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

动物的「餐桌」——古人都给动物伙伴吃些什么？

文/索何夫

在现代，随着“有机农业”“生态农业”这些概念的兴起，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过度炒作，部分已经对农牧业颇为疏远的城市居民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一种观念，那就是“吃饲料的动物不如不吃饲料的健康”。其实，现代养殖业中大量使用的、通过工业方式生产出来的饲料，虽然对动物自身而言未必是最为健康或者可口的，但却肯定是相对最适合大规模养殖活动需求的。只要饲养者自己没有添加非法成分、饲料生产者没有以次充好，由饲料喂养的动物的肉、蛋、奶产品质量就绝不会比散养的差。毕竟，大规模集约化养殖的关键之一，就在于确保养殖动物能在规定的时间以最合适的量摄入必要的营养。

就这一层意义上讲，现代人类饲养的动物吃得远比它们的祖先好得多，而这都得拜工业化的饲料生产体系和动物营养学的发展所赐。不过，虽然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这些先进技术，但在与各种动物朝夕相处的历史中，也会想方设法地让自己饲养的动物吃上一口好的，也许是出于同理心，也许是出于对宠物的喜爱，更多的则只是希望动物能替自己多干活或者自己能吃到更多的动物产品。

循环与利用：“人不吃的”

事实上，最早接近人类的几种哺乳动物都是被垃圾直接或者间接引来的食腐者——最早的狗是约两万年前一群活动于亚洲中南部的灰狼。在智人（比如大名鼎鼎的山顶洞人）初次进入东亚，逐渐取代了当地处于停滞状态的直立人后，这些狼也迎来了“意外之喜”。

与直立人不同，经历了认知革命的智人有着强得多的工具制造和协同能力——他们能够制造打磨过的燧石箭矢、网、绳套陷阱、投掷用的标枪、鱼叉和投石索以及其他在当时属于“高科技”的工具。这些工具大幅度提升了智人的狩猎能力，使得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动物性食物，而非只能像拿着阿舍利石器的祖辈一样主要充当机会主义的食腐者和采集者。

与现代人不同，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并不喜欢所谓“健康”的精瘦肉——对他们而言，肥腻的脂肪才是最可口的东西，因为这玩意儿可以最有效地提供热能。相反，纯粹的动物蛋白虽然也有价值，却不那么吸引人。因此，在技术进步让人类“阔气”起来之后，人们在吃肉时也变得挑三拣四——他们会只割下和烹饪那些脂肪含量较高的部位，以及大脑和骨髓，再剥走可以用于加工的皮毛和肌腱，而把相当一部分内脏与缺乏脂肪的肌肉组织直接丢掉。这导致人类活动地区总是会留下不少“大礼包”，并吸引在当地游荡的灰狼。由于本身就有着相当程度的社会性，在长期伴随人类活动后，灰狼被逐渐驯化，最终成了最早期的狗。

不过，从后来的大多数狗的生活水准来看，投靠人类这一做法未必是件彻头彻尾的好事。作为食肉目犬形亚目的典型物种，狼自然是只吃肉的，但随着人类在公元前一万年前后开始发展出农业，植物性食物在食谱中的占比陡然提升，逐渐没那么多肉吃的狗们只能依靠突变适应这种变化，演化出了分解淀粉的能力，而因为人口增长无法分出那么多肉类的人类则将剩饭甚至是自己的粪便作为狗的主食。

当然，在农业产生后，另一些动物也“投靠”了人类，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啮齿类。定居生活的农业聚落的产生，意味着大量厨余垃圾以及仓储粮食的存在，这一切都是各种耗子们的最爱。于是，各路啮齿动物，从看上去还算可爱的小家鼠与姬鼠，到“贼眉鼠眼”的黑色大家鼠、褐家鼠，乃至叙利亚仓鼠，都在农业革命之后涌入了人类聚居地，开始繁衍生息、传播疾病，给人们制造麻烦。万幸的是，另一种人们喜欢的动物也随之而来，在人类的生存空间内形成了新的平衡。

这就是家猫。虽然小型猫科动物（比如豹猫、黑足猫、猞猁和渔猫）在世界各地到处都是，但家猫的祖先是来自非洲地区的野猫。这些迅捷、小巧的捕食者原本和人类没有太大交集，也并不亲近人（直到现在，猫也很难说是被完全驯化），但啮齿动物最终让它们与人类有了交集。不过，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因为体型较小，家猫在捕捉较大的啮齿动物（比如大家鼠）时效率并不高，抓捕大耗子的活儿，通常仍然是由训练过的狗负责。因此，“狗拿耗子”可不是多管闲事——在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之后，大多数狗能够经常吃到的唯一肉类，或许就是各种各样的老鼠肉了。

