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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的先秦钱币

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化以及典章制度肇始并逐渐形成的时期。这一特点在货币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货币虽然看似各自为政、杂乱无章，实则脉络清晰、互有归属，总体上可以划分为布币、刀币、圜钱、蚁鼻钱四大体系。这些形态各异的货币，实际上正反映了那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诸子百家文化的高度发达。

下面5节分别介绍以布币、刀币、圜钱和蚁鼻钱为代表的先秦四大钱币体系的产生及其发展演变。通过钱币这一视角讲述中华货币文化是如何原创产生、独立发展并自成体系的，并论述钱币在春秋战国这一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布币：“钱”这一名称的由来

说到“钱”，可能多数人会认为，这是现代人对货币的一种俗称。实际上，“钱”这一名称并不是现代才有的，它出现得很早，可以说是我们的老祖宗对货币最早的称呼。我在“引言”中讲过，我国最早的货币是海贝，那是不是海贝又被称作“钱”呢？

不是的，钱指的不是海贝，而是一种替代海贝的青铜农具。那青铜农具为什么会取代海贝而成为新的货币？源自青铜农具的货币又为什么被称为“钱”？下面我就结合文献资料以及实物货币讲讲被称为“钱”的布币的来历，以及它在我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

青铜农具取代海贝而成为新的货币，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早期人类社会发生过两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农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又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因为社会分工的发生，各个部落生产的产品不尽相同，这就为经常性的交换创造了条件。特别是随着手工业的发展，金属逐渐成为制造工具和武器的主要材料，在交换中自然居于首要地位并取代其他商品货币而充当一般等价物。这种等价物最初多半是由铜、铁等贱金属充当，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金、银等贵金属因其自身的优点而逐渐胜出，最终一定会替代贱金属铜、铁而成为金属货币的首选。

海贝最初被当作货币使用，主要是因为它是外来的交换品，数量稀少，不容易得到。但是，也正是因为它比较稀少，又不便分割，在后来随着交换的频繁发生，其缺点和不足也就越来越显露出来。因此，海贝就被价值含量高、便于分割、更能满足社会需求的青铜铸币逐渐取代了。

海贝作为我国最早的货币，虽然直到秦朝统一六国才被正式废弃，但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实际上便已经基本绝迹了，被由各式工具发展演变来的、形态各异的铲形的布币和刀币等青铜铸币替代。

铲形的布币最初被称为“钱”，受此影响，后来“钱”成为各式货币的通称，并沿用至今。我们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的“钱”，最初竟然是一种农具的名称，这可能有点出乎大家的预料。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有一篇叫《周颂·臣工》的诗歌，这是周王在举行农耕仪式时唱的一段歌词，其中有一句就提到了“钱”。歌词是这样说的：“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这里需要做点解释，“庤”是收藏、整理的意思；“奄”指尽、广泛；“铚”指镰刀；“艾”指收割。整句歌词的意思是说，周王命令他治下做农活的人们，要他们整理好铁锹和锄头等农具，他要去视察开镰收割庄稼。

这里出现了我国古代文献中最早记载的“钱”字，《说文解字》的释文是：“钱，铫也。古者田器。”“铫”就是“锹”字，与铲同类，使用的时候，器身与土地垂直，用于起土；“镈”字在《广雅·释器》的释文是：“镈，锄也。”锄也是一种农具，使用的时候，器身与土地平行，用于锄草。

“钱”与“镈”是当时用来除草松土的两种农具，分别相当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铁锹”与“锄头”。“钱”“镈”两字在古代经常连用，泛指农具或者农事。如曹操《步出夏门行》诗曰：“钱镈停置，农收积场。”范仲淹《铸剑戟为农器赋》说：“繇是星陈畎亩之具，日新钱镈之类。”明代杜濬《唐港耕人歌》诗曰：“东邻借钱镈，西邻借桔槔。”这里都泛指农具。宋代王禹偁《酬种放徵君》诗中，“无术铸五兵，使民兴钱镈”则是借指农事。

后来被称为“钱”的那种青铜货币，就是由古代的农具“钱”逐渐演变而来的，我们现在将货币统称为“钱”也是来源于此。又因为在古代，“布”是“镈”字的同声假借字，可以相互借用。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将铲形的铸币称为“布”也是源于此。

我们说西周的时候，布币是从铲形的青铜农具演变来的，这除了在《诗经》中能找到依据，从出土的钱币实物上我们也能发现它们之间相互的承继关系。

华夏文明根植于中原地区的农耕社会，因此，在早期的商品交换过程中，用青铜制作的铲形农具，自然最容易被大家接受，因此而演变成为一般等价物，并逐渐发展成为货币。也就是说我国古代最早的青铜铸币，是由原始的农具“铲”演变来的。这种演变的痕迹，从钱币实物上就可以看出来。比如，早期布币的上端即首部，仍然保留一个用来插木柄的銎。因为銎是空心的，所以在銎里还留有泥土，被称为“范芯”。

（二）

布币虽然是我国早期最重要的金属铸币，但它最早出现于什么时间却是一个难以做出准确界定的问题。这是因为实用的生产工具铲，与早期用于货币的原始镈（布）之间是很难明确划分的。

一般说来，越早的布币，其形状就越接近于它所演变的工具，后来因为逐渐减重而演变成为各种形制不同的布币。钱币界大多数专家根据考古资料认为，最早的布币大致出现在商朝的中后期。

铲形的布币主要流通于中原地区。这里的中原地区指的是西周王室直接统治的都城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及其周围地区，以及山西、河北的南部地区。这一带最初使用的是由农具铲演变而来的空首布，后来又演变为平首布，统称为布币。因此，布币根据其形制可分为空首布和平首布两类。那么什么是空首布呢？

所谓空首布，是指布的首部是中空的并呈銎状。它是商朝中后期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铸币，由原始农具镈（布）改造演变而来，主要流通于周王畿、晋、郑、卫、宋等地区。

空首布的銎部多呈方形，个别也有菱形的，銎部因范芯的支点而留有不规则的穿孔。因为铸造流通的区域不同，主要有平肩弧足、斜肩弧足、耸肩尖足三种形制，每种形制又大致可分为大、中、小三等。大者长140~150毫米、肩宽60~70毫米、足宽70~80毫米、重50~80克；小者长63~81毫米、肩宽35~39毫米、足宽37~43毫米、重15~20克。这种分类只是相对而言，并没有明确的标准，但是在时间上却有先后的区别。大型的应该属于商朝中后期至西周初，中型的则从西周成康之世至春秋中晚期，小型的则从春秋末至战国。

大型空首布的出土以今天的河南安阳为中心，遍及河南中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江苏西北部、河北中南部及山西东南部，长江以南很少发现。多数都铸有文字：字体近乎甲骨文，一般都是单字，也有多字的；已发现有200多种，多为纪数、方位、名物、干支、地名、族姓、吉语等，涉及面广，较为分散；多与农作、天气及祭祀有关，反映了商朝中后期至西周初年的社会生活情况。时间上大致是河亶甲至商纣王时期（公元前1400年至前1000年），有四百多年，这是空首布的初期。

牧野一战，帝辛败死，商朝灭亡。七年后帝辛的儿子武庚发动复国战争，与周公苦战三年，兵败被杀。周公立帝辛之兄微子启于宋（今河南商丘），从此，“周人力田，商人贸易”，相安无事。但是，“商人”一词却逐渐演变成为特指从事贸易的人群，重农抑商的观念由此形成。商人继续拥有铸币的特权。新铸的布币体形开始变小，重约30克，两面皆有凸起的竖（斜）线两条或三条，四周有隆起的边缘；几乎都铸有文字，或在一面或两面都有，字体介于甲骨文与大篆之间，内容多和货币、经贸活动有关，如“釿”“市南小化（货）”等。这种布币的出土地域扩展到东北、内蒙古、晋北、关中及两湖等东南沿江地区，时间大致是西周成康之世至春秋齐桓公、晋文公称霸之时，即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500年，有五百多年，这是空首布的中期。

春秋末期，随着商业的发展、贸易的繁荣，商人地位有所提高，似乎已经蜕变为不以血缘为基础的工商集团，领有封邑或操有政柄的封君卿士也多涉足商业，并在封邑内设炉鼓铸。这一时期的空首布有三大特点：一是首部越变越短，并逐渐由空变平；二是体形越变越小，且由薄变厚；三是文字越变越多，由杂乱变得较为规整。此时的空首布重量多在20克以下，数量较少，出土地域也明显缩小，仅在河南、山西及河北南部有发现。这些变化说明空首布的流通区域在缩小，已经不再是市场上的主币，即将被新的货币取代。

空首布在春秋时期估计还是由民间铸造，当时的文献中未见提及，古诗中虽然提到了“贝”“朋”，但是没有提到布币。《诗经》中所提到的“抱布贸丝”是布帛之布，属物物交换，而不是指布币。直到战国时期，因为广泛流通后引起上层重视才有记载，如《管子》书中的“束布之罚”，指的就是布币。

空首布作为我国早期最重要的金属铸币，自殷商至战国，在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王畿地区流通使用一千多年，为我国最初货币的产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因其原始体形上的先天缺陷，如方形中空的首部、大而薄的形体，既不容易保持完整，又不便于大量携带或储存，这对其货币功能的发挥多有限制。特别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贸易的繁荣，流通区域扩大之后，体形上的这一缺陷体现得更为明显。空首布逐渐开始发生变革，最终演变成为平首布。

（三）

平首布是约战国时期由空首布逐渐蜕变成的，形制十分杂乱。但是，因为绝大部分都是有足布，因此大致可分为尖足布、方足布、圆足布、釿布四种类型。

尖足布：形制特点是耸肩（平肩者极少）、方裆、尖足并呈燕尾状，由耸肩尖足空首布蜕变的痕迹明显。长约85毫米，宽4毫米，与中型空首布相当，但仅重13克，几乎都有文字，以两字居多，多纪地名，主要有邯郸、晋阳、大阴、城、隰氏、蔺等地。因体积较大，后来又发行了一种小型的，长仅56毫米，重6.5克，并铸有“半”字，表示价值为大布之半。这应该是我国发行最早的辅币，也是货币纪值的先声，在货币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铸造半布的城邑有大阴、邪山阳、晋阳、甘丹、阳化、韩、隰氏、蔺等。半布发行之后，因大小适中，便于流通，成为标准单位后便不再铸明“半”字，大布遂被淘汰。

