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肥大的裙子
供词：本人系疗养与护理院的居住者[1]。我的护理员在观察我，他几乎每时每刻都不让我离开他的眼睛；因为门上有个窥视孔，我的护理员的眼睛是那种棕色的，它不可能看透蓝眼睛的我。
因此，我的护理员根本不可能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喜欢上他了。这位门后窥视者一跨进我的房间，我就向他讲述我一生中的事件。这样一来，尽管有窥视孔的阻隔，他仍然可以了解我。看来，这个好人欣赏我所讲述的故事，因为每当我给他讲了点编造的故事时，他就给我看他最新编结的形象，以表示感激。他是不是一个艺术家，可以暂且不去讨论。可是，如果用他的创作办一个展览的话，新闻界定会给予好评，也会吸引来一些买主。他用普通的包扎用的线绳编结，线绳是在探望时间过后在他所护理的病人房间里收集来的，经过整理，编结出多层次的软骨鬼怪，随后把它们浸在石膏里，使之僵化，再插上针，固定在木头底座上。
他经常转念头，想创造出五颜六色的作品来。我劝阻他，指着我的白漆金属床，请他想象一下，这张最完善的床如果涂成五颜六色，那会变成什么样子呀。他一听这话，惊恐地把护理员的双手伸到脑袋上方猛地击掌，力图在他那张过于呆板的脸上同时露出各种恐惧的表情来，并且放弃了他的涂彩色计划。
因此，我那张白漆金属架病床乃是一种准则。对于我来说，它甚至还不只如此：我的床是我最终达到的目的地。它是我的安慰，还可能成为我的信仰，如果疗养院管理处允许我做一些改变，让人把床栏杆升高，使任何人都不得过于接近我的话。
每周一次的探望日，打断了我在白漆金属床栏杆之间编织起来的寂静。到了那一天，他们全都来了，那些要救我的人。他们以爱我来自娱，想通过我来珍视、尊重和认识他们自己。他们是多么盲目，多么神经质，又多么没有教养。他们用手指甲刮我的白漆床栏杆，用圆珠笔和铅笔在白漆上乱涂不正派的长线条小人。我的律师每次“哈啰”一声闯进病房来后，就把他的尼龙帽挂在我左脚跟的床柱子上。在他来访的时间里——当律师的话又特别多——他就用这种强暴行为剥夺了我精神上的平衡和欢畅。
来探望我的人们，把礼物放在那幅银莲花水彩画下铺蜡布的小白桌上，把他们正在实行的或者已经盘算好的搭救计划告诉我，并且说服我，说服他们不倦地设法搭救的这个人，高度相信他们的博爱精神。在这之后，他们又重新发现了自己的生存的乐趣，便离我而去。他们一走，我的护理员便来开窗通风，同时收集捆扎礼物的线绳。通完风以后，他经常还能找到时间，坐在我的床边，解开线绳的结，整理好，让寂静扩展开去，直到我把寂静叫做布鲁诺，把布鲁诺叫做寂静。
布鲁诺·明斯特贝格（我现在讲的是我的护理员的姓名，而不是在做文字游戏），籍贯绍尔兰，未婚，无子女。他给我买过五百张打字纸，钱挂在我的账上。我储存的纸张还不够，便又让布鲁诺再到兼卖儿童玩具的小文具店去一趟，替我买没有横格的纸，给我提供必要的场地，以便施展我的记忆力。啊，但愿我的记忆力准确无误！这件事我从来不托那些来探望我的人去办，不论是律师还是克勒普。仁爱之心使朋友们为我担忧，给我定下种种规定，仁爱之心也肯定禁止他们干这类危险的事情，例如带给我空白纸张，好让我用以录下我头脑里分泌出来的不连贯的音节。
