位了。这确保了在时局依然动荡不安时幕府将军的职位得以顺利继承。德川家康带着他的儿子德川秀忠前往首都，让后阳成天皇封德川秀忠为第二代幕府大将军。德川家康引退到他非常熟悉的骏府城，过着名义上的隐居生活。1616年，德川家康在骏府城去世，而去世前的最后一次行动就是攻打大阪城，彻底除掉了丰臣家族。这次行动确保了德川家族的长久统治，却是一种骇人听闻的背叛行为，德川家族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对此话题颇为敏感。在整个江户时代，人们都明智地不去谈论此事，也不做任何探究。之后，大阪得以重建，而大阪城也成为德川家的一个据点。东部的德川家族和中部地区的丰臣家族双雄称霸的局面就此结束。尽管如此，德川家族还是觉得不宜驻扎在大阪城，因此他们从来没有在此处居住过，甚至也不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将其交给亲戚打理。作为替代方案，他们设置了大阪城代这一职位。后阳成天皇继续住在首都，但随着丰臣家族的灭亡，德川家族进一步扩大了控制领域。要记住，幕府将军拥有的日本土地陆地面积从未超过20%。诚然，其中包括了所有的大城市（首都、江户、大阪及其附近的堺港和长崎）。然而，国家大部分地区——约占80%的面积——仍在其他家族的控制之下。这些割据地方的武士领主称为大名，他们的数量波动不定，有三百多个，有些是大领主，有些是小领主；有些是世袭，有些则是新贵；有些控制的土地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面积，有些则不过一个城镇的大小。这些都是可以世代传承的，大名们希望这种做法能继续下去。关键是要把那些在德川家族崛起时期与他们并肩作战的人，和那些反对过他们的人区分开来。于是，势力薄弱的敌人被罢免，他们的土地分给了忠于德川家族的功臣。其他臣服于德川家族统治的人，作为交换，他们保留原来的身份地位。

1620年，幕府将军德川秀忠决定给所有大名在江户“分封住宅”。这个决定改变了江户的社会结构。分封住宅之举，一来可以使大名协助幕府统治，二来也把大名置于幕府的眼皮底下，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即“置于他的膝下”。此前许多大名已经被赐封过江户官邸，这些住所作为地方会馆，接待过路的官员或艺术家，并在大名到访时为其提供食宿。在这里，大名们互相结为儿女亲家，女眷也被带到江户官邸，并永久定居下来。因此，大名的夫人缺乏对自己领地的亲身体验，一点儿也不了解丈夫管辖的地方。她们既不会说领地的方言，也不懂得领地的风俗习惯。大名的孩子也必然出生在江户，让他们逐渐与家族统治的领地疏远。新一代大名可能只有在自己的父亲去世后，才第一次进入世袭的领土和城堡。因此，秀忠创造了一个有效的“除根”体系，迫使大名逐步离开自己的根据地。由于江户的生活远比地方城堡丰富多彩，而且能让处于体面的社会阶层充分享乐，因此大名的家人对此并不反对。

十几年后的1635年，德川秀忠的儿子，也就是继位成为第三代幕府将军的德川家光正式下令，要求部分大名本人（不仅仅是他们的夫人）也必须在江户居住。彼时的德川家族仍然对那些大名心存疑虑，虽然他们大多数人已经在江户生活了很长时间。从1642年开始，幕府要求所有的大名都必须在江户居住。然而，德川家光也意识到大名不在领地执政，就无法治理好地方，于是制定了所谓的“轮替值守”，规定大名在江户住一年，次年在其所辖的城下町居住。他们的妻子和家人则永久留在江户，既可作为人质，又充当社交名流。大批随行人员开始定期穿行全国，结果促成了高标准道路和旅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如驿站、旅馆和马厩等。与大名一起移动的，是由高到低各种级别的顾问、警卫和侍从。一个大名方阵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才能通过某地。成员们学习了江户的文化规范，在出行任务结束后，又把这些规范带回了内陆腹地5。江户本身变成了一个复合体，一个汇集了来自日本各个山区及岛屿民族的多元文化融合体。

日本地势狭长，南北方大名的领地相距2000多公里，相当于从瑞典斯德哥尔摩到意大利威尼斯，或者从加拿大温哥华到美国洛杉矶的距离。江户是各方聚会之地，也是思想交流和政治交流的场所。