最初尖足布仅在晋国北部流通，后来在晋文公霸业的推动下，东逾太行，扩大流通范围，几乎与空首布“中分天下”。但是好景不长，三家分晋之后，魏氏用当寽布，韩氏流通方足布，赵氏则是方足布、釿布混用。尖足布因此被废弃，前后流通不满二百年。但它因为造型美观，数量较少，因此一直比方足布名贵。

方足布：形制特点是方肩（间有耸肩者）、方裆、方足，面背都有周郭。由空首布演变而来，但少数方足布似乎是从尖足布发展来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易折的尖足为抗力较强的方足；二是加宽颈部，并在首端添置两个突出的小耳，以便束扎携带，因此又被称为有耳布或锐角布。方足布体形较尖足布小，铜质较尖足布坚韧，重5~6克。方足布是战国时期通行最广的一种布币，平阳、安阳和宅阳等地铸造最多。根据铭文及出土地点，主要铸造流通于韩、赵、魏三国。三晋以外，齐、鲁、宋、卫等国也曾经铸行方足布，另有少数纪燕国地名的方足布大概是公元前3世纪中叶赵国攻入燕国时所铸。此外，秦国也曾经铸造方足布，惠文王八年攻取魏国梁邑铸梁邑布，后又占领宁新中，改称安阳并铸安阳布。此种安阳布数量之多，据台湾蔡养吾先生估计，几乎占传世方足布的四分之一。嗣后又铸一种大型的方足布，重量虽然仅增一倍，作价却超过十数倍，成为我国最早铸造的大钱。在此期间，魏迁大梁，赵徙邯郸，燕乱郑灭，齐覆灭于乐毅，宋亡国于王偃。秦国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大肆铸造安阳、梁邑等方足布，似乎是想发动货币战争，扰乱对方经济。秦国此举迫使魏国竭力推行当寽布，齐、燕、赵则转向刀币的铸造，宋国一度发行“殊”“四”釿布，方足布的流通反倒全靠秦人维持。但是，安阳、梁邑等大布的铸行，破坏了方足布的信誉，使方足布逐渐被市场淘汰，结束了其二百多年的流通历史。

圆足布：形制特点是圆首、圆肩、圆裆、圆足。清末钱币学家曾认为圆足布是方足布演化为圜钱的过渡形式，考古发现后来证明圜钱似较圆足布出现得早，倒很可能是圆足布的设计受到了圜钱的启示。圆足布的种类及数量都比较少，流通的范围小、时间短。已发现的有晋阳、隰氏、蔺、离石、大阴等。其中，离石和蔺字布分大、中、小三种：大型长8毫米以上，重18克；中型长6~7毫米，重12克；小型长5~6毫米，重8克。有人认为重量上的这种变化是减重造成的，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联想到尖足布中有大布与半布并行的情况，圆足布很有可能是受此启发而分成大、中、小三等流通使用，为我国货币史上的一种创举。

圆足布中有一种布的首及两足各有一圆形穿孔，俗称三孔布。其面文多纪地名，有南行唐、宋子、武阳、安阳、建邑、家阳、上专、下专、阿、杞等；背文纪重，有“两”及“十二朱”两种。三孔布发现得较晚，多数流出国外，日本银行收藏最多。大多数研究者仅由谱录见到拓片，终生未能一睹真容，因此三孔布被视为古钱中的瑰宝。2008年5月，应日本货币协会邀请访日参观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时，我专门要求日方从库房调出所藏20多枚三孔布，一一过手，仔细观赏，至今记忆犹新。三孔布的断代归属向来众说纷纭，郑家相、彭信威因其所用“朱”“两”为秦国纪重单位，认为它是秦国货币。李学勤、裘锡圭因为钱文所纪地名尽属三晋之地，且大部分为赵地，据此否定秦说，认为是赵国铸造。特别是1983年4月山西朔县北旺庄露天煤矿工地八号汉墓出土的宋子三孔布，有具体出土记录，更印证与秦无关，应属赵国。汪庆正则认为是中山国所铸。根据目前资料，客观分析，三孔布很有可能是战国末年秦国攻占赵地后所铸。三孔布形制奇特，铸造精工，传世及出土数量稀少，为古代钱币中的大名誉品，向来为藏家所珍惜。

釿布：形制特点是平首、方足、圆裆，肩部或为方肩，或为圆肩。因此，它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方肩圆裆，另一种是圆肩圆裆。钱文多为纪重及地名，以釿论重，故称“釿布”。因裆部似桥，又称桥足布。釿布体形较厚重，形制上虽然并不完全一致，但都以釿为单位，并按大小轻重分等。一般分成半釿、一釿、二釿三种等级。如安邑釿布、晋阳釿布、安阴釿布、阴晋釿布都按半釿、一釿、二釿分为三种等级。

“釿”字曾见于周坪安君鼎，铭文中有“五益六釿半釿四分釿”字样，字义虽然费解，但釿字似乎是用作重量单位。但是各种釿布的重量却并不一样，并且半釿布的重量并不等于一釿布的一半，二釿布也不等于一釿布的一倍。《集韵》说釿与斤同。《正字通》曰：“以铁为之，曲木为柄，剞劂之总称。”《孟子》说：“斧斤以时入山林。”《庄子》有“于是乎釿锯制焉”。天君鼎上有“斤贝”二字，有人认为是指布和贝两种货币，等于鐶卣上的“贝布”，说明斤或釿是一种生产工具，后来发展成为货币，也借用为重量单位。

釿布大概是晋国或晋国一些地区的货币，战国时期为魏国及其邻国所沿用。魏国铸造的釿布有三种，即安邑釿、梁尚釿、梁新釿。史载公元前410年李悝为魏文侯相，推行平籴之法，安邑釿布可能就铸造于当时，后来各地效法，皆铸釿布。因此，釿布中以安邑布最多。魏国因都城安邑靠近秦国，易受攻击，魏惠王于公元前340年迁都大梁，梁尚釿、梁新釿可能就是迁都大梁后所铸。迁都之前所铸釿布的形制特点为方肩圆裆，迁梁后则为圆肩圆裆。赵国仅见一种晋阳釿，估计是迁都邯郸后，改行刀币，便停铸釿布。

另有一种钱文为“殊布当十化”的大布和“殊布当釿”的连体小布。文字古怪难识，多出土于今徐州附近，应与魏国的釿布有关。但是近年又在江苏丹阳、安徽宿县、浙江杭州有少量出土，三地都属于战国时楚地，或认为是楚国所铸。1983年11月，在新郑郑韩故城韩国铸铜遗址战国晚期地层，发现大布的陶范以及连布的背文范，证明这两种布是同时铸行的，但所属国别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说到这里，不知大家平常注意到没有，我国的央行即中国人民银行的行徽，就是由3枚布币构成的一个“人”字形。这个设计非常经典，它不仅精准地反映了我国的央行“人民银行”的属性特点，同时还深刻地揭示出源于铲形农具的布币在我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正是因为布币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一种货币形态，为早期金属铸币的产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才被选作央行行徽的构成元素。

布币因为在先秦货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它的名称“钱”，后来也成了其他钱币如刀币、圜钱、铜贝等货币的通称，并沿用至今，成为大家平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字。而“货币”一词是近代才从日本引入的，它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翻译西方的书籍时新创造的一个外来词。我国古代没有“货币”一词，而是用“钱”或“钱币”来表示。

被称作“钱”的布币源自铲形的青铜农具，那刀币源自什么？它又是如何成为货币的呢？

二、刀币：管仲治国的利器

上一节我们介绍了先秦四大货币体系中布币的来源及其发展演变，并指出我们现在俗称的“钱”，实际上就是源自铲形的农具布币。这一节我将给大家介绍先秦四大货币体系中的刀币，以及管仲是如何利用刀币帮助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的。

（一）

刀币仅从形状上就可以看出，它是由实用的工具刀削演化来的。这一观点在1989年北京延庆军都山山戎部落墓地中，原始青铜刀削与尖首刀同时出土而得到证明。刀币流通使用的范围没有布币广，主要是在北方燕、赵等国的狩猎民族和东方从事渔猎的齐国使用。这与中原地区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先民，选用铲形的农具作为货币是一个原理，在以狩猎及渔猎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北方及东部沿海先民中，刀削自然也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生产工具，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为用来交易的货币。

刀币可分为刀首、刀身、刀柄以及刀环四部分。依据形状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北部燕国、赵国的刀币，体形稍小，但种类较多；另一类是东部齐国的刀币，体形较大，制作精整，但数量较少。

燕国的刀币形制上大致可分为针首刀、尖首刀、明刀三种类型。

针首刀呈弧背凹刃状，刀尖特长，且尖锐如针，故称针首刀。刀身薄而具弹性，大多都没有文字，有些则隐约现出一字，或近乎甲骨文；或者是刚从象形图案中变出未久，如鸟、鱼等。刀身长短也多不一致，一般长140~150毫米，重5~9克。这种刀币在明清之前也发现过，因为数量少，并没有另立名目，而是与尖首刀混为一谈。1932年发现于河北承德，有百余枚。1937年、1941年又有出土，因为此处古代属于匈奴故地，因此有人称之为匈奴刀。1987年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的尖首刀中，又发现两枚针首刀。后来又有发现，而且数量不少，其独特的形制才开始引起钱币学术界的重视，被认为是燕国刀币的一个新的种类。在辽宁、河北等处的考古发掘中，曾发现针首刀与贝币、空首布埋藏在一起。这说明针首刀约在殷商晚期就已经出现了，应该是刀币的始祖，同时也说明燕国使用刀币似乎要比齐国、赵国早。

尖首刀的形制与针首刀大致相同，由针首刀到尖首刀沿革转变的轨迹，清晰可考。针首刀的针尖部在流通中极易折断，实践中早已开始逐渐减短加宽，晚期的针首刀与典型的尖首刀已经非常接近，难以分辨。尖首刀通长138~180毫米，宽18~26毫米，重14.7~16.5克，制作都很精整；主要出土于河北中部、北部及辽宁西部地区；多数有文字，并且大多数都是单字，一面或两面都有，书法介乎甲骨文与大篆之间，针首刀上的象形字在尖首刀上已经见不到了，这说明直至春秋中叶，尖首刀还在制作流通。

