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诗歌与鲁文·达里奥

一八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西班牙在美洲大陆的最后一支殖民军向玻利瓦尔投降，西班牙在美洲大陆三百年的殖民统治就此宣告结束。但长期沦为殖民地的拉美各国，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态都很薄弱，无法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独立后的共和国出现了军政寡头和大庄园制度，加上各国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频仍的战争，这一切都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巧取豪夺提供了有利条件。对这样的结果，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感到沮丧与困惑。这种情绪首先在最敏感的文学形式——诗歌上表现出来。在拉美诗坛，独立战争时期朝气蓬勃、积极乐观的浪漫主义诗歌凋零了。这时的诗人们已不再是政治家，他们感到无法改变眼前的现实，便力图在诗歌创作上追求构思的新奇、用词的典雅和韵律的和谐，力图通过对文学的改革来彻底摆脱宗主国的影响，并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与心理平衡。这就是拉美现代主义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

应当指出的是，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在将许多拉美国家变成原材料出口国和单一作物生产国的同时，也为它们带来了经济的表面繁荣，尤其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和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样的大城市更是如此。科技的进步使拉丁美洲在地理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伴随着自由贸易和欧洲移民源源不断到来的是西方最新的生活方式、文艺时尚和文学模式。因此，在当时拉丁美洲出现了各种文艺思潮前所未有的共生现象：马克思主义和尼采哲学、克劳泽主义、帕尔纳斯诗派、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等欧洲的哲学流派和文艺思潮，统统运抵拉丁美洲的港口。应当说明的是，在上述文学流派中，如帕尔纳斯诗派和象征主义，在欧洲诗坛本来是对立的，然而到了拉丁美洲却互相融合了，它们共同培植了现代主义诗歌。此外，印象派和颓废派也给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诗歌打上了烙印。前者表现在对色彩的捕捉和对朦胧意境的追求，后者则表现在诗歌主题的“非道德观念”。现代主义诗人还向沃尔特·惠特曼学习了文学自由，向爱伦·坡学习了音乐性。至于西班牙文学，他们不仅学习和借鉴同时代的诗人，也从黄金世纪的诗歌中吸取了营养，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巴洛克大师贡戈拉的崇敬。这种新颖华丽的文风，像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对伊比利亚半岛的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拉丁美洲文学第一次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对欧洲文坛产生了反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具有名副其实的“现代性”。至于“现代主义”这个词，是墨西哥教育家胡斯托·塞耶拉于一八九六年在为古铁雷斯·纳赫拉的诗集作序时首先提出来的。

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特征首先在于诗人要成为自己作品的主宰，由自己来决定作品的形式和内容。鲁文·达里奥在《世俗的圣歌》卷首语中就引用了德国音乐家瓦格纳对其弟子说的话：“首先，不要模仿任何人，尤其不要模仿我。”在卷首语的末尾，他再次强调：“第一条法则：创造……当一位缪斯为你生子，其余八位便都怀了孕。”正是这种态度，使外来的艺术借鉴与美洲的思想内容得到了统一；也正是这种态度，使现代主义诗人各具特色，有的在“象牙之塔”里陶醉，有的则十分关注社会的命运和人类的前途。总体而言，现代主义诗人“以我为中心”的个人气质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主观色彩、对社会的离心倾向和对自由的夸张，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主义运动实现了浪漫派作家所追求的双重自由：人的自由和艺术家的自由。前者使这个流派与颓废派联系在一起，后者使它彻底摆脱了宗主国的影子，成为第一个具有拉丁美洲特色的文学流派。

从上述特征不难看出，现代主义是一个逃避现实的文学运动。它是一种贵族的艺术，尽管诗人们大都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是一种现代人的艺术，虽然它广泛融合着古代的文化；是一种美洲人的艺术，尽管它主要是接受了法国文学的影响。早期的现代主义诗人，除了何塞·马蒂之外，几乎都是逃避主义者；到了二十世纪初，随着各种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的加剧，现代主义诗歌也发生了变化：美洲的命运开始成为诗人关注的焦点。有的文学史家称这时的现代主义为“新世界主义”，达里奥的《致罗斯福》、乔卡诺的《美洲魂》、卢贡内斯的《百年颂》则是新世界主义的代表作。