大名的居所被划定在特定区域。分配土地的依据，是大名的财富和出身血统，但忠诚度也是一个指标。不用说，没有一家能居于城堡的北面。那些势力强大却又无法彻底歼灭的不忠派，被称为“外样大名”，他们的居所被聚集在一起。他们将要蛰伏200余年之久，并最终在19世纪60年代推翻幕府统治。德川家的忠臣被称为“谱代”大名，他们分得了城堡东北面的土地。据说这样分配具有其风水学意义，因为他们占据的地点是魂灵进入江户的“气门”。气经过这些德行高贵的人的宅邸后，就会变得更加纯洁。相比之下，外样大名的家宅分布在西南部：如果气经过此地时被他们的恶毒玷污，也将从江户流出，消散在乡野中，不会产生危害（图14）。

这样，江户的空间秩序就被3个方向的住宅区界定：北方为幕府及其随从，东北为谱代，西南为外样。这3个方向涵盖了风水学的关键要素。其他方向的仪式感就没有那么重要，甚至是空缺的，西北方向就是其中之一。在江户，西北地区是山地，被称为“山手”。这里微风习习，空气清新，有一种乡村的感觉。山手被分配给享有特权的直属家臣——旗本，以及另外一种幕府家臣——御家人。幕府信赖的大名也被允许在此建造宽敞的别宅和庭园。

城堡的南部和东南部是江户的旧渔港，现在配置了石砌的船坞和码头。这里自然是平民的居住地。幕府将军会向南观察着臣民的动向，他们有可能流动到城市的西南部，但不至于闹出什么乱子。普通市民约占总人口的80%，而划给他们的区域既逼仄拥挤又不得逾越。

图14：江户社会分区示意图。谱代是德川家族的忠臣，而外样曾经是反对德川的大名；旗本和御家人是幕府的家臣。他们居所的位置都具有风水学意义

必须记住一点，一座城市的理想布局结构，落实到现实中的情况可能不会像理论上的那样精确。但从风水学上来说，江户基本达到了所有的标准。然而，仍有必要为“气”设置一条穿过城市的通道，正如贯穿首都的那条河一样。这意味着，在东北部和西南部之中必须打造一条纽带。江户有一条河，正符合这一条件。这条河被称为隅田川，但江户居民更喜欢称它为“大河”。虽然这条河的水流方位不完全符合要求，改造河道也不切实际。但是，这条河确实流经城市的东部边界，而且它的入海口也恰好位于西南部，与风水学要求的条件非常接近。

除了这条大致符合风水条件的河流之外，还有另外一条位置更精确的通道，而这条通道是由一条大路开辟的。由于江户总体上不是方方正正的棋盘格，所以沿着“气”穿行的路线开一条道路并不难。江户以后也没有再建过类似这条道路的其他通衢大道。除了这条大路之外，所有的道路都止于某个丁字路口或某个急转弯处，当各个微型棋盘格走到尽头时，道路就开始偏转，进入下一个棋盘格。从乡下进城的道路在碰到城堡外的某一条城壕时就终止了。各种突如其来的曲折和转弯削弱了城市的实用功能，所以这条为“气”修建的道路也承担着繁忙交通中必要的物流功能。但它的主要功能还是风水意义上的，从东北直到西南穿过城市，这一贯通效果比大河更干净利落。然而，不同寻常的是，江户这条唯一的大动脉却没有名字。无论是从风水的奇妙意义还是实际的意义来说，这条街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对幕府来说它却是一个隐忧，因为它几乎相当于对外敌的攻击敞开了大门。它作用重大，却只能寂寂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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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城的发展和重要地位，在屏风中也可见一斑。