明刀由尖首刀演变而来，形制上的变化主要是刀首较窄，刀尖较钝，刀脊弧度小。最明显的特点是钱面铸有一个“明”字，因此被称为“明刀”。“明”字书体多变，但可以肯定是同一个字的变化。此字的释读历来是钱币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现在一般仍然称之为明刀。明刀背文复杂，有一个字的，也有多字的。通长140~170毫米，宽13~22毫米，重15~18克。燕明刀以其刀身曲折的状态，可以分为圆折刀和方折刀两种。

明刀大概流通于公元前4世纪末和公元前3世纪，正值燕国对外战争频繁之际，需要大量铸造以支持需要。因此，圆折刀有减重的现象，相差在3克以上。这估计是在燕惠王时，燕国一面为齐将田单所败，丢失了占领的齐国土地，一面又与赵国失和，连年战争，经济困难，被迫实行货币减重的通货膨胀政策。但不久便废弃了减重的圆折刀，而改铸方折刀，实行了一次币制改革。后期的方折刀有一种既窄又短、铸工粗糙，并且数量稀少，估计是燕王喜奔辽东后在辽地所铸。燕国在辽东只偏安了四年便于公元前222年被灭亡，所以这种方折刀数量很少。

明刀是先秦刀币中出土数量最多的一种，据统计，仅燕明刀就达20多万枚，1965年，仅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就出土了33315枚，另有破碎者约重数百斤。出土范围广泛，除河北外，北京、天津、辽宁、内蒙古、吉林、山西、河南、山东、江苏10个省市的60多个县区都有出土，甚至在境外的朝鲜、日本也有发现。

赵国本是铸行布币的国家，但从战国中期开始，出于与邻近通行刀币的燕国、齐国的商业贸易需要也开始铸行刀币。赵国的刀币是先秦刀币中数量较少的一种，常与燕明刀或三晋布币同时出土。主要特征是刀形较直，刀背、刀刃都略带弧形，刀首或圆钝或平斜，币面铸有文字，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长12.4~14毫米，宽2毫米，重4.5~12克。刀身微曲，圆环，面文为“甘丹”或“白人”。甘丹指邯郸，是赵国的都城。白人即柏人，位于河北省隆尧县境内。刀的背部多为素面，有的纪一单字或一数目字。因为减重较为严重，铸工有精有粗，大小也较为悬殊。“甘丹”“白人”是赵国刀币的主要种类。

第二种体形稍小，长约11毫米，宽1~2毫米，面铸一“蔺”字，可能使用的是石范，制作异常精美，但是数量稀少。

另有一种“成白”刀，因为经常与“甘丹”“白人”刀币相伴出土，因此也被归入赵国的刀币。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河北平山灵寿故城遗址的勘查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成白刀及其刀范，特别是1985年在5号遗址出土了用过后被遗弃的陶范及坩埚残块，证明成白刀是中山国铸造的货币，不属于赵国。这一澄清是先秦刀币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二）

在齐国的姜氏时代，估计刀币、布币、圜钱在民间都流通使用过。周安王二十三年（前379）田氏灭姜氏篡位之后，开始专门铸造使用刀币。齐国的刀币与燕赵两国的刀币不同，其体形硕大，文字高挺，铸造精整。刀首内凹，周边有边郭隆起，刀柄面背中间均铸造有两道竖线，圆环的直径比较大。流通区域仅限于齐国境内，历年的出土报道多集中于山东省潍坊、烟台、临淄、济南以及南部的沂河、沭河流域，齐国以外极少被发现。齐刀形制独特，选料精细，制作精美，在各国刀币中首屈一指。根据刀身外缘与刀柄相接处是否中断而分为断缘与不断缘两种，根据刀面文字数量可分为六字刀、五字刀、四字刀、三字刀四种，另外还有一种“明”字刀，俗称齐明刀。

“六字刀”有两种。一种文字为“齐建邦长法化”，简称“建邦刀”，通长182~185毫米，宽28~29毫米，重42.3~47克。实际上，除了第一个字“齐”，其余五个字始终都有争议，最后两字钱币学界多读为“法化”，即国家的法定货币，古文字界多释为“大刀”，即大型的刀币。分歧主要是在第二个字，其中以释读为“建”“造”“返”较为有影响，实际上三种释读字义上都通畅，并与齐国的历史也能联系起来。其中，最有可能的一种说法是，这是周赧王三十一年（前284），齐襄王依靠田单驱逐燕军复国之后铸造的；也有人认为可能是公元前386年周室接受田和为齐公的称号后铸造的。这两种都有开国或重新建国的意思，是为了纪念而铸造，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纪念币。

另有一种六字刀，文字为“即墨邑之法化”，简称“即墨刀”，通长180~190毫米，宽28~30毫米，重51~61克。也有人将“邑”字释读为“墨”字的末笔而称为五字刀。即墨本来是一个独立的小国，春秋末年被齐国兼并，地点在今天山东省平度东南。即墨邑在田白父子篡夺齐国政权时给予过支持，因此田氏上台后，即墨的地位就比其他的邑重要，因而发行了即墨刀。即墨刀刀身较宽，分量较重。另外还有背铸“辟封”“安邦”的即墨刀，估计也是齐襄王复国时铸造的纪念币。

五字刀也有两种。一种文字为“即墨邑法化”，因为比“即墨邑之法化”少了一个字，简称“小即墨刀”，通长140~160毫米，宽20~22毫米，重33~35.5克。“小即墨刀”出土发现的比较少，估计是燕国攻占齐国大部分领土之后，齐军退守即墨时铸造的。后来田单正是以即墨为基地反攻燕军，才收复齐地的。另有一种文字为“安阳之法化”的五字刀，简称“安阳刀”。安阳刀通长180~185毫米，宽28~29毫米，重44.5~50克。其刀缘中断，制作特别工整，文字高挺，表现了较高的技术水平。安阳为地名，具体地点最早有人说是《左传》中的安革，在济南附近。后来又有人认为是在曹县以东，或在莒县附近，众说纷纭。虽然铸地存有疑问，但是时间应该是在田齐初期，即公元前4世纪。

四字刀的文字为“齐之法化”，文字秀雅，出土数量较少。刀身通长115~189毫米，宽27~30毫米，重44.5~53克。四字刀没有减重的现象，发行流通应该是成功的，反映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田氏代齐奠定了基础。

三字刀也有两种：一种文字为“齐之化”，数量较少；另一种为“齐法化”，数量较多。三字刀通长178~190毫米，宽26~30毫米，重40.8~52.4克，是齐国刀币中数量最多的一种，背文复杂，有的是纪范文，有的是干支纪年，有的是纪地如丘、安、方、易等，也有类似于吉语的，如“吉”“行大”等。三字刀的制作比较粗糙，是田齐建国之后通用的法定货币，流通使用的区域最广，时间也最久，形制、重量基本保持一致，也基本上没有减重的现象，可以说是古代一种发行比较成功的货币。

齐明刀的面文为“明”字，背文有“齐化”“齐化共金”“莒冶齐刀”“莒冶刀”等，通长约140毫米，宽约16毫米，重11.9~19.2克。它虽然是在齐国铸造的，但是却有燕明刀的面文及特征，因此被称为“齐明刀”，一般较燕明刀轻、小。又因为最初是在清朝嘉庆年间出土发现于山东省博山的香峪村，因此又被称为“博山刀”。一般认为背文有“齐化”字样的，应该就是燕国的名将乐毅占领齐国时所铸造用于齐国境内的贸易币。

近年在山东省多处还出土发现一种燕国的尖首刀，但是刀的首部却被剪去一截，因此俗称“截首刀”，招远地区曾经一次出土162枚。燕国的尖首刀为何会在齐国被截去刀首的部位？对此，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解释。我个人认为，这可能与找零有关，或者也可能和乐毅伐齐有关。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

刀币流通使用的范围虽然没有布币广，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小看了刀币。因为在春秋的大舞台上，被称为“华夏第一相”的管仲就是以齐国的刀币为利器，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管仲又称管子（公元前723年—前645年），世人都知道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实际上他还是一位金融家，善于运用金融货币政策。他通过刺激国内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对外更是以货币为利器，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创造了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

齐桓公、鲍叔牙不计前嫌，推举管仲为相国，三人相互成全的故事早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千古佳话。因此，我们就从管仲出任齐国相国说起。

管仲就任相国之后，是如何治理齐国的呢？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评价是：“与俗同好恶”“论卑而易行”。意思是说管仲的治国理念虽然比较低俗，但是却很管用。那管仲是如何做的呢？实际上他的办法就是用钱去征服天下。

《管子·侈靡》记录了他与齐桓公的一段对话：“今周公断指满稽，断首满稽，断足满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意思是说周公时代，到处都是堆积的被砍下来的手指头、脑袋以及脚趾，但是老百姓并没有屈服。管仲认为这不是因为人的天性，而是因为太穷了。因此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著名观点。他的本意不是说人过上好日子就会遵守秩序，而是说老百姓吃不饱饭就很难管。因此，他主张要藏富于民，让百姓手中有钱，并鼓励民众进行消费。

齐桓公想增加税收，管仲反对，说老百姓都是你给他东西他才高兴，拿他的东西他就不乐意。收税本质上就是强行抢夺，即“夺于天下者，国之大贼也”。齐桓公问，那怎么办？管仲建议他用钱到市场上去赚钱，而不是直接从老百姓手中去拿。管仲说要让老百姓只看见君王给大家发东西，而看不见君王从老百姓手里拿东西，这样君王拿走多少他都说君王好。因此，他主张让万物都流动起来，然后按照市场的规律，用货币驾驭好粮食和万物的关系。只要你把钱用好了，“民力可得而尽也”，即老百姓的所有努力，就全都是在为你创造财富了。

