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文献综述

2.1　贸易隐含碳测度研究：佐证碳排放责任界定方法存在问题的逻辑

贸易隐含碳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关注，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测算了贸易隐含碳排放量，证实存在规模巨大的“碳排放转移”和“碳泄漏”问题，相关结果佐证了当前碳排放责任界定方法存在问题的逻辑，以下分别对国外和国内两类研究进行总结。

2.1.1　国外关于贸易隐含碳的相关研究

国际贸易隐含碳问题很早就被国外研究者注意，已有研究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3个视角。

第一，针对单一国家的单边视角测度分析，Wyckoff和Roop（1994）利用投入产出表和相关国际贸易数据，分析了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法国和德国6个最大的经合组织国家工业产品进口所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情况，发现这些国家进口隐含碳排放量在碳排放总量中的占比高达13%，有些国家甚至超过50%。Schaeffer和Leal de Sa（1996）利用有关数据测算了巴西1970—1993年非能源商品进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发现巴西自1980年以来出口产品隐含碳排放量远高于进口产品隐含碳排放量，1990年净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占国内碳排放总量的比例约为11.4%。Lenzen（1998）利用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分析澳大利亚最终消费品隐含的碳排放，认为国际贸易对澳大利亚能源使用及碳排放产生了重大影响，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超过同期进口隐含碳排放。Machado、Chaeffer和Worrell（2001）利用投入产出法研究分析了巴西进出口贸易对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影响，认为巴西是一个碳排放净出口国，而且以美元计出口比进口多40%的能源消耗和56%的碳排放，并提出国际贸易对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进而影响能源消耗和碳排放。Tolmasquim和Machado（2003）针对巴西的研究认为，巴西在20世纪90年代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向为能源密集型，以致净出口隐含能源和隐含碳显著增加，国际贸易引发工业部门约6.6%的最终能源使用和7.1%的碳排放。Peter和Hertwich（2006）研究了挪威对外贸易隐含污染问题，采用了反映区域技术差异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来处理进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问题，提高了技术水平和能源结构明显不同国家间计算的准确度，发现进口隐含碳排放占挪威国内碳排放的67%，其中一半来自发展中国家，所对应的进口商品产值仅占挪威进口产品价值的10%，估测来自非附件Ⅰ国家的碳泄漏至少占30%。从政策建议上还提出基于消费原则界定碳排放源相比基于生产原则界定碳排放源，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更为紧密，也能给污染密集要素禀赋、减排活动和参与水平提供更大自由度。Halicioglu（2009）采用了土耳其1960—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其碳排放、能源消耗、收入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动态关系，边界测试结果显示各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关系，碳排放由能源消耗、收入和对外贸易决定。收入是解释碳排放最有影响的变量，其次是能源消耗和对外贸易，而且存在一个稳定的碳排放函数。Muñoz和Teininger（2010）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核算1997—2004年奥地利的碳排放情况，而且采用消费原则量化分析，提出1997年基于消费原则的碳排放相比基于生产原则的碳排放多约36%，2004年基于消费原则的碳排放相比基于生产原则的碳排放多约44%；奥地利1997年进口产品隐含碳排放1/4来自非附件Ⅰ国家，2004年进口产品隐含碳排放1/4也来自非附件Ⅰ国家。

第二，利用两个国家或地区间贸易进行双边视角分析。Shui和Harriss（2006）采用了中美两国1997—2003年双边贸易和碳排放数据，计算分析了贸易对本国和全球碳排放量的影响，发现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如果全部在美国生产，将增加美国3%～6%的碳排放量，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中大约7%～14%是由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引起的，中美贸易增加了全球的碳排放量约720百万公吨（MMT）；同时提出美国如果将清洁生产和先进能源技术出口到中国，有助于减少两国贸易的不平衡以及全球碳排放量，可以获得双赢的结果。Ackerman、Ishikawa和Suga（2007）通过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日本和美国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估测显示在1995年日美贸易减少了美国的碳排放量14.6百万吨煤当量（Mtce），增加了日本的碳排放量6.7 Mtce，对于全球而言则减少了碳排放量7.9 Mtce。如果美国产业达到日本产业的环境标准要求，那么美国可以减少一大半的碳排放量，两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贸易也会减少自身更多的碳排放量，大概占到单个国家碳排放量的4%。Nakano等（2009）利用经合组织国家的双边贸易和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发现，21个经合组织国家全部是碳逆差，而且总的碳消费量比生产量要多16.1%。如果碳排放责任界定标准改用消费责任原则，那么经合组织国家1995—2000年的碳排放增加量占全球的一半左右。Dong、Ishikawa、Liu和Wang（2010）利用中日两国投入产出数据和指数分解分析方法，分析了两国1995—2000年贸易隐含碳排放情况，发现贸易规模的增长对双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增加具有较大影响。中国碳密度下降是1995—2000年中国出口日本产品隐含碳排放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提出贸易隐含碳研究有助于寻找影响碳排放量的因素，有助于在“后京都”框架下寻找更为有效的气候政策。