作为一个运动、一个时代、一个流派，拉美现代主义文学经历了大约四十年的时间。在文学史上，一般将马蒂的《伊斯马埃利约》的发表（1882）作为现代主义的开始，达里奥的《蓝》（1888）的问世则标志着这个运动的形成，此后他便成了这个运动的代表人物。当他于一九一六年逝世以后，现代主义便逐渐为先锋派所取代。可见，在现代主义运动中，鲁文·达里奥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鲁文·达里奥，原名费利克斯·鲁文·加西亚·萨米恩托，一八六七年一月十八日生于尼加拉瓜的小镇梅塔帕（即今天的达里奥镇）。其父年轻时颇有叛逆性格，嗜酒，喜欢议论时政，好与声名可疑的女人交往。当家人为了结束其放荡生活而让他成婚时，他的未婚妻尚未从一场爱情悲剧的阴影中解脱出来。这样的婚姻，其结果可想而知：在达里奥出生前一个月，他们就分手了。母亲被迫弃家出走，再嫁到邻国洪都拉斯。一位姨外婆收养了他，寄人篱下的生活使达里奥从小养成了孤僻、敏感的性格。

达里奥的少年时代是在莱昂市度过的，这里是尼加拉瓜自由思想的领地。为了平息格拉纳达的保守传统与莱昂的自由思想的对立，尼加拉瓜政府于一八五八年决定：在这两个城市中间等距离的地方建立新的首都马那瓜。当地自由派的首领们经常在达里奥养父母家里聚会，这是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具有激进的反天主教思想的原因之一。莱昂又是一个文学气氛很浓的城市，事无巨细，人们都喜欢吟诗作赋以纪之。对于一个诗人的成长，这样的环境无疑是得天独厚的，再加上他聪颖、早熟，具有非凡的诗歌天赋，年幼的达里奥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了诗坛有名的“神童”。他十一岁时就以布鲁诺·埃尔蒂亚等笔名发表诗作；十三岁时已经在中美洲崭露头角；十四岁便在报刊上发表政论文章，并应邀在国家图书馆落成典礼上朗诵自己作的一百首十行诗《图书颂》。本来，议会曾通过一项提案，拟派他赴欧洲深造，由于他诗中与天主教格格不入的过激言辞，总统将这项提案取消。

十四岁的达里奥已经感到社会的压力，于是他索性留在首都，靠为报刊撰稿维持生活。没过多久，他便感到了生活的艰辛和本国知识界的平庸，加上他过早地爱上了只有十一岁的罗莎里奥·穆里略，最终不得不接受朋友们的劝告和安排，只身前往萨尔瓦多。

达里奥在萨尔瓦多认识了当地诗人弗朗西斯科·加维迪亚，这是他文学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后者精通西班牙文学，酷爱浪漫派大师雨果，并悄悄地将法国的亚历山大体移植到西班牙语诗坛。这位良师益友对达里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段时间里，他对文学进行了系统的自学，并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这些作品虽然尚未摆脱模拟的痕迹，却也是一个年轻诗人不可或缺的艺术起步。在失去萨尔瓦多政府的支持后，他曾回到尼加拉瓜，在总统秘书处工作，但由于与那个被他称为“褐草鹭”的姑娘的爱情纠葛，再加上他本来就已厌倦了中美洲乏味的知识界，他于一八八六年六月，在朋友的帮助下，来到了智利。在圣地亚哥，他结识了《时代报》的文艺编辑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门多萨和智利总统的儿子佩德罗·巴尔马塞达。前者学识渊博，熟谙各种文学流派，后者拥有丰富的藏书，达里奥从他们那里接受了帕尔纳斯诗派和象征主义的深刻影响。此外巴尔马塞达使他有机会接触上流社会，那里的富丽堂皇和奇珍异宝为他日后躲在“象牙之塔”里的创作提供了第一手的素材。一八八七年，他先后出版了诗集《蒺藜》和《智利光荣颂》，后面这首长诗曾在智利诗歌比赛中获奖。同年他还出版了《诗韵》，一八八八年出版了《蓝》。诗文集《蓝》不仅为他本人赢得了声誉，也是现代主义诗歌成熟的标志。从一八八九年起，他开始与阿根廷《民族报》合作，并从此与这家有名的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然后，他回到中美洲，参加了萨尔瓦多、危地马拉以及他的祖国尼加拉瓜的政治活动。在此期间，他过的是动荡不安的生活：时而获得某位总统或将军的宠爱，过一段挥霍洒脱的日子，时而衣食无着，捉襟见肘，四处奔波。酗酒纵欲损害了他的健康，世态炎凉又加深了他的阅历。一八九○年，达里奥终于与情投意合的孔特莱拉斯结婚。在举行婚礼的当天，萨尔瓦多发生了军事政变，他不得不只身逃往危地马拉，第二年才在那里补办了宗教婚礼。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妻子在生下一子后于一八九三年病故。这期间，佩德罗·巴尔马塞达也英年早逝，这进一步激化了诗人从小养成的敏感与孤独。一八九二年，作为尼加拉瓜的官方代表，鲁文·达里奥赴西班牙参加了纪念哥伦布到达美洲四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在马德里，他认识了许多著名的诗人、作家和社会名流，并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孔特莱拉斯去世后，他与少年时期的恋人罗莎里奥·穆里略结婚，然而这却是一场使他终生难以摆脱的爱情悲剧。这年的四月，他被任命为哥伦比亚驻阿根廷的领事。在赴任途中，他先去纽约，在那里结识了古巴诗人何塞·马蒂，然后转道巴黎，见到了他神交已久的保尔·魏尔兰，但令他遗憾的是这位象征主义大师已经被酒精折磨得语无伦次了。