他说：“弊（币）也者，家（价）也。家（价）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意思是说货币是用来表示价格的，价格是依据人们对某种产品的重视程度而确定的。管仲对货币和价格的这一认识，实在让人惊叹，即使放在现代也是非常先进的。因为现代不是每个经济学家都能看到供求关系中产品数量对价格的影响，而管仲早在两千七百年前，就已经看到单纯的稀缺并不能直接影响价格，只有需求的强度才会对价格产生影响。因此，他要通过制造强需求来影响价格，从而实现他用钱去征服天下的目的。

于是管仲提出：“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通货”这个词现代汉语还在使用，意思就是钱。当时各诸侯国实行的是自由铸币政策，因此各国对货币的选择只有偏好，并没有限定。管仲为了吸引各国商人来齐国贸易，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并大量铸造齐国的刀币，他也因此被视为官方铸币的创始人。

管仲虽然大量铸币，但实际上他所看重的似乎并不是货币的发行权，而是汇率差价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当时各国间流通的主流货币是黄金，各国商人来齐国贸易携带的也都是黄金。管仲就大幅度地降低齐国刀币对黄金的比价，刀币贬值，黄金涨价，外商乐于将黄金换成齐国的刀币。因为黄金在齐国的购买力增强，人们就觉得齐国什么都便宜，各国的商人就全来了，市场一下子就活跃起来。这样管仲以国家资本操作汇率的方式，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市场的繁荣。

管仲和齐桓公做这些事情背后都是赚钱的。比如商人用黄金换齐刀的时候，他们用齐刀贬值带动更多产品销售，商业税收入就增加了。等商人想把手里的齐刀兑换回黄金的时候，因为黄金升值了，他们又赚到了汇率差价。粮食丰收了，他们大量收购避免粮价下跌；春荒的时候，他们出售粮食，这样既赚到了钱，又避免了饥荒。市场繁荣了，很多穷人也有了就业机会。他们的给予都是老百姓看得见的，而获利却是百姓所不知道的。

管仲用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兴办工业区发展手工业，兴办商业街，发行官方货币，平衡粮价、物价与货币的关系，以市场化的手段激活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让齐国的都城临淄成了整个东周列国最繁盛的贸易重镇。琳琅满目的各种意想不到的商品全都在市场上出现了，全社会的创新能力都被激活了。为了更好地服务天下客商，管仲甚至还做了一件很让人羞耻的事，就是在齐桓公的内宫旁边开设了七家官办的妓院，这让他又成了中国风化行业的祖师爷。

管仲繁荣了齐国的商业，并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之后，他用金钱来征服天下的大戏就要开场了。管仲导演这场大戏的目的，就是既要用钱生钱，也要用钱来管理齐国的民生，更要用钱征服天下，概括来讲就是用钱来实现他的所有目标。基本的剧情就是用齐桓公的权势制造需求影响物价，然后再用物价的变化操控粮食与万物的关系，最后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

第一个目标选的是邻国鲁、梁。管仲发现鲁、梁擅长生产一种粗厚光滑的丝织品“绨”，于是就让齐桓公带头，也要求他周围的人都穿绨做的衣服，并要求所有齐国人都不许生产绨，只能从鲁、梁购买。上行下效，齐国的百姓都开始穿绨做的衣服。这时管仲就找来鲁、梁的商人，出高价从他们那里进口绨，数量不限，越多越好。消息传到鲁、梁后，上至国君下到百姓，都认为这是发财的机遇，于是全国都投入绨的生产。一年之后，鲁、梁都城里全是拉满了绨的车辆，尘土飞扬，简直看不见人。管仲一看时机到了，就对齐桓公说，你从现在开始带着老百姓都改穿轻薄丝绸做的衣服，并跟鲁、梁断交。十个月之后鲁、梁就开始出现大面积的饥荒，齐国将粮价提高了100倍。因为现种粮食已经来不及了，鲁、梁的国君为了百姓不被饿死，只好归降齐国。

虽然很多人从这个故事里看到了确保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但是市场就是个魔鬼，人们又怎么可能不去做最赚钱的生意呢？所以，大家虽然都知道粮食的重要，并看到了鲁、梁亡国的悲剧，但是管仲这一招还是屡试不爽。接着中招的是代和衡山两国。

代国盛产白狐狸皮，管仲就让齐国的商人高价收购。代国的老百姓就都进山抓狐狸去了，于是庄稼被荒废了。代国的命运最后与鲁、梁一样，为了百姓不被饿死只能向齐国投降。衡山国善于生产兵器，管仲如法炮制——高价购买，引发多国跟进，兵器瞬间就涨价10倍，导致衡山国全民锻造兵器，而无人再愿意种田。这虽然引起了衡山国国君的警觉，但是他发现市场上的粮价还算平稳，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齐国不但用高出市场10倍的价格收购粮食，还停止粮食出口，衡山国最终也只能步鲁、梁、代国的后尘归降齐国。

管仲不但用齐刀这一货币手段吞并了鲁、梁、代、衡山这些小国，甚至还使南方的大国楚国屈服。公元前681年，在齐桓公执政的第五年，管仲辅佐齐桓公开了以诸侯盟主的身份主持天下会盟的先河，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此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三、圜钱：一种创新的钱币形制

上一节我们讲了先秦四大货币体系中刀币的来源及其发展演变，以及管仲以刀币为利器，辅佐齐桓公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春秋霸业的故事。这一节我将给大家介绍先秦四大货币体系中圜钱的来源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

圜钱是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在以往贝币、布币、刀币之外，新出现的一种独立的货币系统。我们知道布币来源于铲形的农具，刀币来源于生产工具刀削，那圆形带孔的圜钱又来源于什么呢？

关于圜钱的来源，目前还存在分歧，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圆形的圜钱是从手工工具纺轮演变而来，并举出早期的“垣”字以及“共”字圜钱的边郭与穿孔之间尺寸上的比例与仰韶附近出土的纺轮边郭与穿孔之间尺寸的比例相同为证。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圆形的圜钱由古代的玉璧发展而来，并列举古代文献中有以玉为币的记载作为依据。

有关圜钱的来源，钱币学术界的观点虽然还不统一，但是多数专家认为圜钱可能最早产生于魏国，后来被秦国所采用并得到推广。但是，也有个别的专家认为，圜钱最初可能是秦国在商鞅变法时才开始铸造的。为了便于后面的分析介绍，我们还是先来看看魏国、秦国以及其他国家铸造和使用圜钱的情况。

魏国的圜钱，就目前所知，有字的圜钱以“安臧”钱为最早。安臧圜钱直径35毫米，孔径1毫米；钱文右列直读，书法古朴浑厚，背面平素。安臧应该是地名，但是现在已经不知道位置所在。因为数量稀少，学术界对这一早期的圜钱还无法做详细的研究。

继安臧圜钱之后而续起的是“济阴”圜钱，最初的济阴钱与安臧钱相同，直径31~38毫米，孔9~10毫米；钱文横读，有正写、反写两种，字体也是大篆，但是铸工比安臧圜钱工整。济阴也是地名，在今山东省定陶境内，最初是曹国的都城，后来被魏国兼并。济阴自来就是东方诸国经济的中心，商业贸易发达。因此，济阴圜钱是先秦圜钱中流通时间最久、变化最多的一种。

到了战国中期，当黄河、淮河一带的圜钱铸造都已经十分凋敝的时候，在西面却有两处铸钱中心兴盛起来。一个是陕虞之间的垣邑和两周，另一个是晋中、河东一带的蔺和离石。

“垣”字圜钱，面铸“垣”字。垣本来是魏国的蒲坂，周赧王十二年（前303）被秦国攻占，次年两国修好，秦国遂将蒲坂还给魏国，之后蒲坂改称“垣邑”。始皇九年（前238）垣又被秦国攻取，复改名为蒲坂（位于今天山西省永济市）。有的书中将“垣”这一地名误释为今天山西省的垣曲县，这是错误的。

“垣”字圜钱应当铸造于魏国将“蒲坂”改名为“垣”的六十四年之间。它是圜钱中数量较多的一种，范式较为复杂。早期的“垣”字圜钱直径40毫米左右，小穿孔约6毫米，重10克左右；文字工整，有右读、左读、传形等版式。后期的“垣”字圜钱出现减重，直径多在35毫米以下，孔径变为9毫米，重量仅6克左右。

“共”字圜钱，面铸“共”字。“共”也是魏国的地名，位于今天河南省辉县。“共”字圜钱模仿自“垣”字圜钱，范式十分相像，后人就称它们为姊妹钱。“共”字圜钱可能开铸不久就因故停止了，因此传世数量很少，尺寸变化也不大。其直径43~45毫米，孔径5~7毫米，重14.8~16.5克。

“共屯赤金”圜钱，面铸“共屯赤金”四字，旋读。共屯赤金的意思是，“共”地铸造的单位为“一釿”的纯铜货币。这里的“屯”指“纯”，“赤金”指的是铜。它的直径为40~42毫米，孔为5~6毫米。数量稀少。1982年山西省侯马市出土一枚，为唯一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共屯赤金”圜钱。

“桼垣一釿”圜钱，面铸“桼垣一釿”四字，旋读。直径35~38毫米，孔径12~14毫米，重12.9~15.7克。“桼垣”也是地名，是魏国上郡的属县，位置在今天陕西铜川西北。

“半釿”圜钱，呈半圆形，中有一小孔，面铸“半釿”二字，是一种异形圜钱。1991年首次发现于陕北的富县，与“桼垣一釿”圜钱同出一罐。“半釿”圜钱是20世纪发现的先秦货币的一个新种类。

（二）

文献记载，秦国在秦惠文王二年（前336）“初行钱”。这是见于文字的秦国正式使用货币的最早记录，应该也是秦国官方铸造货币的开始。甚至《史记·六国年表》在这一年秦国的条目下，也特别记载了“天子贺行钱”，意思是说连当时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周天子，也派代表来到秦国祝贺。

秦国早期的圜钱目前只发现“一珠重一两十四”“一珠重一两十二”和“半圜”三种。

钱文都是小篆体，铭文中“珠”字同“圆”，指一枚圆形的钱，“一珠重一两”的意思就是一枚圆钱重一两；“十二”与“十四”目前钱币学界说法不一，但多数认为与重量无关，应该是纪年，具体指秦孝公十二年与秦孝公十四年。“一珠重一两十二”，直径37~40毫米，重13.1~16克；“一珠重一两十四”直径39毫米，重13.5克。两枚圜钱的重量正好都与战国时期秦国一两的重量相符。1996年西安北郊尤家庄战国晚期秦墓中，曾经发现一枚“一珠重一两十四”，这是此类钱币中唯一经过考古挖掘出土的一枚。