第三，基于全球或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多边视角测度分析。Ahmad和Wyckoff（2003）收集了21个经合组织国家和4个金砖国家1995年的数据，计算分析了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量，认为经合组织国家的碳排放量占到了全球碳排放总量的一半左右，4个金砖国家的碳排放量占到了全球碳排放总量的1/4左右，计算结果显示经合组织国家满足国内需求的碳排放量比生产产生的碳排放量高5%，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发达国家消费引致的碳排放量远大于其生产引致的碳排放量。Peters（2008）利用全球贸易分析计划（GTAP）数据库，计算分析了全球87个国家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发现2001年这些国家的国际贸易的隐含碳排放量高达53亿吨。Andrew和Peters（2009）利用MRIO和GTAP中的数据测算了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并量化模型所引致的误差，发现进口隐含碳排放量平均贡献了国家最终需求引致的碳排放总量的40%。Peters和Minx等（2011）构建了一个涵盖1990—2008年113个经济体和57个行业的全球贸易相关数据库，量化测算了国际贸易引致的碳排放转移，发现生产可贸易商品和服务引发的碳排放量从1990年的4.3Gt （约占全球碳排放量的20%）增长至2008年的7.8Gt（约占全球碳排放量的26%），大多数发达国家在消费责任原则下碳排放量的增长幅度要快于领土范围碳排放量的增长幅度，非能源密集型制造业在碳排放转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贸易隐含的国际碳净排放量从1990年的0.4 Gt增长到2008年的1.6Gt，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量。Boitier（2012）利用WIOD中的数据和MRIO方法测算了1995—2009年国际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并对比分析了四大区域（欧盟27国、经合组织、金砖国家和其他国家）在生产原则和消费原则下的碳排放情况，结果证实发达国家中碳消费国的贸易隐含碳排放比进口产品时的要大，而发展中国家中碳生产国的情况正好相反，1995—2009年量化的国际贸易隐含碳排放显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逐渐增大，从1995年的1Gt到2008年的2.25Gt，欧盟和经合组织国家把碳污染出口到了金砖国家。

需要单独指出的是，由于中国进出口贸易数量巨大，而且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有较多针对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的研究文献发表。Shui和Harriss（2006）利用经济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EIO-LCA）模型对1997—2003年中美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开展研究，发现1997—2003年中国碳排放量中有7%～14%是向美国出口商品中隐含的碳排放量，如果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全部在美国生产，则美国碳排放量将会增加3%～6%。IEA（2007）评估了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情况，提出中国2001年与能源相关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占国内生产碳排放总量的32%，如果减去进口隐含碳排放量，中国对外贸易引起净出口隐含碳排放量为国内碳排放总量的17%。Li和Hewitt（2008）利用2004年中英双边贸易数据估测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发现中英贸易增加了全球1.17亿吨碳排放量，该数值占英国碳排放总量的18%。Weber和Peters等（2008）研究提出，中国1987—2002年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占国内碳排放总量的比例扩大了9%，主要原因为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扩大。Pan Jiahua和Phillips Jonathan等（2008）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2002年净出口隐含能源和隐含碳排放量分别占当年一次能源总消费和碳排放总量的16%和19%，中国2006年碳排放量基于生产端核算为5500百万吨（Mt），基于消费端核算为3840Mt，提出在“后京都”时代的国际气候谈判和减排责任分配中，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问题应受到重视，而且以消费端为基础的排放核算原则有利于国际排放责任的分配，可以避免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碳排放”而引起的“碳泄漏”。Xu Ming和Allenby Braden等（2009）的测算结果显示，中国2002—2007年向美国出口产品隐含能源和隐含碳排放量分别占国内总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总量的12%～17%和8%～12%。Wang和Watson（2009）研究指出，中国2001年因对外贸易净出口了大约11.09亿吨碳，占当年碳排放总量的23%，其中货物出口产生了大约14.9亿吨碳，中国的碳排放很大部分是由其他国家消费中国的产品引起的。Lin和Sun（2010）研究指出，中国产生的碳排放不仅用于自己消费，还为了满足外部需求。他们利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中国进出口隐含碳排放，发现中国2005年的出口贸易中隐含了3357 Mt碳排放量，而通过进口规避的碳排放量为2333Mt。