“喂，布鲁诺！”我对他说，“你能替我买五百张清白的纸吗？”布鲁诺抬头望着天花板，要找出一个譬喻来，他的食指也指着同一个方向，然后回答说：“您的意思是白纸，奥斯卡先生。”
我坚持用“清白”这个字眼，还要求布鲁诺到了店里也这么讲。傍晚时，他买了一包纸回来，还想要我觉得他真像个若有所思的布鲁诺。他几次三番抬起头来，久久地凝视天花板，从那里汲取了他所需要的全部灵感，稍后才说出这么几句话来：“您向我推荐了那个恰当的字眼。我向女售货员要清白的纸，她给我去取之前，就羞得满脸通红了。”
我害怕没完没了地谈论文具店里的女售货员们，后悔自己不该把纸称为“清白”，因此保持沉默，一直等到布鲁诺离开病房，这才打开五百张打字纸的纸包。
我把这种柔韧的纸拿在手上，掂量的时间并不太长。我取出十页，把其余的保存在床头柜里，又在抽屉里的照相簿旁边找到了钢笔，钢笔是灌满了的，墨水也不缺少，那么，我从何写起呢？
一则故事，可以从中间讲起，正叙或者倒叙，大胆地制造悬念。也可以来点时髦，完全撇开时间与空间，到末了再宣布，或者让人宣布，在最后一刻，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也可以开宗明义地声称，当今之日，写长篇小说已无可能，然后，譬如说，在自己背后添上一个声嘶力竭的呐喊者，把他当作最后一个有可能写出长篇小说的作者。我也听人讲过，若要给人好印象，谦虚的印象，便可以开门见山地说：现在不再有长篇小说里的英雄人物了，因为有个性的人已不复存在，因为个性已经丧失，因为人是孤独的，人人都同样孤独，无权要求个人的孤独，因此组成了无名的、无英雄的、孤独的群体。事情可能就是这样，可能有它正确可信的地方。可是，就我，奥斯卡，和我的护理员布鲁诺而言，我敢说，我们两人都是英雄，完全不同的英雄。他在窥视孔后面，我在窥视孔前面；如果他打开房门，我们两个，由于既有友谊又很孤独，因此仍然构不成无名的、无英雄的群体。我将从自己出世以前很远的时候写起；因为一个人倘若没有耐心，在写下自己存在的日期之前，连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想去回忆的话，他就不配写自传。所以，我要向不得不在我所居留的疗养与护理院外面过着混乱不堪的生活的诸君，向每周来探望我一次的、根本想不到我会储存纸张的诸位朋友，介绍一下我奥斯卡的外祖母。
我的外祖母安娜·布朗斯基，在十月某一天傍晚的时候，穿着她的几条裙子，坐在一块土豆地的地边上。如果在上午，你就能看到我的外祖母如何熟练地把枯萎的土豆秧整整齐齐地归成堆。到了中午，她便吃涂糖汁的猪油面包，接着，掘最后一遍地，末了，穿着她的几条裙子，坐在两只差不多装满土豆的篮子中间。她的靴底同地面构成一个直角，靴尖差一点碰到一起，靴底前闷烧着一堆土豆秧，它间或像哮喘似的冒出一阵阵火苗，送出的浓烟，与几乎没有倾斜度的地壳平行，局促不安地飘去。那是一八九九年。她坐在卡舒贝地区[2]的心脏，离比绍不远，更靠近拉姆考与菲尔埃克之间的砖窑，面对着迪尔绍与卡特豪斯中间通往布伦陶的公路，背朝着戈尔德克鲁格的黑森林。她坐着，用一根烧焦了的榛木棍的一端，把土豆捅到热灰下面去。