“半圜”是战国时期秦国圆形圆孔圜钱的一种，文字古朴浑厚，有传形，直径27毫米，重12.5克。据说20世纪40年代在陕西曾经有出土发现。“半圜”虽然是秦国的钱币，但是钱文却不纪重量，这又与当时秦国钱币的体制有所不同。可是从形制上来看，应该与“一珠重一两十二”“一珠重一两十四”属于同一时期。单从书法上看，似乎又显得要更早一点。如果从文字书法与形制的变化上来看，流通的时间可能比较长，并有不断的减重变化。但是因为发现的数量比较少，还很难做进一步的研究。

秦国除了圆形圆孔的圜钱，还有圆形方孔的圜钱，方孔显然是由圆孔演变而来。方孔的改革意义重大，不但确立了秦以后我国两千多年间延续使用圆形方孔钱的历史，而且也影响了中国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东亚地区钱币的形制特点。

秦国的圆形方孔钱，除了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半两钱，还有两甾、文信和长安三种。

两甾钱，面铸“两甾”，横读。形制上分有外郭与无外郭两种。钱体较大，直径29~32毫米，重约7.8克。这里的“甾”就是“锱”，《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兹，六铢也。”两甾为十二铢，正好与半两的重量相同。两甾钱经常与秦半两钱同时出土，因此可以认为是与半两钱同时期的面值相同的钱币。20世纪50年代以后，河南南阳、陕西长安、甘肃宁县、四川巴县（现重庆巴南区）等地都有出土发现。

文信钱，形制有如两甾钱，前面有向外的品行四出纹，篆书“文信”两字，无轮廓，四周有规矩折文，这种纹饰在秦汉的铜镜上经常可以见到。钱体比较轻、小，直径23~25毫米，重2.9~3.4克。秦孝文王元年（前250）吕不韦被封为文信侯。相传文信钱是文信侯吕不韦铸造的。吕不韦封地即今洛阳市河南故城遗址于1955年曾出土一块文信钱残石范，证明文信钱确实是吕不韦所铸。

长安钱，面铸篆书“长安”，文字旋读，“长”字在穿右，“安”字在穿下，文字排列特别，为方孔圆钱中所仅见。钱体比较轻、小，平背，无轮廓。直径21~23毫米，重1.8~2.5克。其铸造时代尚未考定，有专家认为是被封为“长安君”的秦始皇的弟弟成矫所铸。1991年西安市北郊汉城砖厂1号墓内出土“长安”与“文信”钱各一枚，似乎证明长安钱与文信钱都是秦国的钱币。

（三）

圜钱除了在魏国与秦国，从战国中后期开始，在位于洛阳的东西两周、赵国、齐国以及燕国也曾经铸造和使用。

两周圜钱主要出土于今河南洛阳一带，汝州也有出土。战国中期，周考王元年（前440）封其弟揭于王城（今洛阳王城公园），是为西周。周显王二年（前367）西周威公卒，公子班（一作根）于巩（今河南省巩义市西南）自立，称东周。于是周王畿内出现了东周与西周两个小国。铭文为“东周”“西周”的圜钱，就是这两个小国铸造的。

两周圜钱的特征是体形较小：“东周”圜钱直径约26毫米，孔约10毫米，重约3.8~4.2克；“西周”圜钱直径约25毫米，孔约9毫米，重约4~4.5克。两周圜钱铸工精良，数量绝少，一向被尊为“钱王”。它们在形制上有一大特点，就是都铸造有完整的内郭，这在先秦的圜钱中是比较少见的。

赵国圜钱有“蔺”和“离石”两种。“蔺”字圜钱，面铸“焛（蔺）”字，有左读、右读之别，明显是模仿自减重的“垣”字圜钱。其直径约35毫米，孔为10~12毫米，重约11.2克。“离石”圜钱面铸“离石”，大篆体，直径约35毫米，孔为10~11毫米，重约10.6克。“蔺”与“离石”都是地名，位置都在今天山西省吕梁市的离石区，战国时期为赵国的城邑。两地相距仅有四十余里，都是先秦时期著名的铸钱中心，铸钱的技艺高超。“蔺”字钱有一种带轮的，这是最早铸有外轮的圜钱，各地纷纷效仿，于是使外轮后来成为圜钱不可缺少的元素之一。但是，“离石”钱至今尚未发现有轮的，仅见无轮的一种。“蔺”字与“离石”两种圜钱，制作精整，面纹清晰，传世稀少，因此名贵异常。

齐国圜钱，形制上为方孔，钱文纪币值或是货币单位，有“賹化”“賹四化”“賹六化”三种，都是横读，正面有内外郭，背面平夷。主要出土发现于山东省的济南、章丘、日照、莱州（原掖县）、博兴以及海阳等地，多与三字刀同出。“賹”字最初有人认为就是“益”字，属于地名，并比对为今天山东省的青州市（旧称益都县），认为是西汉初年铸造的郡国钱。但是，20世纪60年代在山东省临淄附近的一座战国末年墓葬中，出土了一枚铭文为“賹六化”的圜钱，证实这一类的圜钱不是汉代铸造的，最晚不会晚于战国晚期。

“賹化”圜钱的铸造，可能与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285）派蒙武攻打齐国有关，应该是秦国打击齐国的一种货币战争手段。“賹化”圜钱的变化比较多，减重的现象也很明显。可能是当币值不能维持的时候，又新铸造了“賹四化”和“賹六化”两种大面值的圜钱。这种面值的圜钱数量比较多，大小参差不齐，减重的情形较为严重。这说明它们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铸造的。

燕国圜钱也呈方孔，钱文也是纪币值或是货币单位，有“明四”“明化”“一化”三种。“明四”圜钱以往仅见于著录，不见实物。2010年据云燕北（今河北承德一带）有出土，数量不详，直径约28毫米。“明”字见于燕明刀，如何释读，迄无定论。但书法古朴可爱，被称为先秦第一种方孔钱。“明化”圜钱的形制与铜质均与“明四”钱相同，但是比“明四”轻小，直径23~25毫米，重2.6~5克，有明显的减重迹象，出土的数量也比较少。“一化”圜钱体轻质劣，无内外郭，背平夷；直径18~19毫米，重1.1~2.6克；大小轻重，悬殊颇甚，这说明减重激烈，是先秦方孔钱中第一种轮郭俱全的钱币，也是先秦时代最小的钱币。“一化”圜钱近年来出土数量较多，动辄上千枚，是先秦圜钱中出土发现最多的一种。主要出土发现于河北北部、内蒙古、辽宁、吉林以及朝鲜的北部地区。估计是燕王喜（前254—前222在位）徙居辽东以后铸造的。

（四）

根据考古资料并结合对出土和传世钱币实物的分析，我们知道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圜钱是钱文为“安臧”和“济阴”两种。因为钱币上的这两个地名都是魏国的，所以基本上可以认定圜钱是魏国最先铸造和使用的。

作为先秦时期一种新的货币形式，圜钱的出现绝不会是偶然的，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的魏国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应该与战国初期，魏文侯任命李悝为魏国的宰相后所推行的变法有关。可以说正是在李悝所推行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方面大变革的背景之下，魏国才创造了圜钱这样一种新的货币形态。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需要从李悝所推行的那场著名变法说起。

公元前376年，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被三个分别姓赵、魏、韩的卿大夫瓜分，形成了赵国、魏国、韩国三个新的国家，这就是历史上的“三家分晋”。有史学家以此为标志，认为中国古代历史从春秋时期进入了战国时代。

进入战国以后，从晋国刚分出来的魏国为什么要率先进行变法呢？

实际上，这与魏国当时所面临的危机四伏的外部生存环境有关。魏国本来就是晋国相对落后的地区，它在富庶程度上不如韩国，在军事力量上又不如赵国。因此，进入战国以后，在各诸侯国之间战争日益频繁的形势下，魏国外部的军事压力日益增大。这是因为魏国西边一河之隔是秦国，北边是赵国，东边是韩国，南边越过中条山和黄河是秦、楚、郑三国相互拉锯争夺的地带。这样魏国就被紧紧地挤压、围困在晋东南一隅，随时面临强邻的攻击，可谓是“四战之地”，危机四伏。

处于这种恶劣的外部生存环境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战争，而打仗就要消耗人力物力。因此魏文侯需要增强魏国的实力，并加强他动员并调配魏国各种资源的能力和效率，以保证在对外战争中能够取胜。因此，他要加强中央集权。这就是他任用李悝为相，实行变法的根本原因。据《史记》记载，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尽地力、善平籴、制法典”三个方面。

所谓“尽地力”，实际上就是一种重农政策。李悝认为田地的收成和为此付出的劳动成正比。一百平方里之内，有土地九万顷，除了山泽人居占三分之一，可开田地六万顷。“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意思是说百里之地，每年的产量，由于勤与不勤，或增产一百八十万石，或减产一百八十万石。此数字关系重大，因此必须鼓励并督促农民勤于耕作，增加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防灾荒。

“平籴法”是为了调剂丰年和灾年，以平衡粮价。李悝认为粮价高则对民不利，谷价低则伤农。因此，必须兼顾民和农双方的利益。他指出，五口之家的小农，每年除衣食、租税和祭祀等开支外，还要亏空若干枚钱，这就是农民生活贫困和不安心于田亩的原因。因此，他将丰年分成大熟、中熟、小熟三个等级，按比例向农民籴粮；把荒年也分成大饥、中饥和小饥，在大饥之年把大熟之年所籴的粮食发放给农民，其余则类推。这样可使饥岁的粮价不致猛涨，农民也不会因此而逃亡或流散，取有余以补不足。这样就极大地促进了魏国农业生产的发展，魏国因此而富强。

“制法典”指政治上实行法治，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按“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原则选拔官吏。有赏有罚，唯才是用。因此，制定了《法经》，分《盗经》《贼经》《囚经》《捕经》《杂经》《具经》六篇，以加强法制。这部《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也是以后各朝立法的蓝本。