2.1.2　国内关于贸易隐含碳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国内关于贸易隐含碳的研究逐渐丰富起来，特别是中国作为出口贸易大国，国内学者已经关注到贸易隐含碳排放对我国的重要影响。齐晔和李惠民等（2008）估测了中国1997—2006年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发现中国在这段时间内因为出口产品替其他国家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1997—2004年净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在当年碳排放总量中的比例为0.5%～2.7%，2004年净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在当年碳排放总量中的占比快速提高，2006年该占比已经高达10%左右，证实了我国碳排放总量快速增加与贸易顺差扩大密切相关，中国和其出口国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应该对气候变化负责。陈迎、潘家华和谢来辉（2008）利用基于投入产出表的能源分析方法定量研究中国2002—2006年进出口商品中的内涵能源问题，提出自1993年以来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但由于存在规模巨大的商品进出口，中国实际上是内涵能源净出口大国。中国在2002年内涵能源出口总量约为4.1亿吨标煤，扣除内涵能源进口1.7亿吨标煤，内涵能源净出口达2.4亿吨标煤，约占当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16%，而且内涵排放净出口1.5亿吨碳。

宁学敏（2009）利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1988—2007年中国碳排放量与商品出口之间的关系，认为我国碳排放量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且两者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出口短期变动同样对碳排放量存在正向影响，因此出口商品是近年来我国碳排放量增加的重要因素。李丁、汪云林和牛文元（2009）在阐释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基础上，结合中国出口情况计算水泥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提出中国2006年水泥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超过千万吨，因为是在中国进行的生产，所以按照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这部分消耗实际上还需要由中国承担，其价值按照当年欧盟碳交易价格和外汇汇率估测约为1.87亿美元，约占中国水泥出口贸易额的15.8%，远远超过中国水泥出口中平均8%～12%的利润率。

魏本勇、方修琦和王媛等（2009）以中国2002年对外贸易为例，细化出口贸易碳排放量估算方法，从最终需求角度估测中国各行业部门的出口贸易碳排放量，结果发现，中国为满足国外需求而产生的国内碳排放量为261.19Mt，约占当年国内一次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23.45%。中国单位产值出口的平均碳排放量为0.093～0.106 kgC，其中有0.084kgC在国内排放。余慧超和王礼茂（2009）引入投入产出法，利用经济、能源与贸易3个系统建立基于国际商品贸易的碳排放转移模型，计算1997年与2002年中美进出口贸易部门的碳排放转移数量。结果显示，中美商品贸易的中国部门载碳量在1997年与2002年分别达到4010.13万吨与5056.21万吨，分别占中国相应部门载碳总量的6.61%与8.33%；中美商品贸易碳转移总量在1997年与2002年分别达3719.75万吨与4719.60万吨。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引发国际社会各界的关注，由于有关问题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密切相关，因此国内关于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李艳梅和付加锋（2010）利用投入产出法，先测算出中国1997和2007年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分别是290.61Mt和940.69Mt，在中国生产活动碳排放总量中的占比分别是28.47%和45.53%。然后利用结构分解分析模型研究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变化的影响因素，提出直接碳排放强度效应、中间生产技术效应、出口总量效应和出口结构效应为主要影响因素，造成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出口总量不断增长，次要原因是中间生产技术的变化。许广月和宋德勇（2010）利用碳排放因素分解法，测算了我国1980—2007年的碳排放量，实证分析了出口贸易、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发现它们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出口贸易是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格兰杰（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不是碳排放的Granger原因。张友国（2010）通过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计算了中国1987—2007年贸易隐含碳排放与部门分布和国别（地区）流向情况，并分解分析出六大影响因素，认为中国2005年后成为碳排放净输出国，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贸易规模扩大，抑制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举措是行业部门能源强度降低。