除了猫和老鼠，农业社会的产生还导致了另一群对人类至关重要的动物被驯化。作为鸡形目中非常普通的一支，红原鸡原本不过是分布在南亚地区丛林中的一种不起眼的鸟类，但拥有农业技术的人类的到来却吸引了它们。就像猎人们抛弃的肉和内脏吸引了狼一样，最初让红原鸡聚到人类聚落附近的，很可能是原始农民播撒在田地里的作物种子以及翻耕过的泥土中的昆虫和蠕虫。没过多久，人们就发现，鸡的杂食性特征，使得它们可以轻易地用包括厨余垃圾、变质食物在内的一切有机质废物饲养，并将其转化成肉和蛋——在农耕社会中极为宝贵的优质蛋白质。

不过，相较于还有“残羹剩饭”可吃的鸡，作为旧大陆重要肉食来源的猪才是人类的“同伴”中“伙食”最差的。作为一种食谱广泛、消化能力强的杂食动物，猪在被驯化后的“伙食”水准非常之差，而且随着圈养化程度的提高越来越糟。在那些养殖业水准不够高的地方，猪们还可以在野外晃悠，处于半野生状态。在宣布“肉食禁令”之前的日本，以及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家猪都会被散放在森林和荒野中，靠着夏秋季节的小动物、野生植物根茎、浆果和坚果养肥自己，但在土地被普遍开辟为农田的中国，猪就只能待在圈舍里了。在劳动力有富余、闲置土地略多的地方，一些猪还有秸秆、谷类、酒糟之类的混合食品可吃，但如果资源再紧张一点，它们的食物就只剩下杂草、麸糠甚至人类粪便了。

真正的粪便养殖出现在渔业中。在古中国的部分地区，蚕桑业与渔业的共同发展曾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桑基鱼塘模式，蚕的粪便成为了许多底栖鱼类的理想饲料。除此之外，一部分鱼塘采取了混养模式，将直接吃植物的草鱼与吃各种有机杂质的鲢鱼、鳙鱼等底栖鱼混在一起，而草鱼的粪便也会成为鲢、鳙的食物，倒是不失为提高饲料利用率的妙法。

植物饲料：从牧草到水葫芦

虽然“免费”的厨余、粪便和各种有机垃圾从成本角度上而言很适合作为动物饲料，但它们也有着几个显著的限制。首先，这类“人不能吃”的玩意儿的营养价值通常有限；其次，在物质供应本就不充足的环境下，光是“节流”能省下的那点儿饲料也不够。对于真正的饲料消耗“大户”——马、牛、羊、骆驼等“行走的发酵罐”而言，新鲜植物（青饲料）是必要的食物来源。

虽说游牧民是畜牧的专家，但最强壮、优秀的役畜却通常来自农耕民族——后者生产的谷物、豆类等含有大量淀粉、油脂和植物蛋白的饲料，在饲养牲口时要远比草原上那些苦涩的禾本科牧草效能更高。早在马匹还被用于牵引笨重的战车而非直接骑乘的时代，古中国人就开始用北方最常见的谷物——粟和麦混合在干饲料中，用于喂养战马。而一些根茎类植物，比如萝卜，也经常成为马匹的饲料。到了西汉时代，随着中原与中亚河中地区（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的初次官方接触，紫花苜蓿也被引入了中国。这很可能是与中亚地区的良马“配套引进”的。（《汉书》中有“大宛马，武帝时得其马，汉使采苜蓿种归”的记载）

在豆科植物中，苜蓿（三叶草）只是个不起眼的小东西，但它的生长速度快、营养丰富，本身是相当优质的牧草。最重要的是，因为与其共生的苜蓿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它非常适合与一般粮食作物轮作，从而增强地力，可谓是为农耕文明“量身打造”的优质食草动物饲料。而另一种外来植物芝麻，也因为富含易吸收的油脂而扮演了“饲料添加剂”的作用。古农书《淮南万毕术》中就记载了一种猪饲料配方：麻子三升（通常认为是芝麻，但也可能是当时较为普遍种植的大麻籽）、三斛糠，捣烂后与一升盐一起炖煮，据说有极好的催肥效果。只不过，在那个大多数猪只能住在厕所旁边的物质匮乏时代，到底哪些猪能够幸运地得到这种“豪华饮食”，可就是个未知数了。

随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更多的经济作物开始被广泛种植，尤其是油料和制糖作物。大豆榨油留下的豆粕、麻籽和油菜籽榨油留下的残渣、甚至是后来引进的甘蔗制糖之后的残渣，仍有不少营养，因此也会被二次加工，与各种干青饲料一起饲喂动物。其中，原产中国本地的大豆尤其有价值，即便在收割之后，它们长有根瘤的根部和茎秆仍然很适合喂养动物。到魏晋时期，专门作为饲料种植的大豆，已经与作为专门牧草种植的苜蓿田一起出现了。《齐民要术》论高效率养羊的方式时曾经说过，如果以养羊一千口为标准，最好“三四月中，种大豆一倾杂谷，并草留之，不需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青饲料）”，并且详细列明，在没有大豆的情况下，“胡豆、蓬、藜、荆棘其上，大小豆萁次之，高丽豆萁，尤是所便”。总而言之，各种各样的豆科植物都是好东西。

