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的控制

我们的南方古猿祖先——一种直立行走但脑容量同猿类一样的古猿——与我们相隔几百万年，大概10万～20万代。这听起来好像并不多，但要知道，仅仅经历5000代左右，狼就可以变成吉娃娃，或沿着另一条进化路径变成圣伯纳犬。当然，狗的进化是由人工选择而非自然选择来完成的。不过正如达尔文所强调的，二者本质上相同。在两种情况下，都是某些特征经由持续数代的标准而从种群中被逐渐清除，而且如果“选择压力”足够强，基因被消除得足够快，那么进化过程在两种情况下都可以很急速。

有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在最近的人类进化期会有那么大的选择压力？毕竟，通常产生压力的是恶劣的环境，例如干旱、冰期、凶猛的捕食者或稀缺的猎物，但当人类开始进化时，这些因素的影响已经减弱了。随着工具的发明、火的使用、合作狩猎的出现，人类对环境有了更大的控制力，对大自然的变化不定有了更强的抵抗力。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得猿脑在几百万年内变成了人脑呢？

主要答案似乎是，人类进化的环境一直是人类（或史前人类）自身19。在将基因传递到下一代这件事儿上，石器时代社会的各个成员相互都是竞争对手。而在这种竞争中，他们又是彼此能利用的工具。基因的传播取决于他们如何对待邻居：有时要帮助他们，有时要忽略他们，有时要剥削他们，有时要喜欢他们，有时要憎恨他们，并且要清楚何人何时应得到何种待遇。相互适应构成了人类进化的重头戏。

每一个适应特征在种群中固定下来后都会改变社会环境，因此这些适应特征又会引发新的适应特征。就像一旦所有父母都携带XXL基因，在“让后代易存活多生养”这场永不停息的竞赛中，所有父母就都没有优势了。竞赛依然要继续，在这个赛场上，开展的是一场关于“爱”的军备竞赛。但在其他赛场上，比拼的则是其他特质。

有些圈子习惯于低估整个适应概念，低估连贯的进化设计。谈及进化，普及生物学思想的读物经常强调随机性和偶然性的作用，而不是适应性的作用。一些气候变化突如其来，灭绝了不幸的动植物群落。对于那些侥幸躲过灾难的物种来说，整个进化环境也因此改变。随着宇宙的骰子掷出，顷刻间所有赌注烟消云散。这样的事情的确会发生，这也确实是“随机性”对进化产生巨大影响的体现。随机性还有其他体现，例如，通过自然选择评定的新特征似乎是随机产生的。20

但是，我们不应该允许自然选择机制中的“随机性”掩盖其核心特征：生物设计奉行的最高准则是适应。是的，骰子不停翻滚，进化的环境不断变化。今天具有适应性的特征，明天可能就无济于事。因此，自然选择会经常发现自己在“修正”过时的特征。这种根据环境持续调整的方式会让有机体的质量有些“粗制滥造”（这就是为什么人会背痛的原因，如果你的身体一开始就是为了直立行走而设计的，而不是从树栖动物逐渐适应而来的，你就不会有这么脆弱的背部了）。不过，环境变化通常逐渐发生，足以让进化并驾齐驱（当选择压力更严峻时，进化也会时不时小跑几步），而进化往往也的确表现不错。

在这一进程中，好的设计标准始终如一。成千上万影响人类行为，构建大脑、操控神经递质和其他激素从而决定我们“心理器官”的基因目前得以存在，都归为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它们曾经驱动我们的祖先将他们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如果自然选择理论是对的，那么人类心智的方方面面基本都可以通过这一角度得到理解。我们相互感知的基本方式，我们相互揣测、相互交谈的内容，如今之所以与我们同在，都是因为它们过去对基因适应性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