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幕：记不得抽了多少根烟

献给——

关口警探

他让我懂得了什么样的人品是高尚的。我正在身体力行。

我的父亲

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教导我要维护公道。

日本东京都警视厅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他们为我、我的朋友和家庭提供人身保护，为遏制黑势力而不懈努力着。

那些我爱过的和永远离开了我的人们

我想念你们，难以忘怀。

会うは別れの始め

相聚只是离别的开端。

——日本谚语

“不把那篇报道废了，咱就把你废了。还可能把你的家人也废了。不过，咱会先把他们给收拾了，让你学乖了再去见阎王。”

衣冠楚楚的执法杀手[1]说话慢条斯理，就像人们对傻子或小孩说话那样，有的时候，日本人对一无所知的外国人也是这样说话的。

看来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撂下那篇报道，撂下你那份工作走人，咱就权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要是写那篇文章，你在这个国家就甭想有藏身之地。听懂了吗？”

和日本最大的有组织犯罪团体山口组对着干绝对不是件明智的事情。山口组的成员有4万人左右，这帮人可不是好惹的。

日本黑帮，你可以称他们为“压酷砸”[2]，不过，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还是喜欢称自己为“极道”。山口组就是众多极道组织的首脑。在构成山口组的许多小组织中，拥有900多名成员的后藤组是最卑鄙肮脏的。他们砍伤电影导演的面颊，把别人从旅馆阳台上扔下去，把推土机开进别人家里……干的全都是这样的事。

坐在桌子对面向我提出这笔交易的这个人就是后藤组的。

他提议的时候口气里没有恐吓的味道，眼睛没有乜斜着看我，脸上也没有显露出轻蔑的表情。若不是他那身暗色西服，你甚至看不出他是个压酷砸。他的手指一根也没少，说话也不像日本电影里的恶棍那样发出重重的卷舌音。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他的面孔稍稍僵硬了点，更像个高级餐厅里的服务员吧。

他听任烟头上的烟灰掉落在地毯上，然后不露声色地把烟头捻灭在烟灰缸里，接着又用镀金的登喜路打火机点上一根。他抽的是绿福，白盒黑字的——记者就会注意这些东西——但不是一般的绿福牌香烟，只有普通香烟的半截那么长，又短又粗，尼古丁含量更高，更致命[3]。

这个压酷砸是带着另一个执法杀手一起来会面的，但那个人一声不吭。他又瘦又黑，长着一张马脸，一头乱蓬蓬的长发染得黄黄的——“茶色头发”[4]款式，身上穿着一模一样的暗色西服。

我也搬来了援兵，他是一位曾供职于埼玉县打击有组织犯罪特别小组的低阶警官，名叫关口千昭。他个头比我稍高一点，皮肤黝黑身体壮实，有着一双深凹的眼睛，留着20世纪50年代猫王那种样子的发型[5]，常常被别人误以为是压酷砸。如果他走了不同的道路，我敢肯定，他早该是个备受尊敬的犯罪头目了。他是个出色的警察，是我的好朋友，在许多方面都是我的良师，这次也是他自告奋勇跟我一起来的。我瞥了他一眼，他扬了扬眉毛，把头转向一边，然后耸了耸肩。看来他不准备再给我出什么主意了，至少现在还不想这么做。我得靠自己了。

“能不能让我抽根烟想一想？”

“请便。”压酷砸说道，态度比我还客气。

我从西服夹克的口袋里掏出一盒盐仓牌印尼丁香烟[6]。这种烟含有大量的尼古丁和焦油，闻起来有股焚香的味道，这让我回想起上大学时住在禅寺里的那段时光。也许我应该去当个和尚，不过现在为时过晚。

我往嘴里塞了一根烟，然后在身上摸来摸去找打火机，这时，那个执法杀手熟练地啪的一声打着他那只登喜路打火机，举到我面前，为我点着了烟。他的动作显得非常殷勤，非常内行。

我望着浓浓的烟圈一个套一个地从烟头飘出；每吸一口，裹在烟纸里的丁香叶就会燃烧得噼啪作响。我觉得整个世界仿佛都变得鸦雀无声，唯一听得见的就是这种声音了。噼噼啪啪，火花闪闪，丁香叶很容易这样的。我心里想着，但愿火花不会把我的衣服烧个洞，也别把他的衣服给烧坏了……但转念一想，管它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脑子里一点头绪也没有。我并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写那篇报道。见鬼，那不是一篇报道，至少现在还不是。他不了解情况，可我心里明白。我手头只有足以让我陷入这种不愉快的对峙的消息。

也许这个问题有着光明的一面，也许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了。是啊，也许我已经厌倦了一周工作80小时的生活，厌倦了半夜两点才回家、早上5点又得出门，总觉得困顿不堪的生活。

我厌倦了追逐独家新闻的生活，厌倦了独家新闻被竞争对手抢走的生活，厌倦了一天要应付6个截稿时间（早上3个晚刊截稿时间，夜里3个早刊截稿时间）的生活，厌倦了每天在宿醉中醒来的生活。

