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学史”的方法论启迪

——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

藤井省三先生的《鲁迅〈故乡〉阅读史》（以下简称《阅读史》）是一本构思灵巧、求证严密的专著，既有理论的宏观构架，又提供大量新材料，体现了“以小见大”的学术风范。“灵巧”不等于轻便，所带来的阅读之旅，不是观光团的那种，预先把景点和行程交代清楚。读者被置于一个新的视点，进入复杂的“意义”场域，从文本的生产、流通到批评，从读者市场到学校课堂，贯穿多重文学与社会空间，所经之处犹如丰林长堤、高山大川，却峰回路转，别见园林台榭、层楼密室，然而从方法论的层面说，读者还得别具会心，才能开启此书堂奥的锁匙。

关于鲁迅的研究汗牛充栋，何止百千。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重写文学史”蔚成文学研究新潮，随着“正典”的消解，多少“革命”经典作家淡出，而鲁迅仍巍然屹立。即使被请下神座，其作品一再激起诠释的热情，与当下的“问题意识”相激荡。与众不同的是，藤井仅集中讨论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从它1921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之日起，追踪其流传和阅读的历史轨迹，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可看到，无论风云突变，政权轮替，它始终是中学教科书的“超稳定”教材。为何《故乡》能经久不衰？它对于文学空间的形塑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多重文学空间与现代中国的“想象共同体”有什么关联？文学空间中的阅读形态是怎样的？各种阅读经验背后存在怎样的意识形态机制？《阅读史》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论述。藤井指出：“民国时期二十八年间《故乡》被阅读的历史，就是‘五四’时期确立的知识阶级的国民国家意识形态转化为以共产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之工具、改变机能与性质的历史。”（第85页）“随着人民共和国的确立与毛泽东时代的到来，对《故乡》的阅读受到阶级论视角的控制。不过，进入邓小平时代之后，《故乡》又开始被阅读为知识分子（而非知识阶级）以及‘母亲’、杨二嫂等小市民的故事。”（第173页）这些论断令人信服，且使我们不无惊讶地看到，仅是一篇小说却披着永不消退的经典的光环，其阅读命运与时代风云的变化息息相关，作为中学教材，尤其对于少年心灵的塑造起作用，当然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及其意识形态的传播方面亦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

从鲁迅作品中选择《故乡》作为论述中心，蕴含作者的一番匠心。这篇小说特别带有自传的抒情意味，首先勾起我的阅读经验，正值善感的青春期，一开头就被那种悲凉的口吻所抓住，好像自己有很多话要说。自小生长于城市，对于“故乡”实际上颇为陌生。对闰土的麻木、豆腐西施的“圆规”留下深刻印象，虽然难以体会小说的深意，却为作者浓重悲凉的情绪所感染。最末一段“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更是朗朗上口，回味无穷。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不断“革命”，贯穿着“感时忧国”的主旋律，我们耳熟能详。其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激烈冲突，潜藏着乡土与都市之间对抗的再现模式，前者纯朴，后者罪恶，寄托着革命乌托邦的理想，与“农村包围城市”的政治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处。但鲁迅的这篇小说通过个人的见证，慨叹“故乡”与现代之间的“隔阂”，另具一种暧昧性，也可看作有关现代或文学的困境的寓言，“故乡”成为美丽、颓败而永难挽回的“过去”，却在我们的阅读记忆里久久回荡。正是与个人、集体的历史感受相联系，在《阅读史》中“故乡”成为“小说中国”的隐喻，更与安德森“想象共同体”的理论架构互为指涉，遂重构了具有丰富历史意涵的文学空间。

《阅读史》与一般的文学史书写不一样。文学史一般以作家和作品为中心，由作品出发，探索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及其内心世界，但《阅读史》顾名思义，则以阅读受众为主，考察作品的流通过程中思想、政治、印刷、教育等各种机制如何运作于意义的衍生。这对于文学史写作来说，是一种视角和论述方式的转型。迄今为止，高等院校里的文学史教育主要是通过优秀作家及其风格的体认，使学生在陶情怡性之中潜移默化其观念和美感，达到认同于主流价值的目的。考察“阅读史”则在于揭示经典生成的历史建构以及文本意义的相对性，更着意于培养学生的分析和反思能力，似乎与当下多元文化的走向更为合拍。

在现下欧美人文学界，“阅读史”研究是一个亮点。理论上它渊源于、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德国学界的“接受理论”（reception theory），通过尧斯（Hans-Robert Jauss）等人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于美国，意谓任何类型的文本在其被接受过程中，读者基于自己的文化构成而进行主动的诠释。后来在法国年鉴学派第四代传人夏蒂埃（Roger Chartier）那里，对于文本及意义生产过程的考察更趋精细复杂。他认为“接受理论”忽视了文本的各种出版形式，即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所担任的中介环节，与作者的写作意图之间存在裂隙，而对读者另具阅读导向。夏氏对“阅读史”的考察在于揭示阅读的“历史性”，即不同时期的文本生产方式，而读者群，由年龄、阶层、教育背景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阅读内涵。“阅读史”突破文本分析的局限，与社会下层、文化生产以及再现虚实等方面的考察一起，构成他的“新文化史”的有机部分。