描绘京都景色的豪华折叠屏风是在1500年左右发明的，并在下一个世纪里获得了人们的青睐。今天，被称为《洛中洛外图》的风景画把这座城市生动地呈现出来，即使古城的本体早已消亡，但其氛围和气息仍然鲜活如初（见图3）。折叠式屏风通常成对出现，分为左右两围。由于是内战时期的产物，屏风的左右两围描绘的并非历史上的左京和右京，因为它们已经不复存在。屏风的左右两围展现的是近代采用的城市区划，一围描绘下京，另一围描绘上京。下京画在右围的屏风上，因此赏画要先从下京开始。该围屏风中的下京包括原城市棋盘格及周边地区、鸭川对岸的建筑物。京都一些最重要的中世纪机构，特别是寺庙，都位于这里，因为能进入平安京棋盘格规划的建筑数量很少。由于身处市区之外，许多建筑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京都风光屏风”6描绘的景物之中，就有一座最古老的寺庙——法观寺，它始建于公元592年，比京都本身的历史还悠久。如今，法观寺的大殿都已不复存在，但八坂塔于1450年前后重建，依然矗立在原地。后期的京都风光屏风反映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变化，屏风描绘的内容包括丰臣秀吉于1588年建造的方广寺，该寺的大佛殿是日本有史以来最大的寺庙建筑。下京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世俗建筑，而上京中坐落着搬迁后面积大大缩小的宫殿，旁边紧挨着朝臣官邸。最突出的建筑是二条城，它的位置一直变来变去，直到1603年成为幕府将军在首都的住所才固定下来。

后来——具体年代不确定，但很可能是17世纪30年代——《洛中洛外图》这种类型的屏风画面进行了改造，描绘的内容不再是京都，而是江户。出光美术馆和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收藏的屏风，被公认为最早也最精美的范例，我们在引言中已经对这两个屏风进行了介绍（参见图4和图5）。毫无疑问，当时肯定有明确要求，绘制的屏风画面中，必须保证江户与首都的地位对等。

描绘江户的屏风出现得比较晚，数量也不如描绘首都的屏风那么多，即使在江户时代也是如此。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安全考虑，幕府将军不想将他的城市布局公之于众。还有一个问题是，直视高于自己地位的事物，即使是在画面中观看，也属于禁忌，至少没有表现出极端的恭顺。去过江户城区的人们都能看到重要的建筑，城堡那巍峨高耸的天守阁远远便可望见。但人们不应该直盯着看，也不能评头论足。艺术家们不能随意描绘城堡或者大名们的宅邸——当然，除非这些作品是为了满足精英们的个人消费。普通人应该体会到噤若寒蝉和视而不见的感觉，感受到所谓的“敬畏”。在观看和评论首都的宏伟建筑时，这种“敬畏”也必须表现出来，但在江户，这件事受到的压制要严格得多。尽管如此，成对的贴金屏风还是制作出来，不过只能由富人拥有，而且除了幕府成员以外，其他人定制江户城市风景主题的作品是极为不妥的。

现存的江户风景屏风与描绘京都风光的屏风一样，都把城市一分为二，寺庙大多绘制在右围屏风上，世俗权力机构绘在左围。神圣高于世俗，并保护世俗。顶级的贴金屏风通常被放置在重要人物的身后，以抵消与下属会面时受到的压迫感。由于重要人物面南而坐，屏风的右围通常会放在东侧，左围放在西侧。如此一来，就“京都风光屏风”而言，绘有下京（城市南部）的一围就放在了东边，而绘有上京（城市北部）的另一围放在了西边，这完全不合逻辑，没有道理。而江户风光屏风，从方位上讲其实更合理，因为江户的寺庙确实位于东方，或者更确切地说，位于东北方向，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进行讨论。将寺庙画在右围屏风的右上角，就等于将它们放在“气门”的位置，也符合它们在现实中的位置。而且，江户城堡的位置与寺庙相对，占据了左围屏风上端对等位置的大部分空间。江户湾画在城堡下方，而现实中它确实在城市的西南方并流向大海。海湾里荡漾着充满节日气氛的小船，可与著名的祇园祭花车相媲美，祇园祭花车游行是京都风光屏风上常见的景象。然而，江户风光屏风中却包含了“京都风光屏风”无法比拟的景色——左上角的富士山奇观。

