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诗学”或许会引人质疑，这既是因为“中世纪”本身的某种含混，也是因为“诗学”在“中世纪”的独特意味。如何从不同的历史划分中辨识“中世纪”？如何在神学一统天下的中世纪理解“诗学”？宋旭红教授编译这本书，再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通常认为“中世纪”之说来自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家，用以区分文艺复兴和此前的封闭时代。比如彼得拉克（Petrarch）就称之为“黑暗时代”（Dark Ages），后人则多用“中间时代”（Medieval Times）来描述这个“并非一个世纪”的历史阶段（not a century . . . but a series of centuries），从而“中”的涵义愈发凸显。后来基督教新教的思想家也沿用这一概念，表示自己才与真正的信仰传统直接相连，而宗教改革之前只是“过渡性的”。
但是如果细加追究，这些说法其实都源于中世纪神学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德尔图良特别强调未来的圣灵的国度，因而认为现在是罪恶和平庸的中间时代（tempus medium），由此他首创了‘中世纪’这个历史观念。”[1]德尔图良的意思是说：人类来自一个完满的世界，最后还要过渡到一个完满的世界，不完满的现世只能算是“过渡期”。此言之所出，尚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亦是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可见这一“过渡期”的“中间”并非以古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的“两个高峰”作为参照，却是中世纪神学家对“此世”的界说。因而“中世纪”之说所暗示的，本来是一种“彼岸”意识，其他则应该是后世的引申。
另一方面，“中世纪”也未必能作为准确的时间概念。比如奥古斯丁（354—430）虽然经历了罗马帝国的东西分治，却离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尚有数十年，因此将其归入古罗马时代好像并没有错。那么，为什么西方的相关研究总是以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作为最重要的中世纪思想家？况且被纳入“中世纪”的“古人”远不止奥古斯丁一位。比如比尔兹利（Monroe C. Beardsley）《美学史：从柏拉图到当代》一书，“中世纪”一章分设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阐释理论三节，其中的“寓意批评”上起德尔图良（150—230）、奥利金（185—251）、波伊提乌（480—524）、埃里金纳（810—880），下至圣维克多的雨果（1096—1141）和但丁（1265—1321），乃至“中世纪”一脉绵延千年。[2]本书所选的文献同样如此。
在我有限的阅读中，大约在1970年代才有研究者论及最为关键的问题，即：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观念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坐标，中世纪的文学却与这种以民族为主体的文化模式明显不同；“中世纪文学是国际的，而不是国族的（Medieval Literature is international，not national）。”因此正如本书“译序”所引：“关于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目前还没有权威著作。”
《欧洲中世纪诗学选译》所收文献，曾被西方学者整理为英文，但是据说出版这些材料的机构后来居然倒闭了。“中世纪诗学”之难，或可由此体会。从现代人的角度看，中世纪诗学当然带有“过渡性”的意味；抛开某些神学的演绎，其中似乎大都是对古代学说的归纳甚至重复，未必有多少诗学本身的价值。比如本书所选的八篇文献，戏剧、喜剧、诗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维吉尔等等都不是新鲜的主题，尽管这些文字可能如宋旭红教授在“译序”中所说“打破了中世纪必属基督教的刻板印象”，又如何才成其为“中世纪诗学”呢？
除去承上启下等一般性评价之外，通过承接（或者摹仿）古代诗学，又在文艺复兴以及后世得到延展，真正有意味的思想链条也许必须还原于独特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形态；由此才能从“创造”“寓意”“类比”“象征”“符号”等强烈的兴趣及其暗示中理解欧洲中世纪的诗学观念和艺术实践。在这样的意义上，“中世纪”所对应的并非时间意义上的希腊—罗马，而是文化形态意义上的“古典”；就此区别“中世纪的”（medieval）与“古典的”（classical），则必然着眼于不同的文化观念（cultural perspective）。
就此而言，西方学界的许多研究并不尽如人意。比如1952年出版的《英语文学批评：中世纪时期》（English Literary Criticism： The Medieval Phase，by I. W. H. Atkins），仅限于英语文献而难以贯通线索；1969年出版的《中世纪美学》英译本（The Esthetics of the Middle Ages，by Edgar de Bruyne），仅限于建筑、雕塑、音乐、绘画而文学研究则付之阙如；1963年还出版过分析中世纪诗歌词语结构的《文体学》（Stylistics，by Hans Glunz），更早的则有1928年出版的《中世纪修辞学与诗学》（Medieval Rhetoric and Poetics，by C. S. Baldwin），但是对中世纪诗学的核心似乎都欠恰当的把握。[3]本书“译序”中提及的赛尔登（Raman Selden）和亚当斯（Hazard Adams）关于文学批评的两部大书，亦复如是。
艾柯（Umberto Eco）对中世纪研究着力颇深，在他看来，关于“中世纪诗学”的误解从鲍姆加登（Baumgarten）“感性知识的科学”、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情感的抒情性直觉”开始便已注定；有如克罗齐的断言：“托马斯·阿奎那关于艺术和美的观念……是极端宽泛的，……无论对于整个中世纪还是对于托马斯·阿奎那，美学问题都不是真正的兴趣所在。”艾柯认为“这一判断足以断送关于中世纪美学的任何研究”，然而“如果换一种思路，让美学指向关涉到美的全部问题领域”，那么“只需要用哲学的方式阅读神学”，便可以“解开其间的纠缠”，重新发现和理解中世纪。[4]
进而言之，“欧洲中世纪诗学”之提出，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本书不选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等最为典型的神学家，而是力图更多反映中世纪宗教色彩与世俗论题的融通；然而象征着正统和“尼西亚信经”的阿塔纳修（Athanasius of Alexandria）绝非普通的信仰者，一旦由他论及《诗篇》的阐释，“讽谕”和“释经”便必定成为一体之两面。
印度学学者波洛克（Sheldon Pollock）曾引用一句戏言：“一切宗教争端都起因于对语法的无知。”其由来则是著名的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对《梨俱吠陀》是否允许烧死寡妇的一个诗句的校勘，以为“由一个无耻的祭司有意篡改的版本……应对成千上万无辜牺牲了的生命负直接责任”。可惜，“缪勒对这一段的解读和对这一刑罚的理解都错了”。[5]
宋旭红教授历经曲折编译此书，当是从“语法”的意义上止息“欧洲中世纪诗学”的争端，也是以扎实的文献重新检验习以为常的定论。
注释
[1]希尔，《欧洲思想史》，赵复三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页9。
[2]Monroe C. Beardsley，Aesthetics： From Classical Greece to the Present，A Short History，中英文对照版（高建平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页139、169-175。
[3]参《中世纪欧洲文学研究文献述要》，见杨慧林、黄晋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页364-378。
[4]Umberto Eco，The Aesthetics of Thomas Aquinas，translated by Hugh Bredin，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 1-2.
[5]波洛克，《未来语文学？一个硬世界中的软科学之命运》，马洲洋译，见沈卫荣、姚霜主编，《何谓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实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页416-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