李悝变法不但增加了魏国的国力，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之一，同时还揭开了战国大变法运动的序幕，后来各国纷纷效法魏国实行变法。譬如，韩国的申不害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齐国的邹忌变法，以及秦国的商鞅变法，无不受到李悝变法的影响。这些变法活动最终汇成了一股时代的潮流，成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成效最显著的一场变法运动。

李悝在推行上述变法措施的过程中，为了便于加强对社会的管理，特别是提高对社会人力、物力等资源的筹集、调拨的能力，以及“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因此在魏国原来使用布币的基础上，又新创设了圆形圆孔的圜钱这样一种新的货币形态。

圜钱在魏国产生之后，因其形制新颖、大小适中，并纪有面值，加之便于携带等诸多优点，而被秦国、赵国、齐国、燕国，以及东西两周效仿。圜钱除大小轻重之外，从形制上可分圆形圆孔和圆形方孔两种式样；从边郭上又可分为有轮廓和没有轮廓两种形制；从币面铭文看，已经发现二十余种。

一般说来，魏国、赵国、东周及西周的圜钱多铸地名、国名，有的是地名加币值或货币单位；秦国、齐国、燕国的圜钱多铸币值或货币单位。

圜钱虽然是战国时期币制中的一个小体系，但却是一种承上启下的重要货币形态。它的出现，意味着除南方楚国以外的黄河流域的货币形制，在战国中后期已开始了初步的统一趋势。

四、蚁鼻钱：楚文化的代表

上一节我们介绍了先秦四大货币体系中圜钱的来源及其发展演变，这一节我将继续给大家介绍先秦四大货币体系中“蚁鼻钱”的来源，及其与楚文化的关系。

（一）

所谓“蚁鼻钱”，是指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在南方的楚国境内出现的一种完全独立的货币形态。我们知道布币来源于铲形的农具、刀币来源于生产工具刀削、圜钱来源于纺轮或者是古代的玉璧，那形状奇特、质轻价低的所谓“蚁鼻钱”又来源于什么，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古代楚国所流通使用的这种上端大、下端小，正面凸起，背部平整的货币，明显是由殷商时期的青铜贝币演化而来的。因为它在形式上仍然保留了贝壳的式样，因此被称为“楚贝”，即楚国的青铜贝币，这似乎更为名实相符。但是，在自宋代以来的各种钱谱中，却都称之为“蚁鼻钱”或“鬼脸钱”，这又是为什么呢？

南方的楚国很早就使用龟、贝作为货币。《竹书纪年》记载：“周厉王元年，楚人即来献龟、贝。”这说明西周的时候，楚国还在延续自商代以来就用龟、贝作为货币的传统。

楚国进入春秋以后铸造的这种青铜贝币，形制奇特、体积轻小，高约18毫米，重约3克，一端有穿孔，总体上虽然为不规则的凸面椭圆形，但是形似海贝，这说明它们是从古代的贝币演变来的。钱币正面铸有阴文，阴文的形状常见的有两种，一种像是“咒”字，另外一种像是“紊”字。

对“咒”字形状的贝币，以往钱币学家及古文字学家有多种不同的考证和解释，但是意见始终不能统一。实际上，它们很可能就是古代“贝”字的楚国写法，其式样与“贝”字在金文中的写法十分相近。因此，被释读为“贝”字可能更符合实际。

“紊”字形状的贝币则有“圣朱”“各六朱”等不同的释读。铭文如果释读为“各六朱”，那这就是一种纪值的青铜贝币，两枚纪重六铢的青铜贝币就可以抵换一枚半两钱或者是一枚两甾钱。因此，有人认为这可能是秦国铸造的，用以对楚国发动货币战争。也有人认为这可能是楚国为了与秦国进行交易而铸造的“贸易币”。孰是孰非，因为资料缺乏，还无法确定。

另外，还发现有被释读为“君”“圻”“安”“金”“匋”等字的青铜贝币。近年来还不断有新的品种被发现，但是都数量稀少，而且所表示的寓意也都更加不明确。

古代楚国使用的这种青铜贝币，因为史书中没有记载，宋代以后，世人不知其来历，没有办法给它们起名字，因此只能凭主观上的想象来称呼它们。其中，阴文形状像“咒”字的那种青铜贝币，文字的形状与上端大、下端小的钱形相结合，再与一端的小穿孔组合起来看，很像是一张丑陋的面孔，于是被俗称为“鬼脸钱”。众人不知就里，望文生义地认为是做殉葬用的冥钱。

阴文形状像“紊”字的那种青铜贝币，看上去又像是一只蚂蚁趴在人的鼻子上，因此被形象地称为“蚁鼻钱”，以为是古人盖房或者是修筑堤坝时，用来防止蚂蚁侵蚀用的冥钱。以讹传讹，约定俗成，于是大家就都用“蚁鼻钱”来称呼它们。

据不完全统计，楚国的这种青铜贝币出土发现的数量已经超过15万枚。其中，“咒”字形状的即所谓的“鬼脸钱”占90%以上；其次是“紊”字形状的所谓“蚁鼻钱”；其余字形的都属于个别发现，数量稀少。但是，社会上却将它们都笼统地俗称为“蚁鼻钱”。这种青铜贝币早在宋代已有记载，但是并未引起太多的注意。随着近几十年的出土发现，因出土发现数量巨大，开始引起世人的瞩目。发现的地域几乎涉及战国时期楚国势力所及范围。其中以河南为最多，其次是安徽、江苏以及山东南部，而湖北、湖南一带则相对较少。

（二）

蚁鼻钱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应该是早期青铜贝币发展的高级形式，这与楚国的历史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大家知道，天然海贝早在商代早期就已经得到广泛的使用。后来由于人口的增加以及贸易关系的不断发展，天然海贝因为数量稀少，越来越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开始出现了以天然海贝为模本，使用兽骨、软石、蚌壳、陶土、玉髓等各种材质仿制的贝币，如骨贝、蚌贝、石贝、陶贝、铜贝等。在仿制的各种贝币中，最有意义的是铜贝，因为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的先民们已经开始铸造使用金属货币了，这在货币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用青铜仿铸的贝，即铜贝，大致出现于商代晚期的墓葬中。1953年在原来属于楚国境内的河南安阳商代墓葬中出土了最早的铜贝，虽然仅有3枚，但是意义非凡，因为这是首次在商代墓葬中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铜贝。它比西方最早的金属铸币，即小亚细亚古国吕底亚于公元前640年（相当于我国春秋中期）铸造的琥铂金银币要早将近五百年，这说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铸造金属铸币的国家。

这种铜贝形制上完全模仿自天然海贝，面部凸起，背部内凹，应该是中国最早的金属铸币。近年，在原楚国境内的山东淄博发现一批铜贝。这些铜贝体形扁平，呈水滴状，底部与尖部各有一小孔，式样已经脱离了天然海贝的形状。

古代楚国的青铜贝币，从模仿天然海贝的无文铜贝到铸文字的蚁鼻钱，仿铸的贝币从保留有贝币上一条从上到下的齿纹槽沟，到蚁鼻钱以铸文字代替齿纹槽沟，标志着楚国的蚁鼻钱比无文铜币更进了一步，虽然形式上还没有完全从贝壳的形状中摆脱出来，但是它已经是早期青铜贝币发展的最高形式。

关于楚国青铜贝币铸行的时间，目前还没有结论。但它无疑是楚国最古老的货币，很早就开始流通使用了。根据考古发掘报告，蚁鼻钱主要出土于河南、江苏；而鬼脸钱在湖北、湖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都有发现，且数量巨大。例如，1963年湖北孝感野猪湖一次出土鬼脸钱5000多枚。从出土的墓葬年代来看，蚁鼻钱铸行于春秋后期至战国早期即公元前5世纪，鬼脸钱铸行的时间要晚一百多年，大约是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中晚期。

楚国的先民最初是从位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河南新郑地区南迁的，刚开始的时候疆域并不算大，以后随着势力向南方的扩展，面积也逐渐地开始扩大，在保留、沿用原来的殷商文化的同时，也开始吸纳一些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如尊凤尚赤、崇火拜日、喜巫近鬼等南方的习俗。这样一来，楚国与中原地区周灭商之后，被周王所分封并深受周文化影响的各诸侯国在文化上就出现了分野，楚文化就是在这种既坚持主源又兼收并蓄的过程中初步兴起了。时间越长，这种差异就越明显。而蚁鼻钱与布币、刀币、圜钱在形制上的差别，就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差异性在货币上的体现。后来随着楚国势力的扩张，蚁鼻钱的流通范围也随之扩大，并逐渐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形成了一种独立于中原地区的新的货币体系。

楚文化影响的地域非常广大，现今湖北省大部、河南西南部是早期楚文化的中心地区；河南省东南部、江苏、浙江和安徽的北部，以及湖南、江西为晚期楚文化的中心。因此，蚁鼻钱主要就出土发现于上述地区。

（三）

一枚小小的蚁鼻钱，质轻价低，在日常小额交易使用的时候还可以，但如果碰上大额的支付，就会很不方便。那楚人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文献记载，楚庄王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嫌蚁鼻钱面值太低，大额交易不方便，一度铸造发行过一种“大钱”。但是，有关“大钱”的具体式样史书中并没有记载，只是说因为民众都反对铸造大钱，最后只好作罢。

实际上，楚国使用的铜币有两种，除我们前面介绍的蚁鼻钱之外，还使用一种代用币性质的青铜钱牌，面值有一铢、二铢、四铢三种规格。这种青铜钱牌呈长方形板状，制作工整，面背通体饰云气纹，四周边缘有郭。正面中央铸两圈圆形突棱，两圈之间有右旋读篆文四字，分别为“视金一朱”“视金二朱”和“视金四朱”。

钱牌是由清代道光年间山东的刘庭燕首先发现的。因为资料稀少，20世纪80年代以前，钱牌仅仅被列为“奇品”或“无考品”，几乎不为人所知。但是，著名钱币学家罗伯昭先生根据字形纹饰，敏锐地提出了极有见地的观点。他认为这种青铜钱牌“与寿县楚墓出土之漆木板花纹极相似，则非秦以后物可知也”。80年代以后，湖北大冶、阳新、蕲春相继出土发现了总数近20块（包括残缺者）面文不同的钱牌，而且多与布币、蚁鼻钱同时出土。因此又引起了钱币学界的广泛关注。