马述忠和陈颖（2010）认为中国出口到发达国家的产品的隐含碳排放问题不容忽视，首先计算了2002、2005和2007年中国各个行业部门的碳排放率，其次基于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计算了中国2000—2009年的隐含碳排放量，提出了中国国内消费碳排放量相比国际数据要少很多，当时采用的碳排放测算方法夸大了中国碳排放责任；出口贸易规模快速增加导致中国碳排放总量增长，进口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应该对所消费产品生产中排放的温室气体负责，世界各国需要加强合作以改善现有的碳排放量测算体制，探索建立国际排放新秩序，避免碳泄漏现象的持续发生。蒙英华和裴真（2011）通过EIO-LCA软件测算了中国向美国出口货物前十位行业部门的隐含碳排放量，结果显示，前十位的出口行业隐含碳排放量占总出口隐含碳排放总量的比例高达75%。其中，隐含碳排放量最大的产品为办公用品、杂项制品、电信、录音及音响设备等，因此中国出口企业需要特别注意改进生产技术，这不仅可以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而且有助于应对美国提出的“碳关税”不合理要求。黄敏和刘剑锋（2011）测算了中国2002年、2005年及2008年进出口贸易的隐含碳排放量，然后通过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模型（IO-SDA）分析了影响外贸隐含碳排放量变化的驱动因素，发现中国隐含碳排放净出口量及其占当年国内碳排放总量的比重都有所增长；分两个阶段进行的分析证实，两个阶段进（出）口的规模效应都为正，结构效应有较大不同，中间投入效应有较大程度改善，两个阶段单位产值碳排放效应主要由单位产值能耗决定。

傅京燕和张珊珊（2011）利用多边投入产出模型和单边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并比较了我国1996—2004年制造业16个分类的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量，采用贸易隐含污染平衡（BEET）和环境贸易条件（PTT）指标检验了我国对外贸易的碳平衡问题，发现在这期间BEET和PTT指标都处于增长态势，指出我国单位出口隐含的碳排放量大于单位进口隐含的碳排放量。也就是说，我国出口产品的碳密集度大于进口产品的碳密集度。闫云凤（2011）在其博士论文中使用环境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EIO-LCA）模型，测算分析了中国进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及其产业分布，发现中国1995年的出口商品隐含碳排放量在当年碳排放总量中的占比为10.03%，2008年出口商品隐含碳排放量在当年碳排放总量中的占比上升至26.54%，而进口商品隐含碳排放量在当年碳排放总量中的占比仅从4.40%小幅上升至9.05%。这说明中国贸易不平衡背后是碳排放的不平衡，发达国家通过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避免了本国大量的碳排放。张为付和杜运苏（2011）通过投入产出表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失衡度，经计算后提出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数量巨大且很不平衡；建议要以国际生产中碳排放转移为依据，为我国在国际贸易平衡谈判中争取主动权；同时需要重视调整我国的外向型经济政策，以降低对外贸易中的碳排放失衡程度。

石红莲和张子杰（2011）提出中国参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发展迅速，但同时也向国外出口了大量隐含碳排放。利用投入产出表测算2003—200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隐含碳排放量，发现出口产品隐含碳排放量随着中国对美国商品出口量的增加而增大，建议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改变碳排放的核算体系；同时需要扩大内需以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闫云凤和赵忠秀（2012）结合进口中间投入和投入产出分析法构建数理模型，分析我国进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发现我国2007年生产隐含碳排放量比消费隐含碳排放量高了4.53%，净出口隐含碳排放量为2.98亿吨，我国碳排放贸易条件是0.93，我国单位出口的碳排放强度小于单位进口的碳排放强度。国际贸易总体来说有利于国内节能减排，但是需要构建公平、可持续的国际气候制度。杜运苏和张为付（2012）依据可比价投入产出表，采用结构分解分析法研究了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及其驱动因素，提出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规模较大而且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比例较高，在行业分布和国别流向方面表现出较高的集中度。中国出口规模扩大是导致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出口结构改善对抑制碳排放增长的作用有限，在有些情况下出口结构恶化反而导致碳排放增加。

苑立波（2014）利用经合组织行业数据库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投入产出表，结合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编制了中国2005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依据IPCC碳排放计算方法，测算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规模，结果发现2005年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量为21.48亿吨，约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38.8%；进口隐含碳排放量为16.81亿吨，约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30.4%；碳排放贸易余额为4.67亿吨，占碳排放总量的8.4%。邓荣荣和陈鸣（2014）利用中国1997—2007年的（进口）可比价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测算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隐含碳排放量，发现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含碳量均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但进口贸易含碳量的增长速度低于出口贸易含碳量的增长速度。除1997年与1998年外，我国的净贸易含碳量均为正值且数值不断增大，表明对外贸易对中国碳排放的综合影响是不利的；同时，进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的模拟测算结果表明，中国的碳减排空间巨大，如果能通过提高中国的能源效率、技术水平来降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那么国内减排效应与全球减排效应都将十分明显。