阿根廷时期是鲁文·达里奥的诗歌创作处于巅峰状态的时期。一八九四年，他与玻利维亚诗人海梅斯·弗雷伊雷创办了《美洲杂志》。一八九六年，他出版了散文集《旷世奇才》和诗集《世俗的圣歌》。这时，现代主义运动公认的四位先驱——古巴诗人马蒂、胡利安·德·卡萨尔、哥伦比亚诗人何塞·阿松森·席尔瓦和墨西哥诗人古铁雷斯·纳赫拉都已先后去世，他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文学运动的领袖。一八九八年，在美西战争中，西班牙失去了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等最后的海外领地，作为《民族报》记者，达里奥又一次来到马德里。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不可一世的海上霸主如今已彻底丧失了元气，举国上下一片困惑。诗人原来结识的作家多已年迈体衰或离开人世，这使他非常痛苦。当然，他又结交了新朋友，他们中许多人如巴列·因克兰、乌纳穆诺、坎波阿莫尔、贝纳文特、巴罗哈、马查多兄弟等人，后来都成了“九八年一代”的中坚人物；而一九五六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胡安·拉蒙·希梅内斯也曾把他看成自己的导师。一八九九年春天，他认识了一个西班牙园丁的女儿弗兰西斯卡·桑切斯，随即与她相爱并同居。第二年四月，他又以《民族报》记者的身份采访了巴黎万国博览会，然后又访问了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后来出版的《当代西班牙》（1901）、《异乡巡礼》（1901）、《旅行队经过》（1902）、《太阳的土地》（1904）等游记散文就是这次漫游的成果。在此期间，弗兰西斯卡为他生下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但都早夭。虽然后来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儿子，但他却始终未能与罗莎里奥·穆里略离婚。

一九○五年达里奥出版了《生命与希望之歌》。这是他最杰出的诗集，也是他从逃避主义向新世界主义转化的标志。后来又出版了《献给米特雷的歌》（1906）、《流浪之歌》（1907）、《阿根廷颂》（1910）、《秋天的诗及其他》（1910）等诗作。在此期间，他曾出任过尼加拉瓜边界委员会委员、尼加拉瓜驻马德里公使等社会公职，无论在他的祖国还是在整个拉美，他都受到人们的爱戴和欢迎。但与此同时，对酒精的嗜好早已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到一九一一年，他几乎完全丧失了自制能力，沦为吉多兄弟广告杂志的工具。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诗人对世界的前途更加迷惘，每日借酒浇愁，健康更加恶化。一九一五年二月四日，他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开演讲，朗诵自己创作的《和平》一诗，至四月病情急转直下，于一九一六年二月六日在他的家乡莱昂市告别了人世。

出身贫寒但具有超人的天赋，经历坎坷而有不懈的追求，生活放荡却又在诗歌艺术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达里奥的人生和创作道路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正如邓达斯·克雷格在《西班牙语美洲诗歌中的现代主义倾向》中所说的：“……灵魂与肉体之间，精神和物质之间，基督和潘之间的搏斗，在达里奥是到死才停止的。”在生活中，他有过大喜大悲，大起大落，有过显赫的风光，也有过尴尬的窘迫，然而在创作上，他却从未放弃过对超越前人开拓新路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正是这种精神，使他的欢乐与悲哀、狂热与颓唐、理想与绝望、崇高与放纵，都在诗歌创新与发展中凝固成了美的载体。这就是在拉丁美洲人们将这位生活中的凡夫俗子尊为“诗圣”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一九六七年，在纪念这位现代主义大师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西班牙阿吉拉尔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两卷本诗歌全集，文本部分占一千一百五十页。出版者在简短的前言中，将他与《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相提并论，认为这两位文学巨匠是西班牙语国家共同的骄傲和自豪。他逝世后，文学批评家恩里克斯·乌雷尼亚曾说：“鲁文·达里奥的去世使西班牙语丧失了它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从贡戈拉和克维多的时代以来，没有人在更新的能力上发挥了可与达里奥相比的影响。”智利女诗人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一九四五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说：“从他的作品中，我读完了一所大学”，同时她也对一个“酒瓶不离手的人竟能在死后留下三十五本书感到惊讶”。一九九○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墨西哥诗人帕斯也说：“他的作品并未随着现代主义而消亡，他超越了现代主义，并超越了这一流派的语言（实际上是所有流派的语言）。他的诗歌创作与其说属于风格史不如说更属于诗歌史。”