藤井的《阅读史》论述《故乡》如何在20世纪20年代初最初出现于《新青年》杂志，后被作者收入小说集《呐喊》中，又进入各种“国语教科书”的过程，正是围绕着不同“媒介”重构了“阅读史”。一面是民国政府推行语言改革运动，下令教育系统把“国文”改为“国语”，文言文的小学教科书相继改为白话文；另一面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推波助澜，使“白话文”登上舞台中心，其间卷入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各出版社之间的教科书“商战”，也引发“新”“旧”文学观念的冲突等，立体地描绘出极其丰富的历史脉络，由此也说明“新文学”杂志及报纸副刊如何风起云涌、势如破竹地拓展了新读者群，而语言、印刷资本成功地发挥了“想象共同体”的效能。

似乎很自然的，由于视点的转移，《阅读史》更注重普通读者的阅读经验，如欧阳凡海、徐汉安等往往是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这样的资料搜索如大海捞针，而令人深具印象的是作者大力挖掘了1949年之后大量中学教师参考手册之类的材料，仔细分析了学生在课堂中的阅读经验，而对于闰土、杨二嫂的纷纭理解和争论也显示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意识形态差异。对于资料掌握巨细无遗，这也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日本学者的优良传统。

第二章中“事实的文学与情感的文学”一节讨论了文学批评中不同群体的阅读倾向，涉及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课题。20世纪20年代对于《故乡》的“读法”颇看重其情感或抒情的因素，然而“四一二”事变之后，文学走向政治化，在新文学内部发生“革命文学”的论战，如钱杏邨等对于鲁迅的批评，象征地意味着对于“伤感主义”的清算。同样在左翼批评中，《故乡》中情感的层面被“完全舍弃了”，而被当作“描写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压迫下悲惨的农村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来重新阅读”（第74页）。所谓“事实的文学”几与“现实主义”为同义词，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已有大量研究，但很少联系到“情感的文学”加以讨论。我想藤井提出的这一点颇富卓见，是相当值得关注的，而最近王德威、陈国球等学者正大力从事中国抒情文学传统的研究，也与现代文学有关。

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不乏运用安德森“想象共同体”的理论，所谓“国族想象”更是常见的表述。这给现代报纸和小说在建构民族国家的功能方面带来了新的认识，也开启了印刷媒体与文学空间想象的论述，而《阅读史》具体结合中国历史场景，深入探讨语言、印刷资本主义与读者市场之间的关系，反过来丰富了一般对“想象共同体”的理解。这使我联想到近来现代文学研究中运用外来理论的状况，比方说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理论也常为学者们引用，一般用来讨论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都市文化。

这两种理论各有一定程度的适应性。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可说是后现代空间话语的产物，强调各民族主体及其文化认同，追溯其经久不衰的身份记忆，近征于19世纪以来世界范围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经验，足见全球化时代“历史终结”的神话过于乐观。由此印证20世纪中国对于独立民族国家的追求，及在论述与之密切联系的“五四”式“宏伟叙事”方面，颇具成效。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在论述16、17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向封建主义争取自己的权益时，“公共领域”起到传播启蒙理念及凝聚社会力量的重要作用。虽然在近现代中国是否有“公共领域”引起学者的争论，但在新兴的近现代中国都市研究或“上海学”中常见“公共空间”的论述，对哈贝马斯的理论做了某种调适，这对于探讨民国时期印刷文化与资产阶级的“另一种启蒙”、都市日常生活与现代性机制方面来说，也顺理成章。

《阅读史》中有一处可资讨论的是，在论及20世纪20年代初“进入‘五四’时期之后，鸳鸯蝴蝶派进入衰退期，刊物相继停刊。……随着知识分子向北京的集中，阅读重心也发生了从鸳鸯蝴蝶派转向‘五四’新文学，从上海文坛转向北京文化界的质变”（第26页）。的确，由于“五四”新文学含有明确的“救亡”诉求，意识形态上一向居主流地位，这并无异议。但由此说“鸳鸯蝴蝶派”“相继停刊”并不确切。恰在1921年《礼拜六》《半月》《快活》《游戏世界》等杂志纷纷重刊或创刊，而后世界书局的《红杂志》《红玫瑰》流行于几乎整个20年代。这期间“五四”和“鸳蝴”之间的争论也未尝消歇，以至于在30年代初鲁迅还呼吁同仁们要继续同“鸳蝴派”做斗争。

《阅读史》中这一论断是可以理解的，该书1997年在日本出版，其时大陆学界对于“鸳蝴派”的研究，到2000年范伯群先生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出版才形成气候。同一年李欧梵先生的《上海摩登》中译本见世，也为相对于“五四”的都市文化的“另一种启蒙”做了理论化的表述。其实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反思“正典”为主旨的“重写文学史”提出以来，随着“被压抑的现代性”的不断挖掘，现代文学的地图不断被重绘，而历史愈接近其本相。

历史的钟摆在“革命”与“现代性”的两端来回，既激起阵阵救亡的巨浪，为建立民族国家的主体前赴后继，不惜牺牲，同时又以都市为中心发展着消费社会和物质文化，并有过昔日的辉煌。换言之，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却累积了资本主义的经验，称之为“第三世界”不无刻板印象之嫌。这种复杂的历史经验与当下文学研究中理论运用的众声喧哗相映成趣，仅看到“想象共同体”和“公共空间”也有简约之嫌，如在都市研究中常可看到本雅明这位“漫游者”的身影，既被引为张爱玲的知音，也被视作鲁迅的同道。

在今天价值多元、跨语言跨民族文化空间迅捷流通的全球化境遇里，文学研究中援引外来理论资源已是司空见惯，虽然多少具有“挪用”性质，在诠释上试图摆脱成见而另辟蹊径，但是否合乎中国现实却有高下优劣之分。我这里越说越远，也是因为受到藤井《阅读史》的启发而写下一点感想。

（原载《二十一世纪》2009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