我在上文特别提到了我的外祖母的裙子，说她穿着几条裙子坐在那里，我希望这已经点得够清楚的了。我甚至把这一章冠以“肥大的裙子”的标题，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我深知自己应当如何感激这种衣裳。我的外祖母不仅穿一条裙子，她套穿着四条裙子。你不要以为她穿了一条裙子和三条衬裙；她穿着四条裙子，一条套一条，并且按照一定的顺序，每天里外倒换一次。昨天穿在最外面的，今天变成第二层，昨天在第二层的，今天到了第三层。昨天的第三层，今天贴身穿着。昨天贴着皮肤的那一条，今天可以让别人看到它的式样，或者说，看到它根本没有式样。我的外祖母安娜·布朗斯基的裙子都偏爱土豆色。这种颜色必定同她最相称。
除去这种颜色以外，我外祖母的裙子的特点是尺寸宽大，过分地浪费衣料。它们圆墩墩的，风来时，似波浪翻滚；风吹到时，倒向一边，风过时，噼啪作响；风从背后吹来时，四条裙子一齐飘扬在我外祖母的前头。她坐下来时，四条裙子便聚拢在她的周围。
除去这四条经常蓬松一团、下垂着、起皱褶，或者硬撅撅、空荡荡地挂在她床头的裙子而外，我的外祖母还有第五条裙子。这一条同另外四条土豆色裙子毫无区别。这第五条裙子并非永远排行老五。同它的弟兄们一样（因为裙子是阳性名词），它也得服从轮换的需要，并且同它们一样，如果轮到它的话，那便是在第五天星期五，它就被扔进洗衣桶里，星期六晚上被挂到厨房窗前晾衣服的亚麻绳子上，晾干了以后，又被放到熨衣服的木板上。
每逢星期六，我的外祖母便打扫屋子，烤面包，洗衣服，熨衣服，挤牛奶，喂母牛。一应杂事完毕，她便从头到脚泡进洗澡桶里，从肥皂水里稍稍探起身子，随后让桶里的水回到原来的高度。她裹上一条似盛开的大花朵的毛巾，坐在床沿上，在她面前的地板上，放着四条穿过的裙子和一条刚洗干净的裙子。她用右手的食指撑着右眼的下眼皮，不向任何人——包括她哥哥文岑特在内——征求意见，因此很快就打定了主意。她光着脚站起来，用脚趾把那条已经失去土豆色柔和光泽的裙子踢到一边。那条新洗干净的裙子就顶替了这个空缺。
星期日早晨，她把裙子的顺序作了新的调整后，便出发去拉姆考上教堂，去朝拜在她心中有固定想象的主耶稣。新洗干净的裙子穿在第几层呢？我的外祖母不仅爱干净，而且也是个有点爱虚荣的女人，她把最好的一条穿在别人能看见的那一层，外露在晴朗天气里的阳光底下。
那天是星期一下午，我的外祖母坐在闷烧着的土豆秧堆旁。星期日穿在最外边的那条裙子，星期一换到了第二层，而星期日温暖她肌肤的那一条，在星期一阴暗的天色里飘荡在她髋部的最外层。她吹着口哨，脑子里并没有想着什么曲子，一边用榛木棍把第一个闷熟了的土豆从灰堆里扒出来。她把它扒到离闷烧着的土豆秧堆较远的地方，让风把它吹凉。她用一根尖树枝插住这个表皮烧焦并裂开的块茎，举到嘴边。她不再吹口哨，而是从两片被风吹得焦躁干裂的嘴唇间送出气来，吹掉土豆表皮的灰和土。
她闭上眼睛，吹着灰土。当她认为吹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她先睁开一只眼睛，再睁开另一只，用牙缝颇宽、此外别无缺陷的门牙咬了一口，随即把咬剩的土豆挪开，咬下的半个粉状的、还太烫的土豆则留在张开的嘴里冒着热气。她的鼻孔鼓着，吸着烟和十月的空气，圆睁的眼睛沿田地望去，直盯着被电线杆和砖窑烟囱上端整三分之一那一段分割开的地平线。