无论是达里奥本人还是他的研究者，都将《蓝》《世俗的圣歌》和《生命与希望之歌》看成他的代表作。的确，这三部诗集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达里奥诗学创立、发展和延续的全过程。达里奥本人在论及这三本书时曾说：“如果说《蓝》象征着我的初春，《世俗的圣歌》象征着我的仲夏，那么《生命与希望之歌》则蕴涵着我秋天的精髓和元气。”本书选译了达里奥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尤其是上述三部诗集中的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在鲁文·达里奥的诗歌、小说和纪实散文中，中国主题是其想象、意境和比喻的基本元素之一。他的中国情结可以和另一位现代主义诗人胡利安·德尔·卡萨尔的日本情结相媲美。在鲁文·达里奥十八岁创作的《艺术》（1885）一诗中写道：

至高无上的亚洲

有神圣的传统，

中国骄傲地耸立起

自己陶瓷的塔楼。

在诗文集《蓝》中，有一首题为《维纳斯》的十四行诗，诗人是这样写的：

宁静的夜晚，痛苦的相思折磨着我的心灵。

我到花园来寻求平静，这里多么凉爽，万籁无声。

美丽的黄金果实在黑暗的天空闪烁

宛似一朵神圣的金色素馨镶嵌在紫檀木中。

对于我热恋的灵魂，她就像一位东方的女王

期盼着自己的情侣，在自己的卧房，

要么就像漫游在深邃的天空，光彩照人，

得意洋洋，斜倚在人们抬着的轿子上。

“啊，金发女王！”我对她讲，“我的灵魂

要脱壳而出去亲吻你火热的双唇，飞向你的身旁，

在苍白的光芒洒向你前额的光环里飘荡，

我在星的陶醉中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爱你的时刻。”

夜晚的空气，使热烈的氛围变得凉爽。

爱神啊，你从深渊中将我眺望，用惆怅的目光。

维纳斯即金星，她是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在这首诗中，虽然没有出现“中国”的字样，但诗人的爱神不仅是一位“东方的女王”，而且“斜倚在人们抬着的轿子上”。从这样的描述中，人们不难想象中国元素在诗人的憧憬中所占的位置。在另一首题为《冬日》的十四行诗中，诗人这样表述了一位名叫卡罗琳的巴黎女性身旁的事物：

请看卡罗琳，在冬季里

像一个球体，在沙发上休息，

离大厅里闪光的俘获不远，

身上裹着紫貂皮大衣。

洁白的安哥拉猫与她为伴，

用嘴拱着她裙上阿朗松花边，

近处是中国的大瓷瓶

被一座日本的丝绸屏风半遮半掩。

甜蜜的梦境使她如痴如迷；

我悄悄地进去；脱下灰色的大衣；

我要吻她的面颊，粉红而又讨人欢喜

宛似百合花又像红色的月季。

睁开眼吧，用你迷人的目光看看我，

这时天将大雪降在巴黎。

在《山鸡》和《小奏鸣曲》中也出现过相似的描述。前者有“法国的玫瑰开放在中国的诗行”和“向一条蚕购买中国的丝绸”这样的意象，后者则提到了公主爱慕的“中国王子”。如果说上面这些作品中出现的不过是“瓷瓶”“轿子”“丝绸”等典型的中国意象，在《神游》中则有一首完整地描写中国风情的诗。《神游》是一组情诗，抒发了诗人对不同国度的爱的憧憬，其中有一首表达了诗人对中国公主的爱慕与追求：