成对的贴金屏风上描绘的主题非常广泛。有的屏风上左右两围景色连续不断，组成一个整体，但也有左右两围风景并不连续，迥然不同却又珠联璧合的情形。有时，江户与京都同时被描绘在一对屏风上，但是古城被压缩到只有正常面积的一半，多出来的空间则全部留给江户。这种做法看起来有些肆无忌惮，但也许其目的就是如此。描绘江户和京都的对屏把幕府放在右边，把首都放在左边，不得不说，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江户确实位于首都以东。但是，这种布局也把江户推到了主位。这也能说明，江户成为京都繁荣发展的必要前提，甚至是其生存能力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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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7年，一场可怕的大火烧毁了江户大部分地区（图15），因此包括城堡在内大半个城市不得不进行重建。一些学者认为，历博收藏的屏风是为了纪念在火灾中失去的一切而作。但是，此后灾难接连不断，江户不断变化，幕府也随之改变。德川幕府一直以来是一个武家政权，但在不久后，幕府成员、大名及其幕僚随从便只是名义上的武士了7。他们很少有人能领军打仗，甚至见不得流血。作战本领演变为武术技巧，虽然苦练不辍，但从未付诸实践。江户的军事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过是陈词滥调。1813年，江户已经连续两个世纪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战事，一名来自京都的游客向他的朋友们嚷嚷说，那些佩剑扛枪走在街上的大名和下级领主让他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内战时期。说这话真算不上聪明，至少那些听到他的话的人不认为他说得对。他的江户朋友戏称他为“kyōjin”，这个词一语双关，意思既可以是“来自京都的人”，也可以是“疯子”（kyō也可以表示愚蠢）。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京都傻瓜”8。其实，他所见的只是已经演变为纯粹的舞蹈艺术的一种戏剧表演形式。

图15：1657年的江户大火。这是江户最严重的一场大火，被称为“振袖大火”。包括城堡在内的江户的中部和东部被焚毁殆尽。因此，隅田川上修建了一座桥以供人们在未来紧急情况下逃生时使用

1 江户城

2 日本桥

3 增上寺

4 宽永寺

5 浅草寺

在文化方面也是如此。如果你要探访一个兼具美景和文化名胜的地方，尽管江户不像京都那么历史悠久，但这座幕府城市同样值得一游。但评价是双向的，就像京都的人们乐于想象江户好战而可怕一样，去京都旅游的江户游客也倾向于认为京都相当顽固守旧。正如发明了“京都傻瓜”说法的江户人司马江汉所说，作为一个都市，“首都拖拖拉拉，江户蹦蹦跳跳”。此人从京都旅行回来后曾说：“那里有很多神社和寺庙，值得一看”，相比之下，江户“没有什么值得参观的神社和寺庙”9。如果旅行者抱着墨守成规的心态行动，只会发现自己想看的东西。实际上，京都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三个遗址是方广寺及其中1588年建成的大佛殿，建于1382年的相国寺（尽管它的所有建筑都是1600年以后重建的），以及由德川家康建造的本愿寺。就其历史遗产而言，江户所拥有的财富并不比京都少。

曾经有一种叫作“三比”的文学体裁，也就是对三大港口城市江户、大阪和京都（虽然位于内陆，但有河流交通）进行对比。这类文学旨在给主流观点提供补充性观察，风趣地解释为什么江户是军事的、粗糙的和新兴的，京都是文明的、古老的和安宁的，而大阪则是城堡空荡荡、战略意义不大却有“国家厨房”之誉。10如果三元比较太烦琐，可以把大阪从公式中删除，只留下江户和京都作为鲜明的两极。其中一个城市的任何特征都可以在另一个城市找到完全相反的对应，这已成屡试不爽的范式。

大约在1670年，著名的江户诗人松尾芭蕉访问首都时写下了一首诗。芭蕉是一位俳句大家，俳句写得很有洞察力：

即使在京都，

听到杜鹃啼叫，

也想念京都。11

杜鹃据说是京都附近才能看到的鸟，江户是听不到这种鸟叫的。它们欢快的叫声预示着春天的到来。但是对于芭蕉来说，就算身处京都中心，被京都的林林总总包围，但其作为首都的意义也不复存在了。他所处的是一个全新的城市，一个看起来很像江户的城市。他走了那么远，来到这里，却发现想象中的京都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他发现，这个城市最漂亮的建筑是幕府的城堡，与江户那座一样。更过分的是，另一位江户旅行家木室卯云在大约一个世纪后的1766年进行了同样的旅行，并说：“花样京都”是200多年前的事，现在它更像是个“花样乡村”，只不过是个乡下地方12。

虽然1657年的江户大火常常被提起，并被认为是江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但1788年把京都夷为平地的那场大火却很少有人提起。（见图16）。保留和延续才是京都应有的传统，损失只属于江户。这样的偏见至今仍然存在，本书将挑战这一观点。

图16：《1788年京都大火》，单色印刷，纸本水墨。版画展示了首都最严重的一场火灾，黑色部分显示的是烧毁的部分，几乎覆盖了整个城市。绝大部分的建筑都不复存在。今天的京都市中心只残留了五六座1788年之前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