对钱牌铭文的释读，过去意见分歧主要是前两字，但是以读作“良金”影响较大。20世纪90年代后，有学者释读为“见金”，后来又参考《郭店楚墓竹简》先秦文字形义释读为“视金”，意即铜钱牌可比照或视同黄金一朱（二朱或四朱）。钱牌是战国中晚期楚国铸行的一种地方性货币，属于代用币，估计使用的时间并不长，数量也不多。但是，它无疑是为了弥补蚁鼻钱面值太低、大额交易不方便而使用的。

实际上，当时楚国商业上的大额支付以及社会上层的馈赠，主要使用的是黄金，蚁鼻钱主要供底层民众日常使用。

楚国因为盛产黄金，因此很早就有使用黄金的记载。楚国的黄金铸币有金版与金饼两类。金版、金饼可根据需要切割成小块，用天平称量使用，仍属于称量货币范畴。

金版圆形的很少，多数都铸成不规则的方形，多呈扁平的长方形。有的四角上翘呈不规则的方形，或四角拱曲如瓦片状。虽然外形各异，但是上面都钤有一颗带文字的方形小印戳。这种金版宋代时已有出土，称“印子金”，多见记载于旧图谱。印戳文字以“郢爯”“陈”为多见，此外还有“专爯”“隔爯”“卢金”等，但数量极少。“爯”字旧读为“爰”，近年有学者发现西汉泥制冥币金版上的文字作“郢爯”，并参考《包山楚简》，重新释读为“爯”，“爯”通“稱”（称）。此释读遂成定论，但具体解释尚不一致。金版使用的时候根据需要切割成小块，用天平称量。这说明它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黄金铸币，仍然属于称量货币。

郢爯：正面钤有“郢爯”字样的方形印戳，印戳根据金版的形状排列。一块完整的金版，印戳数常有16~24个。“郢”为楚国国都，在今湖北省江陵县附近。“郢爯”金版是迄今发现的楚金版中数量最多的一种。1984年河南省息县临河乡霸王台东周遗址曾出土一枚铜质、文字为“郢爯”的印模。1971年3月湖北江陵纪南城楚郢都遗址发现“郢爯”，证明晚至楚都东迁（前278）以前，“郢爯”已出现，但具体开始使用的时间仍不确定。在长沙等地的西汉初期墓中曾发现仿“郢爯”的泥版冥币，说明长沙一带亦在“郢爯”流通范围之内，甚至西汉初年楚旧地仍在使用。1969—1970年安徽阜南、六安出土5块“郢爯”金版，测得平均每块重量为268.8克，通过实测长沙楚墓砝码所得，楚人的一斤重251.53克，可知每块“郢爯”金版比一斤略重。

陈爯：形状与“郢爯”大致相同，不同之处仅是除长方形及不规则方形外，另有作圆饼形状者，印戳排列亦不如“郢爯”整齐。“陈”为地名，在今河南淮阳县。一般认为“陈爯”是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楚迁都于陈后所铸。咸阳出土8块“陈爯”，测得平均每块重248.38克，与楚一斤重量接近。

除了金版，楚国使用的黄金货币还有金饼。金饼是一种圆饼形的黄金铸块，也称“圆金饼”。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15号楚墓中曾出土模仿金饼的泥质冥币金饼，同出的还有泥质“郢爯”。在河南襄城北宋庄村出土的金饼中，完整的一块刻有计数符号，重251克，与长沙楚墓砝码所得楚一斤重量一致。

此外，考古发现证明战国时期楚国流行用金版、金饼的仿制品随葬。如黄濬《衡斋金石识小录》记载曾有铜版上钤印“郢爯”字样。另有鎏金铜版、钤印有“郢爯”印戳的泥版、外包金银箔的铅饼、泥饼冥币等，其中包金银箔的铅饼和泥饼冥币曾在长沙左家公山15号楚墓中出土。

（四）

位居南方的楚国，在货币的使用上与中原地区的各诸侯国明显不同。中原地区各诸侯国日常使用的货币分别是源自铲形农具、手工刀削以及纺轮或者是玉璧的布币、刀币以及圜钱。虽然贵族等社会上层大额支付的时候也使用黄金，但南方楚国的货币却与它们不同。首先是在日常交易中，楚国使用的主要是俗称为蚁鼻钱的青铜贝币，而不使用布币、刀币以及圜钱；其次是为了弥补青铜贝币质轻价低的不足，另外使用一种面值较大的青铜钱牌；最后是社会上层的贵族们不但大量使用黄金，而且将其铸造成金版或金饼的式样，称量使用。

位居南方的楚国在货币的使用方面，为什么会与北方中原地区的各诸侯国表现出如此大的差异呢？

实际上，这正体现了楚文化的独特性。楚国无论是在文物制度方面，还是在思想信仰方面，大部分直接因袭、继承殷商的旧制，而与殷商灭亡之后周朝在中原地区所分封的各诸侯国有显著的差别，因此最后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楚文化。

楚文化是中国古代先秦时期，位居南方的诸侯国楚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它也是古代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域上，楚文化以江汉地区为中心；在内容上，它是由楚人创造的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开放而多元的南国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它以原始宗教、巫术、神话为总体特征。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我们看到蚁鼻钱时，总会有一种原始、神秘的感觉。

五、钱币的交流与融合

前几节介绍了先秦时期的四大钱币体系，它们分别是：中原地区的布币、北方的刀币、西部的圜钱，以及南方的铜贝。

有人可能要问：先秦时期这些形制各异、大小不等的布币、刀币、圜钱、铜贝，它们之间的重量、尺寸差异都很大，那是如何进行兑换的呢？另外，当时的钱币为什么会如此地形制各异？后来又是怎样统一为圆形方孔钱的呢？

本节，我将围绕上述三个问题，来说说各种形制不一的钱币是怎样交易、兑换、融合，以及最后实现统一的。

（一）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当时形制各异、大小不等的钱币是如何进行兑换的？

这个问题实际上很简单。春秋战国时期的钱币虽然形制各异，分为四大钱币体系，但它们都是用青铜铸造的，都属于早期的金属称量货币。这种称量货币的价值主要取决于金属的重量和纯度，与它们的形状没有多大的关系。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形制上各不相同的青铜铸币，相互之间是依据它们的重量进行兑换的。

最初的时候，兑换时都要称重量，后来之所以要在货币上注明重量，就是为了方便交易和兑换，因此称为称量货币。如布币中的“釿布”，有的为一釿、有的为半釿，再如圜钱中的“一珠重一两”。这里的“釿”“两”都既是货币的重量单位，又是货币的名称。

这又引出了第二个问题：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种类如此繁多的货币？

这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也可以说就是春秋战国那一特殊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关系的写照。这些种类繁多的货币，实际上正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以及货币文化的繁荣。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国古代钱币产生于商代，发展于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最后统一于秦朝，其中，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古代钱币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就如同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在我国思想史中处于群星闪耀的地位，春秋战国时期灿烂夺目的钱币文化，也是我国古代钱币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璀璨绚烂的阶段，始终闪耀着创新的光芒。

在悠久、灿烂的先秦钱币文化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当时经济的繁荣、商业的兴盛以及文化的交流和军事的斗争。这都与春秋战国时期高度发达的商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商业的迅猛发展又是以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

前文已经讲过，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开始使用牛耕，铁质农具也得到了推广，人们已经懂得施肥并修建了许多的农田水利设施。如大家熟悉的郑国渠、都江堰等跨世纪甚至沿用至今的重大水利工程，都是当时修建的。手工业、家庭副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更是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各个城邑都纷纷设置了用于交易的“市”。

先秦文献中就有很多关于“市”的记载。

《管子·乘马》记载：“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

《战国策》记载：魏国大梁以东方圆五百里内“大县十七，小县有市者卅有余”。

齐国的丞相晏婴的家因为“近市，湫（jiǎo）隘嚣尘”（《左传》），意思是因为距离集市太近，过于喧嚣热闹，齐王建议给晏婴另外建个新居。但是，鲁国的大夫因为对晏婴有意见，就讽刺说：“贾欲赢而恶嚣乎？”意思就是说，商人既然想赢利还怕喧嚣吗？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市场的众多与繁荣。

“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墨子·贵义》）

“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管子·禁藏》）

这些记载则形象地描述了商人的机敏和为了赢利而不辞辛苦、四处奔波的职业特点。这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商人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职业群体。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史记·货殖列传》）

“一贵一贱，极而复反。”（《越绝书·枕中》）

“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国语·越语》）

这说明当时以范蠡、白圭为代表的商人，在实践的基础上已经具有了很深的商业理论，懂得利用价值规律来谋取利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商业的发展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

当时的许多商界名流不但叱咤商场，还在文化与政治生活方面，甚至是军事斗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而名垂青史。例如：子贡“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并资助他的老师孔子讲学，传授儒家思想；吕不韦资助秦国公子子楚回国继位，以此谋得相位，施展其政治抱负；郑国的“弦高犒师”智退秦兵，为郑国赢得了宝贵的防御准备的时间；诸如此类的典故，都是商人参与文化、政治乃至军事活动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典型事例。因此我们说，正是春秋战国时期高度发达、繁荣的商业经济及城市生活，才能够孕育出如此多姿多彩、璀璨夺目的先秦钱币文化。

（二）

春秋战国时期形制不同的各国钱币，后来是怎样统一为圆形方孔钱的呢？

实际上，这是一个逐渐演变的缓慢过程。虽然直到秦国统一六国才最终完成了统一各国钱币的使命，但是，这种统一的趋势早在春秋末期就已经开始。进入战国以后，随着各国交往的频繁，各国形制不同的钱币相互之间交汇、融合的演变趋势也加快了。

战国时期，随着兼并战争的进行，各诸侯国领土的变化非常频繁，这势必影响钱币的变化。特别是这一时期各国纷纷推行变法活动，相互借鉴、学习邻国的一些先进做法成为一时的风尚，这更加促使各国的钱币，不可避免地发生交汇融合、借鉴学习，从而出现了一些跨区域的钱币，以此开启了中国古代钱币统一的趋势。