难道是异国的情意缠绵……？

像东方的玫瑰使我梦绕魂牵：

丝绸、锦缎、黄金令人心花怒放，

戈蒂耶拜倒在中国公主面前。

啊，令人羡慕的美满姻缘：

琉璃宝塔，罕见的“金莲”，

茶盅、神龟、蟠龙，

恬静、柔和、翠绿的稻田！

请用中文表示对我的爱恋，

用李太白的响亮的语言。

我将像那些阐述命运的诗仙，

吟诗作赋在你的唇边。

你的容颜胜过月宫的婵娟，

即使做天上的厚禄高官

也不如去精心照看

那不时抚摩你的象牙团扇。

从第一节可以看出，诗人以戈蒂耶自比，他心目中的“东方”指的首先是中国，然后才是日本、印度和亚洲的其他地方。他所列举的“丝绸、锦缎、黄金”无疑是最具典型性的中国象征。第二节中的意象就更鲜明了：琉璃宝塔，罕见的“金莲”。罕见的“金莲”如果直译就是“不可能的脚”，显然是指中国妇女的缠足。“茶盅、神龟、蟠龙”是皇家特有的器物，“恬静、柔和、翠绿的稻田”则是一派江南春色。在诗的第三节中，作者要做“诗仙”，要用“李太白的响亮的语言”在公主的唇边吟唱。最后，诗人情愿放弃“天上的厚禄高官”，到人间做公主的侍从。“不爱高官爱美人”，这是中国古代经典的爱情故事。达里奥的诗作绝非凭空想象，达里奥对唐诗和李白应该是不陌生的。

作为现代主义最杰出的诗人，神秘的东方是达里奥憧憬的梦境。他笔下的中国形象都是优美的、高贵的、理想化的。在他的短篇小说中，中国元素虽也屡见不鲜，但一般都是为衬托环境、烘托气氛而设置的。例如，在《资产王》《白鸽与褐草鹭》和《中国女皇之死》等作品里，都不乏对中国器物的描述。

在达里奥的一生中，曾长期做记者和外交官。在他撰写的纪实散文中，有大量对中国的描述。这其中有对中国诸如绘画、音乐、文物、印刷、烹饪等工艺的赞叹。例如，他指出：中国是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日本绘画在某些方面是对中国的抄袭。此外，他认为中国艺术中早已存在着象征主义，如伞盖是荣誉的象征，荷花是菩萨的象征，鱼是富有的象征等等。当然，一位尼加拉瓜的诗人或许并不知道“鱼”和“余”的谐音。在涉及古老的华夏文明时，这位现代主义大师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即使是他不喜欢或不欣赏的东西，也往往是从自身找原因。在一九○二年出版的《旅行队经过》中就有一段对旅居古巴的华人乐师的评论：

中国乐师们，耳闻其在哈瓦那天朝戏台及其他的地方的演奏，并未激起我的热情。不过这要归咎于习惯和初次接触……否则，就不会有发生在孔夫子身上的事情。这位哲人曾为一段音乐而激动得三天不知肉味。

尽管作者将“三月不知肉味”记成了“三天不知肉味”，作为一位尼加拉瓜诗人，已属难能可贵了。在巴黎纪事中有一篇题为《中国厨艺》的文章，达里奥在其中提到中餐馆，见到丰盛的餐桌，他不禁惊呼：“美食啊，孔夫子！”“最后，是一杯绿茶，真正的，不放糖，在它面前，我们内心充满敬意，理当叩头。”

达里奥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受西方列强欺侮、被西方列强瓜分的时代。作为记者和外交官，达里奥一直关注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在一首题为《新闻社》的诗中，他曾惊呼“中国人剪了自己的辫子”，这应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对中国遭西方列强侵略，达里奥始终抱有深切的同情，多次指出那些“文明的士兵奸污美丽的中国少女”，“军队在老子的故土表现我们文明的温柔”，“野蛮地奸淫他们的妇女，烧毁他们的宫殿和房屋，抢掠他们的国宝，杀害他们的孩子”。在西方传媒将中国妖魔化的时候，达里奥挺身而出，为中国人鸣不平。总之，在达里奥的纪实文学中，有大量的关于中国的素材，遗憾的是我们至今尚无人进行过认真的梳理和研究。

一九八八年，我有幸在西班牙参加了纪念《蓝》发表一百周年的国际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发言，介绍了达里奥在我国的传播情况。当时我正在格拉纳达大学翻译《红楼梦》。记得在数百名与会者中，我是唯一的东方西班牙语学者。因此，我的论文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我很清楚，这是对我们的鼓励与鞭策。我们对现代主义和达里奥的了解和研究，与国外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一九九五年，智利中国文化协会为了鼓励我在介绍拉美文学方面所做的工作，向我颁发了一枚同样为纪念《蓝》发表一百周年而制作的骑士勋章，这使我更感到应该在对现代主义和达里奥的介绍研究方面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近年来，我们对达里奥的译介多了一些。二○○七年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组委会，在青海湖畔建了一座诗歌墙，将世界上最著名的诗人头像镌刻在墙上，其中有两位拉丁美洲诗人入选，一位是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另一位就是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

赵振江

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