我认为他并不是在虚张声势，他看上去特别真心实意。他在意的就是，我打算写的那篇报道会置他的头儿于死地。虽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结果会是那样的。那个人可是他的“干爹”——日本最恶名昭彰的恶棍后藤忠政[7]。理所当然，他认为杀了我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不过，要是我把这个约定履行到死，他们会守信吗？而实际问题在于，我写不出那篇报道。我还没有掌握所有的事实，但我不能让他们知道这个情况。

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2001年的夏天，后藤忠政在杜蒙特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肝癌中心进行了肝脏移植手术。我知道（或认为自己知道）做移植手术的医生是谁。我了解到后藤是花了多少钱非法弄到肝源的：有些消息人士说他花了近100万美元，还有人说他花了300万美元。我了解到他在医院里的一些花销是通过拉斯维加斯一家赌场的东京分店从日本送往美国的。我弄不懂像他这样的人起初是怎样进入美国的。他一定是伪造了护照，要不然就是收买了日本政客或美国政客。有些事情不大对劲，他的名字是被列入美国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联邦调查局、缉毒署的监视名单的。既然上了黑名单，他应该是进不了美国的。

我敢肯定，后藤这一路走来和他的手术背后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故事。所以，我在这上面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我只能猜测有人在我挖故事的时候出卖了我。

我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香烟似乎在我思来想去的时候从指间消失了。

我又点燃了一根，暗自思忖：我到底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

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一次做出正确选择的机会。以后不会再有会面的机会，也没办法改口了。我能觉察到自己开始慌了起来，胃痉挛着，左眼也跳了几下。

我干这活儿已经20多年了，而且准备洗手不干了。不过，不应该这样结束。我是怎么落到了这步田地的？这个问题不错，比我刚刚被问到的那个问题强。

我陷入了沉思，记不得自己抽了多少根烟。

“不把那篇报道废了，咱就把你废了。”执法杀手是这样说的。

这就是提议。

我没招儿了，烟也没了。

我咽了口唾沫，吐了一口气，又咽了几口唾沫，然后喃喃地说出自己的答复。“好吧，”我说，“我不……写那篇报道……给《读卖新闻》了。”

“好，”他显得十分欣慰地说道，“我要是你的话，就离开日本。那老头疯了。你有家室，还有两个孩子，对吧？去休假吧，休个长假，或许再换个工作。”

大家都站了起来。鞠躬也显得再勉强不过了，跟微微颔首、冷眼对峙差不多。

执法杀手和他的帮手走了之后，我转头问关口：“你觉得我做得对不对？”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揉捏了一阵子：“你已经尽力了，做得对。没有什么报道值得你为它付出生命，也没有什么报道值得你的家庭为它付出生命。英雄只不过是些走投无路的人。可你还有一种选择，你做的是对的。”

我怅然若失。

关口陪着我走出酒店，坐上了一辆出租车。我们在新宿找了一家咖啡店，坐进雅座，关口掏出他的烟，递了一根给我，还替我点上了。

“杰克，”关口开口说道，“反正你一直在考虑离开报社的事情，现在应该是时候了。你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你是个懦夫，你没有别的办法。稻川会？住吉会？[8]他们跟这些家伙比起来可爱多了。我不清楚他到美国进行肝脏移植会牵涉到什么该死的交易，但后藤一定有充分的理由不想让这件事传出去。不管他做了什么，对他来说都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做出让步吧。”

关口随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注意听。他接着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我，说道：“做出让步吧，但不要放弃对这件事的调查。查出这混蛋到底在害怕什么。你必须了解清楚这件事，因为你和这个人之间的和平条约是靠不住的，我敢跟你打保票。这些家伙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必须了解清楚这件事，否则你就要在恐惧中度过你的余生。有的时候，你不得不先后退再反击。别放弃，等待时机。有必要的话，等上一两年也可以。但得去把真相查出来。你是个记者，那就是你的工作，是你的使命。是它让你落到了这种地步。

“查出他害怕被别人查到的事情，查出他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因为是他感到害怕——害怕到这样来纠缠你的地步。知道了真相，你就有对策了。慎用它，你以后就还有可能回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想当初我遭暗算被降为交警——因为有人，一个自己人，给我设了套——我就想离职，每天都在想，不干了。你简直无法想象，就因为一些既没有自信又不学无术的卑鄙小人，一个警探被迫去开交通罚单怎么都成不了气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但我有家庭要照顾，做选择不能光考虑我自己。我只好等待时机，默默忍受着这一切，一天天过去了，只有时间在流逝；过了一段时间，情况有了变化，我可以证明我自己了，现在我又回去做我拿手的事情了。你现在的情况也一样，杰克，别认输。”

当然，关口说的是对的，事情并没有结束。

可我正在超越我自己。

曾几何时，我还没有得罪压酷砸，也还不是个一根接一根地吸烟、患有慢性失眠症、累得筋疲力竭的记者；曾几何时，我还不认识关口警探，也没听说过后藤忠政这个名字，甚至连用日文写一篇像样的抢钱包报道都写不了，压酷砸也只是在电影里见到过。

曾几何时，我还确信自己是个好人。这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