有什么东西在电线杆之间移动。我的外祖母闭上嘴巴，抿紧嘴唇，眯缝着眼睛，咀嚼土豆。有东西在电线杆之间移动。有东西在那里跳动。三个男人在电线杆之间跳动，三个男人向烟囱跳去，随后在烟囱前面转着圈儿；一个人回到原处，重新起跳，这个人看来又矮又宽，他跳着过了砖窑；另外两个，又细又高，紧跟在他背后过了砖窑，又回到电线杆中间；那个矮而宽的，拐来拐去，显得比细而高的两个更焦急更匆忙；那两个不得不又向烟囱跳去，因为矮而宽的那个已经跳了过去；他们刚开始跳的时候，他已经同他们两个相隔有一个拇指宽的距离了；他们突然消失，看样子像是失去了兴头；而那个矮的，在从烟囱跳开去的中途，也隐没在地平线后面了。
现在看不见他们了，这可能是幕间休息，或者是在换戏装，要不就是他们去打砖坯，领报酬了。
我的外祖母正要利用这个间歇去叉第二个土豆，却叉了一个空。因为那个看去又矮又宽的人，还是穿着原来的服装，爬上了地平线。那似乎是一道木栅栏，他似乎把那两个跟在他背后跳跃的人甩在栅栏后面，留在砖堆间，或者留在通往布伦陶的公路上了。尽管如此，他仍是急匆匆的，想要跳得比电线杆更快。他以慢动作的大跳越过田地；他在烂泥地里跳动，泥块从鞋底上甩出；尽管他一跳很远，但仍像在烂泥地里爬行。有时他仿佛粘在泥里，随后又停留在空中静止不动，在不高但距离颇远的跳跃过程中，擦一擦他额头上的汗，接着两条腿又粘在那片新犁过的地里。这片地在五摩尔根[3]土豆地旁边，一直延伸到田间窄道。
他好不容易到了窄道上，这个矮而宽的还没有在那里隐没，另外两个高而细的也爬上了地平线。方才他们可能到砖窑去了一趟，现在在烂泥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来。他们又高又细，但并不瘦。我外祖母瞧着，又没能叉中土豆；因为这样的事情并不常见，三个成年人，尽管身材不同，都在电线杆周围跳动，差一点折断了砖窑的烟囱，随后相互间隔一段距离，先是那个矮而宽的，后是两个高而细的，这三个都同样费劲但同样顽强地在烂泥地里跳动，靴底的泥团，甩掉又粘上，越粘越厚。他们就这样跳过了文岑特两天前刚犁过的土地，消失在窄道上。
现在他们三个都走了，我的外祖母可以放心去叉那个快凉了的土豆。她匆匆吹掉表皮的灰和土，把土豆整个地塞进嘴里，一边想着——如果她在想些什么的话——他们可能是砖窑上的人，一边咀嚼着，口腔做着圆周运动。这时，一个人从窄道上跳了出来，黑色小胡子上的眼睛发狂地四下窥探，两下子就跳到火堆旁，同时站到了火堆前、火堆后、火堆旁，咒骂着，战战兢兢，走投无路，退回去已经不行，因为那两个高而细的跟着在窄道上追来了。他拍打自己，拍打膝盖，头上的眼睛像要瞪出来似的，额上汗珠直冒。他大胆地爬近，气喘吁吁的，小胡子颤动着，一直爬到靴底前；他爬到我外祖母身边，像一头矮胖的小动物，瞧着我的外祖母，瞧得她不得不叹气，不能再嚼嘴里的土豆，脚尖跷起，靴底与地面成了斜角。她不再去想砖窑、砖堆、烧砖的、打砖坯的，而是撩起裙子，不，撩起四条裙子，同时高高撩起，让这个不是砖窑上的矮而宽的人能够钻到底下去，连同他的黑色小胡子一齐钻进去。他看上去不再像一头小动物，既不是从拉姆考也不是从菲尔埃克来的。