下面就举例介绍各国钱币相互之间交流、融合的一些具体事例。

魏国的圜钱

魏国的货币本来是铲形的釿布。这种布币因为铸有重量单位“釿”字而得名，又因为两足之间像个桥孔，也被称为桥足布。魏国经李悝变法以后，在军事家吴起的率领下开始向西拓展地盘，从秦国手中夺走了黄河以西的“河西之地”，建立了河西郡，并铸造了一种圆形的钱币“桼垣一釿”。这里的“桼垣”是地名，位于今天的陕西铜川一带；“一釿”本来是魏国的货币单位，如在这之前的“安邑一釿”布币，就是立都安邑（位于今天山西西南部的夏县）时期铸造的。“桼垣一釿”用地名加重量单位作为钱币的名称，这是典型的魏国钱币名称的表达方式。但是，钱币的形状却不再是魏国传统的铲形布币，而改成秦国的圆形圆孔圜钱，这明显是受秦国的影响。

另外，还有“垣”字圜钱和“共”字圜钱。“垣”是魏国的地名，地处今天山西省永济市，因为位于《列子·愚公移山》记载的愚公发动子子孙孙要移走的那座王屋山下，因此又被称为“王垣”。“共”也是地名，位于今天河南省辉县。这两个地方在战国时期被秦国和魏国交替控制过，处于两国拉锯的状态。因此，魏国的“垣”字圜钱和“共”字圜钱，应该也是受秦国的影响而铸造的。

赵国的圜钱和小型刀币

赵国本来是铸造使用铲形方足布的地区。但是，在公元前328年魏国将黄河以西的土地全部割让给秦国之后，赵国的位于黄河岸边、今属山西吕梁地区的“蔺”和“离石”两地，就与秦国隔河相望，成为秦国下一个要兼并的对象。因此，“蔺”和“离石”两地在秦国和赵国之间，曾经被多次交替占领。《战国策》中就有秦国攻占“蔺”、“离石”和“祁”三地之后，赵国以王子为人质，请求用其他三座城池换回“蔺”、“离石”和“祁”，后来赵国得到这三个城池之后又不认账的记载。因此，赵国的“蔺”和“离石”两种圜钱，应该就是当时秦、赵两国相互争夺两地的历史见证。中学语文课本选入的《战国策》中那篇著名的《触龙说赵太后》实际上讲的就是这段历史。

赵国的主流货币除了铲形的布币，还有一种尖首刀。但是，赵国在战国时期还铸造过一种小型的刀币，它与传统的尖首刀完全不同。这种小型刀币的刀身挺直，刀体较薄，刀头略圆，上面铸有“甘丹”两字。“甘丹”早就被学者认定就是赵国都城邯郸的简写，又在赵国的小型尖足布币上出现过，因此，铸有“甘丹”地名的这种小型刀币尽管不符合赵国尖首刀的形制特点，但是却符合赵国在钱币上铸造地名的传统，因此，最终仍然被认定是赵国铸造的钱币。这应该和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一样，显然也是受北部的“戎狄”等游牧民族的影响而铸造的。

中山国的刀币

中山国是白狄的一支——鲜虞——建立的政权，公元前414年立国不久就被魏国攻灭，余部潜入山中历经二十多年休养生息后，于公元前380年东出太行，重新建立了中山国，以灵寿城（今河北石家庄北部平山县）为都城。立国八十多年，于公元前296年又被实行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的儿子赵惠文王二次灭国。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中山国都城灵寿城旧址发现了中山国的铸钱遗址，出土了大量刀身笔直的小型刀币，其中大部分的铭文为“成白”两字，另外还有“白人”两字的，形制大小都与前文介绍的“甘丹”刀币非常相像。在残存的陶范上还可以看到“成白”字样，证明这里曾经是中山国的铸钱作坊。另外还出土发现“甘丹”刀币。这说明赵国铸造的“甘丹”刀币明显是受中山国“成白”刀币的影响，应该主要是与中山国开展贸易时用的。

在灵寿城铸钱遗址中，还发现了本来不属于中山国货币的“焛”字圆足布、明刀等他国钱币的钱范，以及一些散见的使用后被废弃的坩埚和钱范残块。很明显，这里是为商人铸造钱币的场所，可能不属于官营，而是民间作坊。这些民间的铸钱作坊可能是根据商人的贸易需要而铸造各地流通使用的钱币，是各国钱币相互融合的一个重要途径。

齐国的“名”刀

齐国本来流行的是一种大型刀币，俗称“齐大刀”。但是，自清代以来又新发现一种与齐国传统的大刀完全不同，却与燕国地区晚期的尖首刀相似的所谓齐国“明”刀。它与燕国的“明”刀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刀币正面的“明”字右边的部首呈三角形的方折，并且向下拉得很长。这种刀币大多发现在山东，甚至在莒县附近还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铸造这种刀币的泥范，证明这种有燕国标志的刀币确实当时是在齐国铸造的。这应该和历史上的乐毅伐齐有关。公元前284年，燕国大将乐毅率领燕、赵、魏、楚等多国联军攻打齐国，并占领齐地长达五年之久，后来齐国名将田单用火牛阵反攻，大败多国联军，收复失地，重建齐国。这种有着燕国刀币特点的齐明刀，很可能就是燕国占领齐国期间铸造的。

燕国的“明刀”圜钱

燕国本来是使用刀币和方足布的地区，但是却出土发现有一种圜钱，分为大、中、小三种形制。这些圜钱上面都铸造有燕国刀币上特有的“明”字或“刀”字，因此被称为“明刀”圜钱。燕国的这种“明刀”圜钱，在燕国的主体部分（即今河北省中南部和北京地区）基本上都没有发现，而是较多地发现于今河北省北部、内蒙古中东部，以及辽宁、吉林甚至是朝鲜的北部地区。这些地区都不是燕国的经济中心，怎么会另外铸造一种新型的圜钱呢？

这很可能与秦国灭燕有关。公元前228年秦军俘虏了赵国国王，直接威逼燕国。燕国的太子丹情急之下招募荆轲去刺杀秦王，结果失败。秦王大怒，于是发兵于公元前226年攻下燕国的国都蓟城，燕王喜逃亡去了辽东。燕国的这种“明刀”圜钱，很可能就是燕王喜逃亡至辽东时期铸造的。但是，他不铸造燕国传统的刀币或是方足布，而是铸造成秦国使用的圜钱，此举耐人寻味。

两周的圜钱

所谓的“两周”是指战国时期东周王畿（今洛阳附近）内的两个小国，即受封于公元前440年的西周和由西周再封的东周。当时早已有名无实的周天子就寄居于这两个小国之中。两周处在西方的秦国向东进入中原或是南方的楚国向北通往三晋的交叉点上，因此，它的钱币自然受周边各诸侯国钱币的影响，除了传统使用的铲形布币，也铸造了圜钱，也就是在原来铸有“东周”“西周”铭文的布币之外，又铸造了带有“东周”“西周”铭文的圜钱，它们属于最早的铸有国名的钱币。这两种圜钱虽然体形上明显比魏国的圜钱要小，数量也稀少，但是铸造精良，还铸有内郭，因此是先秦钱币中的大名誉品。

楚国的铲币

楚国的钱币自成一体，小面额的交易使用铜质的蚁鼻钱，大面额的交易则使用黄金，这与中原地区周朝分封的诸侯国的货币制度明显不同。但是，战国后期在楚国的北部，却出现了一种形制很特殊的铲形的布币，长约10厘米，一般重达30克，铸有“殊布当釿”四字。因为体形较大，它又被俗称为“楚大布”。与这种布币相类似的还有另外一种小型的铲形布币，往往是两足相对连在一起，因此又被称为“连布”。连布重7.5~8克，4枚小布约相当于一枚大布。因此，小布也可能是大布的辅币。

这两种布币主要发现于江苏、安徽的北部，山东、河南的南部以及浙江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都是楚国后期活动的地域，而在楚国发祥地的长江中游地区却很难见到。因此，这两种布币的铸造应该与楚国后期的局势有关。战国晚期楚国在秦军的攻击之下，被迫将都城向北迁到陈（今河南淮阳），与流行使用铲形布币的韩、魏、赵等国相邻。楚国这种特殊形制的铲形布币很可能就是受韩、魏、赵等国的影响而铸造的，这表明战国后期楚国的钱币也已经开始受中原地区钱币的影响，出现了交流、融合的趋势。

考古发现的钱币资料

这一时期有关钱币的考古发现，除前面提到的中山国灵寿城铸钱遗址发现的，不属于中山国的“焛”字圆足布、明刀等他国钱币的钱范，在河南新郑的郑韩故城韩国铸钱遗址，也出土了不属于韩国的楚大布、连布、“焛”、“离石”圆足布钱范，以及锐角布的钱范。另外，2006年在北京广安门内大街曾一次出土战国货币3万余枚，其中包括韩、赵、魏、周等各国的各种方足和尖足布。类似的例子还可以找到不少，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国后期各国钱币之间相互交流、融合的情况越来越密切，货币走向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最初可能在大多数情况之下都是只用一种钱币。但是，进入战国以后，随着疆界的变迁、人员的流动，以及经济、文化、贸易往来的频繁和地域的扩大，各国之间的钱币多有交叉、混用，因此出现了很多跨区域的钱币。前文所介绍的7种钱币，基本上都属于这种情况。而考古发现的一些不属于本地钱币的钱范资料似乎可以说明：当时各国都还没有形成由国家集中钱币铸造权和发行权的认识或制度。因此，使用者所关心的只是交易地区所认可的钱币形制，而并不在乎是由谁铸造的。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反而更进一步促进了各国钱币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

在各种钱币交流融合的过程中，秦国使用的圜钱异军突起，逐渐成为各国钱币变革效仿的对象。这种趋势随着秦军向东方六国的推进而加速扩散，最后随着秦国兼并六国而成为统一的钱币形制。从此以后，以圆形方孔为特点的秦国“半两”钱，就成了中国古代固定的钱币形制，延续使用了两千多年，影响极为深远，甚至是清朝灭亡之后的民国政府初期，福建、云南两省还铸造过圆形方孔的“民国通宝”。不仅如此，也影响了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共同形成了以圆形方孔为特点的、不同于西方的东方钱币文化体系，而这正是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来源之一。