还有另一种饲料植物同样非常重要——桑树。作为家蚕的主要食物来源，桑树在中国经历了从普普通通的果树到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的发展历程。为了发展丝织业，古中国人花了上千年时间锲而不舍地对桑树进行选育，让这些原本高度可以超过十米的乔木逐渐变成了桑田中两三米高、方便采集叶片的灌木。而最初的树木插扦、压条繁殖技术，很可能也是在桑树上运用的。如前文所述，基于桑树—养蚕业的桑基鱼塘，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养鱼业的发展，如果桑叶乃至桑葚有剩余的话，它们自然也是家禽（比如以植物为主食的鸭子和鹅）的优质饲料。

值得一提的是，对青饲料的急迫需求，甚至间接导致了一次严重的生物入侵。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为了获得一种廉价的青饲料，凤眼蓝——也就是俗称的“水葫芦”或者“水浮莲”被大量引入中国，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种长势迅速的浮水草本植物不占用耕地，量大管饱，是一种绝佳的饲料来源。不幸的是，人们显然严重低估了它的生长速度，在逸为野生之后，这些有着圆滚滚气室的浮水草本植物在黄河、长江、珠江各流域迅速安营扎寨，并通过强大的无性繁殖能力对几乎一切可以进入的淡水水体发起了全面入侵，并在除了笔者自己的鱼缸之外的各种水域中长势迅猛，成为一种强悍的入侵物种。这一事实也提醒了人们，在引进外来物种时一定不要只盯着“物美价廉”，毕竟，这通常是与“高繁殖能力”和“强适应能力”画等号的，而这两大能力，则是成功的入侵物种的“标配”。

美味珍馐：作为幸运儿的宠物们的食物

与讲究投入产出性价比的一般家畜饲料不同，即便在古代，那些作为身份象征、伴侣动物，或者用于炫耀财力的各种宠物们，通常也能吃得不错。毕竟，这些动物们的饲主往往根本不缺钱，而且宠物的数目也不多，完全有资格得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待遇。

由于前现代社会中贵族最常见的娱乐（兼有社交和军事训练意味）活动是狩猎，因此，猎犬和驯化的鹰隼自然而然地成了第一批“宠物”，与波斯人的交流则让古中国贵族得到了亚洲猎豹这种稀罕物。它们的食物通常就是经过简单切割处理的猎获物。不过，随着贵族们逐渐失去曾经的军事底色，蜕变成提笼架鸟的货色（在古中国，因为封建军事贵族在中央集权下的衰败，这种蜕变特别显著），猎犬、猎鹰和猎豹逐渐变成了大宅里的玩赏犬、鹦鹉和猫咪，而这些动物自然不大可能去自行捕获猎物。

为了伺候好这些昂贵的小动物，不差钱的古代权贵为它们准备了颇为奢侈的饲料。在明代宫廷里，那些已经失去捕鼠能力的宠物猫的日常食物，是仔细烹制的碎猪肉、羊肝和猪肝。在养猫最多的明世宗一朝，北京附近的宛平县每年要为宫廷进贡七百二十斤精猪肉作为“养猫肉”，说多不多，但也绝对不少了。清帝国的宫廷犬（也就是现代哈巴狗们的前身）则以混合了动物肝脏（用于补充维生素）、肉类的米饭为主食，可以说饮食水平已经显著超过了一般人。

作为日常食用的鲫鱼的变种，金鱼在魏晋时代就已经被人们从野生鲫鱼中选育出来。最初，这些因为突变而出现红、金色泽的鲫鱼被大量饲养在园林池塘中，可以在自然状态下自行过滤池底淤泥、藻类和水生无脊椎动物生活，无须特别喂养。但到了唐朝，金鱼开始出现从池养到盆养的变化，被饲养在尺寸有限的陶瓷盆里的鱼儿显然是没法自行觅食了。于是，相应的金鱼饲料产业随之出现，并在宋代随着市民文化休闲消费的繁盛而发展。在当时的“鱼儿活”（观赏鱼从业者）中，除了培育和出售鱼之外，盆子、水草和饵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红虫和蚯蚓这些易得的环节动物自不消说，作为步甲科昆虫幼虫的黄粉虫也在这些需求的推动下被发掘出来并逐渐成为活体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在现代，无论是宠物还是别的家养动物，全都有了工业化生产的饲料——即便经常被指责为“不健康”“不够原生态”，但我们必须记住，工业化生产的最主要优势是大规模、廉价，以及精准的营养成分配比，可以确保相对最高的平均值。对于过去的怀念固然可以作为“情怀”与文化的一部分，但未来应当属于科学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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