他怀着恐惧钻到了裙子底下，不再拍打膝盖，既不矮也不宽了，尽管如此，还是找到了容身之地，他忘掉了喘息、颤抖和拍打膝盖的手：此时，一片寂静，好似创世的第一天，也像世界末日，微风在火堆里低吟，电线杆无声地报数，砖窑的烟囱立正。她，我的外祖母，把最外面一条裙子抚平，明智地遮住第二条，她几乎感觉不到第四条裙子下面的他，也不让第三条裙子知道有什么东西使她的肌肤觉得新奇。是的，这是新奇的，可是上面一条裙子被明智地抚平了，第二和第三条裙子也都蒙在鼓里。她从热灰里扒出两三个土豆，从右胳膊肘边上的篮子里拿出四个生的，一个接一个地捅进热灰里去，用更多的灰把它们埋上，拨弄着，直到冒出了浓烟——她还能做什么别的呢？
我的外祖母刚把裙子抚平，闷烧着的土豆秧堆冒出来的浓烟，方才由于拼命拍膝盖、换地方和拨弄而乱了方向，现在顺着风向形成黄色的一股，贴着地面向西南飘去。跟在如今藏身裙子底下的矮而宽的家伙后面紧迫不舍的那两个高而细的，像幽灵似的从窄道上走来。他们高而细，由于职业关系，身穿农村保安警察的制服。
他们差不多贴着我的外祖母身边跑过去。其中一个不是甚至跳过了火堆吗？可是他们突然想起自己是有鞋跟的，便用鞋跟刹住了身子，转过脸来，脚蹬皮靴，一身制服站在浓烟里，连连咳嗽，又从浓烟里拔出穿制服的身子，连浓烟也捎带了出来。他们还一直咳个不停，一边同我的外祖母搭话，问她是否看见那个科尔雅切克，还说她一定看见了的，因为她坐在此地，坐在窄道边上，而他，科尔雅切克，正是从窄道上逃过来的。
我的外祖母说，她没有见到过科尔雅切克，因为她不认识科尔雅切克这么个人。她想了解，他是不是砖窑上的，因为她只认识砖窑上的人。两个穿制服的把科尔雅切克向她描述了一番，说他不是同砖头打交道的，而是一个又矮又宽的家伙。我的外祖母回想了一下，说她见到这么一个人跑了过去，并用叉着冒热气的土豆的尖树枝指着比绍方向的某处，顺着树枝上的土豆望去，是从砖窑的烟囱往右数第六和第七根电线杆之间。我的外祖母说，她可不知道那个奔跑的人是不是科尔雅切克，并指着靴底前那堆火请他们原谅，说她之所以讲不清楚，是因为这堆火把她折腾苦了；这堆火不死不活，弄得她顾不上管别人的闲事；无论是从这里跑过去的人，还是站在浓烟里的人，凡她不认识的人的事情，她是从来都不过问的；她只认识比绍的、拉姆考的、菲尔埃克的以及砖窑上的人，对她来说，这已经够多的了。
我的外祖母说罢这一番话，呻吟了几声，声音够大的，那两个穿制服的听了便问她有什么好唉声叹气的。她对着那堆火点点头，意思是说，她叹息是因为这一小堆火阴不阴，阳不阳，也多少是由于好几个人待在浓烟里。说完，她用间距很大的门牙咬下半个土豆，一门心思地咀嚼，两个眼珠子转到左上角。
穿农村保安警察服的两个人，从我外祖母心不在焉的目光里瞧不出什么名堂来，也拿不定主意是否应当到电线杆后面的比绍去寻找，于是，便用身边挂着的刺刀去捅土豆秧堆。他们突然灵机一动，两个人同时踢翻了我外祖母胳膊肘旁差不多装满了土豆的两只篮子，想了半天也不明白，为什么篮子里只有土豆朝他们的靴子滚去，却偏偏没有科尔雅切克。他们满腹狐疑，蹑手蹑脚地绕着土豆堆转，似乎在这样短的时间里，科尔雅切克竟能藏进土豆堆里去；他们还是用刺刀对准了扎进去，但听不见有被刺中的人发出的号叫声。他们怀疑每一丛枝叶凋零的灌木，每一个耗子洞，某一个鼹鼠丘集中的地方，并且始终怀疑我的外祖母。她像扎了根似的坐在那里，连连呻吟，瞳孔转到了眼睑底下，只让人看见眼白。她挨个儿地念着一切圣者的卡舒贝名字——由于这堆火阴阳怪气，由于两篮子土豆被踢翻在地，她伤心地加重语调，声音越来越响。