张云和唐海燕（2015）通过改进投入产出模型来推导行业部门生产、消费、出口、进口和净出口不同统计口径的隐含碳排放量计算公式，利用能源实物消耗量及排放系数直接测算行业部门的碳排放量，然后计算分析我国29个行业部门贸易平衡条件下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证实我国2007年出口和净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占比都较高。潘安和魏龙（2015）利用WIOD提供的金砖国家投入产出数据和直接碳排放数据，建立MRIO计算1995—2011年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认为中国在与不同金砖国家贸易中所处地位存在异质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中国在中俄贸易中以贸易逆差换取碳减排，在中印贸易中以碳排放换取贸易顺差，在中巴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净出口和贸易逆差共存。刘宇（2015）使用区分加工贸易进口非竞争型的2007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日本、欧盟以及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结果显示，中国2007年因贸易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4亿吨，远远低于预期；2007年我国消费侧二氧化碳排放量只下降了4亿吨，为56.28亿吨，按照百分比来看，贸易转移碳排放量只占生产侧排放量的6.6%，因此中国隐含碳排放量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不应再强调贸易转移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而应该立足于我国自身的节能减排举措，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张兵兵和李祎雯（2018）利用新附加值贸易视角下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法，测算2000—2014年中日两国27个行业部门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发现中国对日本虽然是贸易逆差国，但却是隐含碳排放的顺差国；与新附加值贸易统计方法相比，传统贸易统计方法高估了中国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孟凡鑫和苏美蓉等（2019）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投入产出连接模型，评估中国各区域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商品和服务贸易中的碳排放量，分析双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区域和行业流向。韩中和王刚（2019）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1995—2009年中美增加值贸易规模、净值，以及中美外贸隐含能源和隐含碳排放总体水平及其行业结构，发现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单位增加值能耗和碳排放水平较高，存在较大规模的隐含能源和隐含碳出口，并长期处于隐含能源和隐含碳净输出国状态。上述问题主要存在于中国的电力、燃气及水的供应等行业。

还有一些研究者主要利用分解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陈红敏（2009）引入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计算并分析了中国1992—1997年和1997—2002年的出口贸易隐含能变化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其中技术效应又分解为能源利用技术效应和中间投入技术效应。结果发现，中国出口规模扩大是导致隐含能出口上升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虽然是减少隐含能出口的关键因素，但结果并非绝对。1992—1997年，技术效应增加了中国的隐含能出口，而在1997—2002年技术效应减少了中国的隐含能出口。

黄敏和蒋琴儿（2010）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外贸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发现中国隐含碳净出口的绝对数量及其在国内总排放中的占比增长较快，因素分解结果显示贸易规模的扩大是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增加的重要原因；2002—2005年，各部门技术效应有较大的差异，其中出口总技术效应为正向，而进口总技术效应却为反向，2005—2007年各部门的技术效应均为反向；贸易结构至关重要，2005—2007年出口总结构效应为正向，但进口总结构效应却为反向，2005—2007年进口总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之和超过了规模效应，因此隐含碳排放总进口减少。闫云凤和杨来科（2010）采用投入产出法和结构分解法，分析了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发现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从1997年到2005年增加了202%，即14.64亿吨。其中，出口规模扩大是推动隐含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贡献率高达237%，生产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变化分别促进其增长了65%和5%，排放强度降低只让其下降了105%。两位学者认为，中国在环境与贸易利益方面需要做出取舍，加快促进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要根据行业和产品的排放量采取不同的限制政策和措施，关键是要促进此类产品的升级换代，鼓励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

闫云凤、赵忠秀和王苒（2012）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分析了中欧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发现1995—2010年中国对欧盟净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占到中国碳排放总量的3.07%～8.41%。结构分解分析结果显示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有利于减少碳排放，但不足以抵消由规模效应引致的碳排放量增长。因此，欧盟应对中国的部分碳排放负责，否则欧盟虽然是节能减排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但如果欧盟各国通过减少国内生产，增加从中国的进口来实现其减排目标，则其承诺将是毫无意义的。中国则需加大低碳技术的应用力度，改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赵玉焕和王淞（2014）利用WIOD中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和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测算1995—2009年中日贸易隐含碳排放，并利用SDA对中日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变化进行因素分解分析。结果显示，在影响中国1995—2009年对日本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变化的因素中，规模效应促使隐含碳排放量增加，技术效应促使隐含碳排放量减少，结构效应影响比较小。