两个穿制服的人待了整整半个小时，时而远离火堆，时而靠近火堆，目测砖窑烟囱的方位，想要去占领比绍，却又推迟进攻，把蓝红色的手伸到火堆上方，直到我的外祖母用树枝叉着表皮烤裂的土豆，给了他们每人一个，但她并没有因此中断呻吟。那两个穿制服的人嚼到半截，又想起自己公务在身，便在地里，沿着窄道旁的荆豆丛，跳出去一石之遥，惊起一只野兔，但是它并不叫科尔雅切克。他们又发现火堆旁有热气腾腾的粉白色土豆，还由于这一通追打筋疲力尽，便下定决心，和和气气地把生土豆重新拾回到那两只篮子里去；至于方才把篮子一脚踢翻，那是因为公务在身，不得不这么干。
傍晚将十月的天空挤压出一阵斜飘的细雨和墨水似的暮霭。这时，他们还在迅速而没精打采地进攻远处一块黑魆魆的界石，干掉了这个敌人以后，他们觉得折腾够了。他们还踢了踢腿，像祝福似的把手伸到被细雨打湿、冒着长而宽的浓烟的小火堆上方，再次在绿烟中咳嗽一通，在黄烟中熏出了眼泪，然后边咳嗽，边流泪，抬起靴子，向比绍方向走去。要是科尔雅切克不在此地，那他必定在比绍。农村保安警察永远只知道两种可能性。
慢慢地熄灭的火堆里冒出的烟，像第五条同样肥大的裙子蒙住了我的外祖母，把她，她的四条裙子，她的呻吟声，对圣者名字的呼唤声，同科尔雅切克一样地罩在烟裙底下。等到两个穿制服的人变成摇摇晃晃的圆点，慢慢消失在电线杆之间的暮色中时，我的外祖母才费劲地站起身来，似乎她已经生了根，而现在正把这刚开始生长的植物连同泥土和纤维一齐拔出来。
科尔雅切克觉得身上发冷。他突然失去了遮盖，又矮又宽地躺在雨里。他赶紧把待在裙子底下时解开的裤子扣上，当时他害怕，急需寻找避难所，只要有地方可躺，不管是何处。他手指动作敏捷地系上纽扣，生怕他的活塞着凉，因为在这秋天的天气里，大有得感冒的危险。
我的外祖母在热灰里还找出四个熟土豆。三个给了科尔雅切克，一个留给自己。她张嘴吃土豆前，先问他是不是砖窑上的，尽管她明明知道科尔雅切克是从别处来的，偏偏不是砖窑上的人。她没等他答话，就请他帮忙拿较轻的一只篮子，自己弯腰提起较重的那一只，还空出一只手，拿起她的耙子和锄头。于是，她拿着篮子、土豆、耙子、锄头，四条裙子像风帆似的鼓起，朝比绍采石场走去。
采石场不在比绍，而是更靠近拉姆考。他们让砖窑留在左边，自己朝黑黝黝的森林走去，戈尔德克鲁格就在那里，再过去才是布伦陶。采石场在森林前的一个坑里。矮而宽的约瑟夫·科尔雅切克跟随我外祖母向那里走去，他再也不能同这四条裙子分离。
[1] 本书主人公，自述者奥斯卡·马策拉特，因被指控为一件人命案的犯罪嫌疑人而被“强制送入”疗养与护理院（精神病院的委婉称谓）进行观察。本书的脚注皆为译注。
[2] 卡舒贝地区，日耳曼化的西斯拉夫人居住的、原西普鲁士西北部和波美拉尼亚东北部的地区。直到1945年，大约有十五万人讲卡舒贝语。这种语言是介乎波兰语和西波美拉尼亚语之间的一种方言。
[3] 摩尔根，旧时德国的地亩面积单位，相当于二千五百到三千四百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