刘云枫和冯妹婷等（2018）利用结构分解分析方法并借助EORA数据库，分析了碳排放强度、投入产出结构、最终需求结构、最终需求规模4项驱动因素对1980—2013年中国碳排放量变化的影响，发现总体上碳排放强度降低对减缓碳排放的贡献最大，最终需求规模扩大和投入产出结构变化对碳排放增长的贡献最大。刘华军和石印等（2019）利用中国碳排放数据库（CEADs）发布的1997—2016年中国省级表观碳排放清单，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方差分解方法，从碳源视角出发，探讨了中国碳排放的地区差距及其来源，发现天然气消费碳排放的地区差距最大，而水泥生产碳排放的地区差距最小。

2.1.3　贸易隐含碳佐证碳排放责任界定问题的研究评述

从上述总结可知，国内外学者对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测量碳排放的对象可以分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贸易的单边视角测度（Weber and Peter, 2009；Baiocchi, 2010；林伯强，2012），两个国家或地区间贸易的双边视角测度（Lin and Sun, 2010；Du, 2011；闫云凤、赵忠秀，2013），以及针对全球或金砖国家等多个国家或地区间贸易的多边视角测度（Davis and Caldeira, 2010；Peters, 2011；Chen, 2011）。

在研究方法方面，初期研究主要是利用统计数据模拟分析能源消耗、碳排放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但是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及贸易规模的扩大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是多面而且复杂的，各种影响因素无法全部纳入分析模型之中，对模型变量的选取将会产生较大影响；而要选取合理的指标难度较大，指标选取结果对研究结论产生较大影响，同时相关性模拟分析一般是研究经济体整体情况，而较少关注行业结构性问题，因此不对各行业进行比较；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多研究开始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这种方法较好地弥补了之前研究的不足，对各行业开展比较分析，从而使从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角度研究贸易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成为可能（黄敏、伍世林，2010）。因此，主流研究大部分采用单区域或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以及分解分析方法，测度或者分析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

在研究结论方面，相关研究证实了国际贸易中存在数量巨大的“碳排放转移”和“碳泄漏”，佐证了目前碳排放责任界定原则和方法所存在问题的逻辑。比如周新（2010）研究并提出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贸易，不仅转移碳排放并实现了自身的减排目标，还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法分析了国际贸易引起的“碳泄漏”问题，测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然后利用“消费者污染负担”原则及“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负担”原则分别核算各国或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结果显示美国是贸易隐含碳排放最大净进口国（464 MtCO₂），日本排在第二位（191MtCO₂）。这验证了国际贸易造成的“碳泄漏”问题不容忽视，会对实现全球减排目标产生负面影响。国际贸易对某些国家或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具有重要的影响，传统的基于领土范围的碳排放统计方法极易歪曲一国碳排放的真实情况，不仅会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出现“碳泄漏”现象，也会间接地导致全球碳排放量的增加（魏本勇等，2010）。在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应该着眼于长远，高度重视国际贸易对各国及全球碳排放的影响。

在研究建议方面，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贸易隐含碳排放可以获得较大收益。一方面，可减少本国国内的碳排放量，在国际气候谈判约定减排义务目标时可以减轻国内减排压力，而且边际减排成本存在递增规律，通过国际贸易转移碳排放，发达国家可以减少减排总成本和边际减排成本，获取大量隐性收益；另一方面，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贸易转移碳排放，可以有效降低国际碳排放交易的需求量，不仅转移碳排放，还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碳排放权的供给量，从而降低了交易的均衡价格，降低了购买（进口）碳排放权的成本，使国际气候谈判和减排政策的预期效果弱化。因此，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的碳减排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发达国家应该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供切实有效的气候与环境友好型技术援助（余慧超、王礼茂，2009）。无论从全球减排还是公平的角度分析，发达国家都有义务和责任积极地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让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实现全球减排行动中公平与效率的双赢（魏本勇等，2009）；而发展中国家除需要主动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外，还需要改进和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同时需要加强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研究，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获取享有更大碳排放空间的依据，争取通过协作和谈判构建公平、可持续的国际气候制度，努力构建新的温室气体排放责任分担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